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那代人的自传呈现出对一个非凡时代的平凡生活的有趣记录。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未受过正规写作训练的作者回顾了自己经历过的考验和磨难，试图解释他们破碎的人生。德国少女联盟前成员露特·布尔文承认：“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很想为我的孩子和侄子们，当然也为自己，记录我们的生活。”在反思“从［纳粹］独裁到［统一社会党］独裁”的进程时，东德工程师霍斯特·约翰森试图“从一个普通公民的角度再现人生的经验”。与民主德国的辩解不同，他希望“以真正客观的方式提出更好的证词，试图为我的家族后代再现过去，为有关当代历史进程的问题提供答案”。从“一个非常动荡的时代”的亲身经历中吸取政治教训，这种说教目的是许多魏玛孩子们的回忆录的典型特点。

对读者来说，这种自我叙事既有问题，又带来了希望。约阿希姆·费斯特承认，作为“实际发生了什么”的素材，此类叙事有很多缺陷。自传是相当有选择性的，会回避令人尴尬的细节；它们往往是赞美式的，为作者的行为辩护，并且呈现出一种线性的进展，忽略了事实上发展的曲折和转折。尽管如此，个人叙述也有可取之处，因为它们记录了“人如何成为现在的样子”。相比结构性的概括，关于特定生命历程的个人观点提供了更具体的细节。此外，它还讲述了随着作者的死亡将会失传的事迹。最后，它的历时性特征让作者可以反思他们之前和现在的自我之间的差异。因此，历史学家弗里茨·克莱因试图“进行一次严肃的自我反省，明确诘问我做了、说了或写了什么好的或坏的，对的或错的”。这种严格的自我分析提供了其他渠道无法获得的洞察。

与其他国家的回忆录不同，德国人的自传不得不面对一个有问题的过去的“双重负担”。一方面，相比中立邻国的和平发展，他们的生命历程往往受到战争、纳粹压迫、大屠杀和专制统治更强烈的干扰。另一方面，被卷入这些经历的个人构成了那个国家的整个谱系，从行凶者到旁观者，再到受害者。作为一对知识分子夫妇，卡洛拉·施特恩和海因茨·策格尔“不得不以不同的方式、出于不同的理由来理解他们的过去”。卡洛拉不得不面对她年轻时对第三帝国的热情，而海因茨则必须正视他在民主德国中的突出角色。同样，机械工程师君特·克劳泽总结道：“我经历了民族社会主义和民主德国。这两个独裁政权给人民带来的只有灾难。”这些回忆录中的许多都是强烈的呼吁，以防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20世纪的德国历史展现了从灾难到文明的戏剧性逆转。导致这个国家及其所在的大陆陷入两次战争、萧条、独裁和大屠杀的，不仅是沙文主义精英们的致命决定，也有群众的热情拥护。这些自找的灾难推翻了政权，移动了边界，杀死了数百万人——简而言之，它们造成了数不清的苦难，吞噬了引发它们的人。家庭相册中满是自豪的士兵庆祝国防军胜利的照片，但也有被摧毁的城市和在瓦砾中挣扎求生的战败者的影像。直到放弃了冷战僵局中的霸权梦想，被东西分隔的德国人才开始走上坦途，反思他们过去的一些恶行。最终造就了今天改过自新的德国人的，不仅是政治领袖和知识分子的批评，也是一个广泛得多的社会反省过程。

退休回顾

对于西德的魏玛一代成员来说，从工作岗位上退休让他们有闲暇和动力来最后一次“回顾他们的过去”。对于一些不满现状的个人来说，放弃工作是一种可喜的解脱，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比如罗伯特·诺伊迈尔，“他们热爱［自己的］职业，说再见带着些许悲伤”。女儿敦促他，“作为慢慢死去的一代的目击者，为后人记录他的战争经历”，以便在结束工作后“填补空虚”。在阅读父亲写下的文字时，她对“他起起伏伏，丰富多彩的生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她那一代生活在和平时代的人不同，“他经历了极端的情况，承受着巨大的身体和心理压力，但从未失去生活的勇气”。退到“剧院的第二排”后，格哈德·鲍克也很乐于学习扮演观众的角色：“我有一个很好的伙伴在身边。它不会变得无聊。秋天也有美好的日子。”

