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当李隆基、杨玉环纵乐于华清宫时，杜甫正从长安赶往奉先（今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探视家小。凌晨路经骊山时，杜甫遥望华清宫，想到李隆基君臣正极尽欢娱，大唐盛世却已岌岌可危，心潮起伏，感概万千，个人、妻儿、百姓、帝国、战乱，这个盛世再也载不动杜甫的忧愤。等他冒着风雪回到家中，竟发现幼子已经饿死，更是万箭攒心，写下了一唱三叹的名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

当然，这首诗最有名的两句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曾被视作杜甫有“阶级意识”的证据，但不少人都下意识地以为这两句出自“三吏”“三别”。

几乎就在杜甫路经骊山之时，安禄山的大军正呼啸而来，只是消息此时还未抵达长安和奉先罢了。[参见莫砺锋《杜甫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97页。]

安禄山为何反？除了杨国忠的“逼反”之外，拜相之路遇阻，身边亲信撺掇，尤其是军事实力独大都是原因之一，但还有一个极易被忽视的变量是：安禄山和太子李亨的关系。当年安禄山“不拜太子”的政治投机固然赢得了李隆基的恩宠，但也以羞辱的方式开罪于李亨。

天宝十四载，李隆基已年逾古稀，太子接班已经排上了政治日程表，安禄山“见上春秋高，颇内惧”，惶惶不可终日。无论李亨在李林甫和杨国忠的政治钳制下如何韬光养晦，考虑到李隆基已无易储之念，李亨始终都代表着未来。

安禄山对李隆基的所谓忠诚，其中作伪的成分自然很大，但人都是感情的动物，装久了情分可能也就培养出来了。在政治博弈中，利益和感情本就是牵丝攀藤，即使是安禄山这样的权奸也不可能做到绝对化地遵循利益导向。对此，连对安禄山极尽攻讦的《资治通鉴》也承认，“以上待之厚，（安禄山）欲俟上晏驾然后作乱”。

也就是说，按照安禄山起初的计划，他即使必反，也是倾向于等到李隆基驾崩后再起兵的，但正是杨国忠的“逼反”让安禄山再也顾及不了与李隆基的所谓“情义”，打算先发制人。这也正如《剑桥中国隋唐史》所说，“安禄山极不可能像我们所掌握的大部分史料所声称的那样早有谋反的计划”“当安禄山相信他已失去玄宗的支持，失宠又一定会发生和迫在眉睫时，他才最后与朝廷决裂”。[参见［英］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一版，429页。]

在李隆基的无上皇权的笼罩下，安禄山、杨国忠、李亨可以看作天宝末期的政治三巨头。在这组三角关系中，李亨—安禄山、李亨—杨国忠、安禄山—杨国忠，无不是两两为敌，相互对抗，但也彼此牵制。

李隆基理论上本可以坐收制衡之利，他可能也在有意识地行帝王操纵之术，但不料三角关系最终走向了全面失控，即使在安史之乱爆发后还再次给了李隆基致命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