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忠全面上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彻底清算李林甫。

天宝十二载（753）初，杨国忠与安禄山合谋，诬告李林甫与叛将阿布思约为父子，意图谋反。安禄山还找到一个阿布思麾下的降将入朝作证，李隆基竟也信了，命有司审理。李林甫的女婿杨齐宣担心受到牵连，便迎合杨国忠出来指证岳父。这年二月，李隆基下令削去李林甫的官爵，子孙有官者除名并流放岭南、黔中，族人及亲信中有五十余人遭到牵连被贬。

最能显示李隆基凉薄的是，他还命人劈开李林甫的棺木，取出其口中含珠，剥下象征荣宠的金紫朝服，改用小棺，以庶人之礼下葬。李隆基或许认为，没有毁棺戮尸，没让李林甫死无葬身之地，已经算是君恩浩荡了。

对于李林甫谋逆一案，正史上的说法是“及国忠诬构，天下以为冤”，也就是说，连被李林甫戕害的士大夫集团都看不下去了。没错，李林甫至死追逐的都是李隆基的宠爱和信任，为此他不留后路地得罪太子，寄生于李隆基的皇权，又怎么会去反他安身立命的宿主？

杨国忠的执政能力相较李林甫有着全方位的差距，但他从李隆基那里获得的宠信却一点儿也不比李林甫少。由于直接掌握了一部分兵权，杨国忠的权力甚至比李林甫巅峰时期的还要大。[参见阎守诚、吴宗国《唐玄宗》，三秦出版社，1989年11月第一版，196页。]

李隆基为何将帝国托付给杨国忠这样一个中人之才？椒房之亲固然是一个原因，但论与贵妃的亲疏远近，杨家有的是比杨国忠更有血缘优势的人，真正飞黄腾达的却只有他一人。杨国忠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他的理财能力，或者说，聚敛能力。[参见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人民出版社，2015年3月版，444—445页。]

天宝七载（748），当时还叫杨钊的杨国忠上书李隆基，说天下太平，连年丰收，各地的粮仓都装不下了，干脆让他们把多余的粮食都卖掉，换成布帛输送到长安来。

这个藏富于国库的想法立即打动了李隆基，他马上批准执行。在短时间内，各地输送的布帛就挤爆了长安专门储藏钱帛的左藏库，不得已又加盖了几百间仓库。

天宝八载（749）二月，李隆基应杨国忠所请，带着百官去左藏库参观。盛世天子什么大世面没见过，但仍然被这“古今罕俦”的充盈府库震惊了，从此视杨国忠为理财奇才，并将挥霍无度当作帝国的美德。

李隆基如此渴求金钱，需要杨国忠的理财能力，除了供个人挥霍之外，还跟他热衷赏赐宗室贵戚有关。这其中自然也很有一些道理：他需要用钱去赎买统治集团内的忠诚，他对宗室的权力以及对外交往控制防范极严，但散财的尺度和魄力却也极大。

但最花钱的还是打仗。天宝时代，唐朝的军费开支相较开元中期增加了五六倍[参见阎守诚、吴宗国《唐玄宗》，三秦出版社，1989年11月第一版，144页。]。在开边这个问题上，好大喜功的李隆基和热衷边事的杨国忠一拍即合。杨国忠完美契合了皇帝的开边偏好，又能搞来军费，对于此时的李隆基来说，再没有比杨国忠更对路的首席宰相了。这也正如白居易《新丰折臂翁》一诗中的最后四句：“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边功未立生人怨，请问新丰折臂翁。”

李隆基究竟有多好战？天宝中后期，在李隆基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下，唐帝国在数个战略方向都卷入了大规模战争。天宝八载，哥舒翰强攻那座王忠嗣不肯打的石堡城，据称，为了拿下这座建在悬崖上、只有一条小路通往山下的险关，唐军以数万人的伤亡为代价，换得俘虏了区区四百吐蕃守军的战果。当然，唐军数万人的伤亡数字可能存在一些水分。对于这得不偿失的惨烈一战，李白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一诗中忍不住嘲讽道：“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