叙述的最后几页显示，许多退休人员顺利地进入老年，让他们能够冷静地反思自己的生活。像约阿希姆·费斯特这样的知识分子继续追求着他们的文化兴趣，但改到了不那么正式的环境中。像赫尔穆特·拉什多夫这样的商人转而担任顾问，并从专业协会那里获得各种荣誉。吉塞拉和霍斯特·格罗图斯等社会活动家继续参与他们的社区事务，支持应对当地或全球问题的公民社会倡议。另一些专业人士则转向自己的爱好，例如赫尔曼·德布斯参加了游泳比赛和戏剧制作。尤其如果他们来自普通家庭，领取养老金的人会为自己设施齐全的房子和大花园感到自豪，在花园里忙个不停。像埃丽卡·陶布霍恩和君特·克劳泽这样曾经因为政治或经济原因而无法脱身的退休人员终于可以前往“塞浦路斯、克里特、摩洛哥和马德拉”等遥远的地方。照片显示，另一些人满足于待在离家更近的地方，享受彼此的陪伴，比如安德雷斯夫妇（图29）。

意识到“我们还能走一小段路”，女性对子女的成长感到满意，因为根据传统的性别角色，她们在养育子女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自传中满是微笑的婴儿和逗弄孩子的照片，暗示“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这类文字还描述了常见的疾病、学校里的问题和纪律问题——但潜台词总是积极地暗示困难已被克服。像罗尔夫·布尔文或赫尔穆特·拉什多夫这样的父亲为他们孩子的事业晋升感到自豪，在儿子们能够接管家庭企业时深感欣慰。母亲更关心孩子的个人感情，希望他们能找到合适的伴侣。安内利泽·胡贝尔回忆说：“今天当我回首往事时，我感谢命运让我们拥有健康的孩子，他们没有造成别的方面的担忧。”一旦有了孙辈，新晋的祖父母就更快乐了，因为他们可以享受孩子的成长，而不需要负担任何直接的责任。

然而，这些文本也暗示，年龄的增长也给魏玛一代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健康问题。保罗·德布斯的臀部疼痛变得更严重，尽管他努力通过游泳和锻炼来与之对抗。另一些挫折则是令人震惊的意外，比如保罗·胡贝尔（Paul Huber）的“轻微视力问题和暂时性瘫痪”，这是他的颈动脉几乎完全堵塞的结果。在随后的三重搭桥手术中，他中风了，这导致他“完全失能，连着各种器械和软管，不能挪动胳膊或腿”。通过齐心协力的康复治疗，他才重新站了起来。即使那是“一段艰难的时光”，他的妻子还是“为保罗能再次过上近乎正常的生活而高兴和感激”。同样，君特·克劳泽心脏病发作，被救护车送往医院。后来，他还因为动脉阻塞而中风，但最终恢复得足够好，可以四处旅行。这类事件是死亡的早期预警信号。

意识到“必须尝试减少工作”，因为他们不再“那么能扛”，这是作者们一有机会就写下他们的人生故事的主要动机。如果能像赫尔穆特·拉什多夫那样内心泰然，他们就可以回顾“我丰富多彩的生命”，用修剪过的草地这种诗意的形象来展现它的意义，从而让他们的孩子相信，剪下的花朵明年会再次开放。对于丧妻的格哈德·鲍克来说，“写作是对漫长而悲伤的冬夜的一种治疗”，因为这让他可以创造“一段历史，一段亲历的生活”，能够“反射回”它正在消失的光芒。对于霍斯特·格罗图斯这样具有自我批评精神的人来说，盘点人生需要承认错误和失败，他希望把这些作为警示故事说给孩子们听。“我经历过、做过、成就过和遭受过很多。”尽管如此，他最终还是觉得自己的生活是“有价值的”。因此，将自己的传记付诸文字是让他们在亲密的家人圈子里，乃至更广大的公众范围超越死亡的一种方式。

此外，写自传也是一些魏玛的孩子们应对挥之不去的大屠杀和大规模死亡噩梦的一种方法，这些噩梦在他们的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在职业生涯中，他们一直太过忙于应对纳粹独裁统治的破坏性后果，以致没能直面他们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的问题。直到后来重建成功，他们才有了足够的心理距离来面对可怕事件的记忆。退休后，他们的思绪回到了自己被希特勒青年团或德国少女联盟主导的青少年时期，回忆起成长和初恋等幸福的画面。但回忆第三帝国的青春不可避免地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即他们对纳粹独裁政权、后来的战争和所伴随的暴行负有何种个人和集体责任。乌尔苏拉·马伦多夫感到“向［她的美国］学生讲述我们德国人参与和遭遇了什么是一种特殊的责任”。她和她的同龄人永远不会忘记纳粹的恐怖。

