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5日，德国幸存的共产党人在莱比锡举行了红军到来后他们的第一次公开会议。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重逢”。被认为失踪或死亡的人们互相拥抱，不敢相信“同志，你还活着！”许多人在纳粹的监狱里待了几十年并逐渐老去，他们凹陷的脸庞上刻着深深的皱纹，眼睛凸出。一些人仍然穿着他们带条纹的集中营囚服、戴着帽子，它们松松垮垮地挂在瘦弱的身体上。“没有人的眼里没有泪水。”当回忆起没能得救的朋友时，即使那些在酷刑中幸存下来的人也动情了。作家布鲁诺·阿皮茨背诵了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的诗：“他们驱赶着我们穿过泥泞和死亡/他们践踏我们，向我们吐口水/他们把我们踩在地上，压碎我们/在冬天的冰雪和夏天的炎热中。”兴高采烈的幸存者惊叹道：“此时此刻活着是多么大的胜利！”在苏联的帮助下，这所谓“奠基一代”（Aufbaugeneration）的青年人开始着手打造一个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平等和正义的更美好未来。

45年后，这个社会主义梦破灭了。作为它的化身，民主德国正在崩溃，因为它让太多的公民失望。埃里克·昂纳克在东柏林著名的夏利特（Charite）医院就医。对于来访的牧师维尔纳·布劳内来说，“看到民主德国曾经最有权势的人变老而且穿着睡衣，是一次独特的经历。他的健康状况不好。这是他第二次因为恶性肿瘤而接受手术”。然而，昂纳克仍然相信，“社会主义原则上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只不过抛弃了他的那些新掌权的同志是坏人”。他的医生阿尔特豪斯（Althaus）教授评论说：“他还没有意识到他已经输了。”被驱逐出他位于万德利茨（Wandlitz）的别墅后，昂纳克遭到他昔日追随者的唾弃，这些人正试图自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不得不向自己曾经反对的机构——新教教会寻求庇护。作为一种人道主义姿态，牧师乌韦·霍尔默（Uwe Holmer）收留了他，直到他前往苏联。

人们对民主德国的性质的看法根据他们的意识形态、经历和历史遗产而有很大的分歧。对于弗里茨·克莱因等社会主义实验的支持者来说，两次世界大战和纳粹的罪行如此骇人听闻，有必要“选择那种有望通过其计划和实施来战胜旧秩序的社会模式”。但对于君特·克劳泽和统一社会党政权的其他受害者来说，东德是一个没有人权的“非法国家”（Unrechtsstaat），当权者及其臭名昭著的情报机构斯塔西在那里恣意非法地压迫自己的公民。就像内科医生克劳斯·许布施曼那样，大多数东德人试图在两个极端之间过“正常的生活”，因为他们欣赏当局的反法西斯承诺和社会福利，但对党内官僚的思想狭隘感到沮丧，并且怨恨与西德相比较低的生活水平。由于经历的不同，直到今天，对民主德国的解读仍然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关于统一社会党体系，争论的核心是“民主”这个矛盾的概念，波茨坦会议上所有战胜国都同意以此为努力方向。对于像维尔纳·费格尔这样的共产主义支持者来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因为它“针对剥削者”，以卢梭的方式“为人民”行事。具体地说，这一观点将统一社会党的统治合法化为“先锋党”，人们不得不顺从地向其请愿，以便“参与社会主义秩序的形成”。而对于保罗·弗伦策尔这样的西式民主派来说，民主意味着实现言论自由等公民权利，按照孟德斯鸠的分权理念构建法律保障。让弗伦策尔极为震惊的是，一名斯塔西成员告诉他如何操纵选举，即进行公开投票，但私下用额外的选票伪造选举结果，从而肯定“反法西斯的民主秩序”。虽然双方使用了相同的术语，但意思截然不同。

德国分裂对东德不对等的影响让民主德国的生活故事比西德的叙事带有更强的政治色彩。冷战期间，德国人发现自己处于北约和华约两个敌对集团之间的断层线上，“规模巨大的武装军事力量在可怕的现实中相互对峙”。“西方给自己的意识形态披上了行使权利的外衣，而东方则将宣扬和平口号视作自己的任务。”霍斯特·约翰森回顾了随后双方疏离的过程：“由于不同的社会和生活条件，东部和西部不再有相似的行动方式和观念”，这甚至导致共同的语言也发生了分裂。“尽管人们在许多方面与这种变化进行了斗争，但他们无法摆脱对国家的依赖。”联邦德国的回忆录作者们享受着专注于私人生活的奢侈，而规模较小且合法性较弱的民主德国的回忆录作者们则不得不持续面对统一社会党指手画脚的政策。

社会主义的希望

理想主义的支持者认为民主德国是“更好的德国”，因为那里的社会主义试图实现“梦想中的公平社会”与和平生活。为了争取更大程度的平等，东德领导层采用了工人运动激进派长期秉持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与此同时，共产党手握反法西斯的大旗，因为他们比任何其他政党都更加坚持不懈地抵抗纳粹暴政。作为强大苏联的小伙伴，他们间接接受了布尔什维克革命，按照“向苏联学习就是学习如何胜利”的口号分享了红军的胜利。相比之下，联邦德国自称是第三帝国的继承者，大批人员被沿用使波恩政府被指责为新纳粹主义。寻求“公正、和谐与和平社会”的格哈德·约阿希姆因此“很有意识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顺理成章地入了党”。

然而，对魏玛一代来说，这种“宏伟愿景”的吸引力在某种程度上因为苏联占领的性质而被削弱，从而阻碍了它的实施。“红军成员的野蛮侵占”让德国平民疏远了他们，以至于俄国士兵不得不被隔离在自己的基地里。虽然通过拆除工厂和索取赔偿来进行经济剥削可以被理解为对德国国防军破坏的补偿，但就连那些对苏联实验着迷的工人也对此感到震惊。此外，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发动了“新一轮逮捕”，在不诉诸法律的情况下将被捕者“秘密监禁”在特别的营地，这吓坏了民众。与此同时，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的座右铭“它必须看起来民主，但我们必须控制一切”所描绘的斯大林式政治风格导致了资产阶级合作者的幻灭。苏联军官对文化复兴令人难忘的支持和他们个人偶尔的友好举动也无法弥补这种负面印象。

为了获得社会革命的顺从工具，德国共产党向较为温和的社会民主党施压，要求其在1946年春和他们合并成一个共同的工人党。许多工人对此表示支持，这有望克服工人运动的分歧，而正是这种分歧为希特勒夺取权力打开了大门。因此，一些社民党成员愿意接受这一邀请，创建足以阻止纳粹复兴的“反法西斯共同阵线”，并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但该党在西德的资深领导人库尔特·舒马赫坚决反对合并：他认为德国共产党不民主。这促使大部分西部的社民党成员拒绝了提议；而在东部，共产党人常常要用武力来镇压抵抗者。像君特·曼茨这样的辩护者仍然声称“强制合并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但对于阿尔贝特·莱特霍尔德这样的批评者来说，“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变成了一个残忍官僚集团的寡头统治”。

东德的社会转型始于去纳粹化的结构性调整，它惩罚了所有社会阶层，以便建立“劳动人民”的统治。与在西部一样，统一社会党对个人的罪责并不真正感兴趣，他们使用全民公决“赶走了总是发动和资助战争并从中牟利的垄断企业、大资本家和贵族，在德国第一次创造了人民的财产”。具体地说，这意味着将工厂、银行和大型企业从所有者手中夺走，将它们变为“国营企业”（VEB）。在农村，根据“把容克地主的土地交到农民手中”的口号，土地改革“没收持有土地中超过100公顷的部分”，产生了许多小农场。所有曾是纳粹成员的教师都被立即解雇，“造成了对教员的巨大需求”，这些教员没有经过任何培训就上岗了。随着许多被剥夺财产的精英逃往西德，这场剧变为年轻的社会主义者打开了新的职业之门。

国家社会主义的逐步建立需要一个复杂的计划体系来“控制经济制高点”。为连续五年计划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驻德苏联军事管理委员会（SMAD）的军官们坚持在实践中采用他们自己的思想模式。它的关键是通过忽略成本和价格的关系，以及优先考虑政治分配决策，用经济计划取代市场竞争。在战后初期的重建过程中，这个政策决策体系运作得相当好，因为基础设施、工厂和住房的重建是劳动密集型的，并且依赖原材料。但从长远来看，无视供求关系促成了一种“官僚机制的建立，它自己发展出了某种生命，远离现实”。当“整个经济完全由计划目标和数字指标支配”时，结果将是低效和稀缺，甚至让社会主义的忠实支持者也感到幻灭。

德国日益加剧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分歧最终导致东部建立了独立的国家，名为民主德国。1949年秋天，德国共产党人的施压终于战胜了斯大林在选择统一和中立的德国还是苏联附属国问题上的犹豫不决。通过一场“人民代表大会运动”——甚至在联邦德国的工人中也获得了一定支持——社会主义统一党创建了自己的国家，并仍然希望面积更大的西部最终会跟随自己的脚步。对于格哈德·约阿希姆这样的“年轻反法西斯主义者”来说，“相比作为旧德国的联邦德国”，回归的抵抗运动战士为“这个新国家提供了一种道德合法性，前者是第三帝国的继承者”。当“许多人被这一新的发展所蒙蔽”时，霍斯特·约翰森等怀疑论者却明白，“统一社会党由此接管了无限的权力，开启了通往中央集权的致命道路”，从而建立了新的左翼统治。

