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中在军机处的工作，整体上可以分成三部分：一是揣摩上意，专心致志地哄乾隆开心；二是努力确保日常工作不掉链子；三是维系自身的利益。

没错，从于敏中六七岁不到时他对姑奶奶说的那番话我们就能感受到，于敏中从小读书时心里想的就不是圣人为国为民的那套理想信仰，比起谋国，于敏中考虑得更多的是谋身。

先来讲讲于敏中是怎么哄乾隆的吧。

乾隆爱写诗，一生所写诗作超过4万首。很多时候，乾隆并不会直接写在纸上，而是随口吟出，旁边的大臣就要立刻记下来。有时候，大臣手上没有纸笔，乾隆只吟了一遍，也得立即背下来，待有纸笔后记录。在给乾隆记诗这方面，于敏中可以说功底极其深厚。史书记载：

其才颇敏捷，非人之所能及。其初御制诗文，皆无烦定稿本，上朗诵后，公为之起草，而无一字之误。[昭梿：《啸亭杂录》卷七，《于文襄之敏》，中华书局，1980，第207页。]

乾隆只吟一遍，于敏中一个字都不会错。

如果说记诗、默诗还只是平常功夫，那么关键时刻的政治站队，于敏中就显得更加果断。

举一个典型例子。乾隆三十七年（1772）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上奏乾隆，表示为了避免珍稀古书遗失，建议由朝廷出面收集天下书籍，尤其是明朝《永乐大典》涉及的古书，加以珍藏，以确保文化传承。当时，军机处的首席大军机还是乾隆的老师刘统勋，而于敏中在军机处只排在第三位。面对朱筠的请求，刘统勋是严词拒绝的，他的理由是：国家事务繁多，别突然在文化领域瞎折腾。也有学者说，这可能是因为刘统勋担心突然在全国收书，会引发大规模的文字狱。总之，刘统勋对收书一事是强烈拒绝的。然而，刘统勋的拒绝，乾隆并不喜欢。

因为乾隆三十七年时，乾隆皇帝已经62岁了，“十全武功”已经打了一大半，乾隆早就盼着能在思想文化领域塑造权威了。因此，有些话乾隆不方便直说，总得有个大臣出来垫话，先赞成朱筠的请求，乾隆才好顺水推舟同意收书。皇帝嘛，总是好面子的。后面的故事大家应该猜到了——当时，不畏惧刘统勋首席大军机的身份，站出来硬跟刘统勋叫板的，正是在军机处排老三的于敏中。史书记载：

安徽学政朱筠请开局搜辑永乐大典中古书。大学士刘统勋谓非政要，欲寝其议。敏中善筠奏，与统勋力争，于是特开四库全书馆，命敏中为正总裁，主其事。[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三百十九，《列传一百六·于敏中》，中华书局，1977，第10750页。]

结果，于敏中在这次关于收书的辩论中不仅大获全胜，还成功获得了四库全书馆正总裁的头衔，成了乾隆心腹中的心腹。

转年，随着军机处排在前二的两位军机大臣——刘统勋和刘纶相继因病去世，原本排在第三的于敏中顺位继承，成了乾隆朝继鄂尔泰、讷亲、傅恒、尹继善、刘统勋之后的第六位首席大军机。这一年，于敏中整整60岁。

当初那个5岁便读书启蒙的孩子，用了55年的时间，终于站在了清朝官员的巅峰。

没想到，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刚刚登到顶点的于敏中，转年的乾隆三十九年（1774）就遭遇了一次重大坎坷——乾隆朝中后期著名的“高云从事件”。

简单来说，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乾隆皇帝正在避暑山庄休息。忽然，兵部侍郎高朴求见乾隆，表示有宫中太监泄露了乾隆的朱批记载。顺着高朴提供的信息，乾隆很快便锁定了4名嫌疑人：一个是宫中写字处的太监高云从；另外三个则是朝中的左都御史观保、户部右侍郎蒋赐棨以及刑部右侍郎吴坛。整个案件本来和于敏中没什么关系，但很快出现了一个疑点——户部右侍郎蒋赐棨当时还兼顾顺天府府尹的工作，常常不在京城，高云从并没有机会接触蒋赐棨。