对东德人来说，正视自己的过去甚至更加复杂，因为这恰逢民主德国的和平革命。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人在80年代达到了退休年龄，所以共产主义的崩溃使他们向退休后生活的过渡变得复杂起来。当柏林墙倒塌时，对东德和平抗议肃然起敬的吃惊的西德人感到高兴。“没有人开枪，”格哈德·鲍克惊叹道，“我们又一次逃脱了惩罚，没有什么理由去庆祝，我们只能心存感激。”相反，当“真正的社会主义世界以越来越快的速度瓦解”时，长期倡导共产主义改革的民主德国历史学家弗里茨·克莱因被惊呆了。显然，他“并不想要这种转变”，但既然“我方已经显示出无法靠自己解决问题，我愿意接受这是不可否认的进步”。对那些因为分裂而遭受苦难的人来说，统一还带来了政治上的解脱。

统一社会党统治的老一辈支持者觉得共产主义的崩溃尤其令人烦恼，因为这破坏了他们的生活计划。如果他们的雇主破产了，例如合作社联盟（Union of Cooperative Stores），这些人就会像埃里克·哈斯曼一样“被提前退休”。当科学院解散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弗雷德·科辛等著名学者被迫接受提前领养老金。“事情开始变得清楚，前民主德国的很大一部分学院知识分子将以相当简单的方式被逐出公共生活。”经济学家君特·曼茨驳斥了媒体对统一社会党政权是“非法国家”的指责，批评西方正在进行“殖民化过程”。维尔纳·费格尔因他的“知识分子养老金”被削减而受到沉重打击，强烈呼吁增加退休工资。只有当他们因为统一社会党终于不复存在而松了一口气时，就像农学家海因里希·许布施曼那样，才会愿意给新制度一个机会。

显然，魏玛一代的自传仍然是不完整的，因为它们的作者无法讲述自己的逝世。大多数人像罗伯特·诺伊迈尔一样，希望能“安宁而满足”地在他们“的家里［和家人］一起多活几年”。但是死亡的来临会提前投下阴影。“死亡一直萦绕在我心头，”安内利泽·胡贝尔说，“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把生活当作馈赠。”75岁的生日过后，乌尔苏拉·贝伦伯格感觉“记忆消失在迷雾中——一切都失去了光彩”。当她无人哀悼的哥哥死后，就连和哥哥的争执也不再困扰她：“我的心一天比一天平静。缓慢的逝世已经无情地开始。”露特·魏格尔特开始写回忆录的时候已经92岁了，她很感激儿子能帮她“记下我的生活”。只有像赫尔穆特·拉什多夫这样的宗教信徒更乐观：“如果有一天上帝认为是时候把我从这个世界上带走了，我只希望我能感恩地离开，期待着与永恒相逢。”每个作者都以不同的方式为不可避免的结局寻求慰藉。

破碎的生活

在魏玛一代的退休回顾中，共同的首要经历是他们自己的生活轨迹被不受他们控制的历史力量所扰乱。他们的生活没有像预期的那样从快乐的童年走向动荡的青春期，再到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的成年，而是不断与萧条、独裁、战争、贫困等出人意料的挑战进行斗争。工程师海因茨·舒尔泰斯将他的叙述称为“一个男孩完全平凡的历史，命运注定他要在‘伟大的时代’中成长”。回首往事，他解释自己“一次次对生活中经常显得荒谬的变迁感到惊讶”，因为“20世纪是如此纷繁复杂，与之相比，即使过去的重大事件和变革也往往相形见绌”。一边是对不可胜数的破坏和大规模死亡的压抑记录，一边是后来恢复的和平与繁荣，许多私人快照和官方的建筑物照片都展现了两者的反差（图30）。

在大多数自我叙事中，德意志帝国充当了积极的背景板。在祖父母讲述的故事和他们对纪律、清洁和节俭等“次要美德”的遵守中，帝国仿佛是一个有序和稳定的时期，与其快速的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疯狂的城市化截然不同。通过一系列军事胜利建立民族国家、获得海外殖民地、提升繁荣的程度、获取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的声誉，这些都促成一种持续的进步感，甚至得到托马斯·曼的称颂。乐观的自我形象与许多自传中提到的农村贫困、城市困境、经济剥削、社会冲突、军国主义和威权主义形成了惊人的反差。正是大战和战后混乱造成的更加负面的经历使第二帝国最终成为“美好的旧日”。