作为该党的青年组织，自由德国青年团（Free German Youth, FDJ）[自由德国青年团的德文为Freie Deutsche Jugend，故缩写为FDJ。——编注]使用了许多与希特勒青年团相同的方法，尽管是为了灌输一种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虽然在制服和游行上似曾相识，但在强调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以及建设“新的社会秩序和未来经济组织”上，两者并不相同。许多不关心政治的年轻人试图忽略意识形态上的“红光辐射”，以便享受自由德国青年团的远足和舞蹈。警察维尔纳·费格尔只是“喜欢与年轻的朋友们在一起”。当入团成为接受高等教育的必要条件时，克劳斯·许布施曼和其他20世纪20年代的孩子“最终成了自由德国青年团的成员”。格哈德·鲍克特别“有兴趣加入”，因为自由德国青年团的机关报《新生活》（Neues Leben）让他有机会发表一些自己最早的关于年轻人状况的诗歌和散文，“关于我的，由我”所写。对于弗里茨·克莱因来说，团员身份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信念：“我想参与到现在必须做的事情中去。”

随着许多更年长的男性死亡或失能，与统一社会党的合作为魏玛一代提供了不同寻常的职业机会。如果他们是可靠的“干部”，就可以通过报名函授课程或进入党校获得快速晋升。例如，工人阶级的小伙子维尔纳·费格尔加入了人民警察，以便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并保卫社会主义免受阶级敌人的破坏。在接受了商业培训后，保罗·弗伦策尔迅速成为当地一家银行的负责人，并被提拔进了东柏林的中央财政局。在政治上做出必要的妥协后，克劳斯·许布施曼凭借他的才智接受了儿科医生的训练，年纪轻轻就领导了一家儿童诊所。被送去党校后，格哈德·约阿希姆成为一名文化官员，“参与对我们文化的民主复兴”。作为最早学习马克思主义史观的德国学生之一，弗里茨·克莱因才30多岁就被委托担任顶级专业期刊的编辑。

回忆录中提到，在民主德国成立之初，那些“不想成为可鄙政治制度的共犯”的人进行了大量反抗。保罗·弗伦策尔表示，发誓要阻止“与德国共产党合并”的社民党老党员也被迫加入，否则就被统一社会党开除。当党报《新德意志报》负责人霍斯特·辛德曼（Horst Sindermann）这样的煽动家试图向一群难民解释失去东部领土的原因时，他们的声音被叫嚷声压倒。当公开抗议变得太危险时，许多人转向在朋友之间私下抱怨，或取笑瓦尔特·乌布利希的萨克森口音。关于物资稀缺的无伤大雅的笑话（比如“如果你把社会主义引入非洲，撒哈拉沙漠就会连沙子都不剩”）已经有了导致被监禁的风险。当资产阶级政党被降服后，像克劳斯·许布施曼这样的专家只能依靠专业能力生存或者退归私人生活。当所有这些策略都失败时，他们可能会像卡尔·黑特尔和其他大约300万人一样，通过柏林仍然开放的边界逃往西德。

一个核心的冲突涉及新教教会，这是民主德国唯一保持独立的准公共组织。统一社会党中少数好战的无神论者希望彻底摆脱宗教，而许多新教徒是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希望与西德保持联系，他们需要后者的财政支持。年轻人是关键的战场。党试图通过“青年奉献”来让年轻人转向社会主义，这是一种世俗的成年仪式，旨在取代宗教坚信礼。当青年教会进行反击时，党强迫年轻人参加青年成人礼（Jugendweihe），作为他们接受教育的先决条件。维尔纳·布劳内牧师描述了无穷无尽的骚扰、歧视和赤裸裸的暴力，他坚称：“民主德国领导人和统一社会党从来没有将教会和执事视为合作伙伴。”由于路德宗坚持服从国家，最终以“社会主义中的教会”的形式达成了某种和解，但在根本上，战斗仍未结束。

为了赢得阶级斗争，统一社会党采用压制和宣传相结合的手段，以便说服不情愿的民众。通过印刷品和广播，党向自己的干部灌输思想，让他们可以对民众进行“再教育”，并“控制住”被推翻的资本家。这个转向计划的关键工具是“人民警察”。格哈德·约阿希姆解释说：“可以说，我们是无处不在的眼睛。”维尔纳·费格尔将人民警察（Vopos）视为“负责人民安全的工人阶级的孩子”。在实践中，这意味着打击被剥夺财产者对经济的破坏，以及他们来自西德的所谓盟友的颠覆行为。人民警察的任务是“完全控制所有活动”，确保“所有法律命令的执行”。这意味着对公共空间，甚至经常是对私人住宅的持续监视。统一社会党建立了斯大林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它试图通过在柏林建造斯大林大街这样的宏伟街道来让工人们相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图26）。

自传还显示，那些被认为是严重威胁的不幸个人面临大规模的报复，手段让人想起了纳粹的残暴。尽管对冷战敌人保持警惕是可以理解的，但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斯塔西的运作不可捉摸，也没有法律约束。1946年4月，君特·克劳泽因为分发传单而被苏联警察逮捕，传单中承诺德国人有朝一日会回到他的家人被驱逐的西里西亚。他一度脱逃，但再次被抓住了，有人告诉他：“你为什么要逃，我们现在枪毙你！［原文如此］”克劳泽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被棍棒殴打，直到他最终在一份俄语供词上签字。在没有辩护律师的走过场审判中，他因散布“反苏宣传”而被判处10年劳役。随后，他被送到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的特别营，那里曾经是纳粹集中营的所在地。挨饿、受冻和艰苦的工作让他病倒了好几次。5年后获释时，他的体重只有80磅，并发誓保持沉默。恐惧是民主德国初年如影随形的同伴。

为了对抗“颓废的资本主义娱乐业”的影响，统一社会党试图提供一种“寓教于乐”的有吸引力的“文化生活”。在战后初期，自由德国青年团恢复了乡村和城镇的舞蹈和表演。在城市里，弗里茨·克莱因这样的知识分子参加了由文化联盟（Kulturund）组织、著名作家和文化批评家参与的“反法西斯民主”讲座和讨论。但是，党的核心任务是通过“比特费尔德模式”[1959年4月24日，在东德的比特费尔德（Bitterfeld）召开了作家会议，东德领导人鼓励工人和农民加入到艺术创作中来，作家们则被要求前往工厂或农场体验生活，以写出社会现实主义的作品。——译注]将文化带给工厂里的劳苦大众，即鼓励工人自己进行写作和表演。在罗斯托克（Rostock）的瓦尔诺（Warnow）造船厂俱乐部里，格哈德·约阿希姆组织了一系列艺人表演、无产阶级戏剧、写作圈子和舞蹈团，甚至还有方言讨论会。虽然其中一些作品在风格上是创新的，但它们归根结底还是受到来自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社会现实主义”小资产阶级品位的限制。

统一社会党与俄国加强联系的另一项举措是成立德苏友好协会（Society for German-Soviet Friendship, DSF）[德苏友好协会的德文是Gesellschaft für Deutsch-Sowjetische Freundschaft，故缩写为。——编注]，它把红军军官和德国平民团结到一起。一方面，这一动议试图通过展示俄国人“深厚的人性”来克服消极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它也试图表达“对苏联的感激之情，因为它把我们从希特勒匪帮的手中解放出来，结束了战争”。除了文化讲座，还有各种宴会庆祝形形色色的苏联节日，比如十月革命纪念日。宴会上食物丰盛，人们不停地用伏特加敬酒。前往苏联的代表团之旅和假日旅行是特别的奖励，让目瞪口呆的游客可以欣赏光鲜的莫斯科地铁或享受克里米亚的海滩。对于维尔纳·费格尔的女儿来说，这种经历是如此令人印象深刻，以致她最终嫁给了一个来自俄国南部的鞑靼人。虽然一些科学家愿意与苏联合作，但许多公民仍然持怀疑态度，认为加入德苏友好协会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在民主德国，教育是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老精英被排除在外，获得提携的是工农子女。统一社会党试图通过学校与工作相结合的职业技术培训来实现工人运动“打破教育特权”的目标。一方面，党歧视专业人士的孩子，只在特别出色的情况下才允许他们接受高级培训。另一方面，它推动未受过教育的家庭的孩子接受继续教育，通过额外的学历帮助他们向上流动。维尔纳·费格尔和卡尔·黑特尔等精力充沛的年轻人被鼓励参加函授课程，前者获得了法律文凭，后者获得了工程学学位。费格尔抱怨道，“四年半的远程学习是一段艰难的日子，因为所有这些都是在艰苦工作和加班时间之外完成的”。通过获得高等学位，格哈德·约阿希姆和弗里茨·克莱因成了新社会主义精英阶层中充满感恩的成员。

