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初九，一个寒冷的北地早晨，安禄山带着十五万人在范阳敲响鼙鼓。这群人血气方刚，野心勃勃，生命旺盛，他们意识到自己实力的强劲，草原狼头旗和汉家“功名只在马上取”之双重尚武文化哺育了他们。

在唐人眼中，安史之乱是一场不易阐释的百年未有之丕变——毕竟，鼙鼓敲响于天宝盛世的巅峰。除了传统的忠奸观和流于表面的制度反思之外，文人更迷恋于谈论天生异象和不祥之兆；他们不相信帝国之衰落会悄无声息地降临，更信奉阴阳五行学说下的“国之将亡，必有妖孽”，任何能展露“预言”苗头的东西都会被无限渲染。

人类过于厌恶不确定性，所以对成败都希冀找到符合自我叙事的归因。

比如《东城老父传》中提到斗鸡，李隆基属相为鸡，又喜欢斗鸡，“兆乱于太平矣”；《开元天宝遗事》一书就列了三个不祥之兆：武库中刀枪自鸣、风流阵[李隆基与贵妃让宫女列阵打仗，作为宫闱嬉戏。]、泪妆[嫔妃将脸颊涂抹上白色脂粉，称其为“泪妆”。]；据《开天传信记》记载，李隆基的大哥宁王李宪从新曲中听出作乱犯上之兆，“及安史作乱，华夏鼎沸，所以见宁王审音之妙也”。就连两唐书也在《五行志》中罗列了若干如金石自鸣、武库火灾、巨蛇现身、白日大雾等异象。只能说，李隆基君臣“辜负”了这些如此明显的动乱预兆。

不过，与其说朝廷错过预兆，不如说安禄山的保密工作做得毫无破绽。除了次子安庆绪之外，只有严庄和高尚这两位谋主、将军阿史那承庆等寥寥几人全程参与了起兵密谋，连史思明都没进入这个谋反小圈子，和其他高级将领一样不知内情。

从八月开始，安禄山进入了最后备战阶段，屡飨士卒，秣马厉兵。起兵前几天，安禄山才召集全体高级将领，诈称自己手上有一封刚刚收到的密旨，奉旨带兵入长安诛杀杨国忠以清君侧。安禄山宣旨后，众将相顾愕然，但没人敢发出异议。

范阳当地父老试图劝谏安禄山，安禄山竟然也没勃然大怒，还让亲信严庄带话说：“我起兵是忧国之危，不是为了一己之私。”从这也可以看出，安禄山很注意维护自己在河北根据地的公众形象，即使造反也想找个合适的理由，不想以“反贼”面目示人，而事实上，苦心经营河北十余年的安禄山在河北的威望非常高，甚至死后很多年还被当地人视作“圣人”。河北，顾名思义就是黄河以北，又称河朔，其辖区除了今天的河北省大部以外，也包括了北京市和天津市的一部分，还有山东省黄河以北部分。

但在军中，安禄山宣誓起兵后便实行令行禁止，公告全军称：“有异议煽动军人者，斩及三族！”

尽管安禄山声名狼藉，三百多斤的体重令他不像是披坚执锐的战将，也缺乏规划长远战略的能力，但从他起兵时的各项军事部署来看，安禄山绝对当得起“名将”二字。

第一，安禄山的战前准备称得上未雨绸缪。除了补充军备和战马之外，安禄山花了很大精力与亲信研究、确定作战计划，特别是对从范阳到洛阳这条进攻主路线的地形、道路和进攻日程进行了缜密调查和规划，《新唐书》说其作战地图“山川险易攻守悉具”。安禄山在将作战地图一一交给一线将领时，还郑重交代：“谁违背作战计划，立斩。”

第二，安禄山采用了声东击西的惑敌战术。按照安禄山的作战计划，大军主力将从范阳一路南下，强渡黄河进入河南境内后，再转而向西，沿着洛阳—潼关—长安这一路进攻。但安禄山大军南下前，却派了一支二十人的轻骑西进奇袭太原，欲趁乱劫持太原副留守。安禄山对这一规模极小的奇袭很可能并未寄予太大希望，但他想制造一个战略假象：主攻路线是从范阳向西攻取太原，然后沿高祖李渊当年走过的路线，从太原出发夺取长安。[参见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人民出版社，2015年3月版，469页。]

