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洛阳，安禄山遭遇了自军兴以来的最强力抵抗，他的对手是授任于败军之际的封常清，大唐西军三大名将之一。

安禄山大军攻下荥阳之后，封常清终于有些惶遽了。封常清此前对李隆基拍胸脯，说什么旬日就将取下安禄山首级，现在可能连他自己都发现这是句多么脱离战场实际的欺世大言了。封常清不仅低估了叛军的战斗力，也小觑了对方的进军速度，他在洛阳临时招募的这支六万人的新军，不仅完全没有战斗经验，甚至连最起码的训练时间都保证不了。安禄山来得太快了，从封常清十一月底募得新兵到十二月八日荥阳失守，留给这群曾是市井之徒的新兵的训练时间只有数天，这点时间能练出什么兵？

为了占据地利，封常清亲自带兵抢占了距离洛阳不足一百六十里的虎牢关，但虎牢关天险形同虚设，被安禄山的铁骑一踏即破。按理说，骑兵利于野战不利于攻城，虎牢关丢得如此之快只能说明封常清军的战斗力有多么不堪一击。

虎牢关失守后，封常清聚拢余部，再战于洛阳郊外的葵园，又败；退守洛阳城后，又连败三战。十二月十二日，安禄山军在积雪盈尺中一举攻占了洛阳，封常清只得冒着漫天飞雪率残部突围。

就这样，封常清以五战五败结束了洛阳保卫战，他这支未经训练的六万人的新军根本无法抵挡安禄山骑兵的快速突击。但说实话，封常清能让这支乌合之众没有一战后全盘溃败而是坚韧地连战五次，已经是名将本色了。正如他在给李隆基的待罪表文中所言：“率周南市人之众，当渔阳突骑之师，尚犹杀敌塞路，血流满野。”

洛阳是唐帝国仅次于长安的统治中心，但陷落之时，官员大规模逃跑甚至集体投降的状况却并不比河北好多少，“居位者皆欲保命而全妻子”，当时还有投降官员出言不逊：“洛阳失守，都是那些武将的责任，大势哪里是我们这些文官可以抗拒的。”封常清刚败退出洛阳，河南尹达奚珣就投降了安禄山。作为唐朝在洛阳的最高级别文官，达奚珣此举显然对其他举棋不定的官员起到了强烈的示范效应。更关键的是，达奚珣远非什么居心叵测的叛臣，他只是一个“识时务者”。洛阳保卫战时他兢兢业业地参与布防，就在几个月前，他还谏言李隆基要警惕安禄山派人进京献马的阴谋。达奚珣这种高层官员的投降，安禄山很有些如获至宝的意思，视作自己得众望所归、天下归心的标志，很快就予以重用。

在“人心所向”的大势之中，还是有那么几个不识时务者站了出来。东京留守李憕在破城前与御史中丞卢奕相约：“吾等担负为国御敌的重任，虽然现在败局已定，但我等誓死不降。”李憕收集了数百残兵，本想战死沙场，奈何士兵不战自溃，他就一人回到府衙泰然坐等叛军。卢奕在破城前让妻小带着官印走了，他自己则穿着朝服，独自坐在御史台中。叛军抓到两人之后，连同采访判官蒋清一起杀了。卢奕死前大骂安禄山，历数其罪，并对着叛军说：“凡为人当知逆顺。我死不失节，夫复何恨！”

卢奕有个儿子叫卢杞，是中唐著名的奸相，几乎可以和李林甫、杨国忠“齐名”，但卢杞之子卢元辅又以名节著于史册，可见忠奸即使在一个家族内部都是门玄学。如果不是洛阳城破，你能说曾点破安禄山狼子野心的达奚珣不是一名忠臣吗？待到长安失守，将会看到更多颠倒乾坤的众生相，哪里是忠奸二字就可以轻易界定清楚的？

从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九范阳起兵，到十二月十二日攻陷洛阳，安禄山仅用了三十三天就拿下了仅次于长安的第二大战略目标，也突破了李隆基在河南的前两道防线。从范阳到洛阳足有一千六百里，按照叛军日行六十里的快速行军速度，即使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这段路也要走上近三十天，可安禄山大军边打边行也只用了三十三天，可见这一路根本就没遇见唐军什么像样的抵抗，弃甲曳兵是常态，只是在洛阳碰到了不大不小的“麻烦”。

封常清率残部一路西撤，英雄失路之际，在陕郡碰到了老上级高仙芝。他劝说高仙芝：“我连日血战，深知贼锋不可当，况且潼关兵少，如果叛军攻破潼关，那么长安就危险了。我建议弃守陕郡，从速退往潼关坚守。”

