1950年夏天，布尔文夫妇决定建造自己的房子，以便“逃离他们条件恶劣的宿舍”——宿舍位于前劳动军的营房里。他们用500德国马克现金从当地一位农民那里购买了约2000平方米的林地，然后开始砍伐树木。在邻居的帮助下，他们挖好了地下室，然后又将其封掉一半，以阻止地下水的流入。当房屋检查员问“你们在那里做什么？”时，他们设法支付了要求的费用，获得了所需的施工许可。他们辛辛苦苦地为地基浇筑水泥，筑起地下室的天花板、外墙和内墙。只有在碰到太复杂的地方时，他们才会雇用工匠来建造屋顶，安装水管和电线。他们节省每一分钱，从当地一家银行获得了贷款，将他们微薄的预算扩大到总共约3.5万马克。1953年6月1日，“我们搬进了自己的家。多么美好的一天，多么自豪的感觉！”这种“个人主动性”和“互相帮助”是重建年代的典型。

正是这种坚定而充满活力的精神激励着重建，因为没有人会“帮助德国人摆脱我们自己陷入的混乱”。幸运地在战争中存活下来的那些年轻人明白，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露特·布尔文记得当时的心情：“我们必须完成它，我们要强迫它实现。现在比以前更需要！”同样，新婚的赫尔穆特·拉什多夫回想起他问半夜醒来的怀孕的妻子是否痛苦时，她回答说：“没有，但我饿。”这对夫妇住在没有自来水的狭小房间里，期待他们第一个孩子的降生，尽管准妈妈不得不辞去工作，而她丈夫在森林里的体力劳动几乎不能提供足够的钱来维持生计。“那不是一段轻松的日子，但我们以乐观的态度面对未来。”直到货币改革后，“情况才慢慢好转”。每一次买东西都要权衡再三，“我们已经习惯于没有也行”。

通过克服这样的日常挑战，魏玛一代逐渐获得了成熟和独立的感觉。虽然钦佩父亲的天主教信念和母亲应对短缺的能力，但约阿希姆·费斯特“对生存法则的怀疑正好赶上了早就应该经历的与父母分离的过程”。乌尔苏拉·马伦多夫提到，还在上高中的时候，“［我］与我的同学根本就不信任所有成年人”，他们对德国的灾难负有责任。在与她最喜欢的老师的激烈交流中，“我指责了他那一整代人，表达了我的同龄人的感受，即他们被我们的长辈欺骗，并且因为他们没有教给我们的东西而受到责备”。同样，神学专业的学生埃里克·黑尔默提到，他的同龄人在“寻找一些问题的答案：什么仍然可以相信？当现实的地面已经并仍在到处塌陷，还有什么是坚固可靠的？”这些年轻人成功地走上了自己的道路，逐渐完成了成熟的过程。

与学术界对联邦共和国成功发展的扬扬自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基本上不关乎政治的回忆录都很少提到西德的成立。西部占领区的合并，联邦各州的恢复，海伦基姆湖（Herrenchiemsee）的制宪会议，以及1946—1949年间波恩共和国的最终创建都是精英事件，几乎没有触及普通德国人的日常生活。“持怀疑论的一代”不想与重建的魏玛时代的党派有任何关系，仿佛它们是“老男孩俱乐部和过时的东西”。对乌尔苏拉·马伦多夫的朋友们来说，“政治是一个肮脏的词，任何形式的团体组织都是可疑的。政治意味着纳粹党，纳粹政治”。对难民的经济援助和对犹太受害者的赔偿这样建设性的措施只是逐渐才证明，政治也可以完成一些建设性的工作。由于民众普遍的“别把我算在内”的反应，联邦德国通过其在为正常生活提供空间方面的卓越表现才被接受为西部战后的框架。

因此，普通德国人的“内部民主化”是一个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的漫长过程。对此有利的是，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之前的选择均以灾难性的失败告终，而“铁幕”后面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看起来也不吸引人。作为统治体系，联邦共和国是一个“捐赠的民主”，是在希特勒失败后从外部强加的。只有少数躲进“内在移民”中，或战后从“外部移民”归来的德国民主派才积极地为其建立而奋斗。克服威权主义的遗毒需要赢得无数心理冲突和制度斗争。根据马丁·西格的说法，“整个国家都必须学会如何令人信服地实施民主理念”只有通过日益富足等积极的经历，作为工具被接受的议会制度才能转变为有感情的自治纽带。

职业的成功

重建的政治框架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它成立于1949年，由美、英、法三国的占领区合并而成。作为第二个德国民主政权，它寻求恢复先前分散自治的传统，同时避免导致魏玛共和国败亡的弊端。通过公民自下而上参与恢复政体并采用联邦形式，它包含了强有力的宪法保障措施，通过《基本法》（Basic Law）的公民权利条款来防止独裁统治的死灰复燃。作为这个波恩共和国（得名于其首府波恩，这是一座位于莱茵河畔的一座静谧的大学城）的缔造者，康拉德·阿登纳、库尔特·舒马赫和特奥多尔·豪斯（Theodor Heuss）敏锐地意识到，他们只是人口中的少数，必须通过比过去更好的表现来赢得持怀疑态度的大多数公民的支持。他们寻求通过恢复法治、减轻社会苦难、实现经济繁荣、回应公民意愿、接受数百万难民来稳定民主。

西德人幸运地遇到了有建设性的占领者，结合了恰到好处的胁迫和援助来重建民主。虽然大屠杀的发现使他们最初的政策具有惩罚性，但西部的胜利者从1946年秋天开始走向重建，放松了对工业生产的限制，并最终结束了对工厂的拆除。虽然法国人是被迫加入的，但占领者最终意识到，他们必须合作，以恢复各自占领区之间进行贸易和交流的局面，并逐渐向西部各区合并的方向努力。一个在心理上很重要的信号是将西德纳入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该计划帮助重新“点燃”了西欧的经济。此外，他们在意识形态重新定位方面的努力也让知识分子得以接触到现代主义文化的迷人创新。当联邦共和国想成为西方的一部分时，它的大多数邻国都愿意逐渐使其重新融入国际社会。

令人惊讶的战后快速重建需要大量艰苦劳动，这最终成为集体骄傲的源泉。在战后初期，清理瓦砾、收割庄稼、恢复交通和重建住房需要付出巨大的体力，以便重新建立正常生活所需的基础设施。在工厂里，许多人在“恶劣的条件”下每天工作10到12个小时，一周6天，老板们对懒汉相当没有耐心，因为有足够的失业人员愿意接替他们的位置。年轻人不仅在工作中被无情地剥削，也在家里辛勤地劳作，在花园里种植蔬菜、水果或烟草，以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两性几乎没有差异：年轻女性在生孩子之前也被要求补贴家庭的收入。回头来看，这一巨大付出所取得的明显成就逐渐恢复了德国人的自信心。

在战后的混乱中找到合适的职业是困难的，因为这需要猜测不确定的未来。一些年轻人能够遵循家庭传统，比如霍斯特·安德烈，他成了一名护林员，或者赫尔曼·德布斯，他成了莱茵河上的船长。但另一些道路被盟军堵住了。例如，霍斯特·格罗图斯被禁止设计飞机。虽然像安内利泽·胡贝尔这样的年轻女性能够得偿所愿地在愉快的商业环境中工作，但像埃迪特·舍夫斯基这样的另一些人则被迫接受无聊的商店女售货员工作，而不是追逐她们的梦想。在决心“成为一名神学家”之前，埃里克·黑尔默与自己的良心做了长期斗争，而约阿希姆·费斯特放弃了他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兴趣，转而成为一名历史记者。选择常常取决于坚持和幸运地获得大西洋彼岸的奖学金，就像乌尔苏拉·马伦多夫所经历的。尽管这些决定令人伤脑筋，但几乎所有回忆录作者回想起来都认为他们是正确的。

许多更高的追求需要额外的训练，这因为传统标准的恢复而变得复杂。战后的学生想要尽快完成学业，因此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学术工作中。“我们都全神贯注于学习，期望在两三个学期内拿到学位。”乌尔苏拉·马伦多夫回忆道：“每个人都确切地知道他或她想要在生命中实现什么。”因为未来的婚姻取决于他的快速毕业，霍斯特·格罗图斯在卡尔斯鲁厄技术大学以只用6个学期的创纪录时间拿到了令人垂涎的工程学文凭，令他的教授感到吃惊。另一些学生，例如约阿希姆·费斯特，拒绝了父母让他们学习法律的愿望，而是利用自己的学术自由聆听著名历史学家格哈德·里特尔（Gerhard Ritter）等名师的讲课，或者尝试现代文化的创造性作品。“总体而言，”他写道，“大学有点像是个世外桃源。”而埃里克·黑尔默等人则对过时的神学训练课感到恼火。

不过，学习的“美妙时光”结束后要进行艰难的国家考试，以决定能否进入某一行业。经过努力，富有才华的生物化学专业学生海因茨·舒尔泰斯获得了优异的成绩。相反，宁愿打猎而不是做文书工作的霍斯特·安德烈在他的林业考试中勉强及格。霍斯特·格罗图斯靠着蒙混拿到了工程学学位，他每次专注于一个科目，依次参加考试，他读的东西甚至给一位经济学教授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认为教学理论在课堂上相当无用，但勤奋的乌尔苏拉·贝伦伯格还是在她的教师考试中获得了好分数。在一场关于加入暗杀希特勒的阴谋之道德合法性的讨论中，埃里克·黑尔默激怒了他的教堂主考官（一名前纳粹），以至于只是勉强通过，不得不重新参加伦理考试。不过总的来说，候选人都成功地获得了必要的专业学位。

