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亨刚到灵武时，“时塞上精兵皆选入讨贼，惟余老弱守边”，朔方其实就是个空架子。

李亨着手平叛大业的第一步棋就是，不顾河北战事逆转的风险，将郭子仪和李光弼两军强行从河北调回朔方。

郭、李二人深知兹事体大，有关忠诚度的计量，第一时间便带兵回师朔方。天宝十五载（756）七月底，五万朔方精锐抵达灵武，郭、李只在河北留下了一些必要的守备兵力。自此，“灵武军威始盛，人有兴复之望矣”。

朔方军的回师勤王，不仅大大增强了李亨直接掌控的军事力量，也标志着李亨朝廷获得了大唐军界的认可。毕竟，在高仙芝、封常清和哥舒翰这三位老将或死或降之后，郭、李二人此时已隐隐是唐军新一代灵魂人物。

八月初，李亨封郭子仪为兵部尚书，李光弼任户部尚书和北都太原留守，两人同时拜相。

李亨的计划是，让郭子仪带朔方军主力留在灵武，尽快整军南下，进攻关中，这条短平快的进攻路线是最呼应权力逻辑的：收复长安之日就是太上皇放弃权力之时。同时，李亨又令李光弼领兵五千固守太原，严防史思明西出井陉，进犯河东。

在经济上，李亨朝廷也打通了“江淮—灵武”的财赋生命线，江淮钱粮由襄阳发出，再通过扶风中转，源源不断地供给灵武。在对这条生命线的保护上，功臣之一就是扶风太守薛景仙，他因为在马嵬驿之变后积极追杀虢国夫人，被李亨自陈仓县令简拔。或许，这也可以作为李亨与马嵬驿之变有关系的一个旁证。

在军力和财力迅速膨胀之时，李亨的政治感召力也与日俱增，他苦心经营的平叛人设进入了收获季。

叛军虽然占领了长安，但血腥屠杀和大肆劫掠让他们民心尽丧。当长安民众得知太子未去蜀地，反而分兵自立时，李亨就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整日传播着一些太子即将带兵收复长安的小道消息，一有风吹草动便被传谣成“太子大军来了！”。谣言传多了，连叛军也相信了，每当见到长安北方烟尘大起，他们就以为是李亨带兵杀来了，四散而逃，惶惶不可终日。

京畿地区还涌现出了许多自发抵抗叛军的地方豪强，“杀贼官吏，遥应官军”，叛军多次围剿这些民间武装，却“诛而复起，相继不绝”。叛军屡遭打击之后，被迫进行大规模战略收缩，“贼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关，北不过云阳，西不过武功”。

甚至可以说，叛军在关中真正能有效控制的也就是长安这一座孤城，所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在“太子大军来了”及地方抵抗运动的双重威胁之下，叛军政权在长安的统治摇摇欲坠，无论是在唐朝的投降官吏中，还是在叛军内部，有一种叫信心的东西正在迅速流失。

安禄山手下有个大将叫阿史那从礼，统管同罗兵和突厥兵。进驻长安没多久，他就对安禄山丧失了信心，带着五千骑兵逃出长安流窜至朔方。不过，阿史那从礼并未归顺大唐，他只是打算联合当地其他胡人部落，趁乱割据一方，但一到朔方就被李亨派人招抚，其军中降者甚众。

阿史那从礼带兵出逃对长安叛军的士气打击甚大。一时间，“长安大扰，官吏窜匿，狱囚自出”。

眼见安禄山政权竟如此外强中干，前不久刚刚归降叛军的京兆尹崔光远追悔莫及。崔光远断定叛军很快就要被迫撤离长安，就派兵包围了长安叛军最高将领孙孝哲的府邸，但也没有明确表示要再次反正，总之更类似于观望和两边下注，但孙孝哲直接就把崔光远的反状汇报给了安禄山。崔光远闻讯后，深知长安不可久留，就带着十几名官员逃出长安直奔灵武，见到李亨后，崔光远除了被封为御史大夫，还继续做京兆尹。

