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三载（754），七十岁的李隆基志得意满地俯视着他的盛世。这一年，帝国的户口统计结果为五千二百八十八万零四百八十八人，达到了有唐一代的最高峰。从数据上而言，天宝盛世已然超越了开元盛世。

李隆基对高力士说：“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高力士给出了一个预言家式的警示：“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谓无忧也！”

这已经是高力士第二次做类似的劝谏，上一次还是十年前（天宝三载，744），那时李隆基想要放权给李林甫。

相比李林甫时代，李隆基又老了几岁，无论是主观上的倦政情绪，还是客观上的精力衰退，他都不可能孜孜求治、事必躬亲。更何况，在天宝五载（746）和天宝九载（750）两次“贵妃出宫风波”之后，李隆基和杨玉环的情爱完成了最后的磨合，感情日笃，试想英雄迟暮日，不住温柔住何乡？

《霓裳羽衣曲》是李杨恋中最有辨识度的一个元素，即《长恨歌》中所谓“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霓裳羽衣曲》并不是一首中国本土舞曲，很可能源于天竺的《婆罗门曲》，由河西节度使进献给宫廷，精通音律且擅长琵琶、羯鼓的李隆基润色改编，配以歌词后改名为《霓裳羽衣曲》。在曲子的基础上，据说杨玉环亲自编舞，完成了“霓裳羽衣舞”，而后又有了醉舞霓裳一说。李白曾有诗云：“日晚却理残妆，御前闲舞霓裳。谁道腰肢窈窕，折旋笑得君王。”可以说，霓裳羽衣舞曲的创作与风行，既是李隆基和杨玉环这对歌舞知音的爱情结晶，也是对盛世的盛大献祭。[参见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人民出版社，2015年3月版，404—407页。]

在《霓裳羽衣曲》的歌舞升平中，李隆基和杨玉环在兴庆宫和华清宫中不知今夕何夕。

但倦政绝不等于放弃权力，甚至也不等于无为而治，李隆基也试图在超脱于日常政治与掌控核心权力之间找一个平衡点。以此而言，“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并不是李隆基一时心血来潮之语，而是可以理解为他着眼于天宝时代后期而精心设计的政治架构。

在这一政治架构下，右相杨国忠作为朝廷中枢的权力代表与边将掌控的藩镇军事集团互相制衡；而在边将这里，尽管东平郡王安禄山的东北边防军是帝国实力最强的军事集团，但以西平郡王哥舒翰为首的西北边防军作为唐帝国第二大军事集团，也可以制约、牵制安禄山。

因此，作为天宝后期李隆基的两大宠臣，杨国忠和安禄山的激烈政治斗争固然是争权夺利之举，但背后也贯彻了李隆基互相制衡的政治意志。当然，就像当年李林甫对太子李亨的打压一样，李隆基希望杨国忠和安禄山的政治竞争也是有限度的，毕竟你死我活本身也破坏了制衡，但这两人后期斗争之激烈的确脱离了李隆基的掌控，甚至成为安史之乱爆发的触因之一。

说起来，杨国忠刚刚登顶右相时，他和安禄山还算是亲密的政治盟友。两人联袂制造了清算李林甫的冤案，安禄山提供了定性李林甫谋逆至关重要的“伪证”。这也可以理解为一次联手“反噬”，就安禄山和杨国忠的政治崛起而言，李林甫算得上是他们的恩主。

完成清算李林甫后，杨国忠和安禄山似乎立即分道扬镳。

在某种程度上，李林甫算是安禄山的政治偶像，这倒不是因为李林甫对他有提携之恩，而是因为他敬畏李林甫的权谋，《资治通鉴》的说法是“安禄山以李林甫狡猾逾己，故畏服之”；而与此同时，安禄山很看不上杨国忠，甚至可以说是蔑视。

安禄山之所以敢与杨国忠这个当朝首相缠斗，至少有两大底气。

第一，军事实力。安禄山的东北边防军是天宝末年唐帝国的第一大军事集团，在天下总共四十九万人的边军兵力中，安禄山一家就有十八万三千九百人，且安禄山军以对他个人效忠的胡人兵将为主，对长安政权本来就无多少认同感。更重要的是，李隆基时代的军事体制渐趋于“内轻外重”，唐军精锐集中在边境地区开疆拓土，而在内地特别是以长安为中心的统治腹地，军力部署却极其空虚，兵力不足且战斗力堪忧。

