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三载（754）正月，安禄山最后一次到长安觐见。

这让预言家杨国忠在李隆基面前大失颜面。上一年年末，杨国忠怂恿李隆基召安禄山入朝，他自负地认为，安禄山作乱在即，必不敢来。

但安禄山还是应诏来了。他在华清宫对着李隆基泣不成声：“臣一个胡人，陛下宠擢至此，以至于杨国忠视我为大敌，随时可能置我于死地。”

李隆基消了猜疑之意，又动了恻隐之心，此后一年多，无论是来自杨国忠还是太子李亨的“安禄山必反论”，他都置之不理。

李隆基还一度想给安禄山解决他念兹在兹多年的宰相之位。但杨国忠此时从中作梗，以“禄山虽有军功，目不知书，岂可为宰相”为由打消了李隆基的念头，象征性地封了安禄山一个左仆射。

安禄山对此大失所望，他隐约知道，自己与宰相这个位子已经擦肩而过，永无再见的可能了。

天宝十三载三月，在长安已待了两个月的安禄山请辞回范阳，李隆基委托高力士为他举行了盛大的饯行仪式。李隆基问高力士：“安禄山走的时候情绪如何？”高力士回话：“安禄山怏怏不乐，一定是私下打听到拜他为相的动议被否决了。”李隆基震怒，严惩了涉嫌泄密的张垍三兄弟。而揭发者就是嫉恨张垍得圣宠的杨国忠，他对李隆基说：“此议他人不知，必张垍所告。”

作为李隆基之婿和前宰相张说之子，张垍的中伤可能是李白败走长安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一次，杨国忠的暗箭将张垍逐出长安，也算是天道循环。从这一刻起，怨恨的种子已在张垍心中植下，只待安史之乱时破土而出。

我们无从得知，如果安禄山得到了宰相之位，是否就会放弃谋反之念，进而改变历史进程，但是，这至少是一个安史之乱爆发的重要变量，是一个开放性答案。

从这个角度而言，杨国忠不仅通过“反复预言”，也通过彻底阻断安禄山的入相之路，与李隆基共同“逼反”了安禄山。

很有可能，安禄山就是在此刻彻底坚定了起兵称帝的决心，而他之前的种种不臣行径，多少还可以解读为防御性自保行为，此前起兵可能只是被安禄山视作危急时刻的选项之一，未必是野心勃勃之下的蓄谋已久。安禄山应该知道，拜相无望不仅封死了他的权位上升路径，也表明他已经输掉了这场与杨国忠争夺李隆基宠信的战争，后续来自杨国忠的政治倾轧将一波强似一波，直至吞没他的东北三镇。

也正是在此时，安禄山开始紧锣密鼓地为起兵做最后的准备。第一步是，安禄山主动向李隆基请缨掌管全国军马最高管理机构，继而暗中将数千匹“健马堪战者”分开饲养，方便日后监守自盗，转移至范阳老巢。

第二步是，安禄山为收买军心及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以军中有大量有功将士为由，要求李隆基授予自己打破常规自行提拔军官的人事特权，获准后，他一口气在军中任命了五百多名将军、两千多名中郎将。

安禄山这两大起兵部署之所以得到李隆基的痛快允准，除了无原则的信任以外，多少也是李隆基对安禄山拜相不成的某种补偿。

在安禄山扩张军权的同时，西北的哥舒翰也为其部将论功，效仿安禄山大规模擢升军官，这很可能是哥舒翰与杨国忠两人针对安禄山的竞争性反制措施。

安禄山布局了这两件大事，下面就是如何尽快安然从长安脱身的问题了。安禄山的辞归并没有被李隆基劝止，杨国忠也无力阻遏放虎归山。安禄山行前，李隆基脱御衣赐之，他虽受宠若惊，但还是深知长安非久留之地，一得到皇帝的正式批准，就疾驰出关，乘船沿黄河东下。为了加快速度，安禄山命沿河纤夫待命，每隔十五里一换，昼夜兼程，所过郡县概不停留，以日行三四百里的速度直奔范阳，唯恐夜长梦多，李隆基会在杨国忠的唆使下改变主意。

安禄山回到范阳之后，索性放开手脚做各项起兵准备。可以说，此时战争已无转圜余地。尤其是到天宝十四载（755），也就是安史之乱爆发这一年，唐帝国东北部已是战云密布，似乎只有李隆基一人仍浑然不觉，或者说，他已经陷入了某种现实扭曲力场，装睡也好，真睡也好，重要的是，皇帝拒绝进入真实世界。此时，但凡再有人声称安禄山谋反，李隆基就直接把这人绑了，送到范阳交由安禄山全权处置。

这位盛世天子一生文治武功无往不利，人生经历可以概括为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成功史让李隆基从极度自信陷入自负，拒绝相信有人可以颠覆他亲手打造的盛世。基于本朝的历史经验，李隆基更忌惮自己有亲身经历的宫廷政变，而对从无成功先例的边将造反多少有些不以为然，要操心也是更顾忌王忠嗣和皇甫惟明这一类，他们与太子有勾连，其实还是某种宫廷政变的变形模式[参见蒙曼《唐明皇》，新星出版社，2016年10月第一版，411页。]。而且安禄山是个胡人，在长安缺乏政治根基，与杨国忠和李亨都势如水火，李隆基全然不用操心他有内外勾结、策划宫廷政变的可能性。