专业人员晋升到更高的等级，严格受“干部体制”的控制，这种体制遵循苏联的人事管理模式。一项重要工作的每一位候选人都有一份个人档案，其中对技术能力和政治可靠性的评估决定了他或她的职业生涯进程。格哈德·约阿希姆回忆说，干部不仅是“统一社会党政要名录中有记录”的党的官员，而且占据了“所有社会领域的关键职位”，这使统一社会党获得了完全的控制权。像保罗·弗伦策尔这样的晋升候选人必须与党员经理进行“干部对话”，内容涵盖从满足新工作要求的能力到他们的“意识形态弱点”等各个方面，他们必须通过马克思主义学习来克服这些弱点。只有在医学或工程学这样业绩真正重要的领域，能力才会是首要考量。维尔纳·费格尔和其他顺从者获得了奖品、奖金、假期和汽车——让他们可以享受民主德国风格的美好生活。

根据许多人的回忆，作为一个“彻底被统治的社会”，民主德国的大规模政治化使私人生活比在西德更加重要。足够令人惊讶的是，资产阶级的家庭模式得到了延续，只有微小变化。当女朋友告诉克劳斯·许布施曼她怀孕了，他立即娶了她：“即使在学生中这也是惯例，没有丝毫的迟疑和犹豫。”因为共产主义者被认为要遵守瓦尔特·乌布利希建立的“社会主义道德”要求，那些被发现“与女学生有染”的违规者会受到“纪律和党规的惩罚”。由于工资微薄，妻子毫无疑问需要继续工作，无论是像埃尔娜·黑特尔那样作为教师，还是像费格尔的妻子那样作为党的官员。当孩子降临时，女性承担的家庭和工作负担通常会加倍。尽管如此，回忆录还是将家庭描述为一个远离政治、近乎神圣的空间。因此，持不同政见者薇拉·伦斯费尔德（Vera Lengsfeld）被她身为斯塔西告密者的丈夫背叛，就特别令人震惊。

与更大且更繁荣的西德相比较也让生活在东德变得复杂，事实上，留在那里需要不断找理由。在公开场合，西德是“北约成员、帝国主义、剥削者、工人之敌、战争贩子和投机者——原则上只能是邪恶的”；但私下里，那些像霍斯特·约翰森一样在修筑柏林墙之前去过西部的东德人都感到惊讶：“乍一看，与民主德国的情况相比，西德的经济状况就像一个童话中的乐园。”但仔细观察，“人口中某些阶层的经济状况并不那么乐观”。只要可能，大多数直接受到统一社会党迫害的东德人都会选择离开。但其他在民主德国有家人、朋友、财产和事业的人，则不那么愿意在竞争激烈的西德重新开始，例如保罗·弗伦策尔。尽管一直想走，但他们还是决定留下来，就像克劳斯·许布施曼那样，并将他们的精力投入到在东德创造有意义的生活。

统一社会党意识到人们对它的普遍不满，因此致力于建立政治的同质性，以便将其意志强加给不情愿的民众。把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合并成单一的工人阶级政党已经够复杂的了，因为前者把自己视为革命的先锋，而后者则强调党内民主。利用干部制度作为工具，并一次次对党员进行清洗，共产党人把保罗·弗伦策尔这样的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推到一旁，以维护自己的控制权。此外，斯大林拒绝安东·阿克曼（Anton Ackermann）关于“通往社会主义的德国路线”的提议，迫使该党追随苏联的领导，这在统一社会党内部造成了深深的裂痕。农学家海因里希·布施曼等温和派人士一次次失去领导地位，被指责“缺乏党派性和客观性”。回头来看，就连社会理想主义者也承认，由于压制了“意见的自由交换”，党变得越来越斯大林化了。

1953年6月17日的民众暴动完全出乎意料，因为统一社会党已经脱离了劳动群众的实际生活。当该党将生产目标提高10%~20%时，愤怒的柏林建筑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撤销这些目标。当这一消息被西德电台传播开来后，民众的不满情绪在整个民主德国爆发，他们的要求从经济改革升级为推翻独裁统治和德国统一：“山羊胡子（瓦尔特·乌布利希）必须下台！”愤怒的示威者扯掉了保罗·弗伦策尔的党徽，要求“必须结束东德的管理不善”。像卡尔·梅维斯（Karl Mewis）这样震惊的官员指责“政变是由反革命势力发动的，部分由西德主导”，他们误导了“诚实的工人”。像君特·曼茨这样更善于思考的评论者愿意承认那是政治局的错。但当俄国坦克很快恢复了秩序后，该党的领导层为保持控制权只做了最小的让步。莱特霍尔德回忆说：“逐渐归于平静。人们屈服了。”

1956年的动乱没有使东德社会主义民主化，反而进一步巩固了统一社会党的独裁进程。当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指责他的前任犯下暴行和腐败时，乌布利希只愿意谴责斯大林过度的“个人崇拜”，而没有真正放开体制。帮助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Władysław Gomułka）上台的波兰骚乱和当年秋天被苏联坦克镇压的匈牙利起义在民主德国的影响适得其反，促使该党加强了政治控制。让格哈德·约阿希姆失望的是，他对“文化政策选择更自由路线”的愿望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由于倍感不安，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发起了一场大规模运动，反对沃尔夫冈·哈里希（Wolfgang Harich）和瓦尔特·扬卡（Walter Janka）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各种“修正主义”，消灭任何潜在的竞争对手。结果，历史学家弗里茨·克莱因失去了《历史知识杂志》（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的编辑职位。

20世纪50年代末，统一社会党领导人使用压制和激励相结合的方式来保持他们对权力的控制。在埃里希·米尔克（Erich Mielke）的领导下，秘密警察扩大了监视范围，而人民警察新增了一种“社区警察”岗位来更加密切地关注民意。像格哈德·约阿希姆这样的独立社会主义知识分子被“降职去从事了几年生产”，让他们通过体力劳动来自我改造，而弗里茨·克莱因则被调到科学院进行学术研究。由于极度害怕自发的社会倡议，统一社会党“将几乎全部公共生活都交给了群众组织”，公民必须参加这些组织，以证明他们的可靠。霍斯特·约翰森解释说：“通过对工作、职位和等级的依赖，通过对职业、晋升、培训和权利的愿望，一切都受官方的观点主导。”这个过程确立了统一社会党“官员傲慢而不民主的统治”。

对于许多东德人来说，“这种无限制的独裁统治的发展及其后果再也无法容忍”。霍斯特·约翰森回忆说，被剥夺财产的企业主、独立的专业人士、集体化的农民、教会成员和工会活动人士的离开“仿佛是［去往西德的］大规模逃亡”。许多重要的同事一夜之间消失了，结果在联邦德国重新露面。卡尔和埃尔娜·黑特尔一直等到卡尔完成学业，然后有条不紊地为他们的逃跑做准备。首先，埃尔娜去了她在莱茵兰的嫂子那里侦察地形。他们把自己的财物装在16个箱子里，邮寄到“铁幕”的另一边。卡尔在试图去西柏林参加天主教大会时被拦下，但他设法获得了另一张旅行所需的身份证。1959年获得学位后，黑特尔夫妇最终利用五旬节假期乘坐不同的火车前往柏林。埃尔娜被拘留了12个小时，但最终获释。两人都对终于在西德获得了自由感到高兴。

东德的回忆录显示，共产主义的实行还伴随着相当程度的强制苏维埃化，这并不真正适合这个国家。一些知识分子真心钦佩俄国作家和作曲家的创造力，并加入了德苏友好协会。许多二战老兵对打败他们的红军用之不竭的人力印象深刻，很高兴能有这样一个强大的保护者。为了缔造一个“工人和农民的国家”，党的官员也从苏联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寻找灵感。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特别热切地关注莫斯科，以便为了自己的生存而紧随党的正确路线。但其他东德人憎恨军事占领、失去东部省份和经济剥削。被要求在学校学俄语的学生表现出了“对这种语言的公开厌恶”。因此，东德与他们所谓朋友的关系仍然相当矛盾。

非常态的正常

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初看起来非常态的“实存社会主义”成为魏玛一代成年人生活的新常态。一旦建立，国营工厂、集体农场、专科学校和预制住房就成了日常生活的框架。尽管居民们不得不应对苏联的统治、统一社会党的独裁和恼人的物资稀缺，但他们仍然可以为民主德国的社会平等、反法西斯承诺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感到自豪。统一社会党的宣传不断强调资本家的剥削、抵抗的英雄主义和进步的必然性。但即便有如此高压的政治化，那些成功应对体制的人仍有可能在其内部“过上美好的生活”。霍斯特·约翰森解释说：“鉴于社会主义不可阻挡的进步，个人最好顺从它，因为任何消极的态度都不可避免地会被追查出来。”许多在西德看似容易的事都需要好一番努力。克劳斯·许布施曼为他的小小胜利感到骄傲：“我们又一次取得了成功，即使那只是［制作］果酱。”

不过，只要出口仍然开放，民主德国就依然岌岌可危。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58年试图通过将柏林变成没有盟军的“自由市”来关闭出口。对于普通东德人来说，西柏林各区展现出了一种奇特的魅力，包括选帝侯大街上炫目的购物橱窗、政府补贴的电影院和喧闹的摇滚音乐会。对于党来说，“西柏林”是资本主义腐败和堕落的所在地，也是“无数间谍和恐怖的中心”——简而言之，是反革命的温床。因此，统一社会党开始了一场宣传运动，以说服西柏林人接受苏联的最后通牒，让他们的城市中立。当保罗·弗伦策尔被派去挨家挨户发放传单时，他运气不佳。尽管有各种否认，但俄国人的威胁“让人担心‘自由市’只会是东部完全吞并西部的开始”。民众拒绝正视“民主德国离……超过西部生活标准的目标还有多远”。