看到崔光远溜之大吉，当时和他同时降燕的宦官边令诚慌不择路，也跟风逃到了灵武，谁知等待他的却是李亨亲自下令将其正法。边令诚被杀，除了降贼劣迹之外，也可能因为他对冤杀封常清和高仙芝要负主要责任，被唐军上下视作祸国权奸。

李亨在灵武的超预期收获是李泌。李泌从小就有“神童”之称，七岁时就被李隆基召见过。天宝十载（751），李隆基征召李泌入朝，让他到东宫辅佐李亨，但没多久，李泌就因为得罪了杨国忠而被逐出长安，从此干脆在深山中隐居修道。

山人李泌其实也一直静候着出山的机会。可能就是听说了李亨分兵自立的消息，李泌即刻决定下山投效故主，恰逢此时李亨信使也找到了他，于是就有了李亨、李泌灵武重逢的温暖一幕。旧友相逢于戎马倥偬中，李亨喜出望外，“出则联辔，寝则对榻”，一切就像回到了东宫的旧时光。李泌深受倚重，“事无大小皆咨之，言无不从”，视同宰相。

李亨本想让李泌担任首席宰相——右相，但李泌一口回绝：“陛下以朋友之礼待我，说明我的身份比宰相还要尊贵，又何必让我违背不想为官的誓言呢？”李亨只得暂时搁置此议。

但没过多久，李亨又动起了将李泌纳入官僚体系的念想。适逢此时军中盛传，皇帝最亲近的人竟是一名穿白衣的没官职在身的山人，李亨便找到李泌说：“艰难之际，我不敢强迫先生做官，但为了平息军中流言，先生还是穿上紫袍官服吧。”李泌不得已穿上了紫袍，但此时李亨又步步紧逼：“先生既然穿了紫袍，又岂能没有名分？”随即从怀里掏出已提前备好的敕令，任命李泌为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李泌见状赶紧拒绝，但李亨安抚他说：“朕不敢封你为宰相，只是暂时给你一个名分，叛乱平定之日，任你挂冠而去。”

李泌见覆水难收，只得接受了官位。事实上，李泌一到李亨身边，就给出了三条重要建议。

其一，劝说李亨离开灵武，一路南进，先转移至彭原（今甘肃省庆阳市宁县），等到西北勤王边军陆续到位，再移驾即将改称凤翔的扶风，将凤翔作为战略反攻基地。

其二，李亨本想任命骁勇善战的三子建宁王李倓为天下兵马元帅，李泌劝阻称：“建宁王固然是元帅之才，但广平王李俶是长兄。如果建宁王在平叛中立下奇功，那广平王何以自处？如果陛下不以建宁王为储君，追随他建功的那些臣子岂能答应？太宗皇帝和太上皇当年的夺嫡之事，说起来不就是这么回事。”李亨听从了李泌的建议，任命广平王为天下兵马元帅，提早消弭了一个政治隐患。

其三，李亨曾有意在收复长安后，掘开李林甫墓，焚骨扬灰，以报当年李林甫罗织冤案、陷害东宫之恨。李泌给出了两点不可为的依据：找死人寻仇，只能向天下表露天子念及旧恨，胸怀不够宽广，那些投降叛军的人会因为恐惧被报复而打消反正之念；太上皇统治天下五十年，一朝失意，听闻陛下记恨宫廷旧怨，内心难免惭愧不安，万一因此感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亲”。李亨听后当即起身，降阶跪拜，声泪俱下：“朕没想到这些内情，是上天让先生进此忠言啊！”

李泌这番话的真正杀伤力在于，李亨即位的合法性来源之一就是李隆基主动让位说，即不存在什么父子政争甚至太子夺权，如果父子因为报复李林甫一事而心生嫌隙，将会对这一政治叙事造成极大的损害，进而危及李亨皇位的稳定。

