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康安的军旅生涯，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传奇色彩。

福康安身为傅恒的儿子，又被乾隆亲手带大，乾隆是不会轻易派他去前线冒险的。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底，机会来了。当时四川西部的大、小金川土司爆发了二次叛乱，乾隆便发动了二平金川的战争。这场战争的进程，起初可以说无与伦比地顺利。

负责在前线领兵的主要是两个人，一个是西路军的温福，一个是南路军的阿桂。当时温福带着西路军打了不到一年，快把小金川的领地推平了。在所有人眼中，金川军和清军的战斗力根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于是，乾隆传旨给温福和阿桂，说：你俩仗打得不错，朕准备先给你俩升个官，但是要升官呢，得有新的官印，朕决定派新任军机大臣福康安专程去给你俩送一趟。

其将军，及副将军印信，着派侍郎副都统福康安，驰驿赍送前往，即留军营为领队大臣。[见《清高宗实录》卷九百二十二，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乾隆还专门指定，让福康安去当时连战连捷的西路军将领温福那儿当一个领队大臣。这一年，福康安未满二十。

“章总”的意图真是再明显不过了，就是想安排侄子去镀金。

结果谁也没想到，福康安刚到西路军，一年不到，温福就捅了大娄子。当时的情况是，温福因为早期的仗打得太顺利，轻敌了，指挥失误，把兵力搞得过于分散，直接导致金川军完成了一次无比成功的“斩首行动”——西路军大本营被端了，史称“木果木之败”。这也是二平金川战争中清军的最大的失败。

一仗打下来，主帅温福被杀，全军阵亡将士超过3000人；物资共损失粮食1.7万余石，白银5万余两，火药7万余斤、大炮5位。

而当时年仅20岁的福康安差点死在这场战役中。史书记载：

木果木兵溃，贝子（福康安）以众寡不敌，且战且退。行至刮耳岩，痧胀坠马。家人恐惧，委之而遁。[余金：《熙朝新语》卷十五，道光六年刻本，第3页b-4页a。]

大溃败的时候，福康安一边战斗一边撤退，突然身体不适，从马上跌了下来，而他周围的人因为太过害怕，居然没管他，都跑了。

眼看着福康安就要死在战场上的时候，一个叫王贵的士兵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他不但发现了在呻吟的福康安，还背着他一路逃跑，一直跑到了阿桂的军营，才救下了福康安这条命。

重庆营战兵王贵，见贝子呻吟草中，奇其状貌，负而疾驰七十里。[余金：《熙朝新语》卷十五，道光六年刻本，第4页a。]

紧接着，阿桂立刻就把福康安送到大后方的城中养着去了。

没错，福康安最早上战场打仗的时候，非但没打赢，还差点连命都丢了。这一年的福康安年仅20岁，他人生的前19年，是锦衣玉食的19年，如今第一次上前线，没到一年就出了这么凶险的事情。换作其他人的话，在那种情况下，还敢再去前线吗？平安而论，换作普通人，多半会借口自己坠马受伤了，然后就名正言顺地在大后方一直养着。

可福康安之所以是未来的名将福康安，就在于他遭了这次迎头痛击之后，还是选择义无反顾地冲回军营，要跟金川军血战到底。

福康安会这么选和他所受的家族熏陶是分不开的。傅恒当年就是死战不退的；此外，福康安的堂兄明瑞也是乾隆朝的一代名将，之前战死沙场了。富察家的男人，在乾隆朝，有一个算一个，只有战死沙场的好汉，没有临阵脱逃的懦夫。

福康安这一次重返前线后的表现，绝对对得起他们富察家的名号。无论是比吃苦，还是比战绩，福康安都拿得出手。

大家本来对福康安的印象是一个养在深宫中来前线镀金的贵族官二代，是个养尊处优的富家少爷。可今天我们翻开史料，能看到的关于福康安在二平金川战事中的记载，都是什么样的呢？

贼夜乘雪陟山，……福康安闻枪声，督兵赴援，击之退。[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三百三十，《列传一百十七·福康安》，中华书局，1977，第10917页。]