对柏林的最后通牒和统一社会党的压制加剧了民众对自己被困的担忧，促使越来越多的人逃往西德。部分原因是强制集体化将农场变为规模更大、机械化且更加高效的农业生产合作社（LPG）。海因里希·布施曼描述了有多少农民宁可抛弃家庭财产，也不愿沦为农业劳动者。另一部分原因是对信徒明目张胆的歧视。青年奉献仪式变成强制参加，以向青少年灌输“阶级斗争的方法”。还有一个原因是专业人士的独立性承受着持续的压力，促使“超过3300名医生，约1.67万名教师和约1.7万名工程师”前往西方。根据霍斯特·约翰森的说法，“几乎没有哪一天不是一夜之间就空出了某个职位”。当每天有2000多东德人逃亡时，这种大规模的外逃让民主德国受到人口锐减的威胁。

于是，惊慌失措的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最终说服赫鲁晓夫批准了修建隔离墙的“荒谬做法”，将西柏林与城市的东部分隔开来。乌布利希的逻辑很简单：“我们必须立即堵住通往西柏林的逃跑路线——用边防警察的卫兵，或许还要用带刺的铁丝网。”1961年8月13日这个星期天晚上，国家人民军（National People's Army, NVA）[国家人民军的德文为Nationale Volksarmee，故简称A。——编注]的4个师进入柏林，20个红军师也准备就绪，2.5万名工厂民兵为封锁边界提供支持。新闻图片显示，兴高采烈的边防警卫正在监督柏林墙的修筑（图27）。在勃兰登堡自由德国青年团营地睡觉的学生加布里尔·贝格尔突然被“空气中的隆隆声”所惊醒，这种声音只可能来自坦克。有人调到了西德的RIAS广播，播音员“以激动的声音”报告说：“民主德国的军队已经关闭了从东德到西德的所有过境点……民主德国领导层的目的显然是要阻止东德人大批逃亡西德。”对于一位震惊的自由德国青年团目击者来说，边境关闭是“一幕彻底的军事独裁景象”。

统一社会党很难把修建隔离墙解释为用于自卫的“反法西斯主义屏障”。官方版本强调：“为了阻止西德和西柏林的复仇主义和军国主义势力的敌对行动，我们引入了对民主德国边界的控制，这是每个主权国家在边境的惯例。”加布里尔·贝格尔等接受了该说法的共产党员试图为这一行动辩护：“我们可能不喜欢柏林正在发生的事情，但那是出于必要。你认为世界上有哪个国家会消极地看着自己的血流干，却不反击吗？”一些外出过暑假的普通人逐渐才意识到，他们实际上是被自己的政府囚禁了。许多知识分子“表达了一定程度的理解，一种无法再那样继续下去”而不导致流血“的局面结束了”。统一社会党成员弗里茨·克莱因不愿放弃社会主义实验，他为柏林墙辩护，称“那是迫不得已”。

许多回忆录表明，关闭最后一条通往西德的逃生路线的政治影响是相当矛盾的。短期内，通过迫使其公民和国际社会接受德国分裂的永久性，柏林墙帮助稳定了民主德国。现在，东德国家将长久存在。虽然最初取得了一些成功，但跳窗户、挖地道、躲在挖空的汽车座椅里和游泳穿过运河等逃脱手法反而促使当局将隔离设施变得完美，他们增加了墙的高度、创造了“死亡地带”，并在墙背后腾空出了一个禁区。通过迫害数以百计的犯错者和召开无数的宣传会，党迅速压制了自发的抗议呼号，比如“统一社会党，这样不行！”但从长远来看，柏林墙对民主德国来说是一场公关灾难。大约138名东德人在试图穿越柏林墙时死亡。令人痛心的新闻图片被发送到世界各地，例如准备逃亡的彼得·费希特尔（Peter Fechter）孤立无援地流血死去的照片。最终，柏林墙成为高压统治的象征，招致了来自国外的不断批评。

在柏林墙的保护下，瓦尔特·乌布利希可以通过在一些领域加强控制，在另一些领域放松压力来试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格哈德·约阿希姆认为，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是“经过革命斗争考验的劳工官员”和“冰冷的独裁者”，曾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大清洗中幸存。乌布利希为人谦虚，声称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人类共同体”，以表明“民主德国的共同生活和工作具备一种历史上新的政治—道德和知识—文化特质”。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在1964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新经济体制（NÖSPL）中引入竞争和成本定价元素，以刺激停滞的经济。乌布利希被控制论指导计划的潜力所吸引，推动了由向计算机过渡所引发的“科学技术革命”。但由于经济产量低下，他的“超越而非追赶”[通过在特定的一些项目上投入大量资源，乌布利希希望东德能够在数个重要的经济领域超过西德。在整体经济水平追上西德之前，先在化工、机械制造和电子等方面实现超越。——编注]运动失败了。

为了使民主德国成为华约的正式成员，乌布利希还发起了东德社会的公开军事化。埃里克·哈泽曼（Erich Hasemann）描述了“人民警察”的特种部队如何被改组为国家人民军，“在战术上融入东欧兄弟盟国的军队”。柏林墙建成后，统一社会党可以大胆地对并不真正愿意重新穿上军装的人民发起征兵。虽然得到了一些新教牧师的支持，但拒绝服兵役的年轻人会受到监禁的惩罚，直到达成妥协，允许他们成为没有武器的“工程兵”。由于担心再次发生反革命政变，该党还建立了“工厂民兵”，强迫身体健全的男性参加。与此同时，在“为和平而战”的口号下，它还加强了学校的军事教学。结果，军事化的民主德国被红军和国家人民军的“无数设施”所渗透。

相比之下，柏林墙背后的文化生活则没有那么受限制。党给了具有创造精神的人更多自由去挑战被允许的极限。尽管教条主义的政党官僚设定了严格的斯大林式限制，但对于弗里茨·克莱因这样的“反法西斯民主”知识分子来说，文化联盟仍然是一个能见到“有趣的人”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可以真的就真正意义上的支持和反对展开讨论”，因为所有参与者都同意为更好的社会主义而奋斗。像格哈德·约阿希姆这样具有独立精神的人喜欢用令人震惊的戏剧来挑衅观众，这些作品一次次地遭遇思想狭隘的官员的审查，他们负责推行限制性的政党方针。工厂层面的文化生产大多由浅薄的大众娱乐组成，而且枯燥乏味。霍斯特·约翰森对强制将“私人领域融入社会傀儡剧”感到不满，因为“个人自由逐渐在教条主义者的统治下完全崩溃”。

尽管开始时境况艰难，但民主德国的经济在逐步取得进展，实现了自己的奇迹，虽然规模较小，但令人印象深刻。邻国打趣说，如果有谁能让社会主义运转，那一定是德国人。重建结束后，计划经济把“扩大化工业……冶金、电子和机械制造”等作为优先目标。五年计划创建了一系列“经济上重要的工业基地”，如洛伊纳（Leuna）的化工区，威斯穆特（Wismut）的铀矿，吕贝瑙（Lübbenau）的发电站，勃兰登堡的金属工业，以及爱森纳赫（Eisenach）的汽车生产。在艾森许滕施塔特（Eisenhüttenstadt）这样的“社会主义模板城市”中，马克思主义的规划者们创造了新型社区，将工业设施与更好的住房和社会化的公共空间结合起来。霍斯特·约翰森在洛伊纳工作，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尽管有许多起反作用的做法，但民主德国的产能和经济发展好得惊人”。不过，东德经济从未能完全克服它在“科学技术上的落后”。

尽管如此，对于消费者来说，东德一直是“稀缺经济”，特点是生产力瓶颈和排队购买受青睐的商品。当维尔纳·费格尔的妻子被重新分配到一家工厂工作时，她感到震惊：“不仅是工人之间，就连党会上的讨论同样完全围绕着生产和供应中的短缺。”当布劳内牧师想要改善残疾人的设施时，他首先不得不四处搜寻，直到找到合适的电动水泵；此外，他的教堂还必须拼凑出一个变电站，后来还与镇上共享使用。在试图修复他的房子时，克劳斯·许布施曼不得不一次次用一件稀有的物品交换另一件，以便再获得第三件。冰箱、电视机和汽车等耐用商品的出现比西德晚了许多年，而且质量较差，还经常看起来很丑。烘干机和洗碗机都不存在，家用电脑也落后了很多年。塑料的卫星牌（Trabi）汽车和闪亮的大众兔子车之间的差距令人震惊。由于经济无法提供合适的消费品，个人不得不总是临时拼凑。

对那些认同社会主义远景，但对其实践感到沮丧的东德人来说，1968年夏天捷克自由化尝试的失败非常令人失望。为了通过重新引入市场激励来改革经济，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取消了审查制度，允许言论自由，希望创造出“有人性面目的社会主义”。由于“布拉格之春”燃起了“巨大的希望”，它的溃败也就更加令人震惊。在一次捷克首都之行中，君特·曼茨目睹了“载着示威者的卡车穿过街道，妇女在商店前哭泣，加油站关闭，情绪一触即发”。“苏联坦克的残酷镇压和学生扬·帕拉赫［Jan Palach］的公开自杀”清楚地表明，当权者不会允许体制从内部民主化。由于非常害怕类似的事情会发生在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极力压制知识分子和学生的所有抗议。虽然保住了权力，但该政权由此证明自己是无法变革的。