第三，加强后方守备。在亲率十五万主力大军倾力南下之时，安禄山在麾下三镇也留下了可观的守备力量，范阳、平卢和大同三处各派专人留守，以防后院起火，殃及军心。从后续的战事发展来看，安禄山的预感是准确的，河北后方果真一度被唐军攻破，如果安禄山起初部署的守备力量更薄弱一些，那恐怕就不是之后的局面了。

安禄山此次起兵兼具了“地方军将叛乱”和“胡人乱华”两大特质，传统的历史叙述更喜欢强调第一点。但其实，这两大特质对安禄山起兵初期的军事“辉煌”都有突出贡献。

先说地方叛乱，玄宗时代的军事体制已从“内重外轻”转化为“内轻外重”，军事力量高度集中于边镇，这一点稍后还会详细说到。这里我想着重说的是历史渊源，李唐开国时，虽在河北扫平了窦建德，但从怀念窦建德到怀念接力起事的刘黑闼，河北人对李唐关中政权的离心力一直高于帝国其他地域，学者仇鹿鸣曾精彩地概括说，“河北相对而言长期处于帝国政治版图的边缘，这种文化上的‘异质感’并非缘于河朔三镇的成立，而可以追溯到安史之乱前”[参见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第一版，326页。]。

在安禄山集团中，除了胡族兵将“主武”之外，“主文”的河北士人也成为起兵的另外一大依托，他们共同构成安史集团的两大中坚力量。安禄山身边的两大谋主——严庄和高尚，均是仕途失意的河北士人背景，自外于两京的主流士大夫社会，可被定义为“帝国文化版图上的边缘人”[参见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第一版，25—26页。]。

从窦建德开始，“长安与河北”这一历史逻辑被安禄山、史思明所承袭，再为藩镇割据中的魏博、幽州等河北藩镇所光大，成为贯穿盛唐—中唐—晚唐时代的核心政治主题之一。

再说“胡人乱华”。这一说法最早可能是由陈寅恪先生提出的，他认为安史叛军的强大实力源于其乃自成一系统的最善战的民族，“安禄山利用其混合血统胡人之资格，笼络诸不同之善战胡族，以增强其武力”[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译林出版社，2020年3月第一版，217页。]。

在安史叛军中，安禄山以下的高级将领多是胡人背景。安禄山和史思明都是出自营州（今辽宁省辽西地区）的粟特人，何千年和安守忠是粟特人，安忠志和张孝忠是奚人，孙孝哲是契丹人，阿史那承庆和阿史那从礼看姓就知道是突厥王族，田承嗣是胡化汉人。之前曾提到过，天宝十四载二月，安禄山曾一次性以蕃将三十二人取代汉将，完成了军队高层内的“胡人化”迭代。

除了中高级将领，安禄山麾下最精锐的一支部队也由胡人组成。这支被称作“曳落河”的精锐近卫军，由安禄山历年从同罗、奚和契丹的降兵中遴选而出，总人数达到八千余人，被安禄山收为“假子”（义子），在安史之乱中担当了冲锋陷阵的攻坚重任。

安禄山集团的胡人背景，特别是粟特人背景，还给起兵提供了强大的财政支持。在唐代，但凡提到“胡商”这个词时，大概率说的就是粟特商人，他们构筑起了横跨中原、蒙古高原乃至中亚各地的商业网络。甚至可以说，“丝绸之路贸易的统治者是粟特人，粟特语是当时的国际语言”[参见［日］森安孝夫《丝绸之路与唐帝国》，石晓军译，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1月第一版，77页。]。正是凭借粟特人的国际贸易网络带来的巨额资金，安禄山才得以从容地打造了这支装备精良的多民族大军。

安禄山这支大军，从地域文化心理上与李唐关中政权长期扞格不入，从民族构成上又主要以胡人和胡化汉人组成，无论在忠诚度、向心力还是战斗力上，都是一支与安禄山形成了利益和情感绑定的强军，更是李隆基的宿命之敌。

作为中国古代战争的一个基本规律，如“私兵”“部曲”和“家军”这样建构在私人关系上的军队，其黏性、凝聚力乃至战斗力，要远比依托于“国家—个人”这种虚无联系上的所谓“正规军”要强得多。事实上，历代所谓“正规军”更多的时候就是“混口饭吃者”的集合体，而玄宗时代的唐朝中央军是不是如此，等会儿将会谈到。

当风暴形成，安禄山大军将呼啸而至，沛然莫之能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