根据他们自己的回忆，几乎所有作者都把魏玛共和国描绘得出人意料地温馨。他们的童年似乎相当幸福，与后来的苦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记忆不同于许多学术文献，后者强调了共和国初期的混乱和恶性通胀、短暂的稳定和后来的经济危机，它们从共和国诞生之日起就重创了它。普遍的怀旧是在向父母致敬，他们保护自己的孩子不受经济和政治冲突的影响，使其拥有了愉快的童年。这也是对魏玛共和国在学校改革和福利支持方面的积极努力的反映，它们为一些经济条件有限的孩子创造了上升的机会。直到大萧条爆发，回忆录作者和像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这样的作家才提到失业造成的贫苦，或者冲锋队和红色阵线战士同盟为控制公共空间而展开的街头冲突。这些积极的描述表明，魏玛共和国确实有过机会。

在许多方面，描绘纳粹统治下的青少年时代，对这些作者们来说是最困难的话题，因为他们将被迫调和积极的记忆与其灾难性的后果。此类叙事常常出自前希特勒青年团或德国少女联盟领导人的笔下，以相当吸引人的笔调描绘了他们的参与。这并不意外，因为这些团体为年轻人提供了休闲活动和摆脱父母控制的自由，并承诺了一个由他们这代人来让德国再次伟大的计划。但许多作者接着描述了幻灭的过程，因为他们逐渐意识到纳粹的罪行，这最终导致了他们世界观的崩塌和个人的崩溃，就像克里斯塔·沃尔夫那样。难以置信的破坏、个人的苦难和大规模的杀戮，引发了面对德国人的罪恶时痛苦的自我反省。将年轻时的错误与成熟后的批评进行对比的历时性自省是一场良心斗争的迷人证据，这场斗争最终改变了记忆的文化。

回忆录显示，对人生计划的破坏真正开始于二战，当时的年轻人被卷入了大规模谋杀和大规模死亡。学业中断、军事纪律和致命危险的讨厌现实并不是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在灌输纳粹思想时所承诺的。最初的回忆仍然显示出冒险精神和胜利热情的痕迹，死亡可以被解释成一种英勇的牺牲。然而，由于征服英国的失败、俄军的入侵和美军的加入，加之关于可怕暴行的传言，人们最终对这场战争的合法性产生了挥之不去的怀疑。大多数叙述集中在失败的不可避免，原因是武器落后、缺乏资源和被征服者的抵抗。于是，东西方战线的彻底崩溃使一切个人的牺牲和战友的被杀都变得毫无意义。正如瓦尔特·肯波夫斯基所描述的，年轻人在战斗中失去整个青春，导致了他们对未来的幻灭和困惑。

自传表明，年轻女性的生活同样受到战争的破坏，即使她们通常留在后方。男性的缺席让感情关系变得复杂，导致家庭破裂，迫使女性承担新的责任。虽然纳粹最初试图通过保护她们来维持士气，但最终许多女性不得不与奴隶劳工一起从事战争生产。从战争中期开始，杀戮开始威胁到女性自己：密集轰炸并不区分军事和民用目标。随着东线的瓦解，许多母亲不得不在红军到来前紧急组织逃亡并应对随后的被驱逐，因为男人都战死或被俘了。然后是大规模强奸这种无以复加的羞辱，以及与之相伴的暴行、怀孕和羞耻，这些都从性的方面标志着失败。就像玛尔塔·希勒斯匿名发表的记录一样[玛尔塔·希勒斯是德国记者，1959年匿名出版了回忆录《德国的女人》（Eine Frau in Berlin）。——编注]，日记生动地描述了女性的苦难。

这些文本还表明，实际的纳粹受害者甚至面临更大的危险。如果不能及时逃走，他们中数以百万计的人将在种族主义的恐怖中丧生。它们中有无数例子描绘了冲锋队殴打、监禁和杀害政治左派对手，几乎不考虑合法性。医疗记录也显示了系统性的安乐死企图，试图从全体人民中消灭“生物学上的不合格者”，尽管这遭到了宗教上的反对。随着战争而来的，是被日耳曼化的定居地区对波兰人的种族清洗，俄国战俘的挨饿，以及对奴隶劳工的剥削。所有这些骇人听闻的罪行中，最可怕的是对犹太人、罗姆人和同性恋者等的歧视、迫害、隔离和大规模谋杀，通常被称为“大屠杀”（Holocaust）。只有像维克多·克伦佩雷尔（Victor Klemperer）这样少数幸运或机智的人才设法逃脱了这场杀戮狂欢，在他们的日记、信件或备忘录中完成了一份无可辩驳的反人类罪行记录。