贼屯山麓，乘雨筑两碉，福康安夜率兵八百冒雨逾碉入，杀贼。[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三百三十，《列传一百十七·福康安》，中华书局，1977，第10917页。]

基本是福康安大晚上顶风冒雪和敌人干架的战斗记录。

最邪门的一次，阿桂派福康安去攻打格鲁克古山，此处地势很高，易守难攻，清军怎么也打不上去，正当周围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福康安说：没事，我有办法。史书记载：

（福安康）率兵裹粮，夜逾沟攀崖，自山隙入当噶海寨，克陡乌当噶大碉、桑噶斯玛特木城石卡。[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三百三十，《列传一百十七·福康安》，中华书局，1977，第10918页。]

福康安亲自领兵，带着一支部队出发，每个人都揣好了干粮，半夜就穿河沟、爬悬崖去了。最终，福康安小队顺着后山的山缝钻进敌寨，把敌人打败。

尽管史书上对这次战斗的描写只有短短一句话，但在此次微型战斗的背后，福康安的事先筹备、路线规划、战前动员和临阵指挥一定都安排得非常妥当，才能一击制胜。福康安在二平金川的战争过程中，他不仅展现出了吃苦耐劳和勇猛坚毅的军人素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个在战争中学习作战的指挥家。

按《清实录》的记载，福康安在二平金川的战场上，三年中，他指挥、参与的大大小小的战斗一共有29次，而他的战绩是29胜0负。

这一数据着实惊人。乾隆在中央收到相关奏报时，也是龙颜大悦。于是，战争还没结束，“章总”就给了22岁的福康安“巴图鲁”（勇士）称号。待战争胜利后，乾隆给福康安封了三等嘉勇男爵，后来又御赐绘图紫光阁，还赏双眼花翎、许紫禁城骑马。一时间，风光无限。这一年，福康安23岁。

富与贵，可能是父母留下来的；但尊重与声誉，还得靠自己凭能力挣出来。福康安的个人能力不仅仅体现在战场上取得的军事成就，官场行政水平，福康安一样是过硬的。

乾隆朝中后期，东三省的满洲贵族们生活日渐汉化，许多人都不会满语和骑射。但因为他们个个出身名门，很有背景，当地官员也不太敢管。于是，乾隆四十二年（1777），乾隆把刚从金川回来的年仅24岁的福康安派去东北当从一品的吉林将军。乾隆下旨：

吉林将军员缺，着福康安补授，俾令加意整顿彼处习气。[见《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三十五，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福康安，你去好好整顿那帮贵族的生活作风。

别看福康安这个时候年仅24岁，但这种事还真就只有他办得了。道理很简单，想整顿东北满洲贵族，就必须要派一个出身比他们更高贵的满洲贵族才行，不然压不住。福康安，论出身，是富察·傅恒的儿子；论能力、论功绩，是刚从金川的血海尸山中爬出来的战功卓越的满洲巴图鲁。因此，福康安就是那种出身和能力全都可以封神的顶级贵族。

福康安到了东北后，很快就把这帮贵族收拾了——有工夫提笼遛鸟是吧？全都给我改练弓马骑射。除了整顿当地贵族的散漫风气之外，福康安还把那些本不归他管的户口清查和司法审判也办得井井有条，展现出了相当出色的行政能力。乾隆表扬道：

将军福康安，才具明干，秉性公忠。[见《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一百三，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十八日。]

在某种程度上，福康安和傅恒年轻时简直一模一样，工作起来事无巨细，有着非常勤奋、严谨的作风。以至于，此后乾隆在地方上不管遇到什么问题，他都喜欢让福康安去解决。道理很简单，关系上，信得过；能力上，靠得住。

比如三年后，乾隆遇到了一个特别棘手的经济问题——京城里造钱的铜不够用了。铜不够用，钱就造不出来；钱造不出来，经济就会停滞；经济一旦停滞，就随时有可能爆发社会危机。

