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起兵后的第七天，也就是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十五日，正与杨玉环共浴于骊山的李隆基才得到了安禄山谋反的确定消息。

这一刻，虽然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充满历史转折感地写下了“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但李隆基的第一反应却是镇定和日常的。当然，有个人比他还要若无其事。在李隆基召开的御前会议上，杨国忠“扬扬有得色”地说：“真正想造反也就是安禄山一个人，将士们都是被裹挟其中。诸位等着瞧，不过十天半个月，陛下就将看到安禄山的首级。”李隆基击节赞赏杨国忠的速胜论，但群臣的反应却是“相顾失色”。

就李隆基和杨国忠“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泰然处之，如果安禄山真如他们所愿旋即败亡、传首御前，或许还能为他们赢得类似谢安在淝水之战中的传奇声望：“小儿辈大破贼归矣。”

可惜，缺乏实力、昧于大势的谈笑自若只能留下笑柄。

李隆基最初也只是做了极简的军事部署，派大将毕思琛前往东都洛阳，金吾将军程千里奔赴河东，各自就地募兵数万防守。

第二天（十一月十六日），李隆基可能还是心里没底，又召见了更重磅的军界巨头——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他在大唐西北军中的资历仅次于哥舒翰和高仙芝。但封常清甚至表现得比李隆基还要顾盼自雄，言语之间锋芒毕露：“安禄山一开始得势只是因为天下承平已久，军民望风惮贼，但他的运气也该用尽了。臣请走马赴洛阳，开府库，募骁勇，渡河讨贼，短期内就可将安禄山首级悬于长安城头。”听了封常清的痛快话，李隆基不胜惊喜，第二天就任命他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大有即将马踏范阳之雄心。当然，第一步还得先去洛阳防御一小段时间。

李隆基召见封常清时的举措有四处稍显隐晦，但可供延展的信息。第一，从毕思琛、程千里到封常清，李隆基初期调集的平乱将领都是西北系的，他认定，帝国内唯一可以抗衡安禄山的就只有西北军了，因此也在有意识地执行某种“以西制东”的战略导向。第二，李隆基调集的将领是西北系的，但西北边军精锐都在河西和陇右，仓促之间来不及赶回中原平乱，更别提相距万里之遥的安西军、北庭军了；李隆基只能让这些西北系将领在内地就地募兵，但这些没有任何临阵经验的新兵，又未经充分训练，即使是由西北名将率领，也无法与安禄山的虎狼之军抗衡。第三，封常清在短期内击败叛军的表态和杨国忠惊人地相似，对于李隆基而言，如果说作为文官的杨国忠之语尚不足为信，封常清这位老将的话显然更有说服力，从“专业角度”强化了李隆基的信心。第四，封常清大言不惭的信心从何处来？其中自然可能有说漂亮话、投李隆基所好的因素，但这种信心自有至诚的一面，即以封常清为代表的这批西北系将领，由于既往开边战功之辉煌远超安禄山，无论是对西北军还是个人能力都自视甚高，相应地对安禄山的东北军也有了不切实际的轻敌和贬抑。但封常清等人以往的军功是建立在精锐的西北边军之上，当脱离了西北边军这个军事平台，单凭他们这些将领的将略，可能远不足以力挽狂澜。

在杨国忠和封常清的推波助澜下，李隆基丧失了在第一时间走出自负人设的机会。在安史之乱前期，从范阳到长安，李隆基还将如此骄矜和执迷很多次，直至弃长安而去。一个细节是，李隆基接见过封常清之后，竟又心安理得地待在了华清宫，而没有即刻赶回长安，更别提下令国家切换到战时体制了。