同时也应考虑到，李唐皇室对胡人素来没有“非我族类”的防范心态，太宗李世民曾有名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李隆基很可能也秉持着胡汉一家的价值观，并不会因为安禄山是胡人而生出更多的猜忌。

天宝十四载二月，安禄山在前一年刚获准一次性提拔数千名军将的基础上，又派遣副将何千年入朝，要求以蕃将三十二人取代汉将，李隆基不假思索地准奏了。这是安禄山起兵前彻底消弭军队忠诚度风险的一次民族大清洗，完成了他的军队高层中的“胡人化”迭代——这些人只知大帅不知朝廷。

前一年刚刚在杨国忠力荐下升任左相的韦见素断定，这次大举换将标志着“其反明矣”，力谏驳回安禄山所请，惹得李隆基极为不悦，连一向是反安急先锋的杨国忠都吓得“逡巡不敢言”。

杨国忠深知安禄山圣眷未失，强硬反安不会得到李隆基的任何支持。他此时展现出了难得的政治妥协，拉着韦见素向李隆基建言：“有一个两全其美之策。安禄山一直想当宰相而不得，现在我们也想通了，只要安禄山愿意来长安，就遂了他的愿吧。当然，安禄山的三个节度使也别再做了，任命三个人各当一个。”

李隆基一开始也认可这个方案了，连诏书都草拟好了，但转念一想还是留中不发，决定先派一个叫辅璆琳的宦官去范阳看看情况，“潜观其变”。但辅璆琳一到范阳就沦陷于安禄山的金钱攻势，回长安后盛赞安禄山“竭忠奉国，无有二心”。李隆基这下心里有了底，就对杨国忠等人说，安禄山这个人朕保了，就别再庸人自扰了，“朕推心待之，必无异志”。

杨国忠愿意让安禄山入相，可以理解为一种“相忍为国”下的政治让步，但也有可能是以退为进之举，先将安禄山调虎离山，再慢慢找机会对付，毕竟，政治阴谋是杨国忠的强项。

但无论如何，或许天宝十三载初的安禄山还有入相之志，而天宝十四载初的安禄山已下了起兵的最后决心。覆水难收，即使李隆基下诏拜相也大概率不会得到安禄山的积极回应。

安史之乱前夜，杨国忠也算是做了几件有宰相水准的事，比如支持哥舒翰大举拔擢军官对标安禄山，比如亡羊补牢地同意安禄山入相。至于他反复预言安禄山必反，虽一开始是出于褊狭争宠的政治私心，但对唤醒李隆基多少总有些正面效应。但是，杨国忠做的最颟顸、最缺乏大局观的一件事是，为了向李隆基验证自己的“预言正确”，他竟想快速“逼反”安禄山。而当时对一个帝国首席宰相而言，最有责任感的做法显然是尽可能地避免或推迟安禄山的谋反进程。[参见蒙曼《唐明皇》，新星出版社，2016年10月第一版，412页。]

当然，杨国忠可能是大大低估了安禄山的军事实力，更预料不到日后的弃长安和马嵬驿之变。在杨国忠看来，安禄山起兵之际就是身败名裂之时，不怕他谋反，就怕他不反。

四五月间，杨国忠在并未掌握任何实质性证据的情况下，让京兆尹派人搜查安禄山的长安大宅，虽然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谋反物证，但还是逮捕了安禄山的几个门客送到御史台大狱，问不出话便打死在狱中。安禄山“质押”在长安的长子安庆宗将这个消息密报给安禄山，安禄山忧惧失色，进一步加快了起兵的进程。

天宝十四载六月，适逢宗室之女荣义郡主赐婚于安庆宗，李隆基下诏让安禄山进京观礼——这可是亲儿子的婚礼，但安禄山竟称病不至，李隆基也就听之任之了。

一个月后，安禄山上表朝廷，请求献马三千匹，每匹马配两个马夫，共六千人，由二十二个蕃将率领入长安。这哪里是什么送马，这就是大唐版的特洛伊木马，怎么看起来都很像轻骑奇袭长安的意思。

在河南尹达奚珣的劝谏下，李隆基此时终于开始有所醒悟，“始有疑禄山之意”，婉拒了送马之议。但此刻，离安禄山起兵只有四个月了。而这个忠义之士达奚珣，军兴后还有极其特别的亮相机会。

也在此时，宦官辅璆琳受贿于安禄山一事也东窗事发，李隆基找了一个与安禄山无关的理由杀了他。而后，李隆基又派了一个宦官去范阳。

这个叫冯神威的宦官带去一封手诏，这应该是李隆基最后一次给安禄山下诏。手诏上说：“朕刚刚在华清池专门给卿弄了一池温泉，十月与卿不见不散。”冯神威宣旨时，安禄山坐在胡床上没有起身去跪拜接旨，只是微微欠了欠身，问了句“圣人安好”，然后说道：“不让献马就不让吧，我十月会如约到长安见陛下。”

冯神威被软禁了几天后放归长安，但安禄山连一封谢恩表都没写。冯神威回到长安，惊魂未定地向李隆基哭诉：“臣几不得见大家！”

李隆基此时显露出致命的自负——当然也可以说成是镇定自若——天宝十四载十月，他照例带着杨贵妃去骊山华清宫，度假泡温泉去了。

一个月后，李隆基在华清池的云蒸雾绕中，得到了安禄山如约来长安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