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二十二年（734）五月拜相时，李林甫在三个宰相的序列中排行最末，前两个是张九龄与裴耀卿。

在玄宗朝，李隆基对朝政的把控主要是通过拜相、换相来实现。那么，号称玄宗朝最后一个贤相的张九龄是如何失去了李隆基的信任与恩宠，而让李林甫借机上位的呢？

毕竟，李隆基曾经是那么倾慕张九龄，《开元天宝遗事》中就记录了两个段子：李隆基艳羡张九龄的文才，称他为“文场之元帅”，“朕终身师之，不得其一二”；李隆基还被张九龄的风姿和气宇所吸引，“朕每见九龄，使我精神顿生”。

甚至张九龄罢相后，每逢荐引公卿的场合，李隆基必问：“风度得如九龄否？”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营造了一个“李林甫蓄谋已久”的历史情境。据说李隆基在任命李林甫为相之前，曾问过张九龄的意见，张九龄劝阻说：“宰相系国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异日为庙社之忧。”李林甫知道后怀恨在心，时时找机会中伤张九龄，导致李隆基亲林甫远九龄，最终引发了安史之乱。

但司马光这一“亲小人远贤臣”的范式可能过于道德化了，有学者认为，张九龄劝阻李隆基一事或许就是子虚乌有，李林甫一直暗中中伤张九龄也是不实之语，张李二人的矛盾也被后世夸大了，两人的关系至少在开元二十四年上半年，都是“比较融洽”的。[参见丁俊《李林甫研究》，凤凰出版社，2014年1月第一版，109页。]

那么，开元二十四年，也就是张九龄罢相这一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最重要的不是李林甫和张九龄之间发生了什么——李林甫不过就是逢君之恶从中渔利而已——而是李隆基和张九龄之间发生了什么。李隆基为何不惜损害自己的圣君名誉，也要坚决拿下这位一代文宗？

开元二十四年，有四件事改变了潮水的方向。

第一件事，张九龄在东北方向的边事的表现让李隆基很失望。契丹和奚本归附于大唐，但张九龄却在外交上迭出昏招，将契丹和奚推到了突厥那边。两蕃复叛之后，安禄山开始登上幽燕地区的最高军事权力宝座。开元二十四年四月，时任平卢讨击使的安禄山出兵讨伐两蕃，却因轻敌遭遇大败。安禄山按唐律当斩，但幽州最高军政长官张守珪爱才心切，将安禄山送到长安等待圣裁。

按照张九龄的意思，挑起边衅的安禄山罪无可恕，必须斩杀；而李隆基却看重安禄山的勇于任事，反对“以一败弃之”。君臣二人的分歧固然有张九龄长久以来对职业军人的反感，但往深里说，这也体现了两人就东北边事已经产生了不小的政见不合。按照《李林甫研究》一书的说法，张九龄更倾向于靠外交斡旋和怀柔解决问题，态度是消极和被动的，因而无法容忍安禄山的主动开战；而李隆基对东北边事的态度是积极进取的，希望倚重于安禄山这样的蕃将佼佼者“以夷制夷”。[参见丁俊《李林甫研究》，凤凰出版社，2014年1月第一版，194—195页。]

据《新唐书》说，开元二十一年（733），张九龄第一次见安禄山时，就曾有先见之明——“乱幽州者，必此胡也”。这一预言过于神奇，其中不无后世为了强化张九龄的识人之明与安禄山早有反骨的刻意渲染，张九龄对安禄山的定性很可能更多出于偏见，甚至只是未经深思熟虑的随口一句，但恰巧说中的预言总是更容易被记录和流传，以示天道昭昭。

作为儒臣，也就是当时所谓“文学派”的代表人物，张九龄的反战，特别是反对主动挑起边衅，正是儒家士大夫的传统政治偏好，而这样的保守政策对于重视武功、《兵车行》中所谓“武皇开边意未已”、沉迷于一代雄主人设的李隆基而言，显然是南辕北辙。为了满足自己对赫赫武功的追求，李隆基必然会选择更能契合他心意的新相，而善于察言观色、行政能力超强的李林甫正合其用。

第二件事，关于废太子。时至开元二十四年，李隆基和太子李瑛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破裂的边缘。出于自己和唐太宗均是依靠宫廷政变上台的真实体验与历史教训，李隆基对皇子特别是皇太子的政治态度一向是以政治监控为主，甚至改变了太子居于东宫的旧制，极力压缩皇太子的政治空间。[参见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34—42页。]

但就是在开元二十四年，李隆基第一次认真动起了废太子的政治考量。太子日渐年长，身居储位二十余年，开始不以李隆基意志为转移地形成了一个以太子为中心的政治集团，构成了对皇权的挑战。除此之外，武惠妃的政治操作也成为恶化玄宗父子关系的重要变量。武惠妃是武则天的侄孙女，为唐玄宗专宠二十年，一直有替儿子寿王李瑁谋太子之位的计划，长期派人秘密监控李瑛。偏偏太子李瑛年轻气盛，对李隆基的政治打压素有不满，与两位交好的皇弟鄂王、光王在背后说些怨气冲天的话。这也在情理之中，但武惠妃抓到这些带有捕风捉影性质的所谓证据以后，当即向李隆基哭诉，指控“太子阴结党与，将害妾母子，亦指斥至尊”。

对太子结党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的李隆基，闻讯怒不可遏——其中或许也有趁机生事的因素。他当即召集宰相商议，决心废掉李瑛的太子之位。对此，张九龄本着不能动摇国本的传统儒家价值观，坚决反对废立，理由也很大中至正，“三子皆已成人，不闻大过”，除了片言只语的深文周纳，太子小集团其实并没有做出什么真正大逆不道、从实质上动摇皇权的事情。