可以发现，李亨在处理与李隆基的父子关系时，最高频的行为模式就是哭，遮道请留时哭，讨论报复李林甫时哭，之后和李泌商量请太上皇回銮时还是哭，这其中自然不无李亨的真情流露，或许也有正史刻意营造皇家父慈子孝的考量，但可能也是李亨表演性政治人格的自然显露：如何让自己更像一个孝子？

李亨没有说服李泌入相，但此时李隆基却给他派来了宰相，而且一派就是四个。

九月十七日，李亨按照李泌之前的战略规划离开了灵武，于二十五日进至顺化（今甘肃省庆阳市）。同日，韦见素、房琯和崔涣带着传国玉玺和传位诏书来到了李亨面前。

李隆基把这三位宰相也“转送”给了李亨，再加上几个月之后到来的崔圆，李隆基把身边的四位宰相全部送到了李亨身边，之后又在成都任命李麟为宰相，总领剑南政务，但此宰相就不是彼宰相了。

也就是说，此时李亨身边的五位宰相中，除了因拥立之功入相的裴冕是他本人任命的，其他四位都是太上皇的人。甚至有种说法是，李泌之所以未任宰相，除了他的个人意愿外，也和李隆基掌控了大部分的宰相任命权有关。[参见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2003年12月第一版，255—256页。]

当然可以说这四位宰相是李隆基派来监控、挟制李亨的，但是，既然太上皇退位了，他把之前任命的宰相送到皇帝这边来，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放权的宣示——太上皇身边的宰相比皇帝多，那不是更乖谬吗？因此，这四位宰相的到来，身上可谓背负了多重政治含义，李亨也没有一概而论地对他们打压或放手使用。

在这四位宰相中，李亨对依附杨国忠的韦见素有成见，态度冷淡疏远，但房琯却转瞬成为他的新宠，大概是因为房琯盛名在外且特别能说，“言时事，辞情慷慨”。房琯论政的风采就这么征服了李亨，“上为之改容，由是军国事多谋于琯”。而锋芒毕露的房琯也“以天下为己任，知无不为，专决于胸臆”，其他几位宰相也不愿与其争锋。

房琯可能真的是一位庙堂之才，但败笔是，他过于自负了，目空一切到像他这样一个没有临阵经验的文官竟向李亨主动请缨，呈请亲自率军东征，克复两京。要知道，这可是李亨即位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反击战，房琯之举不是勇于任事，而是孤注一掷。

李亨竟也被房琯说动了，让纸上谈兵在历史上又多了一个范例。还有一种说法是，“李亨一开始不用朔方军而用房琯另行编组部队，并不是真的对房琯信任，而是企图借此形成一支由中央直接控制的野战军”[参见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359页。]。

但归根结底，房琯此举是迎合了李亨直取两京的战略偏好及急于求成的诉求，如此轻率孟浪的决策才得以出台。李泌为何没有站出来质疑房琯领军，抵制在时机未成熟时冒险反攻长安，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但李泌不久后就会阐明自己的立场：反对将收复长安作为平叛主战略。

房琯自己不懂打仗也就罢了，他还“喜宾客，好谈论”，任用的也都是和他一样的清谈名士。他向李亨要来了自行挑选将佐的特权，选任出一批文士参赞军机，特别是一个叫刘秩的书生，房琯对他青眼以待，煞有其事地声称：“贼曳落河虽多，安能敌我刘秩！”

十月中旬，房琯将大军分为三路，浩浩荡荡向长安挺进。十月二十一日，中路和北路两军作为先锋，在咸阳东面的陈涛斜（今陕西省咸阳市东）与叛军宿将安守忠部遭遇。

房琯是一位原教旨意义上的纸上谈兵者，他采用上古的兵车战术，出动了两千辆牛车，让步兵和骑兵混杂其中，对叛军发起冲锋。自车战的鼎盛时代终结于战国时代，这可能是兵车在此后这一千年中首次作为战场主角大规模出现在战争中。