在二战后的混乱中，自我叙事展现了在战败和被占领期间将生活的碎片重新组合起来的疯狂努力。被解放的集中营和监狱幸存者需要通过护理来恢复健康，以便拥有未来。数百万流离失所的人必须被遣返或允许移民到更加宜居的地方。成为战俘的德国国防军士兵将接受战争罪调查，然后要么被用作俄国和法国的重建劳力，要么被遣送回国。来自失去的东部领土上的1000万讲德语的被驱逐者需要安排和分配，以便让他们融入新的社群。数以百万计的无家可归的男性、女性和孩子需要重新找到居所，因为他们的公寓或住处被炸弹摧毁。所有这些不知所措的人群给战胜国制造了意料之外的人道主义危机，让海因里希·伯尔的小说中所描绘的战败者茫然地寻找意义。

西德后来的重建故事集中在对“正常化”的渴望上，即回归按部就班的平民生活。具体地说，这意味着与作为惨痛失败祸端的民族社会主义保持距离。但许多普通公民不愿太多反思他们个人在第三帝国中的角色。当务之急是获得足够的食物和住所，以便恢复学业或找到体面的工作。他们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让四散的家人能够团聚，以及将浪漫关系变为婚姻，拥有自己的家和孩子。许多年轻的德国人还希望出国，学习其他西方国家做得更好的方面，以便重新加入国际社会。只有一小部分知识分子愿意听从卡尔·雅斯贝尔斯的呼吁，直面德国人的罪恶，或者像君特·格拉斯那样批评经济奇迹中健忘的成功故事。

东德人的自传专注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这一激动人心的实验。在像汉斯·莫德罗这样幻想破灭的年轻人中，反法西斯抵抗者的榜样激励他们转向一种据称更人性化的意识形态，让自己的生活受其主导。老一辈人的死亡和占领军的清洗也在民主德国开启了充满吸引力的职业前景。不幸的是，斯大林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实践创造了新的独裁统治，用辩证法为自己代人民行事进行辩护。为了逃避迫害，许多商人、地主和专业人士逃往西德，而统一社会党成员则在与自己的良知斗争，考虑是否为了他们的事业而忽视压迫。最后，社会主义计划失败了，因为它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没有提供更好的生活。一种崇高意识形态的失败让欧根·鲁格（Eugen Ruge）这样的东德小说家陷入了失望。所有这些叙述都表明，20世纪德国人的生活在多个方面都是破裂的。

有争议的记忆

在战后的德国人中，这些共同的经历创造了一种很大程度上是辩护性质的“交流记忆”，它通过口头传播，不同于公共的记忆文化。其核心是在家庭节日、邻里聚会或与朋友团聚时分享的私人故事。在这些聚会上，人们会谈论自己的个人命运，试图理解自己的遭遇。由于经常重复，他们关于共同苦难的故事逐渐演变成退伍军人、被驱逐者或强奸受害者中的群体认同，听到自己并不孤单能让他们得到慰藉。此类叙事也被诸如被逐者联盟（League of Expellees）这样的压力团体所接受，为要求政治认可或对过去的痛苦进行金钱补偿提供了理由。一般来说，此类记忆存在于手稿自传、灰色文学或定向出版物的半公共领域。与公众记忆文化的批判立场不同，这种地下社会记忆未能充分描述纳粹的罪行，而且主要关注德国的受害者身份。

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半公共记忆文化的主旨是由记述过去的作者类型缺失所决定的。由于公众的羞辱，纳粹元凶们几乎不敢撰写自传式的记述，甚至像约阿希姆·贝斯曼这样的帮凶都认为他们应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道歉。相反，阿尔弗雷德·科辛等统一社会党官员坚持为作为理想的社会主义辩护，尽管也批评其在现实中的实践。大多数纳粹受害者的声音都被压制了。如果成功逃脱，他们就会像露西·曼德尔施塔姆那样，用接纳他们的国家的语言写作。在富有同情心的媒体和基金会的支持下，君特·克劳泽等在共产党统治下受到迫害的人对他们所遭受的不公直言不讳。此外，一边是在民主德国受到推崇的共产主义反法西斯运动，一边是在联邦德国受到赞扬的资产阶级军事抵抗，冷战分裂也让记忆分裂成了两部分。乌尔苏拉·贝伦伯格等大多数非政治化的作者在略带辩护和适度自我批评的叙事之间摇摆。

