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五载七月九日，李亨一行人从平凉（今甘肃省平凉市）出发，抵达朔方节度使治所灵武。

尽管去朔方本就是李亨集团的选择，但朔方官员的热情与积极靠拢之意却远远超出了李亨的预期，“拥立之功”的诱惑让李亨成为朔方的官心所向。

李亨一到灵武，朔方留后杜鸿渐和曾追随过哥舒翰、有河西军背景的御史中丞裴冕就联名，以朔方全体文武官员的名义向太子上书，请李亨“遵马嵬之命，即皇帝位”，“以归中外之望”。

李亨拒绝了这次劝进。裴冕等人自然也是知道劝进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又继续向李亨进言：“跟殿下来灵武的将士都是关中人氏，日夜思归，之所以不辞劳苦地追随殿下远涉大漠边塞，就是希望建功立业，人心一旦离散，就很难再挽回，为社稷计，恳请殿下顺天应人，即位以安众心。”

李亨和劝进团这么来回推手了五个回合，终于在收到第五封劝进书之时，“勉强”同意即位。必须说，李亨的政治表演实乃诚意巨献，“五劝”已超出了劝进的标准回合数“三劝”。

七月十二日，李亨即位于灵武城南楼，“天宝十五载”顺天应人变成了“至德元载”。自开元二十六年（738年）被立为太子，李亨已做了十八年的太子。

在即位制书中，李亨着重强调了即位的两点合法性：第一，“圣皇久厌大位，思传眇身，军兴之初，已有成命”，也就是太上皇早就想把皇位传给他了；第二，“孝莫大于继德，功莫盛于中兴”，他登基后的核心事务就是中兴大唐，暗示已到蜀地的太上皇无力承担平叛大业，舍己其谁。

当天，李亨便派信使前往蜀地给新任太上皇报信。

三天后（七月十五日），还不知道自己已成太上皇的李隆基在普安（今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发布了一道皇帝诏书，任命李亨为“天下兵马元帅”，领朔方、河东、河北和平卢四镇，“南取长安、洛阳”。这封诏书的最大信息还不是有关李亨的，而是分封几个皇子为坐镇一方的节度大使，盛王李琦和丰王李珙由于年纪小没有实际到任，唯有三十七岁的十六皇子永王李璘成了真正的受益者，从一个闲散皇子骤然变成军权在握的实权藩王，领山南东道、岭南、黔中和江南西道。

李隆基分封的动机，一方面是，鉴于安禄山起兵之教训，他想将边帅领兵转变为皇子掌军，从而上阵父子兵；另一方面，可能是想用永王来制衡太子，防止分兵自立的太子军权过大，威胁皇权。当然，诏书中的说法自然走的是大中至正的路线，“夫定祸乱者必仗于群才”。但李隆基还是低估了李亨和“民心所向”——这么快就走完了称帝流程。

七月二十八日，李隆基抵达此次流亡的目的地——成都，这一路走了四十多天，侍驾的官员和禁军合计只有一千三百人。

一路走来，李隆基重建了后杨国忠时代的朝廷中枢，陆续任命了崔圆、房琯和崔涣为相，其中二崔都是剑南当地官员，再加上早前的韦见素，一共有四名宰相，颇有些大革前弊、刷新政局的新气象。

八月十二日，也就是到成都的十四天后，李隆基才获悉李亨一个月前已登基。

令人意外的是，此前一直给人权欲颇重印象的李隆基，这次却表现得极为洒脱，不仅默认了李亨自行登基的行为，还相当配合地快速启动了皇权交接程序。

四天后（八月十六日），李隆基颁布了《命皇太子即皇帝位诏》，宣布：自即日起改制敕为诰；表疏称太上皇；军国大事一概交由皇帝裁决，但事后也要向太上皇奏报；待到收复长安之日，太上皇就不再过问任何朝政。

八月十八日，玄宗又命宰相韦见素、房琯和崔涣携带传国玉玺和传位册文，赴灵武正式册封李亨为帝。册文的撰稿者是贾至，李隆基看后不胜唏嘘：“当年先帝逊位于朕，册文就是卿之先父所作。今朕以神器大宝付储君，拟册文的人又是你。累朝盛典，出卿父子之手，可谓难矣！”贾至伏于御前，呜咽流涕。

所谓“累朝盛典”，就是说当年唐睿宗李旦禅位给李隆基的传位诏书出自贾至之父贾曾，这在时过境迁之后或许可以理解为“盛典”，但在此刻，则更是一件令李隆基君臣“长太息以掩涕兮”的尴尬事。

李隆基之所以痛快地接受李亨称帝，可能至少有五点原因：第一，实力使然。李亨控制了朔方军，在河西和陇右这两支大唐边军精锐被哥舒翰葬送之后，朔方军就是此时唐军头号主力，朔方军甚至可以看作李亨称帝的首要权力基础，李隆基之前不可能预料到朔方军的“转向”。第二，大义与民心。李隆基逃亡至蜀地之后，天下人将平叛的指望都寄于李亨一身，而李亨也将平叛作为他的核心政治使命，大义在手让他迅速得到了包括郭子仪、李光弼、颜真卿和李嗣业在内的大唐各大实力集团的认可，这又进一步增强了李亨的实力。第三，平叛公心。李隆基清楚，身居蜀地一隅的自己实际上丧失了指挥全国平叛大业的现实可能性，将军权乃至皇权移交给李亨是最理性的选择。第四，本朝传统。李唐本就有盛产宫廷政变和制造太上皇的家学渊源，无论是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还是李隆基逼宫的“先天政变”，在李唐的语境内本就不是什么大逆不道之事。第五，太上皇的权力。对于李隆基而言，与其在木已成舟的李亨称帝上做无谓纠缠，还不如退而求其次地抓住太上皇的权力，正如他在《传位诏书》中所说，军国大事他仍有知情权、参与权甚至是部分决策权，更何况，在蜀地，李隆基仍是那个说一不二的唯一权力中心。

李亨登基后，大唐实际形成了太上皇与皇帝两个政治中心，呈现出一种“中央政治的二元格局”。在此种二元格局下，皇帝与太上皇“在平叛这一点上具有共同利益，并借以相处共存”；但又出于皇权的排他性特征，两个政治中心的暗战始终没有停歇，甚至在当时被一些人视作分庭抗礼的“南北朝”，李隆基为南朝，李亨为北朝，李亨虽占据了某种政治优势，但远非压倒性的。[参见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259页。]

从遮道请留到灵武称帝，李亨以民意和官心为依托，将自己塑造成被动接受的顾全大局者；李隆基的应对是做绝不恋栈状，但主动加戏了事后册封，以衬托太上皇权力的“超越性”，而共享皇权也成为双方的共识；李亨将中兴平叛作为称帝合法性的最大来源，在灵武招兵买马聚拢勤王之师；而李隆基则将计就计，将平叛成功作为自己最后放弃权力的先决条件，一个可能的潜台词是，如果皇帝平叛失败，则太上皇不仅可以收回授权，甚至可行废立之事。

中兴与平叛，就是此刻大唐各大政治势力的最大公约数，堪称李亨朝最大的政治。而李亨内心的重中之重，则是收复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