倒不是说安禄山一定会凭借这支部队造反，而是说安禄山的超强军事实力确保了他在帝国政界的地位，“军功导向”的李隆基也势必更加倚重安禄山，以加大授权来换取盛世天子最渴望的武功。

第二，李隆基与贵妃的宠幸。在安禄山看来，杨国忠的政治才能比李林甫差远了，最大的政治依托无非就是身为贵妃亲戚，陛下对他是爱屋及乌罢了。由此，安禄山的应对就是双管齐下。

对李隆基，安禄山不断建构并强化胡人式的愚忠人设，表忠心怎么直白怎么来，和汉人的弯弯绕绕形成了错位竞争，令素来缺乏政治安全感的李隆基得以满足忠诚饥渴。参加朝会时，安禄山见太子不拜，还自称“只知陛下，不知太子”；李隆基调笑三百三十多斤的安禄山肚子大，问他肚子里装了什么，安禄山一本正经地回答“更无余物，正有赤心耳”，令李隆基龙颜大悦。

生性多疑的李隆基对安禄山的宠信接近无条件信任，被幽闭在自己的意识里，以正常的政治逻辑的确无法充分诠释，因此，当野史逸闻引入了一些神秘主义时，会格外有深入人心的效果。比如，在唐人姚汝能笔记《安禄山事迹》中，就有两则怪力乱神：

李隆基在兴庆宫勤政楼举行宴会时，百官列坐楼下，却给安禄山在御座旁边安排了一个单独的位子，中间用金鸡羽毛制成的屏障隔开，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金鸡障”。太子李亨看不过去，向李隆基进谏说：“自古正殿，无人臣坐之礼，陛下宠之太甚，必将骄也。”李隆基神秘地将儿子喊到面前说：“此胡骨状怪异，欲以此厌胜之耳。”所谓“厌胜”，就是李隆基想以“金鸡障”为法术克制安禄山的异相。

在李隆基的一次夜宴中，安禄山醉倒在宫中，化为“一黑猪而龙首”，李隆基知道后说“猪龙也，无能为者”，从此对“猪龙”安禄山就放心了。

除了“猪龙”，在唐人笔记《因话录》中，安禄山还被幻化为“无尾狐”：据说李亨想趁打马球的机会除掉安禄山，但李隆基以“吾非不疑，但此胡无尾”为由让李亨按兵不动。无尾狐也好，无尾龙也好，无尾怪物也好，总之李隆基认为安禄山因“无尾”而失去了威胁。

在神秘主义的逻辑里，既然李隆基相信安禄山已经被“猪龙”“无尾”和“金鸡障”压制了，那么在现实政治中，自然可以当作天下无事了，你有“曳落河”[“曳落河”是突厥语“壮士”之意，指安禄山手下的八千勇士亲卫。]，我有“金鸡障”。

对杨贵妃，安禄山则大打“亲情”牌，你杨国忠不就是贵妃家的远房堂哥嘛，那么我安禄山就做贵妃的干儿子。比安禄山小十六岁的杨贵妃很高兴地收下了这个义子，还让宫女给安禄山洗澡，模拟当时给婴儿祈福的“洗三”仪式。洗完澡后，又用锦绣包裹住安禄山，放在一个彩轿上抬着在御花园中巡游。从此，后宫都称安禄山为“禄儿”，授予他任意出入的权利。还有一个著名的桥段是，安禄山每次去见李隆基和杨贵妃，都是先拜贵妃，李隆基很是诧异地询问，安禄山的回答是“我们胡人的礼仪是先母后父”，不仅讨好了贵妃，还强化了他的愚忠人设。

野史说，杨玉环和安禄山有私情，所谓证据很大程度上就来自洗澡事件，本来一笑了之即可，但《资治通鉴》竟然还对此有所发挥，“自是禄山出入宫掖不禁，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上亦不疑也”。