为了预防东德的动乱，新的领导人埃里克·昂纳克推出了共产主义正统与消费经济的矛盾混合体。在苏联的帮助下，他在1971年将老迈的乌布利希推到一边，指责其在经济和外交上偏离了党的路线。与大萧条不同，昂纳克声称民主德国已经成为“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以表明它已经达到了新的和更高的发展阶段。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统一”将通过提供更具吸引力的消费品来提高经济生产力。在一场大谈判中，统一社会党将用更高的生活水平来换取民众的政治默许。格哈德·约阿希姆很高兴利用这种更大的自由来把“娱乐、文化和社交快乐地融为一体”。但很快他就发现，“实存社会主义”明确限制了公众对其缺点的讨论。

为了改善与东部邻国的关系，西德的东方政策（Ostpolitik）从对抗转向和解，这在20世纪70年代初为民主德国带来了新的机会和威胁。作为柏林市长、外交部部长和后来的总理，维利·勃兰特一直奉行与统一社会党进行有限谈判的“小步走政策”，以便让那座分裂的城市能够获得“人道主义救济”。用硬通货换取的一系列“过境许可协议”允许西柏林人在节日期间访问他们在东部的亲戚，从而提供了一条穿越柏林墙的临时通道。更重要的是1972年的《两德基础条约》（Basic Treaty），它事实上承认了民主德国，尽管一份补充文件强调，联邦德国保留其追求德国统一的权利。于是，两个德国都加入了联合国，1975年的《赫尔辛基协定》（Helsinki Declaration）承认了战后欧洲边界的神圣性。虽然上述承认对统一社会党来说是巨大的短期成功，但从长远来看，它也让西德的吸引力削弱了自己的统治。

对于普通人来说，转向缓和意味着统一社会党越来越想要停止这种“穿着拖鞋的侵略”，因此在划界政策中把西德描绘成阶级敌人。东德人的信件一直会被拆开，包裹会被搜查，违禁品之后将放在情报部门的商店里出售。虽然开通了大约有6条跨境电话线路，但东西德之间的电话被监听和录音，以便收集颠覆的证据。随着普通公众可以买到电视机，自由德国青年团的小组试图拆除可以接收西方节目的天线——但会被观众的被动抵抗所阻挠，“他们开始在屋檐下安装新的”。只有退休人员（“先白头，再旅行”，“erst vergreisen, dann verreisen”）或特别值得信赖的党员，即所谓的旅行干部（Reisekader）才被允许到西方旅行。允许梦寐以求的西方商品（例如咖啡、巧克力和酒精）在使用硬通货的国际商店中出售，最终强化了人们对西方商品更好的普遍信念。

对西方颠覆的恐惧也推动了国家安全部（MfS）的迅速扩张。安全部俗称斯塔西，这个“党的剑和盾牌”于1957年作为一个独立的部成立，几十年来一直由红色阵线战士埃里希·米尔克领导。为了完全控制人民，斯塔西在社会各领域都建立了由正式间谍和非正式雇员（IM）组成的庞大网络。甚至著名历史学家弗里茨·克莱因也被说服撰写有关他在国外旅行和与西方人接触的报告。他承认，“我同意了——没有感到被施压”。此外，安全部坚持对民主德国的问题保密。1957年，当保罗·弗伦策尔声称兑换纸币是“彻底的失败”时，他陷入了麻烦，因为“泄露机密”最高可被判处15年监禁。“显然我们受到了持久的监视，必须在政治表态中注意这点。”但是克劳斯·许布施曼对这种监视不以为然，认为“这个过于庞大的设备”会被自己的信息噎住。

学者的自传显示，即使学术研究也被要求参与反对资本主义西德的阶级斗争。不仅没有学术自由，而且像计算机这样的研究工具也较为落后，对西方文献的获取也受到限制。对于像克劳斯·许布施曼这样的自然科学家和医生来说，“政治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对马克思主义只要空口应酬就行了，意识形态并没有触及他们的认知核心。但弗里茨·克莱因表示，由于统一社会党对解释的垄断，“与之前相比，历史学家在遵守党的路线方面承受了无比巨大的压力”。保罗·弗伦策尔等经济学家被越来越多地要求“支持党的界定政策”，要用具体的例子向学生证明“帝国主义的失败”和“社会主义全球胜利”的必然性。在像哲学这样的学科中，马克思列宁主义被认为本身就能提供答案，必须接受意识形态的支配对研究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表现出顺从所造成的巨大压力导致民众中出现了“分裂思维”和“双言巧语”（doubletalk）的广泛做法。因为教育或职业晋升的机会取决于公开表示效忠，因此有必要说出不断变化的意识形态词汇。但个人的正直也要求与当局保持批判性的距离，只有在自己的家人或亲密的朋友面前才能表达这种意见。保罗·弗伦策尔注意到，“一方面是符合党或国家的思想表达，另一方面是作为‘私人个体’保持个人和独立的思维方式”，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冲突。有批判精神的效忠者弗里茨·克莱因总结道：“这种思维方式导致了一个陷阱，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没能足够看清它。”支持政权的基础，同时试图改革它的不完善之处，这“创造了一种内在的矛盾”，因为即便心存怀疑，也需要为统一社会党进行辩护，尽管“其统治者抗拒改革，追求权力和暴力”。

生活水平提高的证明是通过预制建筑缓解了住房短缺，这些建筑创造了哈雷新城（Halle-Neustadt）和东柏林的马尔察恩（Marzahn）等卫星城。在战后的混乱时期，人们即使住在没有热水、中央供暖或厕所的拥挤宿舍里，但只要有片瓦遮身就感到高兴。重建工作慢慢让魏玛一代搬进了更舒适的环境。霍斯特·约翰森很高兴“在城市边缘得到了一套公司的公寓，我们对此非常兴奋，因为它坐落在幽静的自然环境中”。为了提供有吸引力的住房，昂纳克推出了一项大规模预制混凝土公寓（Plattenbauten）的建造计划，这种公寓易于组装，建造成本低廉。尽管空间仍被限制在70平方米左右，但这些公寓因其现代化的厨房、新的浴室和中央供暖而广受欢迎。直到20世纪80年代，人们才把注意力转向修复市中心的历史街区，挽救更多有趣的老建筑免于颓败。

政治的公共压力使得退归私人的闲适世界在民主德国显得更加重要。它的主要象征是周末别墅，按照其俄国样板被称为达恰（Datsche）。在勃兰登堡或梅克伦堡（Mecklenburg）的众多湖泊旁租一个永久宿营地只需要很少的钱。更幸运的人可能可以在水边享用一座公司出资的小屋。但每个人都真的想在树林里拥有一座简单的小屋，以便在周末和假期避居那里。鉴于供应的稀缺和国家的控制，我们惊讶地看到，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每年要建造数万个［单元］”，材料都是从别处分流而来。克劳斯·许布施曼非常幸运，以极低的价格在吕根（Rügen）岛上买下了一座废弃的农舍，经过多年的劳动，将它变成了一个“舒适的家”。“每次说起我们要去波尔乔（Polchow）时，都感觉棒极了。”

由于汽车的普及在民主德国来得较晚，终于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汽车是特别的快乐。对公共交通系统的大量补贴使得人们没有必要拥有汽车，除非是出于职业需要，比如乡村医生或牧师。民主德国生产两种从汽车联盟（Auto Union）的战前设计发展而来的汽车，一种是较大的瓦特堡（Wartburg）轿车，另一种是包裹在塑料车身中的较小的卫星轿车。这些汽车使用汽油和石油混合的两冲程发动机，只是基本的交通工具，并非奢侈品。为了追求奢侈，党内政要从瑞典进口了沃尔沃。霍斯特·约翰森和其他没有关系的普通公民从下订单到交货平均要等10年。这创造了一个蓬勃发展的二手车及零部件市场。绕开这一瓶颈的唯一方法是从西方亲戚那里以礼物的名义获得汽车，就像克劳斯·许布施曼那样。“有一天，一辆大众居然停在了我的门前！”

另一个来之不易的目标是被工会秘书分配一个令人垂涎的休假名额。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Free German Trade Union, FDGB）[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的德文为Frier Deutsher Gewerkschafts Bund，故缩写为。——编注]控制了从波罗的海沿岸到图林根山区的所有公共假日设施，并将其用作对积极分子的奖励。因为“价格相当便宜，这是一项广受欢迎的成就，使其成员受益”。唯一的问题是需求远远超过了供应。因此，霍斯特·约翰森多年来一直选择人气较低的寒假，然后才鼓起勇气请求在波罗的海过暑假。“海边的景色令人印象深刻，我们很快就忘记了疲倦。从第一个小时开始，我们就进入了享受美好假期的心情。”维尔纳·费格尔这样更高级的党干部被奖励前往保加利亚温暖的海滩或列宁格勒城外较为凉爽的波罗的海沿岸旅行，他们在那里赞美了“北方威尼斯”的重建及其文化遗产。只有更有办法或关系更广的人才能设法在私人寓所度假。

