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高仙芝的幕僚，岑参并没有跟着去怛罗斯，躲过了战败等一连串厄运。

天宝八载（749），蹉跎半生的岑参挥别长安，西出阳关奔赴安西，任高仙芝的掌书记。这一年，他三十五岁。

正当岑参盼望着仕途能够通过追随高仙芝扶摇直上时，高仙芝因怛罗斯战败被解除了安西节度使之职，无枝可依的岑参只得东归长安。

盘桓长安期间，天宝十一载（752）秋，岑参同杜甫等五人一同登上了大雁塔。登塔时的岑参沉浸在佛理的超脱虚空之中，大有勘破了仕途浮沉的意思：

岑参的“誓将挂冠去”终究只是说说。盛唐诗人的经典套路，就是酒醉时、愤懑时写诗表达出世的哀莫大于心死，但常态还是忍不住谈家国情怀和仕途追求。

天宝十三载，岑参得到了任北庭都护、伊西节度使封常清的赏识，义无反顾地跟随这位伯乐再度出塞。在北庭，岑参见证了封常清带给盛唐的最后军事荣耀，写下了《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首》，满满的壮怀激烈。

天宝十三载，岑参还写下了号称盛唐边塞诗压卷之作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这种慷慨豪迈、奇伟壮丽只属于盛唐：

天宝十一载秋，与岑参、杜甫等人一起登上大雁塔的还有高适，他也和岑参一样作看破红尘、无心仕途状，说什么“盛时惭阮步，末宦知周防”。这一年，他已四十九岁。八年前，高适曾是李白、杜甫这两位巨星相遇的见证人。

登塔后没多久，落魄半生、报国无门的高适甚至比岑参更快找到了自己的伯乐——在这一年秋冬之季，高适追随哥舒翰一路向西，到河西节度使幕府任掌书记。高适西行前，为他送行的杜甫写下了《送高三十五书记》，诗中有深情厚谊，也艳羡有加。

天宝十二载（753），哥舒翰率大军从吐蕃手里收复九曲（今青海、甘肃相邻处），被李隆基进封为西平郡王，与安禄山的东平郡王东西双峰对峙。

高适为西平郡王写下《九曲词三首》，雄壮不下岑参：

在天宝末期，高适和岑参都选择了将自己的个人命运与帝国开疆捆绑在一起，是吉卜林式的“帝国鼓手”。

皇帝好大喜功，宰相逢君之恶，边将建功心切，诗人歌颂军功，在彼时的大唐边疆，皇帝、宰相、边将和诗人组成了一个自驱动的盛世军功名利链，日夜旋转，将开边大业次第推向国力极限，直至反噬盛世。

杜佑在《通典》中一语中的：“我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竞图勋伐。”

在这样畸形的政治生态下，可以用和谈解决的边境争端被激化成了战争，规模不大的边境战争被升级成了生灵涂炭的大战。

在盛唐歌颂军功的边塞诗中，高适的《李云南征蛮诗》可能是争议性最大的。争议不在于高适创作水平如何，而在于他居然赞颂了一场由杨国忠主导的“邀宠”之战，更别说，这还是一场惨败：“圣人赫斯怒，诏伐西南戎。肃穆庙堂上，深沉节制雄……廉蔺若未死，孙吴知暗同。相逢论意气，慷慨谢深衷。”在高适笔下，杨国忠和败军之将李宓竟有了古之贤相名将之风采。

天宝十三载（754）六月，杨国忠为报三年前征伐南诏惨败之仇，在各项战备工作都不充分的状况下，强行派李宓率七万大军二征南诏。南诏见唐军势大，采取坚壁清野、闭城不战的策略。待到远征军粮尽，士兵因为疫病和饥饿而死的人数达到了十之七八，李宓只得被迫撤军，途中又遭到了南诏军队的追击，唐军险些全军尽没。

两征南诏，唐军前后的损失高达十余万人，《资治通鉴》甚至说“前后死者几二十万人”。如果说唐对西北用兵尚兼具巩固国防和大国争霸的双重功能，那么两征南诏就是典型的“邀宠”式穷兵黩武，是杨国忠在天宝末年破坏性最大的误国乱政之一。两场败仗，不仅破坏了政治生态，还耗尽了盛唐的最后元气，在安史之乱的前夜平白损失了一支本可用于平叛的生力军。

为这样一场不义之战和惨败写赞歌，高适将自己和边塞诗均置于一个尴尬的处境。事实上，在盛唐边塞诗人笔下，歌颂军功自然是他们的正统人设，或许也可以视作“职务行为”，但他们对战争的态度也是时有游移踯躅的。比如号称边塞诗人先驱的王昌龄，笔下不仅有“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样奋发进取的句子，也有“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这样的“反边塞”句子。

不仅是边塞诗人，对于玄宗朝无休止的开边，李白和杜甫也始终在犹疑与抵牾着。李白写过《塞下曲》和《从军行》这样的类边塞诗，也有过“横行负勇气，一战净妖氛”“汉家兵马乘北风，鼓行而西破犬戎”“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之类的铁血句子。

杜甫写过求官诗《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这位鲜于京兆就是一征南诏的主事者鲜于仲通；也曾写下《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吹捧哥舒翰是玄宗朝第一名将。困顿中的杜甫很可能是受到了先行者高适的刺激，明确表达了也想追随哥舒翰西行建功的意愿。当开边成为帝国最大的政治，有志于仕途的士人就不得不将自己的政治命运向开边靠拢，此时所谓价值观往往就不是优先级。昨日写诗暗讽，今日投诗求官，这不仅是常态，也并没有后世想象得那么龌龊和精神分裂。这也正如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所说：“检验一个人的智力是否属于上乘，只需看其脑子里能否同时容纳两种相反的思想而无碍于其处世行事。”

在盛唐诗人中，人设和边塞诗人最不搭的可能就是富贵闲适、寄情辋川的王维了。但他也有若干首边塞诗，有些甚至还列为边塞经典：

就字面意义而言，边塞诗人最符合“诗和远方”的定义，但他们奔赴远方却是为了功业名利，身在边塞却心系长安。

在盛唐时代，“开边”并非是一个简单的褒义词或贬义词，李杜身上也有着盛唐诗人共有的那种万丈豪情，他们也曾醉心于盛世军功，或者说，李杜反对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天宝末年愈演愈烈的兵连祸结。

将李杜定义为“反战诗人”很可能是后世的阐释过度、主题先行了，但无论历史情境多么复杂，盛唐时代最激烈、最痛切的“反战诗”就分别出自李杜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