所谓秽乱后宫于史无征，杨玉环和安禄山的“亲情”可能有特殊的原因维系：两人都擅长“胡旋舞”——一种来自西域，旋转而跳的舞蹈。白居易在《胡旋女》一诗中甚至说杨玉环和安禄山是大唐最擅长跳胡旋舞的两个人，“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安禄山虽然是个三百多斤的胖子，但《旧唐书》说安禄山“至玄宗前，作胡旋舞疾如风焉”。有学者猜测称，安禄山是杨玉环的胡旋舞舞蹈教练，“男子指导女子舞蹈，特别是做快速旋转的动作之时，难免有肢体接触”，因此才有了绯闻。[参见张国刚《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2月第一版，196页。]

有种说法是，胡旋舞之“胡”，并非泛指全体胡人，而是特指粟特人，可以说，胡旋舞就是粟特人的民族舞蹈[参见［日］石田干之助《长安之春》，钱婉约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第一版，14页。]。因此，作为粟特人的安禄山，精通胡旋舞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安史之乱后，胡旋舞意外地成为盛世颓圮的祸首之一，帝国精英甚至视之为亡国之舞。比如白居易在《胡旋女》一诗中就说“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元稹也有“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旋得明王不觉迷，妖胡奄到长生殿”的攻讦。背后的偏激逻辑无非是，安禄山、史思明是胡人，胡旋舞是胡人的舞蹈，这些胡人、胡舞、胡风“迷君眼、惑君心”，搅乱了盛唐气象，引发了天下大乱。此种仇胡论和将安史之乱归咎于贵妃的女祸论一样充满了牵强附会和似是而非，盛唐的开放心灵随着盛世终结而走向封闭，将胡风与安禄山一起打入了历史另册。

李隆基对安禄山的宠信也是带有笼络性质的，他放任杨贵妃收安禄山为干儿子，态度上至少是乐见其成的，希望用“皇家亲情”来缓解安禄山的忠诚危机。而杨贵妃呢，从史料上看，她与安禄山的关系甚至比与杨国忠还要密切，客观上配合了李隆基的羁縻之策。

安禄山固然对唐帝国构成了某种隐患，但杨国忠更警惕的显然是安禄山对他右相之位的威胁。说白了，他与当年的李林甫一样，时刻处于对权位的不安全感之中。

对此，杨国忠也做了三方面的政治布局。坦白说，杨国忠虽然治国水平一般，严重缺乏大局观，除了理财天赋之外基本上一无是处，但他的宫廷权谋的确得到了李林甫的部分真传。

第一，反复预言安禄山必反。杨国忠从天宝十二载（753）一直预言到天宝十四载（755），将李隆基从付之一笑说到半信半疑。

杨国忠绝不算什么吹哨人，他的预言更多是为个人权位所计，与其说防的是安禄山造反，不如说防的是安禄山入相，你甚至可以说，杨国忠对安禄山的预言是预期的自我实现，落入了索罗斯反身性理论的窠臼。安禄山某种程度上是被杨国忠“逼反”的：既然杨国忠说得连皇上都信了，那安禄山为生死存亡计，也就不得不做一些预留造反选项的开放性应对之策，这反过来又让杨国忠的预言看起来更有可信度，从而又进一步逼得朝廷的打压更加趋于显性，最终在各种“不得不”中和安禄山“联手制造”了“渔阳鼙鼓动地来”。

当安禄山起兵的消息传入长安时，杨国忠甚至荒诞地有些“我早说了吧”的得意感，却不知死期将近。

第二，联手哥舒翰反制安禄山。哥舒翰的西北边防军是仅次于安禄山所部的第二大军事集团，同为胡人边将的哥舒翰与安禄山又是武人相轻的政敌，是杨国忠天然的战略盟友。出于拉拢哥舒翰的考虑，也为了增强西北边防军与安禄山抗衡的实力，杨国忠助力哥舒翰以陇右节度使又兼领河西节度使，并赐爵西平郡王，至少在明面上形成了东西对峙的局面。