在试图向后来的读者解释纳粹的灾难时，普通的回忆录作者常常诉诸几个标准的借口。马丁·西格表示，“我们没有选择什么时间出生”，“通常只是在回应”无法阻止的外部力量。威尔·泽尔曼—埃格贝特声称，“大多数德国人对数以百万计的人被罪恶地谋杀一无所知”。像格哈特·塔姆这样的年轻退伍军人将他们的不幸归咎于“罪犯、纳粹党头目、刽子手和集中营管理者”，把自己与红军的作战解释成试图“延迟、拯救和阻止毁灭”。像卡尔·黑特尔这样的一些顽固民族主义者反而认为盟军应该对此负责：“我们不是罪犯，而是针对德国人民和帝国的大清洗的受害者，那是我们的对手根据强加的凡尔赛［和约］发起的。”指责整个历史，特别是纳粹领导层，或者甚至是战时的敌人，这让许多个人被免除承担自己的责任。相反，他们可以声称：“我们因为年轻而被骗了。”

一种更为复杂的解释认为，善意的爱国主义遭到了纳粹领导层的背叛。海因里希·布施曼提出了这种流行的想法：“［我的］保卫祖国的诚实的民族感情被滥用了。”此类司空见惯的观点假设，年轻人为保卫他们的国家而参军是正常的。凭借这种对爱国义务的呼吁，即使那些不认同纳粹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人也可以被动员起来参加战争。由于对飞行新技术的迷恋，霍斯特·格罗图斯和其他年轻人接受了滑翔机训练，以期成为声望很高的空军飞行员。直到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他们才幻想破灭。布施曼表示：“当我意识到这场我自愿参加的战争不是防御战，而是征服战时，我的情感在1942年发生了改变，从志愿者变成了战争和希特勒政权的反对者。”从斯大林格勒战役开始，许多自传中都提到了这种思想的逐渐改变，在老兵中很具代表性。

在希特勒青年团或德国少女联盟领导人的回忆录中经常能看到一种更具批判性的观点，强调年轻时曾受到理想主义的诱惑。成年罗瑞·瓦尔布在学生时代的日记基础上记述自己的生活，试图自我澄清，以便“直面我曾经拥护过”第三帝国的事实。作为纳粹党员的女儿，她“对纳粹时代的精神着魔，被宣传和口号冲昏了头脑，对‘元首’的气质和他的演讲着迷”。后来令她懊恼的是，她平庸的少女时代日记“代表了纳粹时期沉默的大多数人的热情”。直到“通过战争事件本身的压力，一个幻想破灭和思想转变的过程才慢慢开始”，该过程持续了多年，最终导致了一场心理危机。回过头来直面年轻时的自我使其可以“比以前更清楚和更准确地接受我在纳粹时期的参与和我那份罪责的程度”。此类证言标志着自我反思式自传的关键转折。

几十年来，不论官方对第三帝国如何谴责，这种半公共的受害者记忆文化持续存在。一些回忆录作者只是想捍卫他们的童年和青年时代，那里有快乐的经历，尽管发生在罪恶的体制下。另一些人驳斥了集体犯罪的指控，声称他们既没有参与犯下战争罪行，也没有实施过大屠杀。东德工程师阿尔贝特·莱特霍尔德断言，“我没有意识到任何个人罪责”，他很有代表性地表示，“集中营的存在是已知的，但从不清楚它们的数量和其中非人道残忍的程度”。虽然知道犹太人受到了迫害，但人们会把目光移开，这样就不必去反对了。当面对成堆的尸体和瘦骨嶙峋的人令人震惊的照片时，许多战后的德国人斥之为盟军的“洗脑”，拒绝指责他们的同胞，以便“维持他们的共同体的和平”。因此，魏玛一代很难直面自己的共谋。

直到长期的斗争之后，公共记忆文化才成功地把私人的社会回忆转到更具批判性的方向。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是第三帝国的彻底失败，这让纳粹党名誉扫地，启动了转向的进程。至少在最初，人们普遍认同有必要在纽伦堡审判中惩罚纳粹领导人和党卫队，因为他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且侵犯了人权。虽然将作恶者监禁算不上严厉的手段，而且去纳粹化运动变得有点像是闹剧，但这些惩罚性措施暂时将纳粹精英从政治舞台上赶走，让反法西斯分子在重建政治制度中领先了一步。媒体许可在提供批评第三帝国的信息方面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后，“美国之家”和交换计划等积极的激励措施吸引了像乌尔苏拉·马伦多夫这样的年轻人。西方盟国利用严厉和开明的正确组合改变了政治文化。

