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五日清晨，李隆基一行准备从马嵬驿出发。前一天，兵变从午后一直闹到傍晚，他们只得留在马嵬驿过了一夜。

但队伍这次又不肯前行了，禁军将士提出：“蜀地是杨国忠的势力范围，军官和官吏都是他的人，怎么可以去？”不去蜀地，那去哪儿呢？禁军内部也没有达成共识，有人说去河西、陇右，有人说去朔方灵武，有人说去太原，还有人甚至提出，干脆哪儿也别去了，一起调头杀回长安，与京城共存亡。

李隆基自然还是想入蜀的，但昨天兵变的血光仍历历在目，他深知众怒难犯，不愿对入蜀与否过早表态。昨日在兵变中勇于任事的韦谔又站出来说：“回长安，就必须有足够的守城兵力，但眼下我们兵力薄弱，不如暂且先到扶风（今陕西省宝鸡市），再妥善讨论下一步的行程。”

这个搁置争议的折中方案得到了李隆基及禁军的青睐。但队伍往扶风方向没走出多远，又被迫停了下来。

这次出状况的倒不是禁军，而是道路被当地父老堵住了，也就是史书中著名的“遮道请留”。父老们凄婉地向李隆基请愿：“长安宫阙是陛下居所，历代陵寝是陛下祖坟。现在连居所和祖坟都被抛弃了，陛下又能往哪里去呢？”

李隆基踌躇良久，最终还是忍痛继续西行，但让太子李亨留在后面继续宣慰民众。民众见皇帝去意已决，便竭力挽留太子：“陛下既不肯留，我等愿率子弟追随殿下征讨叛贼，收复长安。倘若殿下和陛下都去了蜀地，那么中原百姓还能指望谁呢？”须臾之间，就聚集了数千人之多。

正当李亨以“去留要让陛下决定”等理由推托，一边流泪一边“跋马欲西”时，又有三个人拦下了李亨：他的两个儿子李俶、李倓和宦官李辅国。

建宁王李倓与李辅国拉住李亨的马说：“今日殿下如果跟随陛下入蜀，叛军必定烧毁蜀地与关中的栈道，如此一来，无异于把中原拱手让于叛军。人心一旦离散，就很难重新聚拢，到时候悔之晚矣！为今之计，只有集结西北边军，再召回人在河北的郭子仪和李光弼，并力东讨叛军，克复两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宗庙转危为安。到那时，殿下再清扫宫禁，迎回陛下，这才是孝之大者。又何必执着于区区父子温情。”

这一说法最有价值之处在于，不仅相当准确地预见了日后的平叛进程，而且还给李亨的分兵自立找了一个“移孝作忠”的稳妥理由。李亨可能等的就是这个理由，随即定计放弃入蜀，派广平王李俶去禀报李隆基。李隆基带着队伍西行了一段路后，就停下来等李亨，久候不来，最后等到的却是儿子自立门户的消息。怅然若失的李隆基一边感叹着“天也”，一边将后军两千人划拨给李亨，并告谕将士说：“太子仁孝，足以担当社稷，你们要悉心辅佐。”

在此，《资治通鉴》中有一个李隆基“且宣旨欲传位，太子不受”的记载。但从之后李隆基、李亨父子围绕皇权的激烈政争来看，李隆基传位的说法大概率不是事实，很可能是司马光为了维持皇家体面，苦心替李亨之后自行称帝找合法性。

如果说马嵬驿之变是否由李亨幕后操纵尚存很大争议，那么，关于“遮道请留”是由李亨一手策划的争议则小得多。《旧唐书·李辅国传》中就有“预谋”的蛛丝马迹，“至马嵬，诛杨国忠，辅国献计太子，请分玄宗麾下兵，北趋朔方，以图兴复”。

有一种说法是，从马嵬驿之变到遮道请留，再到灵武称帝，这三大步骤构成了李亨的称帝三部曲。马嵬驿之变后，李亨如果继续跟随父皇赴蜀，今后太子地位能否保住都是未知数，因此尽快与李隆基分道扬镳在所难免[参见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人民出版社，2015年3月版，530页。]。遮道请留的高明之处在于，既可实现李亨另立山头的意愿，又能以民意为幌子营造李亨的被动无奈，避免父子公开交恶，更可为李亨之后的自行称帝预备必要的舆论基础：顺应民心。

而所谓李隆基分兵两千给李亨，可能只是事后的政治追认而已，并无实际意义。李隆基分或不分，这支军队此时都在李亨的掌控之中，这可以看作李亨策划遮道请留的实力基础。分兵之后，太子身边的军队人数已超过了李隆基的幸蜀团。

但还有一种说法是，李隆基之所以默许李亨分兵，除了无力挟制之外，还想“借此分散安禄山叛军的注意力，在长安西北牵制叛军，从而确保自己安全入蜀”[参见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356页。]。只是不知道，李亨有没有把这一点“算计”进遮道请留的谋划中。

与李亨分兵后，李隆基一行继续西行，于六月十七日抵达岐山，但有情报说叛军前锋已经逼近，流亡朝廷不敢驻留，又一口气奔至扶风。

但在扶风，禁军上下又闹起了情绪，人心浮动，各怀算计，散播着各种牢骚话，连直接攻击皇帝的“不逊流言”都满天飞。此次闹事已经是马嵬驿之变以来的第三次，但这次背后倒没隐藏着陈玄礼、高力士，更别提已分兵而去的李亨，而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放在了流亡朝廷所有人面前：下一步往何处去？毕竟，按照几天前制定的折中方案，到了扶风就该有最后的说法了。