因为有太多更年长的人被杀，这些年轻人很快就“过渡到了职业生活”，尽管有些人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已经接受过护林员助手培训的霍斯特·安德烈很高兴在他的上级生病时“能够独立工作”。去美国学习考察后，霍斯特·格罗图斯接受叔叔的邀请，加入了后者生产摩托车链条的工厂，他被告知：“你从［1952年］1月1日开始在我这里工作。”一次次遭到拒绝后，罗伯特·诺伊迈尔的学徒公司为他“提供了一个技术部门的职位”，他在那里开始设计循环水泵。相比之下，乌尔苏拉·贝伦伯格老师对于在没有合适玩具和材料的情况下不得不应付20名残疾儿童感到震惊。“艰难的日子开始了。我常常在绝望中无奈地面对如山的困难。”同样，当埃里克·黑尔默被要求接替父亲担任乡村教区的牧师时，他感觉自己好像被扔进了水里，却不知道怎么游泳。

对于儿子来说，最简单的决定就是追随父亲的脚步。比如，赫尔曼·德布斯利用他家的职业知识成了莱茵河上的船长。1926年，德布斯出生于鲁尔盆地，不上学时就生活在拖船上，顺理成章地成了一名学徒水手。在狂热的老师的劝说下，他变成纳粹，被训练为海军特种部队成员，但安然无恙地活了下来。战后，他别无选择，只能受雇于另一条拖船，绕着被毁的桥梁和沉没的船只在这条危险的河里穿行。他逃过了一名“严厉而不公正”的老板对他玩忽职守的不实指控，结了婚，并在1954年成为一名船长。有了更高的薪水——他甚至可以在岸上盖房子——他对自己的生活正在慢慢“恢复正常”感到满意。但当柴油取代煤炭成为燃料时，德布斯不得不转而使用柴油机船，并因为来自石油公司的时间压力而面临巨大的风险——他认为加快航速是不负责任的。

在战后的不确定中，为政府工作获得了更稳定的未来的许诺。逃离东普鲁士后，霍斯特·安德烈设法参加了普法尔茨行政区的林业培训，在那里他得到了一份微薄的薪水，同时延续着家族的传统。他从一个岗位转到另一个，通过了考试——尽管他要砍倒的一棵巨大橡树倒在了另一棵树上，让考官捧腹大笑。被录用为公务员后，霍斯特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他购买了一辆摩托车，并于1956年与梅西特希尔德（Metchthild）结婚，生了两个孩子。1961年，他最终被任命为所在地区的首席护林员，这一晋升为他提供了一座经过修复的护林员小屋，让他可以追求对狩猎的热情。接下来的几年里，管理采伐和种植树木期间，在监督工人的同时，他还处理了诸如“雪崩、森林大火和暴风雪”等突发事件。同样，为了供养自己的家庭，本诺·舍夫斯基和安内利泽·胡贝尔的第二任丈夫保罗都加入了警察部队。虽然工资有限，但作为公务员得到的保障和受到的尊重弥补了这一点。

教书结合了终身聘用的稳定和智力的激励，是战后另一种受欢迎的职业。波希米亚难民汉斯·陶施一直想到大学学习，但为了筹集学费，他不得不卖掉自己收集的邮票。当他的老师建议说，“你应该成为一名语言学家”时，他选择了希腊语、拉丁语和历史课程，不得不努力掌握古代语言。虽然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考试，但是他甚至在已经获得了上弗兰肯的一个固定职位之后，仍然憎恨上级的威权主义。另一位从东部逃离的回忆录作者乌尔苏拉·贝伦伯格出于对孩子的爱而接受了幼儿园教师的培训，但在艰难环境中工作的现实很快就“挫伤了她的理想主义”，使她想要接受更多教育。经过几次个人危机后，她成了一名特殊教育老师。她对当局的冷漠感到沮丧，但对来自她学生的爱感到欣慰。

成为一名新教牧师的决定更加困难，这提出了世俗世界中的基督教信仰问题。埃里克·黑尔默把父亲对纳粹的反抗视作榜样，他克服了个人的疑虑，决心研究神学。马丁·西格感动于利耶主教关于他对大屠杀的迫切问题的回答，于是放弃了自己的技术研究，也选择了教会。宗教训练被证明是相当艰难的：它需要流利使用古老的语言，并掌握卡尔·巴特（Karl Barth）辩证哲学中的不同立场，鲁道夫·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对《圣经》的去神秘化，以及弗里德里希·戈加滕（Friedrich Gogarten）的世俗基督教。尽管有配偶的帮助，但这两位年轻的神学家在安慰、鼓励和安抚他们的教众时经常感到力有不逮：黑尔默被一个纳粹行凶者提出的道德问题问到不知所措，而西格不得不听一个凶残的党卫队领袖的忏悔。两个年轻人都赞成对教会进行改革，使其对社会问题开放。

更多是机缘巧合而非有意为之，崭露头角的记者们还不得不应对德国人的罪恶和冷战分裂等问题。面包师格哈德·鲍克很高兴看到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报纸《新德意志报》（Neues Deutschland）刊登了他的一些诗，其中一首的开头是这样的：“让青春的旗帜高高飘扬/把你的歌送给风。/呼唤那些无动于衷/总是无所事事地聚集的人。”他受雇于自由德国青年团，创作关于年轻人的文章，但在封锁期间拒绝为东柏林电台工作，因为他憎恨共产党人的“可怕勒索”。希望成为“私人学者”的约阿希姆·费斯特爱上了意大利的“温暖、轻快、天真的活力和戏剧般的火花”。但是当他写了几篇关于浪漫主义的文章后，美占区柏林电台的主任注意到了他的文学天赋，坚持“要我编辑或者最好是写一系列关于德国历史的广播节目”。虽然这不是他最喜欢的研究主题文艺复兴，费斯特还是由此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工程师拥有更直接的职业道路，重建和经济增长等多项任务都需要他们。有些人一开始是像卡尔·黑特尔这样的技术人员，为了获得梦寐以求的文凭而去上了专门的夜校。像罗伯特·诺伊迈尔这样的另一些人则在设计了第一款水泵后迅速得到晋升，后来的公开演讲也都获得了成功。这鼓励他写了一本关于“现代水泵”的书，还跳槽去了另一家建造城市供水系统的公司。最终，他再次加薪，回到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写了几本关于循环水泵的书，并通过国外巡回演讲成了国际权威。化学家海因茨·舒尔泰斯在考试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他的教授们为他在学界和商界的发展打开了大门。他只需要决定想要从事化学研究的哪个分支就行了。这类技术职业既推动了经济奇迹，也让人从中受益。

受到母性理想的束缚，许多妇女在全职管理家务、照顾孩子与外出工作之间苦苦挣扎。乌尔苏拉·贝伦伯格老师想要独立并保住自己的工作。但是埃丽卡·陶布霍恩言简意赅地表示，她的丈夫认为“女人属于家庭，因此我半年后停止了工作”。独自抚养大儿子的寡妇安内利泽·胡贝尔也同样承认：“对我来说，放弃工作并不容易，因为我喜欢在工作中得到的认可。”再婚并生下第二个儿子库尔蒂（Kurti）后，她很高兴这样做了：“那是一个非常快乐的时刻！”不过，当露特·布尔文自己的孩子们过了婴儿期后，她就让母亲负责照顾他们和家庭，而自己则恢复了司法雇员的工作，以赚取额外的钱。当吉塞拉·格罗图斯的孩子足够大时，她同样在丈夫的公司担任行政助理。

由于人力流失，许多年轻的专业人士在战后迅速升到了负责人的职位。在叔叔的工厂里，霍斯特·格罗图斯成了一名非正式的总经理，管理大约500名员工。当由于业务下滑而不得不裁员近一半时，他开始对生产进行合理化，用小型机器人实现技术的现代化，并使产品多样化，不再局限于摩托车链条。这些改革经常与他因循守旧的叔叔“意图相左”，但使“公司最终重新开始赚钱”。他获得了“全权委托，接管了技术总监的几乎所有职能，但从未被正式任命”。顺利起步后，罗伯特·诺伊迈尔也同样得到了一个薪水不错的固定职位，在他的水泵公司“负责技术部门”。在那里，他改变了“循环水泵的几乎全部生产方案，使其模式更加高效，价格更加便宜”。

无法进入现有公司的那些个人不得不利用创意和毅力从头开始建立自己的企业。当失业的赫尔穆特·拉什多夫再也看不到任何“找到工作”的机会时，他决定“试着自己创业”。凭借批发商提供的信贷，他开始在卡塞尔周围的村庄挨家挨户兜售纺织品。当他帮一位老妇人提了行李箱后，对方友善地向他订购了价值100德国马克的货物。这让他恢复了勇气。获得必要的许可证后，拉什多夫租了一间小储藏室，每天工作18到20个小时（当时他正身患一种严重的肝炎）。渐渐地，他积累了“一批村里的固定顾客……我经常去拜访他们”，先是骑自行车，然后骑轻便摩托车，最后是坐着小汽车。正是这种“个性化服务”促成了典型的扩张商业模式，建立固定商店，以及收购竞争对手的业务。格哈德·鲍克在建立自己的印刷业务时也重复了同样的成功故事，它们是20世纪50年代经济奇迹的典型代表。

