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盛世既是李隆基的，也是李林甫的。

李林甫是盛世的建设者、参与者，或许也算是破坏者，但所谓“破坏者”更像是盛世终结后的回望与批判——当你还身在盛世其中时，美景良辰只会让你不能自拔。

足以作为李林甫时代开幕式的大事件是，开元二十五年（737）四月二十一日，太子李瑛被废。

《新唐书》中的说法是武惠妃做了个局，诈称宫中有贼，让人通知李瑛和与其交好的鄂王、光王进宫杀贼；当三位皇子“被甲入宫”后，武惠妃再去告诉李隆基，说三子意图谋反，而“被甲入宫”就成了有力的证据。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不太相信太子会这么轻信和冲动，怀疑“被甲入宫”的真实性。

废太子也就罢了，李隆基又在一天之内赐死了三位皇子，史称“三庶人之祸”。此事成为玄宗盛世的一个血腥注脚。李隆基虽已进入倦政期，但这绝不代表他旺盛的权力欲有丝毫减退，他尽可以一边对皇权的挑战者宁枉勿纵，一边将琐碎的行政事务全数委托给李林甫。

李瑛被废后，得到武惠妃某种政治承诺的李林甫力推寿王李瑁上位，但李隆基很可能是因为不想再出现一位与宰相有密切关系的新太子，以免对皇权再度形成威胁，因此迟迟没有拿定主意。

这一拖就是一年多，甚至连做局者武惠妃都没有等到结果，就在“三庶人之祸”八个月后一命呜呼。武惠妃之死，主流的说法是她终日生活在三庶人冤魂索命的恐惧情境中，“怖而成疾”，但这其中也不无武惠妃机关算尽，寿王立储却悬而未定，以致她郁郁而终的因素。

开元二十六年（738）五月，李隆基仍然没有跳脱永失吾爱的情绪，再加上自感英雄迟暮、太子未定，终日悒悒不乐，甚至连饭量都掉了许多。当高力士询问李隆基为何心情不好时，他这位老主子回答说：“我家老奴，岂不能揣我意？”高力士本就隐约知道李隆基心力交瘁于立储一事，心领神会地大胆建言称：“大家[大家，唐代后宫对皇帝的称呼。]何必如此虚劳圣心，但推长而立，谁敢复争！”

“推长而立”一语惊醒局中人，李隆基连声夸赞称：“汝言是也！汝言是也！”在主奴二人打的这个哑谜中，新的储君人选是三子忠王李玙。打哑谜的此月，李玙便被立为太子，后来改名为李亨，也就是日后的唐肃宗。

当然，寿王李瑁也未必有多么失望，他本来就不是个很有政治野心的人，介入储位之争很大程度上是母亲武惠妃的全盘主导，更何况，此时李瑁的心思都在如花美眷——刚结婚没几年的寿王妃杨玉环身上。

开元时代的最后两年，似乎短暂地远离了政治和阴谋，远离了太子废立和李林甫独大。

据《开元天宝遗事》所载的段子，武惠妃去世后，李隆基曾放浪形骸过一段时间。李隆基命嫔妃们聚众赌博，谁赢了谁就陪他过夜；这还不是最香艳的，每到春天，李隆基就下令全体妃嫔头插鲜花，然后他亲自放飞一只蝴蝶，蝴蝶停在谁的头上就临幸谁。

直至杨玉环的出现，才让李隆基转身为《长恨歌》中那个断肠情种。

最后的开元时代，只属于李隆基和杨玉环。

开元二十八年（740）十月，五十六岁的李隆基和二十二岁的寿王妃杨玉环在骊山温泉宫幽会，揭开了李杨《长恨歌》的序幕。而这场隔代幽会的推动者，很可能就是高力士。武惠妃去世后，高力士承担了为李隆基填补感情空白的责任，说是“选美”，甚至“猎艳”也不为过。

但要说杨玉环如何风华绝代，可能也未必。高力士的猎艳范围刻意局限在由武则天创组的所谓“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内部，而杨玉环虽为距核心较远之外围人物，但亦属此大集团。如陈寅恪先生所说，“世人往往以贵妃之色艺为当时大唐帝国数千万女性之冠，鄙意尚有疑问，但其为此集团中色艺无双之人，则可断言，盖力士搜拔之范围原有限制，而玄宗亦为武党所包围蒙蔽故也”[参见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收于《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按照这种说法，杨玉环也是“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的一颗棋子，李杨《长恨歌》从一开始就带有了政治婚姻的因子。