与共产主义的平均主义相反，级别分明的“社会主义等级社会”逐渐发展起来。最顶端的是党、军队和秘密警察中的要员，他们“自行垄断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神圣’作品进行正确解释的资格”。排在他们下面的是西方货币的持有者，因为他们可以在国际商店购买稀缺商品，或者通过一家用外汇购买礼物的特殊公司（GENEX）把东西从国外寄来。然后是电工、水管工和木匠等技艺高超的工匠，对他们的服务的需求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开出了很高的价格。在民主德国的工人阶级社会中，劳动者的收入也和知识分子的一样多，对后者的补偿只是更高的退休工资。不论社会主义如何承诺，也有大量底层的人被排除在东德的繁荣之外，比如退休人员、残疾人、不合群者或被监禁者。

尽管做了许多平等化努力，民主德国还是保留了一些资产阶级残余，这让统一社会党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有些群体设法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而这个“工人和农民的国家”不能完全离开他们的服务。其中一个职业是像克劳斯·许布施曼这样的医生，因为不管意识形态如何，即使是共产党员也会生病，想要得到最好的治疗。像卡尔·黑特尔这样的工程师也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因为在设计桥梁时，安全考虑比党派忠诚更重要。同样，像维尔纳·布劳内这样的神职人员代表了另一套基督教价值观，而教会扮演的公众角色与党的指示无关。虽然更容易受到影响，但像克里斯塔·沃尔夫这样的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也有自己关于优秀创作的标准。最后，像弗里茨·克莱因这样致力于揭示真相的学者也常常会与党的路线主张发生冲突。因此，与统一社会党自己的公开宣称不同，它的控制从来不是彻底的。

大众的祛魅

就在民主德国似乎将要长久存在下去时，自传描述了一种普遍的幻灭，它最终将从内部推翻统一社会党。在与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每年的对话中，昂纳克自豪地指出，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东德在体育方面的成功和经济上的进步得到了国际认可。但当像维尔纳·费格尔这样的真正信徒因为没有遵循统一社会党路线的最新转变而被免职时，甚至在共产党高级官员中，不满的情绪也开始增长。此外，因为两性问题或文化实验而对格哈德·约阿希姆这样的知识分子进行惩戒的做法也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弗里茨·克莱因这样富有同情心的学者同样开始渴望“更自由，更少教条主义的思考”，让他们的研究有更大的空间。保罗·弗伦策尔这样的经济专家只想做好自己的工作，他们对“不断被要求服从意识形态”感到不满。厌倦了未来的承诺，广大人民只想立即获得西德的生活水平。

统一社会党特别自豪的一项社会政策是，与联邦德国相比，民主德国的妇女享有更大的平等。为了实现劳工运动的这一传统目标，民主德国支持女性接受教育和就业，以弥补由于大规模人口外流造成的劳动力短缺。一系列措施——国营托儿所、晚托班、产假和每月的家庭日——试图让像多尔勒·克莱因（Dorle Klein）这样的女性在养育孩子的同时更容易外出工作。尽管有鼓励生育主义者对保持出生率的担忧和教会的反对，但民主德国的妇女还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获得了堕胎权。此外，根据无过错原则离婚让结束不满意的关系变得更加容易。虽然统一社会党向妇女开放了传统上由男性从事的岗位，但父权主义偏见仍然足够强大，造成女性要扛起双重负担和面对社会主义玻璃天花板。

所有的记述都认同，民主德国的阿喀琉斯之踵是经济：统一社会党无法信守将会超越堕落的资本主义西德的马克思主义承诺。毫无疑问，由于苏联的剥削和原材料的缺乏，东德的初始条件更加艰难。但它的失败也与“自诩为终极权威的高压政党和国家官僚体系”的统治有很大关系。乌布利希通过引入一些市场要素来刺激增长的做法在1971年被放弃，因为“允许暂时的失衡”玷污了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让霍斯特·约翰森感到震惊的是，没有任何真正的措施“来应对越来越明显的经济崩溃”。相反，“统治者继续吹嘘德国领土上第一个工农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大多数人很少关心管理计划经济的理论辩论。他们只对改变消费商品持续短缺的结果感兴趣。

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大幅涨价，苏联减少了石油产量，这被证明是对计划经济的一个致命打击。每年削减200万吨石油用量对民主德国来说是毁灭性的，它过去曾向西德出售多余的炼油衍生物来赚取硬通货。作为替代能源，统一社会党转向了褐煤，后者的硫化物含量更高，采用露天开采，会破坏环境。因此，经济沙皇京特·米塔格（Günter Mittag）决定按照苏联的模式，将东德大约3500家工业企业合并成250家名为“联合体”（Kombinate）的巨型企业。“结果是灾难性的”，霍斯特·约翰森回忆说，在没有价格竞争的情况下，“高产的中小企业被兼并，形成了一边倒的生产垄断”。于是，“昂纳克向阶级敌人寻求帮助”，要求西德银行提供信贷。为了支付利息，斯塔西的经济沙皇亚历山大·沙尔克—戈洛德科夫斯基（Alexander Schalck-Golodkowski）偷偷开始向西德出售任何可移动的东西。

20世纪80年代，东西方之间旅行的增加通过个人考察强化了民主德国在物质上处于劣势的印象。西方不再仅仅是像《达拉斯》（Dallas）这样的电视连续剧中丰富多彩的世界，而是或者装着西方的咖啡和香烟的圣诞包裹，或者带着必备礼物的联邦德国访客。现在，退休的东德人可以旅行了，像霍斯特·约翰森这样声称有父亲去世等“紧急家事”的人可以亲眼看到既迷人又令人讨厌的西方。游客惊叹于商品的种类和质量，但对西方的速度和竞争感到紧张。保罗·弗伦策尔等一批“精心挑选，受过西方伙伴的煽动考验的可靠旅行干部”被允许以参加会议等专业原因访问西方。虽然由于冷战的反共气氛，并非遇到的一切都是积极的，但这些个人经历给大多数游客留下了西方更加优越的印象。对于像哲学家阿尔弗雷德·科辛这样的旅行者来说，需要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真正忠诚或者对家人和家乡的深深依恋才能让他们回到民主德国。

在那些无法再忍受统一社会党统治的人中，“离开民主德国的愿望、渴望和请求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成了平常的事”。布劳内牧师回顾了多种原因中的一些：“国家、党、政府和斯塔西的做法让许多人不想再留下来。”由于没有旅行的权利，决定是否允许某个人成行的随意性造成了被囚禁的感觉，这增加了离开的动力。“民主德国为［此类］‘申请者’提供了特殊待遇”，认为这些人是被误导的公民，需要通过煽动或威胁让其失去工作、长时间的等待将其争取回来，如果他们公开表态，还会遭到监禁。“民主德国从让人们离开中赚了很多钱”：联邦德国通过新教教会向民主德国支付了约80亿德国马克作为赎金，以释放约3.4万名囚犯和25万难民。即便20世纪80年代初一次性释放3万人也无法阻止移民潮，因为它鼓励了更多的人申请。

一些魏玛一代的孩子们在“寻找正义和新的道德价值观”，当他们注意到“理论与日常实践之间日益明显的矛盾”时，对民主德国的批评变得尤其强烈。当一些不认同主流思想的人接触到摇滚乐、牛仔裤和口香糖等与自由德国青年团的乏味秩序截然不同的非正式美国生活方式后，他们在东柏林和其他城市开展了政权批评活动。格哈德·约阿希姆的儿子瓦伊科（Waiko）在一家火力发电厂工作，他和反文化的朋友们一起“非法占据了普伦茨劳尔贝格（Prenzlauer Berg）地区的一间空置公寓”。他在试图逃跑时被抓获，因“企图擅自越境”被判处1年零3个月的有期徒刑。8个月后，通过律师沃尔夫冈·福格尔（Wolfgang Vogel）的斡旋，他获释前往西德。虽然他的兄弟们也受到了民主德国警察的骚扰，但瓦伊科却在到达西德后开枪自杀，显然是因为孤独。他的父亲悲痛欲绝。“在我的一生中，没有什么像这个消息一样让我震惊。”

东德社会的系统军事化也引发了独立的和平运动，该运动毫不怀疑统一社会党真会那么做。回忆录中强调，争议的焦点之一是在学校引入“军事教育”，另一点是把服兵役作为未来职业的先决条件。批评者聚集在“变刀剑为犁头”的旗帜下，他们得到了一些新教牧师的保护，后者愿意组织和平祈祷和守夜活动，并谴责了核军备竞赛。霍斯特·约翰森的儿子贝恩特（Berndt）是一位年轻的持不同政见者，他想成为一名画家，但因其先锋技法而被视觉艺术家协会（Association of Visual Artists）拒绝。当他拒绝“手持武器捍卫民主德国的意识形态”时，这种“态度使他被判入狱6个月”。尽管不得不在塔勒（Thale）的一家钢铁厂做苦工，他还是顽强地坚持了自己的信仰。沮丧的斯塔西谴责这场公民和平运动的出现是“敌对反面势力的集合”。

另一个激怒公众的问题是环境的严重恶化，统一社会党似乎对此无能为力。一方面，露天开采将整个村庄从地图上抹去；另一方面，燃烧褐煤污染了空气，使得在哈雷、梅泽堡（Merseburg）和比特费尔德这一所谓的化工三角区连呼吸都感到困难。布劳内牧师指出：“劳塔（Lauta）发电厂的巨大烟囱向天空喷出了大量煤尘。让我们的孩子保持干净是一场持续的斗争。”霍斯特·约翰森回忆说，在冬天，“烟雾和废气凝结成晶体，让该地区被所谓的洛伊纳雪覆盖”。受到启发，他写了一首关于“化学锅炉”中的污染的批评诗：“空气——/几乎可以被看到和摸到。/人的呼吸想要停滞。/空气从内部呼出/没有人看见。”由于带毒的空气、肮脏的饮用水、有毒的田地和野外的垃圾堆没有得到解决，当地的积极分子试图阻止对环境的滥用，并最终开始反对统一社会党的体制。