对于战后许多有进取心的年轻人来说，自我剥削打开了提高社会地位的大门。最初，前党卫队成员罗尔夫·布尔文只能从事令人讨厌的工作，例如为屠宰场处理动物尸体。当这家公司破产后，妻子的表兄给他找了一份为机械公司做流动推销员的工作。这是“一个彻底的转变。如果从前他需要的是体力的话……现在他必须变得衣冠楚楚”。每周5天，布尔文不得不开车走遍鲁尔盆地来联系他的客户，他要在路上度过很长时间，并处理大笔的钱。但当他发现老板骗走了他的佣金时，他起诉了老板，要求拿回钱。后来，他拿到了所需的“商业许可证”，成为独立的“自由商业代理人”。凭借干劲和巧舌，他的生意发展得如此之好，以至于需要妻子来记账，还雇用了大儿子。他从社会边缘升入了中产阶级。

一些工程师选择独立，因为独自工作更符合他们的个性。20世纪50年代末，霍斯特·格罗图斯决定离开他叔叔的公司，觉得这让他“缓解了心理压力”。利用自己的管理经验，他开始专注于机器的“预防性维护”问题，因为当机器被停下来维修时，工厂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在德国工程师协会（Association of German Engineers）一项研究基金的帮助下，他研究了这一关键领域的文献和实践。在纽伦堡一家电缆厂获得第一份咨询工作后，他开始拆解机器，咨询熟练工人，并制订了维护计划来避免将来停机。接到来自各类企业的订单后，他举办了一系列研讨会，成为“零故障管理”的权威。尽管总是有点不稳定，但顾问的职业很大程度上是令他满意的。

对于一些专业人士来说，越来越快的运营节奏变得过分，迫使他们另寻不那么忙碌的选择。随着石油公司要求运油船每天至少行驶16个小时，赫尔曼·德布斯认为“我曾经热爱的职业越来越令人反感”。1969年，他决定换工作，因为“为了赚一大堆钱而夜以继日地工作不可能是生活的目的”。但是在43岁时开始新的职业被证明非常困难，迫使他在一家化工厂轮班。德布斯不想在余生中一直当小时工，于是申请到当地政府的金融服务部门工作。他的工资只有以前的三分之一，但他仍然对压力减轻感到高兴，并很快升到了税务部门工资更高的岗位。虽然冒了风险，但这次职业的变更使他不用在通勤上花费3个小时，让他有更多时间去追求诸如专业水平的游泳和业余戏剧等爱好。

新晋的专业人员是因为战争而变得成熟的，这导致他们不可避免地与想要恢复战前威权模式的上级发生代际冲突。汉斯·陶施不得不起诉巴伐利亚政府，要求支付夏季工资，这笔钱因为他的见习教师身份而被合法拖欠。埃里克·黑尔默与新教教会保守的管理部门发生了一系列口角，因为作为一名已婚老兵，他想与妻子和孩子生活在一起，而不是住在神学院里。黑尔默被主教指责是“一个固执的人和麻烦制造者”，他威胁要辞职，除非自己教区的居民得到照顾，并让他获得更灵活的住宿条件。作为工会代表的赫尔曼·德布斯拒绝接受航运公司关于“装船和锚泊时间太长”的抱怨，声称错误在不切实际的管理层。而当手下的低薪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时，家长式的商人赫尔穆特·拉什多夫以要求过分为由拒绝了他们。

战后复苏的一个秘密是学术研究与其成果在工业中的实际应用之间的紧密联系。海因茨·舒尔泰斯的化学实验结果十分有前景，以至于当他完成毕业论文后，两位化学教授竞相争取他为自己工作。在马尔堡（Marburg）担任了几年研究助理后，他加入了化工巨头拜耳公司。而在霍斯特·格罗图斯的论文中，他在德国背景下介绍了美国“机械行业的管理咨询专家系统”。他后来作为顾问的职业生涯不仅建立在实际问题的解决上，还通过出版物和研讨会来让有助于改善管理决策的知识变得系统化。罗伯特·诺伊迈尔力图“通过写一本考虑了我们客户意愿的真正参考书”来传播他在离心泵方面的专业知识。4本手册和许多文章的刊发使他在自己的领域成为受人尊敬的权威。

成功重建的另一个因素是通过国际交流来推广德国的企业管理和产品。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是霍斯特·格罗图斯等工程师想要学习创新生产方式（以及更轻松的生活方式）的榜样。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两者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发生了逆转，他开始为美国听众举办管理主题的研讨会。现在，说英语的格罗图斯的足迹从瑞士等邻国扩大到了巴尔干半岛、近东和日本。罗伯特·诺伊迈尔也有类似的想法，当国内需求枯竭后，“作为我们产品的销售负责人，我认识到有必要把我们的活动导向以出口为主”。因此，作为德国机械的“旅行传教士”，他参观了俄国、东西欧，以及巴尔干地区的交易会。这种不知疲倦的推广、高质量的产品，以及可靠的维护是联邦德国惊人出口盈余背后的秘密。

像电气巨头西门子这样的公司，“全球声誉”的恢复很大程度上是其员工能力和奉献精神的结果。例如，1946年，一个名叫汉斯—格尔德·内格莱因的少年开始在西门子当学徒，他坚信“一定要［靠自己］取得成功”，因为他的军官父亲在战争中去世了。在重建之初，他不得不每天“工作、工作、工作”长达10个小时，包括周末。当他的上级们发现他有从事半合法交易的天赋，能用电动机换取食物时，他们让他接受了会计训练，相信“一定要人尽其用”。他想要“闯荡世界”，因此在巴西为公司服务了15年，直到被召回德国，负责监管拉丁美洲的业务。虽然被称为“硬汉”，但他很照顾手下的员工。凭着强烈的敬业精神和个人的谦虚态度，他最终成为西门子的高级经理，负责全球销售，由此接触到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赫尔穆特·科尔这样的政治领袖。在许多方面，他杰出的个人职业生涯是德国商业成功的典型代表。

德国繁荣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外国人的辛苦劳动，即被招募来的所谓“客籍劳工”（Gastarbeiter）。为了给工厂提供所需的劳动力，联邦政府与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和土耳其签订了招募临时帮工的条约，从而缓解了当地的失业问题。焊工穆罕默德·于纳尔迪（Mehmet Ünaldi）就是这样一名新来者，他决定在德国碰碰运气，以摆脱自己冷淡的妻子。经过没完没了的火车旅行，他在1962年夏天到达慕尼黑，然后被调到了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的一家桥梁建造厂。尽管他的技能和奉献精神受到同事们的尊敬，但也遭遇了偏见和歧视。不过，他通过上课克服了语言障碍，逐渐习惯了新国家的陌生文化。他爱上了一个德国女人，并有了一个儿子，这让他决定留在新家，只在假期造访土耳其。作为众多客籍劳工的典型代表，他意识到“我的心中住着两个灵魂”：他在德国时思念土耳其，在土耳其时思念德国。

虽然有一些延迟，但战后的快速发展也通过薪水的上涨而促成经济繁荣。虽然最初的扩张是通过长时间工作和推迟补偿的自我剥削驱动的，但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工资也开始上涨。赫尔曼·德布斯回忆：“当然，我们通过无数的加班赚了很多钱。”格哈德·鲍克现在是一家不断壮大的印刷公司的所有者，他表示自己也从普遍的业务扩张中受益，获得了“优渥的富足”。但为了让收入翻番，水泵工程师罗伯特·诺伊迈尔不得不跳槽到另一家公司。最终，他又回到原来的公司，再次获得加薪。自由职业者霍斯特·格罗图斯确信自己“赚得太少”，由于他在一家联合咨询公司的同僚不愿听从他的建议，他“损失了很多钱”。虽然像克里斯特尔·格罗舍克这样的一些难民被迫从事边缘工作，但总的来说，教师和警察的公开薪水也随着劳动报酬的增加而逐渐上升。

富足的一个特别令人难忘的基准是购买第一辆汽车，部分是为了业务，部分是为了享受。当赫尔穆特·拉什多夫在挨家挨户销售纺织品期间生病时，他终于“意识到不断增长的任务”需要一辆小汽车。因此，他购买了宝沃的一辆劳埃德（Borgward Lloyd）合成革小车[*]，配有13马力的摩托车发动机和一个用于装载货物的掀背车厢。花费2000德国马克似乎冒了很大的风险，但这让他能够更方便地接触客户，为他带来了丰厚的回报。罗尔夫·布尔文希望在鲁尔盆地各地销售他的机器，同样需要一辆汽车。为了带着样品四处走动，他买了一辆二手欧宝，并对能够在周末带着家人去旅行感到非常自豪。当霍斯特·格罗图斯决定成为一名独立顾问时，他购买了一辆二手大众甲壳虫，并将其重新上漆。在许多战后回忆中，拥有汽车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被自豪地用照片记录下来（图23）。它标志着日益富裕。

甚至出乎亲历者意料的是，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业务扩张成了人们口中的经济奇迹。格哈德·鲍克的印刷公司就是这样一个成功的例子。该公司创办于1955年，当时他购置了自己的第一台胶印机。带着很大的决心，他开始印刷童书和基督教作品，每隔几年就买一台更大的机器。最终，他收到了来自电气巨头AEG公司的小册子订单，使公司得以稳定下来。虽然对这样的成功感到高兴，但母亲警告他，“公司正在开始控制你”。同样地，罗伯特·诺伊迈尔也回忆说：“我们公司也感觉到了经济奇迹。”当弗莱堡市阻止了必要的产能扩张时，立达公司（Lederle and Co.）搬到了附近的小城，并分裂成了三个独立的部门。作为成功背后的关键工程师，罗伯特·诺伊迈尔在其中两个部门被提升为经理——但代价是胆结石手术和永久性糖尿病。战争和重建的压力使魏玛的孩子们特别容易受到伤害。