在正式会议上，李林甫不仅保持了沉默，还表现出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但在会后，李林甫对唐玄宗身边的宦官放话说：“陛下的家事为什么要让别人去决定呢？”很显然，李林甫这话就是说给李隆基听的，表明了他对皇帝意志的忠诚。这事的意义在于，这可能是李林甫在重大问题上第一次反对张九龄，标志着李林甫政治态度的悄然转变，所谓朝会时的“心事重重”，很可能意味着李林甫正在下最后决心，与张九龄政治决裂并参与对首相之位的角逐[参见丁俊《李林甫研究》，凤凰出版社，2014年1月第一版，202—203页。]。当然，李林甫式的决裂不是公然挑战张九龄，仍然是暗中操作和私下带话，完美符合他“口蜜腹剑”的经典历史人设。这样的行为模式我们在之后还可以多次看到。

第三件事，关于何时从东都洛阳回长安。迫于关中粮食减收的压力，李隆基在开元二十二年带了一大帮大臣从长安来到洛阳，一待就是两年多。李隆基本人早就想回銮长安了，奈何张九龄和另一位宰相裴耀卿以不扰民为理由尽量拖延玄宗西幸之期，李隆基迫于爱民的政治正确只得隐忍不发。此时李林甫看出了皇上的心意，在退朝时假装一瘸一拐，李隆基果然就问李林甫“何故脚疾”，李林甫此时就坦承自己是假装脚有毛病，其实是为了单独向皇上奏事，密奏已成了李林甫的经典套路。李林甫称：“长安和洛阳本就是陛下的西宫、东宫，东幸、西幸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何所待时？如果担心扰民，免了沿路农户的赋税不就行了。”这话说到了皇帝的心坎上，龙颜大悦的李隆基随即下令回长安。

第四件事，关于牛仙客任相。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建功于西北战事，尤其擅长后勤事务，李隆基因此想提拔他为尚书，但事无巨细都想和皇帝争一争的张九龄此时又出来唱反调，说尚书这个职位历来是“有德望者乃为之”，牛仙客乃边疆小吏出身，骤然提拔到清要之位，恐怕遗羞朝廷。李林甫又是当场不言，私下找唐玄宗说：“牛仙客是宰相之才，才做个尚书又有什么？九龄书生，不识大体。”

唐玄宗不甘心，第二天又拉着群臣接着讨论，想给牛仙客封个爵位。张九龄仍旧反对。唐玄宗大怒称：“你嫌牛仙客家世寒微，难道你张九龄出身名门吗？”张九龄虽以牛仙客没读过什么书，难孚众望作为回应，但还是难消李隆基的怒气。退朝后，李林甫再次暗中进言：“只要有才识，何必满腹经纶？天子用人，有何不可？”李隆基这才下决心乾纲独断，顶住压力封牛仙客为陇西郡公。

李隆基授封牛仙客仅四天之后，张九龄与裴耀卿双双罢相，玄宗盛世的倒数第二根接力棒交到了李林甫手中。

此时的李隆基已年过半百，早已不再是开元初年那个励精图治的青年天子，他没有精力，更没有意愿像继位之初那样任贤用能、孜孜求治。盛世君王再也没有雅量去接纳姚崇、宋璟式的直言劝谏，也没有精力去和姚崇、宋璟这种会不断推着君王前进的贤臣周旋。

盛世即当下，朝乾夕惕已成过去时，李隆基再也没有动力去压抑自己对醇酒美人的迷醉，以及对奢靡浮华的倾慕。盛世君王天然就有好大喜功的一面——盛世宣示四海，军威无远弗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隆基已不再适配姚崇、宋璟，更何况无论在能力还是沟通艺术上都是姚宋低配版的张九龄，李隆基疲倦极了。

行政能力和执行力超强，却又处处逢迎倦怠君王的欲望、权力意志和不可言说的想法，哪怕是逢君之恶也在所不惜的李林甫，才是此时李隆基最需要的“盛世宰相”：服从自己的权力意志，却又在执行中善于权变。有李林甫在身边，李隆基可以倦政，可以任性，可以穷奢极欲，可以大权在握却又不用事必躬亲。说白了，到了李隆基这个年纪，他觉得也该到了品尝盛世果实的时刻了。

对于李林甫的上位，还有一个经典的解释框架就是所谓的“吏治与文学之争”[参见汪篯《汪篯汉唐史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2月第一版，428—431页。]。从个人审美上，李隆基更偏爱张九龄式的“文学派”，但就政治利益的考量，李隆基也离不开李林甫为代表的“吏治派”。李隆基舍文学而就吏治，这倒不是说文学派的治国能力要逊于吏治派，而是说张九龄这样的文学派更恪守士大夫意义上的道统和政治责任感，忠于皇帝但更忠于体制，不能亦步亦趋与皇权保持一致；而吏治派更注重对李隆基本人的效忠，没有道统这样的心理负担，不惜以绕开体制给予皇权更大的活动空间，或者说，多了一些李林甫式的“服从与依从的奴才相”[参见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76—77页。]。

没错，李林甫是李隆基登基以来权力最大的宰相，但也是在君相互动模式上最缺乏平等感的宰相。

不合时宜的张九龄已经匹配不上李隆基的盛世，这个盛世的后半段，能与之匹配的是李林甫。

据说就在被贬这一年，厌烦了政治争斗的张九龄送给了李林甫一首“求和诗”：

但鹰隼终究没有放过归燕。

约二十年后，流亡蜀中的李隆基感念张九龄，尤其是“乱幽州者，必此胡也”的预言，遣使至曲江（今广东省韶关市）祭拜张九龄，追赠其为司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