封常清的建议是老成谋国之言，洛阳保卫战的惨败，特别是安禄山骑兵的狼奔豕突，让这位名将从初期的头脑发热中迅速清醒过来：陕郡无险可守，退往潼关天险，可以尽可能地对冲叛军的骑兵优势。

高仙芝一向很信任封常清，这种同袍式的情谊是在长期共同征战的一刀一枪中形成的。封常清年轻时向高仙芝毛遂自荐，高仙芝的幕僚都嫌弃他是个斜眼的跛子，不愿接纳，封常清用执着和坚忍打动了伯乐，这才成为高仙芝的随从。高仙芝于封常清有知遇之恩，一路把他从随从提拔到了高级将领；高仙芝怛罗斯战败去职后，封常清成为大唐在安西的军事领袖，可以视作高仙芝在安西的继承人。

两人此前的合作都发生在安西，而且基本都处于盛唐时代高奏凯歌的战场上。这一次，作为败军之将的封常清在帝国的统治腹地与复出的高仙芝重逢，身后就是安禄山的追兵。高仙芝一如既往地选择相信封常清，决定两军合兵退往潼关——当然，作为一代军神的高仙芝不可能没有自己独立的战略判断，残酷的战场现实和封常清带来的一线战地消息很可能也让他做出了相似的决断。

至此，李隆基在河南主战场设置的三道防线（陈留、洛阳、陕郡），仅用了十天就被安禄山的虎狼之军悉数突破。

祸不单行的是，在高仙芝和封常清率军撤退途中，遭到了安禄山骑兵的跟踪追击，唐军在惊惶中一触即溃，丢弃辎重粮草无数，人马更是在自相践踏中死伤惨重。好不容易退往潼关后，高仙芝立即整顿败军，修缮装备，在短期内一扫士气的低迷。当叛军大将崔乾祐率军进攻潼关时，发现新败的潼关守军已严阵以待，短期内破关已无可能，便引军退回陕郡，在一旁虎视眈眈。

不过，还有一种可能。崔乾祐此时只是试探性进攻，并没有战略决心强攻潼关，毕竟像潼关这么重要的战略目标，必须分外重视，所以此前一直亲临战阵的安禄山此时也暂停了进攻。事实上，潼关守军新败，高仙芝和封常清的整军在极短时间内很难有显著效果，而李隆基调集进京勤王的各路边军也还没有就位，关中更是人心惶惶，理论上此时是安禄山大军一气呵成，拿下潼关的最好时机。

届时，长安陷落将不可逆转，那将比真实历史提前半年。

但这一次运气暂时站在了李隆基这边。安禄山拿下洛阳后，沉迷于洛阳的雄伟宫阙，他之所以没有再亲自带兵直捣潼关乃至长安，是因为他要在洛阳谋划一件对其个人而言更重要的事情：称帝。

天宝十五载（756）正月初一，恰逢安禄山的生日，经过半个多月的筹划，又找了一些所谓的洛阳耆旧劝进，安禄山自称雄武皇帝，国号大燕，建都洛阳，改元“圣武”。因此，756年也可以称作“圣武元年”。这一年一共有三个年号，除了“天宝”和“圣武”，第三个年号在七个月后才会揭晓。

称帝时，安禄山任命达奚珣为左相，张通儒为右相，高尚和严庄为中书侍郎。此时，距离达奚珣俯首称臣只有十几天，安禄山某种程度上是在对大唐各级官吏喊话：只要尽早归降，不仅既往不咎，还可以再上一层。

攻占洛阳特别是决定称帝后，安禄山似乎一下子丧失了金戈铁马的进取心，躲进洛阳宫阙声色犬马，倒是和后世占领天京后的洪秀全有几分神似，“安禄山攻陷洛阳，是他兵锋最盛的时候，同时也是他停滞不前的开始”[参见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人民出版社，2015年3月版，486页。]。叛军的主要精力也转向了烧杀抢掠，忙于将各种战利品运回范阳大本营，很有些流寇主义，全无统一天下的气势和格局。可以说，安史之乱此时已进入到第二阶段，即安禄山集团结束了摧枯拉朽的闪电战，由战略进攻转向了与唐军的战略相持状态，这种转换除了安禄山主观上的保守，还有一些原因待会儿还会说到。

具体到潼关前线，就是安禄山不仅不亲自带兵进攻，且只是派出偏师袭扰，而这显然无力击破唐军的潼关防线。这样的战略僵持状态延续了半年以上，给了李隆基和潼关唐军极其宝贵的喘息时间，河西和陇右等路的边军也陆续勤王赴难。