战后政治家明确的反纳粹立场同样为寻求民主或社会主义未来的年轻人指明了方向。许多西方领导人重新走出内在移民，例如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和总统特奥多尔·豪斯，而库尔特·舒马赫、维利·勃兰特和其他社会民主党人则是在监狱中幸免于难，或从流亡中归来。类似地，著名的共产主义者也从莫斯科或狱中归来，例如瓦尔特·乌布利希和埃里克·昂纳克。虽然阿登纳向为德国辩护的中右翼选民示好，但他明白，想要成功融入西方，就必须对德国的罪行表示忏悔，并向以色列国和犹太社群做出赔偿。同样，东德领导层为了加入苏联集团而披上了反法西斯的外衣。对于马丁·西格和弗里茨·克莱因等年轻人来说，像汉斯·利耶主教和教育家海因里希·戴特斯这样的权威人物在他们决定效忠哪一边时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20世纪60年代初，几起针对首要罪犯的法庭案件广为人知，也推动了风潮从普遍的辩护转变为对德国人罪行的批评立场。由于憎恨“集体罪责”的观念，许多民族主义者一直主张遵从普遍的公众情感，让前纳粹分子重新融入社会并释放战犯。但是1959年的乌尔姆突击队（Ulm Einsatzkommando）审判带来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警方参与了对梅梅尔（Memel）[今立陶宛克莱佩达。——编注]犹太人的大屠杀。更引人瞩目的是1960年在耶路撒冷进行的艾希曼审判，被起诉的是“最终解决方案”的组织主谋，那是一个苍白无力的官僚，于1962年被绞死。在国内，1963年，无畏的检察官弗里茨·鲍尔（Fritz Bauer）在由他组织的法兰克福奥斯维辛审判上指控22名集中营警卫犯下了大规模谋杀罪。（这次审判在彼得·魏斯［Peter Weiss］的舞台剧《调查》［The Investigation］中得到永生。）虽然上述努力远远没有实现正义，但它们让就连约阿希姆·贝斯曼这样的作恶者也清楚意识道，“不存在任何借口来消灭和谋杀整个民族”。

在东德，“强制的反法西斯主义”是统一社会党统治合法性的一个基本要素，它自称正在建设一个更美好的德国。“清理了物质和思想的瓦砾后”，像格哈德·约阿希姆这样的“年轻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开始着手“解放仍在缓慢成长的新社会的元素，它们从此前对德国人民来说是灾难性的发展中形成”。弗里茨·克莱因这样身处东德的魏玛一代知识分子接受了民主德国这个社会主义计划，认为那是打破昔日纳粹魔咒的唯一方法。不幸的是，布痕瓦尔德或萨克森豪森等集中营里对反法西斯抵抗的庆祝活动很快就变成了对统一社会党新的少数人独裁统治的合法化。像阿尔弗雷德·科辛这样富有创造力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与党内官员发生冲突，他受到了纪律处分，对“实存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最后，为了推翻统一社会党的统治，是反对派继承了罗莎·卢森堡的遗产。

对公众记忆的批评所累积的压力也逐渐催生了一些真正的忏悔，缩小了与私人回忆的差异。魏玛的孩子们面对的是君特·格拉斯和克里斯塔·沃尔夫等著名作家和露特·克吕格和维克多·克伦佩雷尔等著名回忆录作者的文字描绘，是美国电视剧《大屠杀》（Holocaust）等有力的媒体信息，是普通历史学家在各地开展的、凸显了纳粹罪行普遍性的纪念活动。这些行动共同记录了大屠杀令人震惊的规模，确证了大屠杀指控的真实性，带来了不容忽视的情感冲击。结果是加剧了认识的紧张，一边是对年轻时的怀旧回忆，另一边是成年后对责任的忧虑。对乌尔苏拉·马伦多夫和罗瑞·瓦尔布来说，这引发了只能通过有意识地承认罪责才能解决的心理危机。因此，吉塞拉和霍斯特·格罗图斯、多萝特·泽勒和维尔纳·布劳内等知识分子余生都致力于通过公民参与进行悔过。