不过，杨国忠和哥舒翰几年后也将骤然走向交恶，这是后话了。

第三，经营大本营剑南（蜀地）。杨国忠深知自己的软肋是兵权，尽管有了哥舒翰作为军事盟友，但直接掌控一支强军自然更能增加自身与安禄山斗法的砝码。杨国忠一直将剑南作为势力范围经营，不仅曾遥领剑南节度使一职，还在剑南军政两界安插了不少亲信。为了在剑南建立军功以增强自己的军政地位，杨国忠先后在天宝十载（751）和天宝十三载（754）策动了征伐南诏之战，但两次均遭惨败，不仅没有得到他希冀已久的军功，反而损失了本可用于参与平定安史之乱的“杨家军”，进一步放大了杨国忠的军权劣势。“事实证明，杨国忠对剑南的经营是非常失败的，完全没有收到想要的效果。”[参见［加］蒲立本《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丁俊译，中西书局，2018年4月第一版，167页。]

除了李隆基之外，杨国忠最大的政治仰仗其实是虢国夫人，而不是杨贵妃。特别是在杨国忠与李林甫争斗之时，“虢国居中用事，帝所好恶，国忠必探知其微”。也就是说，虢国夫人不仅帮助杨国忠融入了外戚圈，还替杨国忠打探深宫隐秘。

据说这两兄妹在四川时，就有私通的秘史，初到长安时，杨国忠就投宿于寡居的虢国夫人家中。杨国忠得势之后，干脆也在宣阳坊虢国夫人家隔壁建了一座巨大的宅第，“栋宇之盛，两都莫比”。杨国忠的夫人叫裴柔，给他生了四个儿子，但这位杨夫人据说出身蜀中娼妓，显然只能对杨国忠的绯闻放任自流。

从此，杨国忠就与虢国夫人过起了近乎同居的甜腻生活，杜甫在《丽人行》一诗中曾有“杨花雪落覆白苹，青鸟飞去衔红巾”之句，被视作影射杨国忠与虢国夫人的暧昧关系。

《资治通鉴》说这两人在大街上公然打情骂俏，“昼夜往来，无复期度，或并辔走马入朝，不施障幕，道路为之掩目”；但《新唐书·杨国忠传》的说法就显得有些卫道士的无趣了，“施施若禽兽然，不以为羞，道路为耻骇”。

虽说当时长安民间将杨国忠讽为“雄狐”，但讽刺归讽刺，未必就带有多少道德批判的意味，唐代男女关系毕竟更放任自由。

或许，杨国忠把自己当作张易之、张昌宗，把虢国夫人当作武则天一样来伺候。

除了宫廷的裙带关系之外，杨国忠的政治地位其实并不稳固，外与安禄山交恶也就罢了，对内也因为当年协助李林甫几次三番地倾覆东宫，与李亨的关系早已势如水火。

因此，杨国忠虽然是一个妄人，但他也很清楚自己将要面临的政治危机。他甚至给本人与家族的享乐无度找了一个很宿命及得过且过的理由：“然念终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极乐耳。”这像极了当年李林甫对忧心忡忡的儿子说的那句话：“势已然，可奈何？”

在及时行乐的价值观下，杨国忠家族的奢靡风气直追宫廷，《旧唐书·后妃传》中就写着，“开元已来，豪贵雄盛，无如杨氏之比也”。仅在《开元天宝遗事》中，就记录了至少十处杨家炫富的段子：“楼车载乐”（每逢游春之际，以大车结彩帛为楼，上载女乐数十人）、“千炬烛围”（上元夜时，杨国忠子弟各有千炬红烛，围于左右）、“百宝栏”（百宝装饰花园栏杆，内养御赐芍药）、“四香阁”（用沉香木建楼阁，用檀香木为栏，墙上涂有麝香和乳香）、“肉阵”（在冬天挑选身材丰腴的婢妾，走在前面为杨国忠遮风取暖）、“凤炭”（将蜂蜜加入炭屑中，捏成凤凰的形状，冬天时烧火取暖）、“移春槛”（春天时，将名花异木种植在花车中，让人牵着移动，有点儿花车巡游的意思）、“冰山避暑”（夏天时，将大冰块雕琢成山的形状，放在宴席周围降温）、“游仙枕”（据说卧于此枕，则天下尽在梦中呈现）、“锁子帐”……

如此浮华奢靡，前所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