当时京中的铜为什么会不够用呢？其实不是那时的中国没有铜矿了，而是铜矿的主要产地云南省境内的铜矿运不上来。生产力不足，运输力不足。究其原因，主要还是乾隆一朝国家连年征战，云南当地的许多马匹运到缅甸和四川去当战马了，用于运输的马匹明显不足。没有马，就只能靠人运，而人运比马运慢太多了。更何况，云南铜政弊废，铜矿采集、运输过程中还存在偷漏、走私现象。

这事该怎么解决呢？其实乾隆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既然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那按照乾隆的逻辑，不如让福康安去实地考察，找办法解决。于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章总”一纸调令，就把福康安从大东北直接调往了大西南，就任云贵总督。

时年27岁的福康安刚一到任，就开始着手解决云南的铜运问题。他当时的解决思路是非常明确的——三步走战略。

第一步，核查各地矿产数量，加大对相关人员的管控。总而言之一句话：严查督管、压榨人力，先把铜运上去再说。取得的效果如何？用乾隆的话来说就是：

今福康安到滇未及一载，即已将应运京铜扫数全清。[见《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一百二十六，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初四日。]

可福康安也知道，这么硬来，偶尔一两次兴许能行，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毕竟人不是牲口，给再多的钱，也不可能让他们一直“996”（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礼拜工作6天）地去运铜。

于是，福康安的第二步就是规划运输路线，减少不必要的人力浪费。从这里我们能看出，福康安当领导是非常能聆听下属意见的。比如，当时的云南镇雄知州屠述濂通过考察，制定了一套综合考察了地形与资源分布的全新运输方案，上报给了福康安。福康安是从一品的云贵总督，屠述濂只是个从五品的知州，他俩能对上话，可见福康安在当地的勤政与贤明。福康安收到奏报后，立刻就转发给了云南各级官员，他让同僚们详阅并表态，确定这个方案是否可行。

云南布政司会同按察司、迤东道，查照前案逐一悉心妥议，详复查夺，勿再延搁。[屠述濂纂修《镇雄州志（乾隆）》卷六（上），《铜运改站禀稿》，第35页b。]

简单来说就是三个字：马上办。

而在整个铜运问题的解决过程中，福康安所做的最后一步是他自己亲自顺着屠述濂给出的运输路线实地走了一遍，最终确定这套方案的确比之前的方案更为方便。

此前，各级官员的反馈也都呈上来了，纷纷表示赞同。无疑虑后，福康安才给乾隆上了一道奏折，提出方案——《筹改铜铅转运章程》。这一章程正式施行后，困扰中央多年的云南铜运问题才算正式解决了。以至于后来福康安离任了，不再担任云贵总督了，乾隆还在奏折中嘱咐继任的云贵总督富纲说：

一切应行筹办事宜，着照福康安原定章程，实力办理。[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云贵总督富纲、云南巡抚刘秉恬奏为接奉谕旨办理铜务事》，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呈奏；转引自王瑰《从新见禀文奏稿谈乾隆朝福康安对云南铜运的整顿》，《历史档案》，2020年第4期。]

也许会有的朋友会说，这次铜运危机的解决，怎么看都是那位镇雄知州屠述濂比较关键，毕竟是他给出的方案。不过问题是，在福康安去云南之前，屠述濂就已经在云南了，多半已提出过类似的方案。怎么之前的地方长官就没采纳他的意见呢？

此处多说一句，福康安的军事成就往往是和乾隆朝另外一位名将海兰察一起打下来的。有些人喜欢一边捧高海兰察，一边贬低福康安。可事实是，海兰察和别人一起打仗时常有败仗，和福康安在一起时，几乎百战百胜。这里倒不是说海兰察不好，海兰察非常厉害，只是福康安的细腻心思和领导才能是我们不应该忽视的。所以，解决云南铜运危机一事，福康安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解决完云南铜运问题后，乾隆也发现，福康安是真的好用。于是，后来但凡有什么棘手的事，几乎都派福康安去办。比如四川闹“啯噜匪”，情况严重，乾隆就把福康安在云贵总督的任上调为四川总督，兼任成都将军，负责剿匪。不到一年，福康安荡平全省“啯噜匪”。