面对唐军的牛车阵，安守忠让士卒擂动战鼓，嘶叫呐喊，“牛皆震骇”。正巧此时刮起东风。叛军顺着风势纵火，唐军牛车阵顿时变为火牛阵，只不过这个火牛阵的肆虐方向是唐军这边。唐军自相践踏，人畜大乱，死伤者四万余人，房琯带着数千败军逃离了战场。

不过，陈涛斜之败的主要责任并不能推在“过时”的战车身上，战车虽然已不是战争主流，但作为一种防御性武器，在防范骑兵快速冲击上仍有独特的战场价值：在南朝宋武帝刘裕用两千步兵大败三万北魏重骑兵的封神一战中，刘裕名垂战史的却月阵即是以战车为主体；明代名将戚继光为了对抗蒙古骑兵，也用战车升级了抗倭战争中使用的鸳鸯阵。因此，陈涛斜之败与其说是战车之败，不如说是房琯食古不化、滥用战车之败。战车怎么能用于大规模进攻呢，还以牛牵引，他真的以为是梦回春秋吗？

两天后（十月二十三日），不甘心失败的房琯重整旗鼓，又带领刚抵达战场的南路军与叛军交战，再度一败涂地，连南路军和中路军主将都投降了叛军。

由此，李亨朝廷在灵武苦心孤诣积攒的那点儿家底，被草率行事的房琯在三天内挥霍殆尽。

战败后，房琯肉袒入朝请罪，再加上李泌的说项，李亨虽然宽宥了房琯，表面上也待他如初，但实则信任度大不如前。

房琯的失宠，与北海太守贺兰进明心怀叵测的暗算可能干系更大。

贺兰进明与房琯本就有私怨，陈涛斜之战前后，他恰好入朝觐见，向李亨点破了房琯入相的两大隐忧。贺兰进明道破的第一点是，房琯就如东晋名士王衍，虽贵为三公却清谈误国，“专为迂阔大言以立虚名”，陛下用这样的大言欺世之辈做宰相，恐非社稷之福。

如果说第一点是能力问题，还可说见仁见智，贺兰进明攻讦房琯的第二点则是质疑其忠君之心的诛心之论：“太上皇不久前曾发布了命陛下和诸王分领诸道的诏书，将陛下置于‘沙塞空虚之地’。据臣所知，这道诏命的出台就与房琯有关。房琯还把亲信派到诸道掌控实权，意在多边下注，将来无论哪个皇子得到天下，他都不会失势，这难道是忠臣所为吗？”

“此虽于圣皇似忠，于陛下非忠也”，这一点触碰到了李亨最为介怀的隐晦心事，由此房琯被打入了“不忠”另册，被认为是李隆基系，为之后的罢相埋下了伏笔。

在不到十五个月的时间里，除了房琯，李隆基委派给李亨的另外三位宰相韦见素、崔涣和崔圆，也均遭罢相贬斥，“上皇所命宰臣无知政事者”，这更可见房琯败于忠诚度，而非不知兵。[参见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359—360页。]

随着太上皇旧臣从大唐中枢的全面退出，李亨朝廷成了一艘漂浮在关中平原之上的忒修斯之船，李唐还是那个李唐，叛军还是那个叛军，朝廷与边将，皇帝与宰相的政治连接方式也没有发生变动，但这艘清洗了前朝旧臣的船还是李隆基当年那艘忒修斯之船吗？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房琯彻底失势后，身在凤翔中枢的杜甫曾为他上疏叫屈，措辞激烈，不仅没救下房琯，反而牵累了自己，险些锒铛入狱。杜甫可能并没意识到，在不期然间，他卷入了太上皇与皇帝的权力之争，虽逃过牢狱之灾，但因此也招致李亨猜疑而被冷落贬斥，“帝自是不甚省录”。

在房琯惨败于反攻关中的首战之时，唐军在河北的敌后抵抗力量正处于土崩瓦解的最后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