无数故事表明了政权对公众批评的高压手段如何将对特定政策的反对变成了一场更为根本的人权运动。一名妇女试图与到西德后就一去不复返的丈夫团聚，这让她在没有明确“官方理由”的情况下身陷囹圄。她不得不卖掉一半的财产才被获准离开。一名16岁的学生因“散发言论自由的传单”而被捕。虽然言论自由是宪法规定的权利，他还是坐了3年多的牢才最终获释。1985年，体制的专断性促成了一个名为“和平与人权倡议组织”（Initiative for Peace and Human Rights）的反对派团体的成立。当弗雷娅·克利尔（Freya Klier）和斯特凡·克拉夫奇克（Stephan Krawczyk）展开写着罗莎·卢森堡的名言“自由永远是那些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的横幅时，布劳内牧师不得不开车将被驱逐出民主德国的不同政见者送往西德。经历了可怕的囚禁生活，“可以开始发现自由了”。

斯塔西坚决遏制国内反对势力出现的努力失败了，因为它找不到有效的方法来对付不同政见者。策略之一是将国家安全部的官员数量增加到9.1万人，将非正式雇员的数量增加到19万人左右。另一种办法是孜孜不倦地收集个人数据，将其保存在不计其数的书面记录中，作为“情报案例文件”。还有一种是把肉体恐吓变成造谣这样更温和的做法，或者忠诚奖励这样的激励手段。关键问题是把阶级敌人简单地定义为来自外部的颠覆者，而不是信奉社会主义理想但憎恨民主德国高压做法的内部批评者。因此，国家的最终选择是把他们驱逐到西德。像君特·克劳泽这样的政权反对者要么在终于达到退休年龄时被允许离开，要么被驱逐，就像保罗·弗伦策尔那样，他因为在西德出版了一部批判性的手稿而受到多年的监视。

比年轻人的不满和知识分子的批评更重要的是，工人阶级对统一社会党的政权越来越不抱幻想。由于与西方进行了实际比较，该党在每周洗脑会议上关于社会主义即将取得胜利的豪言失去了说服力。当工人们不得不与陈旧的机器和缺乏原材料做斗争时，各个小组为了奖励而展开的无止境的社会主义竞争已经不足以激励他们提高生产力。工厂民兵的军事演习和强制参加统一社会党的示威活动被认为是繁重的义务，妨碍了工人享受他们的闲暇时间。失望的社会主义理想主义者格哈德·约阿希姆在儿子死后写了一首苦涩的诗，指责统治精英：“他们不仅在柏林建了一堵墙/还在自己周围筑起了更厚实的壁垒/对工人的恐惧越大/这些反动派就越给自己挖坟。”

许多作者都提到，在20世纪80年代，当经济停滞不前，而西德却在蓬勃发展时，无处不在的停滞感席卷了民主德国。一些问题是由于斯大林主义更加重视煤炭和钢铁的生产，而不是消费品；另一些则与党内官僚的指手画脚有关。霍斯特·约翰森表示：“从来没有完全弄清谁说了算。”然而，还有一些障碍来自对剩余的私营企业和工匠作坊的社会化，这削弱了创新。让卡尔·黑特尔感到震惊的是，在他的发电厂，机器“被无情地糟蹋，设备的更新和维护方面只有最少的投入”。制造兆位计算机芯片之类的项目消耗了大量资源，但未能生产出有竞争力的产品。政治局生活在一个幻想的世界里，政府甚至把他们每天上班路上的房子装饰得漂漂亮亮的。当年迈的领导层为民主德国成为第十大工业国而扬扬得意时，真实的经济正在崩溃。与不断的自夸相反，“事实令人沮丧”。

社会主义改革的希望最终来自意想不到的地方——富有魅力的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与他的保守派前任不同，他不再阻止变革，而是要求对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由于苏联经济混乱，戈尔巴乔夫提出了进行重组（perestroika）和通过公开讨论来纠正错误的政策（Glasnost）[glasnost在俄语中指公开性、开放性，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提出的政策被称为“开放政策”。——编注]。弗里茨·克莱因回忆道：“像我这样的人，像我本人这样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在看到这个过程时仿佛触电了。”曾经感到沮丧的格哈德·约阿希姆欣喜若狂：“就像从灰烬中重生的凤凰，他承载着对更加美好和人道的社会主义的希望，承载着使其所有方面都得到复兴的希望。”苏联新领导人的改革提案“在民主德国引起了如此强烈的反响”，因为它们承诺“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和经济状况”。反对者甚至可以希望彻底摆脱压迫。虽然波兰和匈牙利的领导人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但意识形态工作的负责人库尔特·哈格尔（Kurt Hager）警告说，统一社会党不会因为别人更换了墙纸就去重新装修。

在民主德国，苏联的改革冲动引发了一场关于统一社会党未来进程的代际斗争。由于觉得受到威胁，出生在帝国时代的“老迈、头发花白、僵化的领导层”拒绝让步，声称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不需要任何改革。格哈德·约阿希姆和弗里茨·克莱因等遭到排挤的魏玛一代的社会主义者则希望抓住改革的机会，他们援引戈尔巴乔夫的话表示：“简而言之，我们需要社会各个方面的全面民主化。”他们在战后出生的孩子们尤其被“新思维”所吸引，因为它提供了让民主德国摆脱停滞不前的机会。其他怀疑论者则希望“在私有化、市场经济和真正民主的方向上进行更彻底的改变”。但是政治局不愿意改变自己的路线，他们禁止发行苏联的《人造卫星》（Sputnik）杂志，因为它传播了改革派的文章。魏玛一代中年纪较大的成员无法再亲自引领这次转变，因为他们已经要退休了。

当党员们还在争论的时候，普通东德人抓住了形势缓和的机会，越来越多的人离开民主德国，前往“金色的西方”。从1989年5月起，匈牙利不再将逃亡的难民送回东柏林，并于9月11日正式向奥地利开放边境。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地震式的举动”，因为它拉开了“铁幕”。夏天，“越来越多的年轻民主德国公民试图通过匈牙利或占领西德驻布拉格和华沙的大使馆”前往西方。强硬派维尔纳·费格尔认为，“他们让自己被表象所欺骗”，因为“他们看到了大众生活水平的差异，却没有听到对某些商品供应短缺的任何合理解释”。当戈尔巴乔夫出人意料地没有进行干预时，统一社会党领导层没能找到阻止出逃的办法。一旦“大坝决口”，西方电视台播放了数以万计快乐的东德人在西德含泪开始享受“他们的新自由”的画面。

对东德政权更大的挑战来自示威活动的蔓延，要求对民主德国进行根本的改革。尽管斯塔西进行了破坏活动，但人权、和平和生态团体组成的异见者网络还是对1989年5月投票结果遭到篡改提出了挑战。从9月开始，莱比锡尼古拉教堂（Nikolai Church）周一的守夜活动变得更加大胆，与会者宣称：“我们才是人民。”虽然最初统一社会党对抗议使用了武力，但在10月9日莱比锡的一场关键对峙中，当局约束警察、斯塔西和民兵，交出了公共空间的控制权。随着时间一周周地过去，抗议活动变得越来越高调，要求“对民主德国进行根本的改革和民主化，废除一党专制，允许旅行、舆论和集会自由，举行真正的选举，终结斯塔西无处不在的间谍体系”。抗议者终于变得无所畏惧，他们“为真正的正义擂鼓”，高喊口号，举着标语牌，并成立了新论坛（New Forum）等公开反对团体，声讨统一社会党。新闻镜头记录了抗议者们宣称他们而非党才是人民（图28）。

对这样一拨和平抗议毫无准备，统一社会党崩溃了——因为这场动乱与它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形态主张相矛盾。为了庆祝民主德国成立40周年，领导层产生了分歧，一边是希望镇压“反革命”的强硬派，一边是愿意发起公共对话的改革派。像维尔纳·费格尔这样的安全部门官员感到痛苦，因为面对这样的挑战，党“没有做好准备”。1989年10月中旬，更加灵活的政治局委员推翻了生病的昂纳克，把他的副手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推上了台。霍斯特·约翰森注意到，“同志和整个党集体开始失去对等级制度的信任，也越来越少地表现出其令人讨厌的愤世嫉俗”。当像新论坛这样的反对组织收集了数千个签名时，“和平的民众要求获得了不可阻挡的优势”。统一社会党的让步太少也太晚了。

“真正的转折点”是使该城分裂了将近30年的柏林墙的倒塌。11月4日，在“宏大的幻觉”中，50万人在亚历山大广场示威，要求对一个独立的民主德国进行改革。5天后，统一社会党屈服于公众压力，承诺推出新的旅行政策，允许不受事先限制的行动自由。当君特·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向媒体宣布这一改变时，他引发了一股意想不到的浪潮：“那天晚上，数以千计的东柏林人聚集在柏林墙边，向仅有的几个过境点施压。边防卫兵遭遇了一场人的雪崩，所有控制机制都无济于事。”霍斯特·约翰森回忆说，一旦水闸打开，“这一夜，整个西柏林地区就像是在过真正的节日：人们相互拥抱，面包师把他们的器具搬上了街头，有人提供饮料和水果，到处都是温馨的相逢”。欢呼雀跃的人群无法相信他们所看到的，不断重复着：“这真是难以置信。”