李隆基移驾剑南的心意早决，他只是拖延着不敢表态而已，但此时再也无法以拖待变了。但面临禁军对幸蜀的强烈反对，李隆基进退维谷，陈玄礼也无以为计，眼看再不决断，兵变即在顷刻。

恰在此时，蜀地进贡的十余万匹彩帛运抵扶风。李隆基立时下令将全部彩帛陈列于庭院中，召集禁军官兵围观，并对他们发表了一通富有感召力的悲情演说：“朕这些年来昏聩颟顸，用人失当，导致逆胡叛乱，被迫流亡远避。朕知晓，卿等仓促随朕弃长安而走，被迫诀别父母妻子，一路跋涉至此，劳苦至极，朕实在是愧对众卿。蜀路阻长，且郡县褊小，恐怕也供养不起我们这么多人马，朕现在准许众卿各自还家，朕就和皇子、皇孙、中官们继续前行入蜀吧，相信我们可以自己走到。今日朕与诸卿就此别过，你们把面前这些彩帛给分了，作为归途的盘缠。你们回家后，见到父母和长安父老，请代朕表达问候。从今往后，一别两宽，各自珍重！”

说这番话时，七十二岁的李隆基潸然泪下，这固然是政治策略，但也是大难后的忏悔和共情。演说前还游移于兵变边缘的禁军士卒们百感交集，千人同哭，向李隆基郑重立誓：“臣等死生追随陛下，不敢有二心。”李隆基沉默良久，最后说：“去留听卿。”

在之后的入蜀之路上，这支随行禁军忠实履行了承诺，再无任何不测事件发生，直至七月二十八日抵达成都。

与李隆基各奔东西之后，李亨也同样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重大抉择。在马嵬驿，长子广平王李俶第一个挑明了问题：“天色已晚，此地不可久留，我等打算去往何方？”三子建宁王李倓向李亨建议：“殿下曾作为亲王遥领朔方节度使，朔方文武官员每年都会进京拜见，我借此多少熟悉了一些人。如今，河西、陇右两镇的军队主力在潼关跟着哥舒翰或败死或降敌，那些留在河西、陇右的人大多都有父兄子弟在叛军中，如果我们去河西、陇右，很难确保他们没有异心。相比之下，朔方不仅距离马嵬驿不远，而且军容鼎盛，眼下叛军可能刚刚进占长安，正忙于烧杀抢掠，无暇攻城略地，我们应利用这个时间急速赶往朔方，再稳妥规划平叛大业，这才是上策。”

建宁王一番话说动了众人，随后，李亨带兵向西北偏北的朔方进发。不过，李亨一行人此时对朔方尚无把握，道阻且长，无问西东。

李亨的兴复大业开局不利。李亨军刚从百姓中招募了三千余人，便在渭水岸边遭遇了从潼关溃退下来的一支败军，可能因为是晚上，双方都误认为对方是叛军，激战过后，两军都元气大伤。李亨归拢了两边的残部，在渭水找到一处水位较浅之地，骑马渡河，无马可乘的士兵泅渡不成，只得洒泪与太子挥别。

渡过渭水后，李亨率军经奉天（今陕西省咸阳市乾县）北上，一昼夜疾驰三百余里，等六月十六日到新平（今陕西省咸阳市彬州市）时，士卒与装备已亡失过半，只剩下了数百人。进入新平后，李亨听闻太守刚刚弃城而逃，即刻命人追击格杀。当天，李亨又进至安定（今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太守也逃之夭夭，李亨再次派人将其捕杀。

李亨这一路，狼狈至极，不堪之状有甚于李隆基刚出长安时。分兵时所谓的“军心、民心可用”显得如此空泛，一路只见败兵和逃官，连他们自己也在逃亡中。

一直到六月十九日，李亨抵达平凉，终获喘息之机。平凉是产马地，李亨军在当地征集了数万匹战马，又募兵五百余人，“军势稍振”。

数日后，朔方留后杜鸿渐和节度判官崔漪等多位朔方官员，敏感地觉察到了这是一次“从龙”和拥立的绝佳政治机遇，“平凉散地，非屯兵之所，灵武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诸城兵，西发河、陇劲骑，南向以定中原，此万世一时也”。因此他们立时派人赶赴平凉，向李亨呈上了一份有关朔方各项情况的报告，以示朔方效忠之意。此时的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正领兵在河北与叛军鏖战。

之后，杜鸿渐又亲自赶到平凉迎候李亨，自荐朔方：“朔方军乃天下劲旅，如今吐蕃请和，回纥内附，各地郡县很多都在坚守拒贼，等待反攻。殿下只要前往朔方，重整军队，同时传檄天下，招揽忠义之士，则平叛指日可待。”此时刚刚被任命为御史中丞的裴冕恰好身在平凉，也极力向李亨推介朔方。

李亨集团本就已初步决定了将朔方作为中兴基地，但对是否能得到朔方军的支持是走一步看一步的，甚至是听天由命的意思。殊不知，朔方官员竟如此主动地投靠输诚，还提供了朔方“兵食完富”的信息，那李亨还有什么值得瞻顾犹疑的呢？

去朔方，去朔方治所灵武。

几乎就在李亨北上灵武的同时，六月二十三日，也就是李隆基弃长安的十天后，叛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未设防的长安城。

据《资治通鉴》载：“（叛军）既克长安，自以为得志，日夜纵酒，专以声色宝贿为事，无复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无追迫之患。”

灵武将是李亨的龙飞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