即使现实没有记忆那么动人，但这些“奇迹之年”恢复了西德的自信心。在鲍克和拉什多夫的公司里，后来周年庆祝活动充满了自喜的氛围，因为没有人会对惊人进步的证据提出异议。近30年的经济增长不仅重建了一个被摧毁的国家，还推动它的公民进入了一个远超魏玛共和国或第三帝国的消费社会。乌尔苏拉·马伦多夫等批判性知识分子正确地指出：“在新的物质消费的光芒中，对精神价值和道德再生的全部呼唤就像幽灵一样消失了。”此外，相比驾驶闪亮的梅赛德斯轿车的新富商，被驱逐者、难民、归国战俘和战争遗孀并没有那么快就获得好处。不过，通过掩盖历史负罪感，战后繁荣催生了对德国马克作为硬通货的新的自豪感，使德国人得以重新对自己的命运有所掌控。

私人的回报

作为对所有艰苦劳动的回报，经济水平的提高也支持了更令人满意的私人生活。虽然一些评论家注意到了“资产阶级世界的崩溃”，但战后的理想仍然是核心家庭，它不再是防御性的生存共同体，而是作为有益的个人存在的中心。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孩子们如今已经成年，他们越来越无视父母的建议，而是通过大学学习或开始职业生涯来自己打拼。这也意味着离家和结交提供不同观点的新朋友，还使得探索夏天野营和冬天滑雪等休闲活动成为可能。此外，这还意味着通过参加讲座、听音乐会、看戏剧和其他文化活动来拓宽自己的视野。虽然许多自传提到了从父母的监护下获得解放，但它们也表明，有意义的家庭生活是作者们的核心愿望。

经过战后的混乱，年轻人对伴侣有了真正的渴望，不仅是因为被异性吸引，也是因为相互理解和支持的需要。安内利泽·胡贝尔需要长时间的交谈和许多书信交流来确定她想要与之共度一生的“男人具有良好的品格”。同样，安妮·拉什多夫不得不在教堂做礼拜期间观察赫尔穆特的表现来克服对他的负面印象，以“确保我可以把自己托付给你”。虽然埃丽卡·陶布霍恩和她的阿尔弗雷德“相处得很好”，但为了和他订婚，她必须克服母亲的怀疑和未来婆婆的敌意（她已经挑选了另一个新娘）。对于吉塞拉·格罗图斯来说，“不是一见钟情”，而是对生活相似的保守期待让她愿意等到霍斯特完成工程学学业。“从那时起，我们就想象着未来要像我的父母那样生活：孩子，为他们生活，和他们一起生活。所有人在一起，彼此相爱。”

这些浪漫关系的结果是一系列喜庆的婚礼，它们回归传统习俗，并展现了生活的日益富足。吉塞拉和霍斯特·格罗图斯于1952年4月1日在一场精心设计的典礼上喜结连理。婚礼前夕的派对是家人和朋友们“一次愉快的聚会”，他们表演了有趣的小品，并为“我们未来的家提供了实用的东西”。第二天早上，霍斯特不得不等待“他的妻子套上［她姐姐以前穿的］白色连衣裙”，在头发上盖好纱巾：“当我被允许进入准备室时，我被新娘的美惊呆了。”然后，他们乘坐马车前往柏林达勒姆（Dahlem）村的一座教堂，吉塞拉的叔叔在那里进行了私人布道。他们回到新娘的家里，“享用了一顿可口的喜庆婚宴”。然后，这对新婚夫妇出发前往康斯坦茨湖，进行蜜月之旅。这对新人一张引人注目的照片留下了对这一快乐时刻的记忆（图24）。其他夫妇也遵循这种模式，尽管有些人不得不改信天主教以满足教会的要求，比如贝蒂娜·费尔。

并不是每个人都足够幸运地能够找到终身伴侣，因为现在每个男性对应着1.6个适婚年龄的女性。乌尔苏拉·贝伦伯格就是这样一个“渴望爱情，希望与丈夫分享共同生活目标的年轻女性”。她很喜欢儿时的朋友海因茨，但他只是一个“好伙伴”，不理解她的“女性欲望”。她遇到了一个名叫威利的已婚男人，并爱上了他，“体验了幸福和恣意任性的时光”。但因为此人变得“病态地嫉妒”还发酒疯，她将其送回了他妻子的身边。“威利属于那种只会自怨自艾的人。”其他尝试也未能带来持久的关系。但后来，她遇到了一个印度家庭，与他们的儿子和女儿交好，还成了一个朋友儿子的教母。这种情感纽带补偿了她没有自己孩子的遗憾。退休后，她终于重新开始了与海因茨的关系，与他一起搬进一所重建的房子里。

有些仓促确立的关系没能挺过战后的生存斗争。18岁的克里斯特尔·格罗舍克在逃亡中失去了家人，在德国北部一个村庄的农场工作时，她接受了一名比她大16岁的鞋匠的求婚。不幸的是，她的丈夫是个酒鬼，他挥霍自己的收入，虐待她和孩子，甚至与邻居为敌。此外，作为一个严格的天主教徒，他反对节育，生了4个孩子，使家庭的微薄收入捉襟见肘。当克里斯特尔再也不能忍受虐待并要求离婚时，她的丈夫拒绝这样做，声称他们关系紧张是她的错。十多年后，她终于逃离了他的魔爪，带着孩子们偷偷搬到另一个城市。在那里，她开始了新的生活，并对孩子们的成功成长感到满意，甚至在退休后搬到了西班牙的沿海城市。另一些关系则是在恢复繁荣的过程中由于工作和出行的压力而破裂的，比如汉斯—格尔德·内格莱因的前两次婚姻。

找到一个像样的地方居住是幸福家庭生活的必要前提。然而，由于战后的住房短缺，这一目标很难达到。汉娜和罗伯特·诺伊迈尔最初不得不凑合住在没有自来水的单间学生宿舍里。安妮和赫尔穆特·拉什多夫很高兴在两座房子里拥有两个没有独立浴室的房间。当安内利泽·胡贝尔的第二任丈夫保罗设法找到了一套只需要3000德国马克作为建筑成本补贴的两居室小公寓时，她欣喜若狂：“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家而且在一起了！”在叔叔的帮助下，霍斯特·格罗图斯设法为吉塞拉和自己买了一套小公寓，有两个房间、厨房和浴室：“我们对此非常高兴。”当埃迪特·舍夫斯基听说有一套新装修的顶层公寓时，她对铺了瓷砖的浴室、宽敞的客厅和适中的价格感到“激动”。随着富裕程度的提高，这些年轻夫妇逐渐搬进了更好的生活空间。

20世纪50年代，孩子仍被认为是家庭应有的一部分，所以这些婚姻很快就诞下了儿女。战争中死了这么多人，吉塞拉·格罗图斯特别高兴成为“母亲”，因为“我早就想要孩子了”。在1952年到1957年间，她生了一个男孩和两个女孩。安内利泽·胡贝尔为她在第一次婚姻中生下的儿子增添了一个弟弟，然后又有了双胞胎，因为生产大出血急需输血，这几乎要了她的命。当罗伯特·诺伊迈尔结束出差赶到医院时，他同样惊讶地发现自己多了一对双胞胎，使他的孩子数量增加了一倍。虽然并不想放弃自己的工作，但吉塞拉·格罗图斯记得，“我的时间完全被喂养、呵护和照顾这个脆弱的生命所占据”。她的丈夫霍斯特也回忆说：“孩子是我们生活的中心。”像战后德国的其他许多家庭一样，“我们和他们一起玩耍、唱歌和做手工”。

相比之下，父母的死亡是“家庭生活中一个痛苦的节点”，因为在德国遭受灾难期间，代际间的纽带尤为紧密。许多魏玛的孩子能够在战时和战后的混乱中生存下来，要归功于他们父母的非凡努力。即便在他们走上自己的道路、与父辈发生政治分歧后，这依然造成了一种持久的亏欠感。虽然许多父亲战死，但他们的母亲无私地打理家务和照顾孙辈。由于曾经为了孩子而严重地缺衣少食，幸存下来的年长德国人经常有健康问题。尽管如此，当安内利泽·胡贝尔的父亲在70岁生日前不久“死在他的床上，好像睡着了”时，人们还是感到震惊。7年后，她的母亲“中风”，还没有恢复说话能力就很快去世了。虽然霍斯特·格罗图斯因为母亲的不断干涉而疏远了她，但当母亲没有与他和解就在养老院去世时，还是感到心绪难安。

从购买基本必需品到满足由来已久的渴望，不断提高的经济水平让人们的生活得以改善。由于两人的工资加起来只有300德国马克，本诺和埃迪特·舍夫斯基最初不得不在决定能够买得起什么时权衡每一分钱。但在货币改革之后，乌尔苏拉·马伦多夫回忆道：“消费呈波浪式增长。”起先，人们“购买了大量曾经需要配给的食物”，迅速恢复了战前的体重。然后是“衣服和鞋子”，比如保暖的外套或冬靴。接下来，他们开始用新的床、沙发或者衣柜来替换破旧的家具，使他们的家更舒适。本诺·舍夫斯基很高兴得到了一台根德牌（Grundig）收音机，这是他母亲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的，“因为他现在可以听体育广播了”。安内利泽·胡贝尔欣喜若狂，因为她“终于有了一台洗衣机！”1961年，魏格尔特一家围坐在他们的新电视机旁，观看一部英国犯罪连续剧。虽然并不是所有西德人都平等地分享了这笔赏金，但这波购买狂潮表明，“繁荣盛况已现”。