因此，争论转而在那些想要对一个独立的民主德国进行改革的人和那些呼吁与联邦德国重新统一的人之间展开。许多知识分子希望找到“第三条道路”，他们“为我们的国家”发出呼吁，承诺“建立一个团结、和平、社会公正、个人自由、旅行自由和环保的社会”，这将是“联邦共和国之外的另一种选择”。然而，由于厌倦了进一步的社会主义实验，当赫尔穆特·科尔总理在1989年11月28日令人惊讶的十点计划中提出联合的建议后，大多数民众开始要求与更加繁荣和自由的西德合并。当口号改为“我们是一个民族”时，霍斯特·约翰森注意到，“12月初，重新统一的要求开始越来越多地主导周一的示威活动”。即使抛弃斯大林主义和将统一社会党重新命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PDS）也无法再阻止结束德国分裂的趋势。

1990年3月18日的第一次自由选举为这个问题拍了板：明显多数的东德人支持重新统一。遵循波兰的先例，一个由统一社会党官员和反对派成员组成的圆桌会议负责过渡安排。现在，党有权力但没有合法性，而公民运动有合法性但没有权力。关键的妥协是同意举行自由选举来决定未来。这场运动变成了三方角逐，政权的捍卫者与公民反对运动的积极分子和亲西方政党的成员展开对峙。通过精心安排的露面，西德总理科尔支持中间派的基民盟，前总理勃兰特则为左翼的社民党助阵，而自民党和绿党只扮演了次要角色。“最终，大多数选民选择了联邦德国的执政党”，拒绝了第三条道路。面对统一的决定，格哈德·约阿希姆回忆道：“我所有［改革社会主义的］梦想都像春天的花朵一样被吹走了。”

1990年7月1日生效的货币和社会联盟向两个经济体的合并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大多数东德人一直希望获得德国马克，认为那是一种“神奇的货币”，因为可以用它购买令人垂涎的商品。虽然几千马克的储蓄可以按照1：1的比率兑换，但大部分东德货币的兑换比率是1：2，不过这仍然高于民主德国的生产值。兑换当天，“人们兴高采烈”，排着长队领取西德的钞票。几乎一夜之间，商店的货架上摆满了“真正的西方商品”，取代了单调但实用的东德产品。与此同时，大多数交易的“价格实际上涨了两倍”。“面对德国马克时的无知和不安全感被无耻地滥用”，引发了对缺乏经验的人进行掠夺的犯罪资本主义。虽然德国马克使消费梦想成真，但其过高的兑换率使商品过于昂贵，并威胁到东部的就业机会。东德人期望繁荣会自动到来，而西德人则低估了转型的成本。

回忆录表明，统一的法律程序在高层的复杂谈判中推进，但仍然对普通民众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根据联邦政府《基本法》的第23条，这不是平等的合并，而是一个衰败的国家并入一个欣欣向荣的邻国。为了融入西德的联邦结构，民主德国恢复了原先的5个州。一项冗长而复杂的统一协议对财产权等有争议问题的法律程序做了规定，并为堕胎权提供了例外的过渡期，但原则上将西德的模式搬到了东德。同时，两个德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四个战胜国之间的复杂谈判决定了这个新国家的国际维度。在被驱逐者组织的抗议声中，扩大后的联邦共和国还是不得不接受永远失去了其东部领土的事实。1990年10月3日，一场悄无声息的民间庆祝标志着德国恢复了统一。

回头来看，人们对统一的感受相当复杂，一些前东德人哀叹社会主义的失败，另一些人则欢庆回归自由。当然，像维尔纳·费格尔这样的统一社会党政权成员会抱怨他们失去了免费医疗、更高的养老金和其他特权：“比较得失后表明，所谓的统一不能让我快乐。”此外，格哈德·约阿希姆等第三条道路的支持者遗憾地表示，“我们为更美好的民主德国而进行的和平革命仍然只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脚注”，未能变革整个德国。但克劳斯·许布施曼等其他许多民主德国公民则松了一口气：“当随着柏林墙的倒塌，整个斯塔西和统一社会党的腐败也被清除时，我们当然会欣喜若狂”，即使因为不得不面对过渡期意想不到的挑战，“我们从小雨走进了暴雨”。像维尔纳·布劳内这样曾经受到迫害的反政府人士对法治的恢复尤其感到高兴：“我们都被感动了，感激统一的实现。”

失败的叙事

东德的自传有一种特殊的辩护特征，因为尽管不得不承认制度的失败，但它们的作者试图维护个人的生活。围绕着重要的政治节点，所有叙述都同意“实存社会主义”彻底失败了，因为民主德国的自我解体无法否认。尽管对社会工程的实验感到不知所措，但这些作者大多仍然为自己在逆境中的个人成就感到自豪。与西德对成功的强调不同，东德的故事强调应对困难、巧妙的凑合、职业成就和个人满足。像维尔纳·费格尔这样的党的辩护者肯定了社会主义理想的吸引力，而像克劳斯·许布施曼这样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专家则往往会淡化他们为了取得成就而付出的服从的代价。直截了当地谴责统一社会党独裁的作者相对寥寥，君特·克劳泽就是其中之一。有趣的是，即使是像格哈德·约阿希姆这样反复受到党的纪律处分的知识分子也仍然断言，“社会主义是最令人兴奋的社会蓝图”。

许多回忆录作者觉得，承认民主德国输掉了与联邦德国的冷战竞争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因为相比西德，他们的生活与体制更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为了表明“民主德国不仅仅是世界历史上无关紧要的脚注”，像海因里希·布施曼一样，他们列举了它的优点：“民主德国并非一切都是不好的，有些东西甚至是整个德国的榜样……民主德国对有许多孩子的家庭的支持堪称典范”，这得益于免费的托儿所和财政援助等。“对于全部有天赋的孩子来说，直到博士的教育都免费。”此外，“公民的医疗保健不需要任何费用”，“养老院的费用也不高”。许多东德人不愿认为他们的生活是失败的，因此在他们的记忆中，民主德国“不光是威权主义独裁”，而且大体上“符合［统一社会党的］社会福利和社会平等政策”。只有受害者才会觉得，“柏林墙的开放和德国的统一是意想不到的美妙礼物”。

在试图解释民主德国的崩溃时，回忆录作者们提出了众多相互矛盾的原因。像维尔纳·费格尔这样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者指责资本主义的阴谋用虚假的承诺欺骗了单纯的东德人。更具批判精神的君特·曼茨等人认为，“苏联的斯大林制度”要对此负责，并断言民主德国“根本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之下，霍斯特·约翰森等经济学家则指出了东德政权在起步时的艰难条件，因为苏联占领者拆除了许多工厂，并要求巨额赔偿。像克劳斯·许布施曼这样出色的专业人士抱怨“坏透了的党政官僚”不断干预，这些人将政治考虑凌驾于理性论证之上。而爱开玩笑的人声称，“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是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最终，就连其人文主义理想的捍卫者也承认，“实存社会主义”是因为无法改革自身的实践才崩溃的。

对于已经不复存在的民主德国的回忆，也受到作者们在过渡到他们所认为的新自由资本主义时所遇到的困难的影响。格哈德·约阿希姆在和平革命中对实现民主与社会主义的新融合抱有很高的期待，他注定将要失望。海因里希·布施曼注意到，许多农村人难以从统一社会党的集体主义调整到适应西方彻底的个人主义。已经退休的弗里茨·克莱因试图向科学院的同事提供帮助，他们面临失业，因为这个大型研究机构被分成了更小的部分，以便将其纳入联邦德国分散化的学术结构。不过，最让像维尔纳·费格尔这样的社会主义拥趸恼火的是，他们被指控曾为一个非法国家服务，并以此为理由大幅削减了他们的养老金。许多东德人想念民主德国的熟悉生活，憎恨西方媒体对统一社会党政权的攻击，认为那是对他们自己生命无情的不尊重。

然后，尽管对统一社会党政权的“怀东”（[n]ostalgia）[由“东方”（Ost）和“怀旧”（Nostalgie）组成，表示对东德生活的怀念。——译注]情绪普遍存在，但几乎没有一个回忆录作者希望民主德国回归。虽然他们可能会为失去了东德的社群而感到遗憾，或者抱怨统一后德国的“赌场资本主义”，但他们承认，自己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作为不情愿的联邦德国公民，他们可以公开批评它的制度，组织游说团体，并在世界各地自由旅行。虽然社会主义哲学家阿尔弗雷德·科辛仍然向往“具有民主结构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开放的思想生活”，但他明确表示，“我不希望统一社会党回归”。同样，长期担任集体农场主管的海因里希·布施曼也承认：“无论是出于我的大脑还是内心，我都不想回到民主德国的状态。”回顾了历次政权后，记者卡洛拉·施特恩和社会主义者海因茨·策格尔总结道：“有了在魏玛共和国、纳粹国家和民主德国的经历，［我们］认为联邦德国是迄今最好的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