于是，刑部就开始审问高云从，问他是如何认识蒋赐棨的，高云从的供词称是通过于敏中认识的。史书记载：

云从言敏中尝向询问记载，及云从买地涉讼，尝乞敏中嘱托府尹蒋赐棨。[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三百十九，《列传一百六·于敏中》，中华书局，1977，第10750页。]

于敏中也曾经向高云从打听过乾隆批写的相关内容。当时，高云从家里因为买地问题正在顺天府打官司，高云从就拜托于敏中去联系顺天府府尹蒋赐棨，让后者多加关照；作为交换，将乾隆的朱批内容告诉了于敏中。这是典型的内监与外臣勾结，信息与权力交易。

然而，出了这样大的案子，乾隆居然主动袒护于敏中。乾隆说：

于敏中日蒙召对，朕何所不言？何至转向内监探询消息？[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三百十九，《列传一百六·于敏中》，中华书局，1977，第10750页。]

朕没有什么事隐瞒于敏中，他也没必要向内廷打探消息。最后，于敏中的处理结果是“部议革职，诏从宽留任”[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三百十九，《列传一百六·于敏中》，中华书局，1977，第10750页。]。原本刑部的商讨结果是，于敏中即便不杀，也至少得革职才行，结果，乾隆判了个革职留任，相当于没有处罚。

那么，问题来了：出了这么大的事，乾隆为什么要放于敏中一马呢？这一方面是因为多年的君臣情谊——于敏中毕竟是乾隆在登基恩科中钦点的状元；一方面是因为改良浙江学场风气、编纂四库全书等，于敏中都身先士卒地支持乾隆的决定；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当时的军机处真离不开于敏中。

“高云从事件”发生在乾隆三十九年，当时正处于二平金川的战争期间，于敏中作为军机处的核心人物，几乎日日夜夜都忙于前线战事的军报总结和物资调配，其中，例如兵马如何运输，每个前线兵丁要分配多少安家银、行装银等，都要花甲之年的于敏中亲自核算，而且，桩桩件件，于敏中都办得极其漂亮，毫无遗漏。

因此，看功、看过、看情面，乾隆最终选择放于敏中一马，并且在二平金川胜利后亲自褒奖了于敏中。乾隆说：

大学士于敏中，自办理军务以来，承旨书谕，夙夜殚心，且能巨细无遗，较众尤为劳勚。其前此过失，尚可原恕。着赏给一等轻车都尉，以示格外恩眷。[见《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乾隆四十一年正月初七日。]

乾隆不但原谅了于敏中此前在“高云从事件”中的过失，还专门赐给了于敏中一等轻车都尉的世袭爵位。要知道，于敏中是满洲自入关以来，继张廷玉、岳钟琪后，第三个拿到一等轻车都尉称号的汉臣。

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乾隆真的非常宠爱于敏中。此外，乾隆对于敏中的家人也多有照顾。

于敏中的儿子于齐贤，其学习能力比较差，完全没有继承到老爹的智力和勤奋。老爹于敏中16岁中举人，可儿子于齐贤到30岁了还只是个秀才。乾隆看不下去了，主动赏了于齐贤荫生身份。意思是：你不用再接着考科举了，直接入朝为官吧。

于敏中他老婆俞光蕙去世得早，此后于敏中没再娶正妻，只有一个小妾张氏。按惯例，清代官员之妾室不给封号，但乾隆依然赐予于敏中这位侧室“三品淑人”的封号。

因此，我们不得不说，看似冷酷无情且崇满抑汉的乾隆，对自己这位头号天子门生、汉臣于敏中，真的可说非常好。从官位到爵位，从朝堂到家里，都关照得无可挑剔。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底，66岁的于敏中病逝，乾隆特别安排于敏中进贤良祠，定谥号为文襄。毕竟，在乾隆心目中，于敏中即便犯过小错误，但不论是支持编纂《四库全书》还是在二平金川期间办理军务，于敏中都数有功的。而且，于敏中生前似乎还挺受人爱戴的，史书记载：