商业上的成功也使有进取心的少数人得以建造自己的房子，成为自豪的房主。在为一家开发商的子公司设计水泵系统时，罗伯特·诺伊迈尔从开发商那里获得了一块地。但他不得不忙着筹集1.5万马克，作为5万马克总价的首付。妻子对他的计划感到震惊，“她以为我发烧了，因为我们在银行里连一个马克也没有”。但在父亲、公司和一位瑞士朋友的帮助下，他凑齐了所需的金额。随之而来的是设计问题，诺伊迈尔为他的妹妹也规划了一处寓所，以供她从丈夫在英国的工作地回来后居住。赫尔穆特·拉什多夫则坚持要有一个中央壁炉，并为每个孩子提供独立的卧室。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像赫尔曼·德布斯这样的未来业主必须监督承包商，并亲自参与刷油漆、铺设地板和其他简单的工作。“但我们既开心又满意，终于可以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了。”

晋升所需的辛勤工作很少留下放松的时间，让身体和灵魂恢复生机。像拉什多夫这样的房主喜欢园艺，从种土豆或草莓补充营养发展到更具装饰性的种植和装点自己的房子。格哈德·鲍克等嗓音好的人会参加合唱团，那里既能享受到音乐的乐趣，又为个人社交提供了机会。有车的家庭还会在周末去乡下，探索自然景观和古色古香的村庄，或者去附近的森林里徒步旅行。为了帮助自己应对健康问题，赫尔曼·德布斯开始游泳，并在大师赛中带回了一系列奖杯。当他的家乡，位于莱茵河畔的考布上演历史剧来娱乐游客时，他还发现了自己隐藏的表演天赋。但总的来说，休闲活动只是例外，因为男人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女人则忙于维持家务。

因此，每年的假期是一年中的一个高潮：它们打破了工作节奏，提供了放松的机会，并制造了家庭回忆。像胡贝尔一家这样收入微薄的人“在夏天进行了多次徒步旅行，［并］让孩子们可以学习滑雪”，还探索了更远的目的地。但即使是拉什多夫夫妇这样的有钱人也愿意去东德边境的“勒恩（Röhn）山区远足”，惊叹于令人难忘的岩层结构。“这些年来，我们和孩子们一起进行了很多次旅行，但他们逐渐发展出自己的朋友圈子。”包括文化亮点和宗教仪式在内，此类远足为这家人提供了各种有趣的逸事——比如，一家餐厅的服务员误把赫尔穆特·拉什多夫当成青少年，警告他说：“孩子们，规矩点，否则你们会被踢出去。”他们的探险范围逐渐扩展到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在那里，他们的徒步旅行团攀登了许多著名的山峰，比如雾气中被冰川覆盖的大韦内迪格山（Großvenediger）。

20世纪50年代，“财务状况的改善”激发了西德人去更远的地方旅行的普遍欲望，特别是气候更加温暖的南方。在第一次这样的旅行中，诺伊迈尔家去了意大利的马焦雷湖（Lago Maggiore），在那里他们租了一套度假公寓：“孩子们很开心，学会了在湖里游泳。”在随后的几年里，他们在假期进行了有趣的“前往希腊、摩洛哥、意大利、南斯拉夫和兰萨罗特岛（Lanzarote）的航船之旅”。“六日战争”结束几天后，他们和犹太移民一起去了以色列，美丽的汉娜在一次“船上小姐”选美活动中赢得了一瓶香槟。在另一次旅行中，“孩子们想在丹吉尔（Tangier）买一头驴”，最后只是勉强被说服放弃这个想法。其他的航程把他们带到了克里特岛和埃及，在后者的河里坐船游览是“一次难忘的经历”。他们甚至还去了中国，并坐飞机环游世界。这样的国际旅行是人们梦寐以求的炫耀性消费项目，其中的精彩部分会通过幻灯片或家庭电影向朋友展示。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代人的健康问题开始增加，有些是战争的直接结果，另一些是由于过度工作。从俄国战俘营归来后，霍斯特·格罗图斯不得不接受了几次手术来稳固他的腿部残肢。埃丽卡·陶布霍恩感到“臀部剧痛”，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肾脏疾病，需要切除一个受损的器官，并经历了长达数月的艰难康复。无独有偶，赫尔穆特·拉什多夫患上了严重的黄疸，使他的皮肤变成了“像过熟的香蕉一样的棕色”。他认为，要不是他使用家传的土方，吞食了60只活的羊虱子而阻止了肝脏感染，这几乎就要了他的命。在切除扁桃体时，安内利泽·胡贝尔的植物神经系统衰竭，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治愈；她的丈夫保罗因为动脉阻塞而中风，留下了永久的损害。许多战后疾病都源于缺乏营养，而繁荣时期的疾病却是过度沉溺于甜食、酒精或香烟造成的。

身体和心智的衰退使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的那代人中的较年长者从80年代中期开始退休。赫尔曼·德布斯由于长时间在拖船的驾驶台上站立而患上了髋部疾病，“在57岁时就因为身体伤残而提前退休”。由于厌倦了与冷漠同事的冲突以及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乌尔苏拉·贝伦伯格同意从工作的特殊教育学校提前领取养老金。赫尔穆特·拉什多夫很高兴在63岁的时候把公司的主导权交给儿子，因为他相信继任者的能力，并因此有了时间追求像在教堂唱诗班唱歌这样的爱好。按照社会习俗，罗伯特·诺伊迈尔“65岁时停止了作为销售总监的活动”，但在接下去的14年里，他继续为自己的水泵著书和开讲座。霍斯特·格罗图斯作为自由职业者一直工作到80多岁，在2008年结束了最后一份咨询工作。

在东德，“达到退休年龄”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打开了前往西方旅行或迁居那里的大门。像保罗·弗伦策尔这样的当局批评者——他大胆地在联邦德国发表了一篇关于民主德国计划经济缺陷的负面论文——不仅遭到解雇，还被剥夺了学位。1982年，政府通过大幅削减他的养老金促使他申请护照，逼迫他搬到了西德。在那里，他仍然受到斯塔西的骚扰。像君特·克劳泽这样的普通公民在第一次前往西柏林时“对西方经济的多样性感到惊讶”，以至于他们“想要立即留在西德”。当他的妻子问“你还想要迁居吗？”时，他本能地同意了。民主德国“想要廉价地摆脱退休人员”，所以这对夫妇在1988年2月被允许离开。当踏上西柏林的土地时，“他们大大松了一口气，终于‘自由’了”。

在东西德国，失去配偶都是“毁灭性的打击”，特别是当伴侣在实际生活和心理上相互依赖的时候。1983年，赫尔穆特·拉什多夫的妻子安妮被诊断出患有癌症，但治疗似乎很有希望。在当地一家医院接受紧急治疗期间，她说：“赫尔穆特，我真不知道你有多么爱我。”当被告知妻子因主动脉破裂已经去世时，他逐渐“意识到了全部的含义，只记得［他］哭得像着了魔”。但天主教信仰安慰了他，他相信妻子的生命在基督那里获得了完满。同样，赫尔曼·德布斯目睹了配偶的健康状况不可逆转地恶化，当她去世时，他呆住了，无法控制地哭了起来。露特·魏格尔特也因丈夫中风早逝而深受打击。痛失爱妻让格哈德·鲍克觉得太阳仿佛都不再发光：他的“心陷入了黑暗中”。一位心理学家建议他说，“你不能放手的东西，必须通过记忆来征服”，这让他有了写回忆录的想法。

失去亲人后的生活“并不容易”，需要做出巨大的调整来接手日常琐事和应对孤独。格哈德·鲍克的妻子“训练他成为鳏夫”，让他能够应付。劲头十足的赫尔曼·德布斯甚至找到了新的伴侣玛格丽特，那是一名来自柏林的裁缝，她的丈夫死于癌症。露特·魏格尔特不想一个人生活，于是搬去和她已故丈夫同父异母的兄弟一起住，后者同样失去了配偶。赫尔穆特·拉什多夫被迫变成一个“家庭主夫”，不得不学习做饭、打扫卫生和洗衣服等日常家务。为了在生命的最后三分之一里寻求一个“新的开始”，他搬进了弗赖堡（Freiburg）附近的奥古斯丁养老院，那是位于黑森林边缘的一个学者养老院。通过唱歌和徒步旅行，他认识了玛戈（Margot），这个寡妇成了他的伴侣。他们足够勇敢地开始了一段新的关系，两人只在教堂里结了婚，没有进行登记，以免失去他们个人养老金的福利。“我们的关系发展得很有趣也很好，我们很感激能共同经历很多事情。”