但这个喘息时机却完全不属于高仙芝和封常清。

封常清败走洛阳之后，曾前后三次派信使赴长安，想向朝廷汇报前线战事进展，探讨应对的战略战术，“臣之此来，非求苟活，实欲陈社稷之计，破虎狼之谋”，但盛怒的李隆基对其信使一概不见。封常清无奈中只得亲自驰赴长安，想求得戴罪立功的机会，但刚到渭南，李隆基就敕令他返回潼关，削其官爵，以“白衣”之身效命于高仙芝军前。

李隆基的怨气是可以理解的，尽管洛阳保卫战已经是开战至今唐军最坚韧的一战，但这显然距离封常清许给李隆基的取安禄山首级的承诺相差甚远，严格说来是欺君之罪。李隆基没有囚禁或杀掉封常清，还让他在军前效力，应该说也算是相对理性的做法。但是，李隆基没有接见封常清，以获得前线一手信息，显然是一个严重失误，对他后面一系列的战略误判造成了直接影响。

高仙芝驻守潼关，封常清白衣襄助，本来算是一个妥善的安排，这对黄金组合曾在安西创造过许多军事辉煌，在潼关至少守关无虞。虽然兵员质量仍然堪忧，但他们有四重优势：一来有潼关天险对抗敌军的骑兵优势；二来安禄山已无心遣重兵大举进攻，守军有兵力优势；三来新败的封常清已摆正心态，再无轻敌之心；四来高仙芝从长安带来的五万军队中有部分西北边军精锐，比封常清那支在洛阳就地招募的乌合之众要强出一筹。

可以说，如果高、封两人按原计划共守潼关，潼关被破的历史很可能会被改写。

但是，监军边令诚的入局逆转了高仙芝和封常清的命运，某种程度上也逆转了李隆基和大唐的命运。

边令诚和高仙芝本是旧交，边令诚甚至还对高仙芝有过拔刀相助的大恩。天宝六载（747）远征小勃律时，尚是安西节度副使的高仙芝大捷后直接向朝廷报功，安西节度使夫蒙灵察大怒，认为高仙芝不讲政治规矩，对高仙芝进行了打击报复。此时，随军的边令诚出手了，在给朝廷的密报中为高仙芝鸣不平：“如果高仙芝立了功却忧愁而死，以后谁会为朝廷卖力呢？”李隆基知道后，果断将夫蒙灵察调回长安，让高仙芝接任安西节度使。

但是，边令诚这一次却和高仙芝产生了激烈的矛盾。边令诚可能自居恩公，对高仙芝提出了很多要求，其中或有公或有私，但高仙芝或许因为战事紧急，就忽视了讨好这位皇帝亲信，惹得边令诚怀恨在心。边令诚随即回长安面圣，极力渲染兵败：“封常清夸大贼军兵势，动摇军心；而高仙芝在陕郡不战而退，弃地数百里，又贪污士兵的口粮。”封常清和边令诚并无私怨，很大程度上是受累于高仙芝。

李隆基赫然而怒，当即下令赐死高仙芝和封常清，让边令诚监斩。十二月十八日，边令诚回到潼关，先找到封常清，宣读完赐死圣旨，当即执行。封常清一世英雄，死后就陈尸于一张破竹席上。

接着是高仙芝。高仙芝外出回营后，边令诚在一百余名陌刀手的随同下，把高仙芝带到封常清丧命之地，也向他宣读了赐死的圣旨。高仙芝悲愤欲绝：“我高仙芝遇敌而退，因此获罪被杀没有怨言，但说我贪污军粮就绝对是诬告了。”他接着质问边令诚：“上是天，下是地，兵士皆在，你难道不知道这是诬告吗？”高仙芝又回头对士卒说：“我把你们从长安招募来，当然是想打败叛军多得重赏，但叛军锐气正盛，所以撤退到这里，也是为了加强潼关的防守。我若有罪，你们可以说；如没有罪，你们就喊冤枉。”全军高声齐呼：“冤枉！”一时喊声动地。

高仙芝临死前，看了一眼包裹封常清尸首的破席，悲怆凄然地说：“封二，你一开始从军就跟着我，一路受我提拔，后来又代替我做了节度使，今天又与我同死一地，岂非命也？”言罢便慷慨赴死。

以上这跌宕起伏的一幕幕，其实就发生在一周之内，从十二月十二日洛阳陷落到十八日高、封二人被杀，盛怒之下的李隆基可能还没真正想明白，大唐军界就在一天之内痛失两位将星。

封常清临刑前还提交给李隆基一封谢死遗表，表中最动人的一句话是：“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轻此贼，无忘臣言，则冀社稷复安，逆胡败覆，臣之所愿毕矣。”据说封常清求见李隆基未果后，就知道自己命在旦夕，便提前备好了这封遗表。

“望陛下不轻此贼”，李隆基终究没有听进去封常清的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