阁老于敏中素以廉直闻，皇帝信任之。入阁数十年，事业虽无可言，民誉亦颇不衰。[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十，《正宗一》，中华书局，1980，第4701页。]

如果说，于敏中人生的仅止于此，他和乾隆这一生的君臣关系尽管算不上佳话，但至少是体面的。但很快，问题便浮现了。

涉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遗产。于敏中一生只有一个儿子，就是他和结发妻子俞光蕙生的于齐贤。于敏中和小妾张氏是没孩子的，而且于齐贤还死在了于敏中前面。所以，于敏中去世后，家里能继承遗产的人其实是于敏中的孙子于德裕。但于敏中的小妾张氏却勾结于敏中的从子于时和，侵占了于家的遗产。于德裕不答应，就告到了朝廷。乾隆一听很担心，怕老臣的孙子受委屈，就专门派了时任九门提督兼军机大臣的和珅亲自去查。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一生以清正廉洁自居的于敏中，家里的遗产折算后居然高达200万两。乾隆当时就急了，史书记载：

皇帝大怒曰：“朕任敏中数十年，知其为廉直，安得有许多资？”[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十，《正宗一》，中华书局，1980，第4701页。]

于敏中他不是素称清廉吗？他哪儿来的这么多钱？最后，这价值200万两遗产，乾隆只给了于德裕3万两，剩下的197万两一律充公。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也还好，大家装糊涂就是了。没想到，很快又有一件事被曝光了——苏松粮道章攀桂被举报曾经给于敏中修过一座私人花园。要知道，苏松粮道主管苏州府和松州府两个重点经济区的粮食供应和征税，是个绝对的肥差；同时，苏州和松州也是腐败重灾区，这里的官员来示好，于敏中竟也敢接受！可见其理想信念中，谋身远大于谋国。

即便如此，乾隆依旧念着人死为大，没有追究于敏中的罪行，只是表态说：

于敏中，受朕深恩，乃听本省地方官逢迎，为之雇匠盖屋。若在生前，必当重治其罪。今已完名而没，姑不深究，以示朕始终保全之意。[见《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一百十三，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十六日。]

只可惜，于敏中生前掩盖的脏事太多，在他死后陆续浮出水面，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乾隆四十六年（1781），浙江巡抚王亶望冒赈贪污案曝光，涉案人员存在于甘肃、浙江等多个省，于敏中再次牵涉其中。此刻，乾隆猛然想起，早在乾隆三十九年时，王亶望便在甘肃布政使任上申请开放“捐监”，也就是让有钱人花钱买监生身份，多一条做官通道。那时，军机大臣舒赫德是力阻此事的，但同为军机大臣的于敏中却力保此事。最终，乾隆出于信任，同意了于敏中的建议。

追溯过往，乾隆断定，于敏中家里的巨额遗产少不了王亶望的贿赂。最终，在巨额遗产案、苏松粮道兴修花园案和王亶望冒赈贪污案相继曝光后，乾隆对于敏中的滤镜被现实击碎，随后宣布将于敏中撤出京师贤良祠，并取消家中的世袭爵位。

于敏中一生的是非，到此也终于结束。

回顾于敏中的一生，用一句话总结就是：聪明有能力，唯独不讲大是非。于敏中学满文、修四库、收贿赂，内通宦官、外接朝臣，傅恒、刘统勋竭力打造的相对清明官场生态，于敏中秉权后毁于一旦。因此，史书留给于敏中的那句评价，真的不冤——

傅文忠、刘文正诸公相继谢事，秉钧轴者惟公一人，故风气为之一变。其后和相继之，政府之事益坏，皆由公一人作俑。[昭梿：《啸亭杂录》卷七，《于文襄之敏》，中华书局，1980，第207页。]

和珅的确毁了乾隆朝的官场生态，但追溯源头，于敏中就是腐蚀乾隆朝政治的始作俑者，无可洗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