即使年事已高，退休人员仍然能够享受子女和孙辈的快乐，间接地参与他们的生活。自传中随处可见快乐的母亲和笑呵呵的婴儿的照片，显示出对他们学业和职业的满意。安内利泽·胡贝尔自豪地表示，“我们有健康的孩子”，“他们已经成为诚实、勤劳而且体贴的人”。当儿子们接管公司时，拉什多夫和布尔文家都感到满意，而霍斯特·安德烈也很高兴女儿能听从他的召唤。但是，当孩子们像鲍克家的那样在工作或人际关系方面遇到问题时，他们也会不断引发担忧。看着孙子们长大更是一种乐趣，因为祖父母不需要管教他们。当孩子还小的时候，可以在成长过程中逗他们玩和鼓励他们；等他们长大些了，就可以带他们一起去度假旅行。露特·魏格尔特很高兴5次成为曾祖母。因此，家族连续的保证可以平衡不断增强的死亡意识。

魏玛共和国那代人的回忆录中普遍存在的满足感，是事业有成和私人幸福的产物。不同于“残酷的战争时期”和战后的混乱，逐渐回归正常的和平与法治为展开“有趣而成功的职业生活”提供了空间。此外，私人空间的恢复使个人可以不受政治需求干扰地从童年逐渐发展成熟。毫无疑问，由于物质短缺和意识形态迷失，联邦德国最初的岁月仍然是艰难的。但与纳粹和共产主义在东德的统治不同，西德为个人成长提供了相当大的自由，使多种生活计划得以在成年和老年展开。此外，经济奇迹创造了对物质条件持续改善的期望。讽刺的是，正是这个与政治无关的私人世界最终帮助催生了对公共自由的新理解。

公众的参与

虽然大多数西德人对政治持怀疑态度，但从促使他们转向民主的灾难中，他们的确学到了一些基本的教训。纳粹独裁统治的影响如此巨大，以至于强化了魏玛时代的和平主义口号“永不再战！”此外，军事判决十分明确，预防了大规模复仇主义运动的出现，甚至迫使大多数被驱逐者采用和平手段找回自己的家园。此外，幸存者的证词、纪录片和文学描绘提供的无可辩驳的大屠杀证据让反犹主义在公共生活中声名狼藉。最后，东德统一社会党统治的负面经历使西德人也拒绝了共产主义统治，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新型的压制。马丁·西格总结了他那代人的观点：“作为残酷过去最重要的教训，我已经认识到仇恨、报复和新仇恨的螺旋会把全部生命拖入深渊，因此永远不可能是冲突的解决方案。”

为后法西斯时代的共同体寻找新的道德支柱促使许多年轻的德国人回归宗教。虽然新教和天主教会由于与第三帝国合作而使信誉受到重创，但基督教思想的核心通过对罪行的悔悟和对宽恕的希望提供了慰藉。“因为自己属于这个国家，说集中营卫兵的语言，唱过希特勒青年团的歌曲”，多萝特·泽勒“感到无法消除的羞愧……对独立于教会的激进基督教相当着迷”，并最终成为德国左翼“解放神学”的领导人。相反，赫尔穆特·拉什多夫在天主教修道院的沉思中寻求慰藉，视其为经济奇迹中狂热物质主义的解毒剂。然而回顾往事，牧师埃里克·黑尔默总结说：“我们的教会错过了独一无二的机会”，没有对“灵性滋养的渴求”做出有力的回应，这种滋养为更持久的重生提供了机会。

另一些对政治更感兴趣的人则将美国视为未来的典范。乌尔苏拉·马伦多夫在不来梅美国之家如饥似渴地阅读英语文学的经典作品，并参与了对民主的激烈讨论。霍斯特·格罗图斯也对美国信息和教育中心提供的杂志、书籍和电影着迷。为了给自己的职业做准备，他在1951年乘船去了纽约，在那里他拜访了一位叔叔，并参观了底特律的汽车工厂。这些工厂的“机械化和半自动化生产过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对经济有更好的了解，他以每小时75美分的薪水在施文（Schwinn）自行车厂工作，并提出了一种新的焊接技术。虽然在这个国家感到自在，但他还是谢绝了留下来的邀请回国了。在更学术的层面上，马丁·格赖芬哈根对他在英国的那一年津津乐道，其中最难忘的是在牛津大学的学习，那里是“学术生活的黄金国”。这类积极的交流经历加速了战后德国的西方化。

联邦德国的另一个基本共识是反对共产主义，这部分是由刻板印象推动的，部分是由负面经验强化的。戈培尔的战时宣传利用了根深蒂固的反斯拉夫偏见，在西方，他宣传的遗毒助长了对苏联制度的厌恶。这种怨恨通过口耳相传的红军在逃亡、驱逐和占领期间的残酷行为变得更加强烈。当幸存下来的德国共产党人为建设社会主义未来而兴奋时，许多人对“男人被驱逐，女人被强奸”感到沮丧。尽管一些占领者也很友好，但埃卡·阿斯穆斯将公众对“俄国人”的敌意总结为“一种带有恐惧和仇恨的集体刻画”。由君特·克劳泽这样的不幸受害者讲述的恐怖故事——苏联特工将其囚禁在一个劳改营中长达5年之久——确证了上述负面印象。因此，反共产主义成为一座让前纳粹成员与新兴民主派得以合作的意识形态桥梁。

战后对“思想方向”的寻求，专注于具有令人信服的道德操守或思想敏锐性的反法西斯榜样。通常需要像汉斯·利耶主教或学者卡尔·勒维特（Karl Löwith）这样的导师来指出，哪些个人或思想没有被“棕色瘟疫”所玷污。像库尔特·舒马赫或布鲁诺·阿皮茨（Bruno Apitz）这样在纳粹监狱中幸存下来的抵抗运动成员具有最高的可信度，因为他们甘愿冒生命的危险。像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这样的道德批评者为解决德国人的罪责问题提供了指导，而神学家迪特里希·潘霍华的遗作则提出了抵抗的伦理依据。卡尔·楚克迈尔、沃尔夫冈·博尔歇特和海因里希·伯尔等德语作家揭露了纳粹政权的凶残，而让—保罗·萨特和欧内斯特·海明威等来自其他国家的作家则开启了存在主义思想的新世界。虽然这些形形色色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前政治的，但它们为新的开端奠定了基础。

大多数德国人忙于生计，几乎没有注意到将主导他们未来生活的《基本法》的推出。这部联邦德国的临时宪法明确寻求从魏玛共和国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以防重蹈覆辙。限制总统权力的目的是避免总统通过法令统治，公民权利的不可侵犯性被认为是阻止任何回归独裁可能的屏障，而联邦主义的复兴旨在防止权力过于集中。此外，1953年引入5%的议会代表权门槛是为了防止小政党造成政坛的碎片化。重建代议制政府也是对东德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反制。乌尔苏拉·马伦多夫记得：“权利法案中关于公民有权自由发展人格的条款让我接受了［公民］课程和新兴的联邦共和国的基本法。”

西德最受欢迎的政党是基督教民主联盟，由科隆市长康拉德·阿登纳于1946年创立。这个新群体吸引了为保守政治寻求道德根基的资产阶级温和派。它不仅依靠天主教选民，还寻求更广泛的基础，将传统的新教徒也纳入了兼收并蓄的“人民党”麾下。天主教高中教师约翰内斯·费斯特刚一获释就开始参加基民盟委员会会议，就魏玛共和国的崩溃和纳粹独裁统治下的“法律沦丧”发表公开演讲：“刚刚发生在我们国家的事情不能重演。一次已经够可耻的了。”犹太律师埃里克·阿伦费尔德也承诺通过加入基民盟来“参与民主德国的重建”。他的女儿回忆说，在“良心问题上，他一丝不苟”，但在实际问题和赔偿案件中，“他主张妥协和相互谅解”。

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该党成立于1869年，由充满激情的一战老兵和集中营幸存者库尔特·舒马赫领导。作为温和派工人的代表，它为下层群体的权利而战，是纳粹的坚决反对者。1948年从英国战俘营回归后，来自反法西斯工人阶级家庭的君特·哈格曼成为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党的领导人。后来，他加入了社民党并进入政界，宣称他“想帮助确保以前发生的事情永远不会重演”。1966年当选而进入汉堡市政府后[†]，他专注于青年问题，以便建立基于人权和社会正义的可行民主，让“人们都能说出自己的想法，不用害怕国家权力，可以自由参政”。最终社民党在与基民盟的权力竞争中惜败，因为舒马赫的民族主义中立路线看起来比阿登纳强硬支持的与西方和解更有风险。

1948年，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派别的残余力量组成了自由民主党，该党的规模一直很小，但对组成政府联盟至关重要。自民党由日后成为联邦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的唯美主义者特奥多尔·豪斯领导，在西南部势力强大。在回顾自己的生活时，霍斯特·格罗图斯很难确定他的信仰是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从民族主义转向了和平主义。他写道：“多年来，同理心一直激励着我成为弱者和下层群体的保护者。”但在他看来，福利国家的扩张似乎也有负面的后果：“我注意到有许多人变得更加依赖，更不自立。于是，他们背离了我关于独立个人的理想，并因此感到不满。”他越来越相信“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建筑师。所以，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由于其有限的社会基础和偶尔陷入民族主义，自民党始终是一个小党。

联邦德国的政治谱系因为禁止了新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变得不完整。《波茨坦协定》解散了所有纳粹组织，占领军禁止任何后继团体的崛起。但在1949年，前纳粹军事和政治领导人们成立了社会主义帝国党（Socialist Reich Party），这是唯一一个几乎不加掩饰的新纳粹组织。1952年，宪法法院宣布该党为非法，推动其宣传转向地下，并迫使德国国家民主党（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of Germany, NPD）等其他右翼政党披上了民主的伪装。作为反法西斯复兴的一部分，共产党最初被允许在西德存在，但他们反对阿登纳重整军备，加上在民主德国的独裁行为，导致他们受到怀疑。经过多年的考虑，宪法法院于1956年宣布德国共产党也为非法，这引发了数以千计的起诉和解职，给西德带来了坏名声。直到20世纪70年代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建立执政联盟后，该党才重新合法化，改名为德国的共产党（DKP）。[‡]