“交流记忆”的这种批判性转向也为德国人与犹太人间的有限和解打开了大门。对于阿尔贝特·贡珀茨等移民来说，负面情绪如此之深，以至于他们在返回德国期间无法进行有意义的交流。同样，尼扎·加诺尔也尴尬地遇到了她的前纳粹雇主的家人，后者曾把她交给了党卫队。但由于哥哥仍然生活在故乡，伊尔莎·波拉克觉得返乡之行非常温馨，因为它们将她与童年的回忆联系在一起。对于露西·曼德尔施塔姆来说，晚年的德国之行同样让她感到解脱：“我觉得自己的生活现在又回到了原点，我已经接受了过去。”当然，弗里茨·斯特恩和露特·克吕格等德国历史或文学方面的专家与联邦德国建立了专业联系，支持它的自由化。但是很少有人像格奥尔格·伊格斯或汤姆·安格雷斯走得那么远，前者暂时回到了哥廷根，后者则搬回柏林定居，以便向年轻的德国人介绍大屠杀的真相。正如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尤迪特·马扎尔·艾萨克森所写：“我们不能忘记，但我们必须学会宽恕。”

新德国人

20世纪的恐怖经历和令人不安的记忆改变了大多数德国人，使他们与欧洲的邻居们截然不同。英国媒体仍然可以为自己的帝国历史感到自豪，法国公众以他们的文化成就为荣，波兰爱国主义者在他们的“殉道史”中得到了慰藉，但联邦共和国的公民只有一段更加负面的历史。在“民族自豪感”的国际比较中，德国人始终排在底部，低于美国等充满自尊心的其他发达国家。即使对自己的经济实力、体育成就或自由体制感到欣慰，他们也比其他国家的成员更愿意将自己定位为“欧洲人”。此外，尽管遭到本土主义者的反对，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还是因此更乐于接受来自国外的难民。令人惊讶的是，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2016年的一项商业调查中，德国在“世界最好的国家”中排名第一——甚至击败了美国。

这些自传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上述转变是对20世纪德国负面经历的回应。帝国最初的信心被一战中的困苦和战败后的混乱所粉碎。带来快乐童年的魏玛共和国的稳定岁月在大萧条中消失了。第三帝国和平年代的暂时改善变成了二战的可怕苦难和大屠杀。此外，战后创造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的计划最终以德国共产党的独裁而告终。只有创立时有些笨拙的联邦德国带来了和平、繁荣和团聚。每当德国人试图凌驾于邻国之上时，他们最终都会陷入苦难，从作恶者变成受害者本身。即使是卡尔·黑特尔这样的民族主义者也意识到，“这种不人道和愤世嫉俗的政策让人民及其命运沦为他们争夺权力的工具”。

不得不面对令人压抑的记忆，使许多战后的德国人比他们的邻居做了更多的自我批评。开始表达“关于这一致命发展的主观感受”需要勇敢的反省，而不是闪烁其词的自我辩护。回顾他们的生活时，像海因茨·舒尔泰斯这样的作者明白，他们的个人经历与国家的更大灾难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认识提出了个人责任的问题：他们为纳粹的种族灭绝提供了什么支持，或者他们没有向受害者提供什么帮助？对于雷娜特·芬克来说，这种自我反省导致了“一种可怕的认识。我本想安全地放在心里的东西变成了内疚和羞愧”。在这个过程中，她“认识到我曾经忠于邪恶”，协助了“整个大谎言”。但在经历了这样的青年时期后，她还是找到了生活的勇气。“因为我可以成长，一切并没有结束。”即使右翼极端分子继续否认德国的责任，对过去的批判性共识仍然有力。

吸取经验和记忆的教训，让许多德国人变成了真诚的民主派与和平主义者，想要防止从前的恐怖重演。迪特尔·舍恩哈尔斯曾经是一名“相信德国会胜利”的自豪的士兵，他试图让自己的瑞典学生从他本人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以便“首先阻止［种族主义独裁统治］不负责任的煽动者滥用青年的理想主义”。“要竭尽所能地避免另一场战争，不仅是核冲突，而是战争，就是这样。”在他们生命将要走向尽头时，魏玛的孩子们用“永远不再”允许独裁、战争或大屠杀这三重禁令作为回忆录的结尾。为了正视自己破碎的生活，他们大多拥护人权、和平主义、社会团结和生态保护。根据英国历史学家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的说法，“这是历史的讽刺……今天，德国成了稳定的孤岛和自由主义的最后希望”。即使不是所有人都看到了曙光，但许多德国人的变化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的帝国祖先几乎认不出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