接着，乾隆四十九年（1784），石峰堡起义爆发。一个叫田五的回人起兵反清，起义的规模很大。乾隆又派福康安去当陕甘总督，负责督战平叛。福康安六月到了前线，当月就平叛成功，堪称神速。在平定“石峰堡起义”后，福康安也凭借军功再次获得了爵位升迁。他由此前的嘉勇男爵升为嘉勇侯。这一年，福康安31岁。

按理说，短短几年之间，福康安已经历任了吉林将军、云贵总督、四川总督、陕甘总督，基本上把我国的东北、西南、西北给逛了一遍。就算福康安是个铁人，也受不了如此折腾，怎么也该让福康安歇歇了吧？可没办法，东南的台湾又捅娄子了。

乾隆五十一年（1786），因为台湾当地官府长期盘剥百姓，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具体的规模有多大呢？据史书记载：

约计诸罗、漳化两县，乌合贼众不下数十万人。[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福康安奏折；转引自郑天挺主编《清史（上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第313页。]

这支农民军的首领叫林爽文，其指挥作战的水平不差。起义军一开始就暴打了台湾总兵柴大纪的军队，迅速占领了台湾的多个县城。

而乾隆这边不停地走马换将，试图平定叛乱。

起初，乾隆派福建的水师提督和陆路提督两班人马去台湾平叛，然而没打赢。接着又让闽浙总督常青亲自挂帅，带着8000人去打林爽文。这可是正规军啊，按理说应有捷报。结果刚到台湾，常青就被起义军围堵在城中出不来了。最后，常青派了个人出来给乾隆送信求援：

请再调广东兵四千，京兵一千，湖广兵四千，贵州兵二千。[见《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百八十三，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十九日。]

皇上，您再派1.1万人，才足以击败林爽文。

乾隆一看，这常青也不靠谱啊。没办法，还是得用福康安。八月，乾隆下令：

现在谕令福康安前来行在，面授机宜，令其前赴台湾。[见《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百八十六，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初二日。]

本来远在西北的福康安，跑了个对角，去东南打林爽文了。

说起来，乾隆也是真对得起福康安。常青打台湾时，乾隆起初只给了8000兵士，而等常青申请再加1.1万人时，乾隆直接换帅了。如今，福康安要去台湾了，福康安拿到前线的军事奏报后对乾隆说：1万人看来也不够，必须要有数万人才行。总之，打林爽文拖不得，要打就必须是碾压之势的速胜。最后乾隆表示同意，陆陆续续派往台湾约4万人，再加上本地的驻防军一起，让福康安率领这些人去平叛。

手握重兵的福康安，在本次渡海攻台的过程中，无论是战略部署，还是兵力分配，都堪称完美。数百艘战船到了台湾，军队一登岸，立刻就兵分几路，开始围攻起义军。

福康安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十月底领兵登岸，转年的正月就活捉了林爽文，荡平了台湾全境。站在台湾老百姓的角度来看，福康安肯定一个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帮凶、刽子手；可站在清政府的角度来看，福康安身为清政府的将军，极其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台湾平定之后，时年35岁的福康安被任命为授闽浙总督，负责善后事宜。而且，在赴台解嘉义之围后，福康安的爵位便再次升迁，获封一等嘉勇公，得到了满洲异姓贵族在清朝所能得到的最高爵位。

尽管平定台湾时福康安才35岁，但他所走过的人生，已经相当璀璨了。19岁战金川，胜利后封男爵；31岁平定石峰堡起义，胜利后封侯爵；34岁渡海平台，升公爵。与此同时，福康安还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历任云贵、四川、陕甘、闽浙4地7省的总督。说他威震四方，毫不过分。

可这就是福康安的人生顶点了吗？不，此时他人生中最震撼人心的一仗还没有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