大多数普通民众对这种“总理民主”感到满意，它调和了政治稳定和代议制政府。作为帝国时代的七旬遗民，莱茵兰的天主教徒康拉德·阿登纳统治了西德将近14年。他祖父般的威权风格体现了延续性，而融入西方的政策为他的国家重新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他得到广受欢迎的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的支持，这位来自弗兰肯的慈祥新教徒是经济奇迹之父，他的“社会市场经济”承诺未来会持续繁荣。因此，战后几十年间的蓬勃发展是一种保守现代化的矛盾组合，它一方面试图恢复现有的宗教和资产阶级传统，一方面又支持技术创新、大众消费和流行文化。和其他不关心政治的大多数人一样，赫尔曼·德布斯满意地指出：“除了少数限制外，联邦共和国的生活几乎又恢复了正常。”

由于许多人因为魏玛共和国的失败而怀疑民主，对它的接受取决于联邦德国在克服战后混乱方面的表现。最初，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以及红十字会的帮助下，战胜国试图解决大批流离失所者、集中营幸存者和德国难民的问题。但1949年后，在重建之外还要处理的大量战争受害者，成了新生联邦德国面临的一大挑战。政府不得不照顾成千上万的晚归战俘（Spätheimkehrer），他们需要医疗救助和在他人的帮助下重新融入平民生活。同样，来自东部的数百万遭驱逐者必须被公平地分配到联邦各州，而来自东德的数十万难民也需要吸收。依托包括弗里德兰和马林费尔德（Marienfelde）在内的中转营体系，政府试图登记并处理那些人的需求，为其提供住房、食物和工作援助。

凭着睿智的远见，联邦德国设立《负担均等化法》（Equalization of Burdens Law）等特别方案来帮助那些在战争中处境特别艰难的人。1949年的“即时救助金”缓解了退伍军人和孤儿的燃眉之急，“帮助他们渡过了难关”。作为更广泛的融合战略的一部分，重新安置援助是一项“慷慨且有远见的政府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战后被驱逐者和难民的问题”。更重要的是1952年制订的永久负担分担计划，它为被驱逐者提供的补偿“足以让他们安置家口，开始新的买卖，并获得购买房产的贷款”。计划的资金来自对那些财产在战争中未受损失的德国人征收的税款。乌尔苏拉·马伦多夫只获得了少量奖学金，而卡尔·黑特尔最终获得了数千德国马克的补偿。因为成功地帮助了那些有特别需要的人，“《负担均等化法》是西德政府杰出的社会成就之一”。

向大屠杀受害者支付赔偿金的举动也表明，联邦德国已经在为以德国的名义造成的苦难承担道德责任。1952年，阿登纳政府决定向以色列政府支付30亿马克，并向幸存者额外支付数百万马克，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姿态和实际的帮助。个人必须亲自为他们失去的财产、被毁的买卖和中断的事业提出索赔，确定损失金额的官僚程序令人感到耻辱。露特·克吕格的母亲太过骄傲或害怕，没有前往联邦德国申请。但是彼得·盖伊的父母并不“反对这笔钱。对他们来说，这不是抚恤金，而是欠款”。露西·曼德尔施塔姆等受害者获得了一次性的偿付，而贡珀茨的父母等人则“每月收到一张支票，作为养老金和德国社会保险，这当然改善了他们在美国的生活，但完全不能弥补他们在逃离德国时所失去的”。

这种象征性的忏悔行为也有助于许多移民国外者克服关于他们德国背景的矛盾记忆。像阿尔贝特·贡珀茨这样的一些犹太人受害者成功地将自己重塑为美国人，以至于几乎抹去了先前生活的所有痕迹。但另一些德裔移民通过信件和访问还与德国保持着联系。作曲家格哈德·克拉普夫甚至在一场动人的跨大西洋求爱中说服护士格特鲁德·利希蒂（Gertrud Lichti）成为他未来的妻子。德国语言、文学和历史方面的专家（例如露特·克吕格和她曾经的丈夫汤姆·安格雷斯）会不定期地返回中欧进行学术研究。而格奥尔格·L. 莫斯（George L. Mosse）和弗里茨·斯特恩等更著名的知识分子则积极参与了关键记忆文化的建设和联邦德国的民主化。虽然公共赎罪的举动永远无法消除纳粹罪行造成的苦难，但它们可以开启艰难的和解过程。

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成年人为他们成功重建了一个被摧毁的国家感到自豪，60年代末那代人的反抗让他们感到惊讶，那似乎质疑了他们所有的成就。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太老了，无力参加由自己的孩子们发起的运动。只有像多萝特·泽勒这样的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她对纳粹的过去深感羞愧，反对西德重整军备——同情年轻人的反抗。她将冲突归咎于美国的新殖民主义，回忆道：“我从自由派发展为激进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一个重要阶段发生在越南战争的背景下。”虽然推崇贵格派，但美国对东南亚的干预“第一次让我意识到，主宰我们生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考虑到学生运动是对许多志同道合的抗议者的绝妙动员，她组织了一系列“议会外、跨信仰”的晚间祈祷，逐渐发展成对联邦德国的彻底反对。

魏玛共和国的那代人大多对青年反叛持怀疑态度，认为这是秩序和纪律的丧失。乌尔苏拉·贝伦伯格在她的学校里注意到了一种“攻击和破坏的精神”，年龄较大的学生会恐吓年龄小的。“教职员工中开始出现自由爱情。大多数婚姻都破裂了。来自大学的年轻教师想通过对孩子的教育来改变社会。”她讨厌老师和学生吸烟、喝啤酒和大麻聚会。甚至“有一些小孩子表现了不符合年龄的傲慢和猥亵表情”，这是她以前从未看到的。在每天往返位于法兰克福郊区的学校的路上，她担心会被卷入警察和示威者之间的冲突。“年轻的同事突然把我们这一代人视为纳粹并诅咒我们”，却没有理解这代人在战后取得的成就。因此，她认定“从这个时候起，联邦德国已经开始变糟”，这要归咎于新的“利己主义、排斥心态和不负责任”。

更具自由精神的人对“六八一代”的改革要求更有同情心，尽管他们就是反叛的主要目标。已经40多岁的魏玛的孩子们觉得，年轻人的反抗是一场中年危机，他们的婚姻在危机中失败了。在政治学教授马丁·格赖芬哈根看来，学生的激进主义首先是偏狭地呼吁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在分析中强调“经济或阶级依赖”。整个语言都在改变，因为“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要求一种解放性的语法”。他认为改用更宽松的学术话语风格是一种解放，但教授和学生之间地位平等的假设让他觉得很愚蠢。“价值转变”的某些方面早就该实施了，例如强调“自我实现”，但习惯性地“违反资产阶级准则”让人相当讨厌。虽然一位曾经反对过格赖芬哈根的学生以婚姻伴侣的形式成了他的第二任妻子，但他“并不憧憬那背离传统且动荡的十年”。

年轻人反叛的一个积极结果是形成了一系列“新社会运动”，最终合并为绿党（Green Party）。“在20世纪70年代，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保护土壤和自然资源，以及拯救环境是多么重要，”吉塞拉·格罗图斯回忆道，“我们从一开始就参与了。我们认为，自己身边的环境中有许多东西可以改善。”她和丈夫参与进来是因为“绿党希望成为‘生态的、草根民主的、非暴力［和］社会的’”，这些东西吸引了他们。霍斯特“从第一天起就是成员”，而吉塞拉虽然为这一理念工作，但没有加入。“最初，当所有成员仍然以他们的理想为指引时，我们和谐地讨论了‘世界状况’，并针对它的许多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不过，一旦部分绿党代表当选，这些市议员们就不再倾听草根的要求了。后来，当该党决定派遣德国士兵作为维和人员前往巴尔干地区的科索沃时，霍斯特退出了。

在二战记忆的推动下，在冷战的核军备竞赛期间维护和平是公民动员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多萝特·泽勒觉得，1979年北约在西德部署中程导弹的决定“是德国战后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因为“我无法继续生活在一个有炸弹的国家”。于是，她试图通过“反对军国主义的广泛而全面的中左派运动”来“组织抵抗”。“如果你不反击，你就犯了错误！”的口号旨在克服公民的无力感。受到自己对《圣经》的神学理解的启发，泽勒呼吁通过“非暴力的违法行为”，采用“激进形式的非暴力抵抗来反对军国主义国家”。虽然抗议动员了超过30万名关注此事的公民在波恩示威，但和平运动未能阻止在联邦德国部署导弹。不过，它确实表明了广泛信奉的和平主义，后来促使德国人不愿参加海湾战争。