李隆基或许也想效法曾祖李世民，成为凌驾四夷君长之上的“天可汗”或是内亚之主，但他的野心受制于“帝国过度扩张”的魔咒。这正如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的观点，对外过度扩张所耗费的资源超过了因此产生的潜在收益。

所谓帝国的荣耀，不过是欲望的囚徒。

仅在天宝十载（751）这一年，唐帝国就打了三场大仗，更准确地说，是三场惨败。这或许暗示着，至少以开边和武功而言，盛唐的气运跌落于天宝十载。

第一战，征讨南诏。这场仗是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直接打的，但由于剑南属于杨国忠的势力范围，所以杨国忠才是这场战争的幕后主导。唐军出师前，南诏王阁罗凤遣使谢罪，提出愿意归还所占领土，但鲜于仲通拒绝接受求和，继续挥师进攻，却在决战中惨败于阁罗凤，八万唐军几乎片甲不留，据说战死者就高达六万人，“仲通仅以身免”。战后，杨国忠讳败为胜，对李隆基封锁真相，甚至还堂而皇之地为鲜于仲通请功；而南诏一面将唐军战死者筑为“京观”——也就是一种用尸骨堆成的恐怖高冢——以炫耀武功，一面自知与唐朝交好再无可能，索性彻底倒向吐蕃。

第二战，安禄山征契丹。安禄山为邀功请赏于长安，投李隆基所好，在东北频频对契丹和奚主动出击。天宝十载八月，安禄山大军又一次远征契丹，不仅远来疲惫，又遇大雨，麾下的两千奚人骑兵还临阵倒戈，六万大军几乎伤亡殆尽，安禄山“独与麾下二十骑走”，马鞍中箭，鞋也丢了，狼狈至极。安禄山战败后连杀两名部将泄愤，史思明见状躲入山谷，暂时未与安禄山联系，致力于归拢溃兵。二十天后，史思明带着七百溃兵去投奔失魂落魄的安禄山。安禄山此时正窘迫无计，看见失散的史思明竟带兵来投，大喜过望，一把抓住史思明的手感慨地说：“吾得汝，复何忧！”史思明之后对身边人说：“我要是早几天回来，主公正在气头上，我可能早已被杀头了。”这可能是史思明崛起于安禄山集团内部的重要节点，也可见史思明的精明干练。

第三战，怛罗斯之战。在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的率领下，总人数三万左右、以两万安西军为主体的唐蕃联军，经过七百余里的长途跋涉，在位于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北的怛罗斯，与以逸待劳的大食（即阿拉伯帝国）军队遭遇。大食军的人数可能高达十万，唐军凭借素质优势还是与对方难分胜负地相持了五天，但唐军盟友葛逻禄人突然反戈一击，与大食军前后夹击唐军，唐军全线崩溃，高仙芝带着数千唐军残部侥幸脱险，亲手葬送了自己横扫小勃律、一战平石国的“山地战之王”的威名。

在西方史学家笔下，怛罗斯之战并没有中国人认为的那么有重大历史转折性，其战斗本身是一场遭遇战，后续也没有戏剧性地引发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的中亚大博弈或百年争霸，甚至此后唐朝势力在中亚西域一带的大规模战略收缩也和怛罗斯之败没有太多干系。战后唐军仍然控制着西域，战略大收缩主要还是因为安史之乱后的回师勤王所致。如果不是安史之乱，那么元气渐复的大唐安西军依然有实力再次和阿拉伯人会猎中亚，一较长短。

在怛罗斯之战被俘的上万唐军中，有个人叫杜环。杜环作为战俘，在西亚、北非一带开始了他的奇幻漂流，在巴格达、叙利亚、君士坦丁堡、埃及、摩洛哥和埃塞俄比亚等地都留下了足迹，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有名可指、有史可查的到过非洲的中国人。

宝应元年（762）夏天，杜环乘船归国，写了一本叫《经行记》的书，详细记载了自己历时十年的横跨亚非之旅。可惜的是，该书失传已久，如果不是其族叔杜佑曾在《通典》中引用《经行记》，就没有存世至今的一千五百余字的“残卷”。

也是在这一年，李隆基、李亨和李白同年去世，安史之乱进入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