骊山幽会后，寿王妃很快就变成了女道士“太真”，只是，太真的专属道观就在大明宫内。

开元二十九年（741）冬，这是开元时代的最后一个冬天，杨太真连大明宫的道观都不住了，直接入住李隆基的常居地兴庆宫，从“太真”又升格为“娘子”——未经正式册封，但已然三千宠爱在一身。[参见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人民出版社，2015年3月版，334—335页。]

关于开元时代的种种美好，杜甫的回忆表达沉郁顿挫，“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忆昔二首》）。

但以下这一幕没准更能代表开元年间的盛世气象：

开元年间，当王昌龄、高适和王之涣这三位齐名的诗人都还在落魄时，在一个天寒微雪的日子，他们一起来到旗亭喝酒，偶然碰见一群歌妓唱诗，三人相约：“我们就在一旁听歌妓唱歌，谁的诗被吟唱得最多，就说明谁的诗写得最好。”

第一个歌女唱的是：“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伸手画壁，笑了。

随后一个歌女唱的是：“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今寂寞，独是子云居。”高适乐了。

第三个歌女唱的是：“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这首又是王昌龄的。

成名最久的王之涣感觉面子上挂不住，就对王、高二位放话说：“这几个唱曲的，都是潦倒的乐官，只唱得了下里巴人的词曲，像我写的那些阳春白雪之诗，哪里是这些俗人敢去唱的。”

于是王之涣指着最漂亮的一位歌女说：“她等会儿如果唱的不是我的诗，我此生就再也无颜和你们争高下了；但如果唱了我的诗，你们两位就尊我为师好了。”

不一会儿，就轮到这位绝色歌女一展歌喉了，她一开嗓就是：“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乐坏了，调笑王昌龄和高适说：“你们两个乡巴佬，我没骗你们吧？”

明白过来的歌女们邀请三位诗人赴宴，整整喝了一天的酒，唱了一天的歌。

这则被叫作“旗亭画壁”的逸事，出自唐人薛用弱的传奇《集异记》，其实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都有些争议，但在很多人心目中，“旗亭画壁”就是开元盛世的样子：天才总是成群而来。

在玄宗时代，类似“旗亭画壁”的风流故事多发生在平康坊，唐帝国上千名顶尖的歌妓聚集于此。除了歌姬，长安的酒肆中还有不少侍酒的胡姬，“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胡音、胡乐、胡酒、胡舞、胡妆，世界帝国有的是风情。有一种说法是，长安胡姬大多都是粟特人，整张脸都是异国风情，“高鼻、深目、碧眼，有着白色的皮肤，长着亚麻色、栗色或者褐色卷发”[参见［日］森安孝夫《丝绸之路与唐帝国》，石晓军译，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1月第一版，188页。]。安禄山也是粟特人，因此，也可以这样大致想象安禄山的长相。

平康坊是长安城数一数二的热闹地方，被时人称为“风流薮泽”。平康坊西北面紧邻皇城，西面与务本坊相望，那里有国子监和孔庙太学，南面的宣阳坊住着杨玉环的姐姐虢国夫人，紧邻着新贵杨国忠家。每年的进士放榜日，新科进士和落魄的士子都会涌向平康坊，或春风得意马蹄疾，或与尔同销万古愁。士子与歌妓，是永恒的唐诗主题。

在唐传奇《李娃传》中，赴长安赶考的郑生就与名妓李娃相遇于平康坊，他们在此定情，在此分离，在此复合。这个设定于天宝时代的才子佳人故事，有着盛世独有的那种颓废、青春期躁动、爱情至上与无事乱折腾，丝毫不像设定于唐德宗时代的《莺莺传》，一开篇就是乱世与兵祸。

差点儿忘了，李林甫也住在平康坊，府中最有名的建筑叫“月堂”，传说“林甫每欲破灭人家，即入月堂，精思极虑，喜悦而出，其家不存矣”。

在平康坊，宰相、贵戚、诗人、歌妓、胡女、士子，乱纷纷地聚在一块，灼灼其华，绣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