另一项重要事业是争取妇女平等的运动，它寻求结束经常涉及暴力的父权主义的统治。许多年轻女性没有屈服于男性的控制，而是像乌尔苏拉·贝伦伯格一样渴望“成为一个深情的妻子，但同时保持我的独立和自由”。吉塞拉·格罗图斯意识到，“与男性相比，有多少女性在几乎所有社会领域都处于劣势”，她把女权主义事业作为“她未来社会参与的中心”。1983年，她和其他积极分子在家乡多斯滕（Dorsten）成立了一个妇女庇护所，目的是“保护被虐待的妇女及其子女免受进一步的暴力侵害。然后加强她们的独立性，让她们可以自己做决定”。庇护所最初只是一间小公寓，她的团队逐渐将其扩大为一栋真正的房子，雇用了社会工作者，获得了市政支持，在最初的25年里成为大约2000名受虐待妇女和2800个儿童的避难处。“助人以自助”的方法取得了惊人的成功。

其他女权主义活动则着眼于改变社会意识，使“妇女平等在日常生活中变得理所当然”。例如，吉塞拉·格罗图斯推动了一个妇女论坛的成立，作为压力团体，它让那些“对妇女状况感兴趣的人可以见面、阐述问题，并提出改进措施”。这个讨论圈子试图让歧视公开化，加强“女性的团结”，以及开展其他帮助妇女的活动。方法之一是提高对儿童书籍中微妙的性别歧视的认识（图25）。另一种方法是创建一家作为聚会场所的“女性咖啡馆”，提供一个“让我们可以交流自己的日常经历、互相鼓励和沟通信息的公共空间”。传单上宣称：“我们不想成为这个社会的无声失败者，而是要发展出对我们的成就和能力的信心和信赖。”这个团体的鼓动成功促使该市任命了一名“机会平等官员”，负责监督和发起更多活动，诸如“女性文化日”。

公民社会参与的第三个方面是环境行动主义，包括抗击污染和提供自然保护。由于对巴西的资源榨取行径感到震惊，在完成德国参加1992年塞维利亚世博会的协调工作后，汉斯—格尔德·内格莱因搬到安达卢西亚（Andalusia），购买了一座大约700英亩的农场，以便发展以生物为基础的农业、畜牧业和林业。最大的挑战是反复出现的干旱，他通过建造几个蓄水池来应对。当地民众相信“这个德国人疯了”。但是倾盆大雨最终降临，很快就灌满了他的水池，让他可以在不消耗地下水的情况下灌溉土地。为了在自己的农场之外解决这个问题，他创建了“地中海山”（Monte Mediterraneo）基金会，以推动在整个地区重新造林，这还惠及了当地的野生动物。经过几十年无情的管理竞争——他的头两次婚姻因此被毁——这一生态承诺和新的伴侣关系最终给他带来了安宁。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满足和快乐过。”

这些新的社会运动还支持了公民社会参与其他需要改革，但政治当权者很少关注的领域。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吉塞拉和霍斯特·格罗图斯赞助了许多“项目，我们在其中不仅是旁观者或参观者，而且是积极的参与者”。他们从传统的慈善提议开始，比如照顾一些逃学的工人阶级年轻人，以避免他们坐牢，以及为无家可归者组织平安夜派对。在青年反叛运动发生后，这对夫妇还呼吁加强学校的自治，并创建能改善学徒培训现状的中心。为了提高贫困儿童的识字率，霍斯特发起了一项每周两次的阅读计划，由志愿者朗读故事。他还帮忙为土耳其幼儿建立了一个学龄前游戏班，帮助这些幼儿学习德语。这些提议力求逐个解决特定领域的问题。

几十年来，公众参与的发展所创造的公民社会基础帮助巩固了第二个德国民主政权。与纳粹和统一社会党的压制不同，人们起初对于如果“政治完全不发挥任何作用”感到高兴，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追求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因此，他们愿意忍受阿登纳的威权风格和官僚体系的家长作风。只有工会和社民党呼吁提高工资，反对重整军备。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一个批判性的公共领域发展起来，鼓励年轻人通过大规模示威发起反抗，要求进行更具实质性的变革。维利·勃兰特领导的社会——自由联盟对这一挑战做出了回应，呼吁“敢于尝试更多的民主”，承诺进行内部改革。当福利国家的扩张未能解决环境等问题时，具有批判精神的人们在20世纪70年代发起了一系列新的社会运动。在战后那代人的推动下，这些连续的压力成功地使一个不情愿的联邦德国得以改革和放宽管制。

1989年，统一社会党的统治出人意料地被推翻，这似乎肯定了西德对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选择。大多数西方人对民主德国兴趣不大，除非他们曾经逃离那里，或者在铁幕的另一边仍有亲戚。全德事务部（All-German Affairs）继续赞助前往柏林的学校旅行，而纪念民主德国示威游行的六一七节[§]则用词讲究地提醒联邦德国的公民，不要忘记他们不那么幸运的“东德兄弟姐妹”。这两个德国继承者之间的差距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西德人只能带着同情的兴趣来看待大规模的出逃，抗议的增加，以及柏林墙的倒塌。只有当东德的亲戚穿着过时的衣服，开着滑稽的汽车出现在门口时，他们才不得不面对重新统一的艰巨任务。在谈到民主德国的未能成功时，霍斯特·格罗图斯总结道：“［东德的］社会主义会失败，是因为它违背了人类更重要的需求，后者在其他社会制度中似乎更容易得到满足。”

成功的故事

在反思他们的成年生活时，大多数回忆录的作者都将他们的经历描绘为成功地经受了艰难的挑战。一些人在写到战后岁月时就停笔了，因为他们的生活失去了戏剧性而变得正常化，“这就是为什么它不值得写”。那些继续写他们在随后几十年中的故事的人，则强调了战争引发的生存斗争和战后他们不断取得的成功之间的反差。“当我回首战争结束后的岁月时，”汉斯·陶施回忆道，“我不得不承认，很多事情最终比我敢于期待的还要好。”由于劳动分工的关系，叙事再次被性别化，男性强调他们的职场晋升和日益富足，女性则强调她们的家庭和个人幸福。虽然大多数叙述忽略了政治，但它们含蓄地承认，西德的“自由民主秩序”为他们的职业成就和个人满足提供了一个支持性的框架。

男性作者将他们的事业成功描绘为努力工作、头脑机敏和有本事抓住机会的结果。自传中充斥着象征职业成就的外在指标。像霍斯特·安德烈这样的一些作者强调他们如何层层晋升到有影响力的职位。而格哈德·鲍克等人则强调富裕程度的不断提高，表示“财富如何惯坏了我，几乎让人害怕”。包括罗伯特·诺伊迈尔在内的另一些人讲述了他们的书籍和文章被积极地接收。像霍斯特·格罗图斯这样的顾问描述了他们的国际旅行，以证明他们的工作很受欢迎。像赫尔穆特·拉什多夫一样，几乎所有人都提到了建房、买车和享受令人兴奋的假期。此类叙述证实了经济奇迹的信条，都遵循努力工作和顽强斗争让作者后来得到生活富足的回报这样的情节主线。这些回顾的共同基调是对“我目前为止的生活如此丰富多彩”表示感恩。

女性作者的叙述遵循一种以家庭和个人关系为中心的不同模式。埃迪特·舍夫斯基等作者描述了家庭之外的工作，对自己的能力感到自豪。另一些人提到她们讨厌被限制在家庭领域，后来参与过慈善工作，比如吉塞拉·格罗图斯。但所有人都花了大量笔墨来写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先是描述她们如何让自己从他们的管束中解放出来，后来又回忆当这些人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时，自己是如何照顾他们的。这些叙述大多专注于寻找合适的伴侣一事，正如乌尔苏拉·贝伦伯格发现的那样，这一点也不容易，因为她想要的不仅仅是肉体关系。叙述者非常详细地描述了她们的婚姻，非常满意地谈到她们孩子的成长。当然，男性也会提到他们的个人关系，以及对合适配偶的感激之情。但只有像安内利泽·胡贝尔这样的女性才会表达出母性的信息：“我的幸福完全来自实现爱情的喜悦。”

这一私人视角将西德的民主化描绘为一个不经意的过程，是在积极的个人经历中逐渐实现的。起初，幸存下来的民主派不得不与广泛的怀疑、逃避政治，以及纳粹意识形态的残余做斗争。盟军调整方向时经常显得笨拙的做法在一些战败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应，使他们不愿承担自己的责任。但第三帝国是可悲的失败，未来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共产主义的替代方案不可接受，这些共识推动了新的开始。只有少数人像君特·哈格曼一样愿意加入政党，尽管大多数人都表现得像模范的民主派。从长远来看，决定性因素更多是联邦德国为职业发展和私人成长提供的稳定空间。与独裁统治不同的是，波恩共和国提供了一个支持性的环境。正如露特·魏格尔特所解释的：“我们是自由的，可以做出自己的决定，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一切都井然有序，没有人（几乎没有人）处于不利地位。”

变得成熟还意味着不断努力正视关于失控的德国过去令人不安的记忆。汉斯—哈拉尔德·席尔默总结道：“作为自己国家的成员和士兵，我们对彼此的所作所为是正常环境中的普通人难以置信的。德国和苏联的统治既不民主也不人道，通过意识形态对个人的压制，两者都为人的堕落创造了前提条件。”许多德国人被他们年轻时的纳粹罪行所困扰，无法再“与爱国主义和民族等观念［建立起］自然关系”。卡洛拉·施特恩回顾了过去带来的持续困扰，以至于她那代人“对救赎的承诺表示怀疑”。由于有那么多人因为政治失去了生命，她相信“政治行动的唯一准绳……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君特·克劳泽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我经历过高潮和低谷，纳粹独裁、可怕的战争和共产主义，但民主的自由是最好的，尽管那也是一段艰难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