当李隆基君臣做着安禄山旬日授首的迷梦时，安禄山大军正横扫河北，进军之顺利甚至超越了安禄山战前的乐观预期。

安禄山起兵初期为何所向披靡？这里试着总结三点原因。

第一，突袭的战略效果。安禄山起兵之初，由于采取了夜间急行军、每天前进六十里的方式，再加上西进太原的欺骗性战略，十五万大军的南下竟也打成了出其不意的闪击战。安禄山叛军从范阳南下，十天就杀到了博陵（今河北省定州市），十一月二十一日更是攻陷了博陵。河北各郡战备付之阙如，仓促之间更是败的败，降的降，根本没有形成有效的抵抗，连常山太守颜杲卿都顺势“降”了，正如《资治通鉴》所说，“河北皆禄山统内，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

第二，一支强大的骑兵。安禄山军中擅长骑射的北族骑兵本就很多，再加上长年与契丹和奚的游牧骑兵周旋，骑兵大军团作战经验极其丰富。叛军的军马供应也十分充裕，燕赵本就是盛产良马之地，安禄山还在掌控帝国军马最高管理机构时，就暗中将大批优质军马转移至范阳。

第三，玄宗时代“内轻外重”的畸形军事体制。这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原因。所谓内轻外重，就是李隆基为了他最热衷的开边大业，将大唐军事主力都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而内地特别是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统治腹地军力部署却极为空虚。

内地兵力配置不足也就罢了，战斗力更是接近于乌合之众。玄宗时代大唐最精锐的部队都是边军，长年作战因而富有实战经验，而长安一带的所谓中央军和禁军中却充斥着地痞流氓游民，根本没有形成什么战斗力。这些市井之徒平日里在军中做做小生意、喝酒吃肉、以嬉闹游戏替代军事训练，一听到打仗就浑身战栗，以致连盔甲都穿不上。更难以置信的是，因为承平日久，连内地府库里的兵器也都朽烂了，根本无法握举，军人只能拿木棍上阵。这样军纪败坏的军队再配上朽烂的装备，不望风而降已经算是难能可贵了。

那么，在玄宗时代，唐朝最负盛名的府兵去哪儿了？大唐开国时，依托于府兵制度的唐军曾横扫天下，府兵也高度集中在关中地区，这才形成了开国初期“内重外轻”的军事格局。府兵是一种“兵民合一”的非常备军制度，平日种田，战时打仗，对唐朝中央财政压力不大，但府兵从制度设计上更适合打短期战争，如李靖灭东突厥那种速决战，毕竟府兵农忙时还要回家种田。但到了武则天时代，特别是到玄宗时代后，对外战争的规模、广度以及耗时都无限放大，尤其是李隆基要在西北和东北边境都常年保持一支强大的常备军，这显然就不是府兵制所能承担的了。反过来说，“长期的对外用兵，也成了府兵制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参见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第一版，467页。]。

随着府兵的衰落和过时无用，边军应时崛起，军事体制改革呼之欲出。天宝年间，在李林甫的主持下，唐帝国进行了一次重大军事体制改革：一方面完成了从府兵制到募兵制的转变，府兵制在实质上被废止；一方面在边境设立了十大军区，由九大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各自辖制。按说单个节度使的军事实力已经够强了，而李隆基出于开边效率最大化和倚重信任的双重考量，还让安禄山陆续兼任了范阳、平卢与河东三镇节度使。

在天宝中后期，安禄山的范阳、平卢与河东“东北三师”，是宇内最强悍的军事集团，唯一可以勉强与之抗衡的就是哥舒翰领衔的“西方二师”，也就是河西和陇右两大节镇，总兵力在十四万八千人左右。[参见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314—317页。]

当然，更广义上的西北军，还包括朔方（六万四千七百人）、安西（两万四千人）和北庭（两万人）这三镇之军，但这些都不在哥舒翰的直接控制下。

在李隆基的军事视野里，“西方二师”也是他赖以对抗安禄山的唯一主力，“以西制东”由此也成了他的平叛主导战略。但在“西方二师”大举回师中原之前，李隆基所能指望的也就只有地痞化的中央军和那些临时招募的乌合之众了。

真的会有奇迹发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