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你没有找错人……

我从年轻时，就有记笔记的习惯。例如，斯大林死的时候，街上发生了什么，报上报道了什么，我都记下来。说到切尔诺贝利，我从事故发生的第一天就开始记录了，我知道，随着时间流逝，许多事情会被忘记，会永远消失。事实上就是这样的。我的朋友，他们是核物理学家，就处于事件的中心，但他们忘记了当时的感受，忘记了与我说过什么。而我把一切都记了下来……

那天我来上班，我是白俄罗斯科学院核能研究所实验室主任，我们的研究所在郊外，在森林里。天气出奇的好！我打开窗户，空气清洁、新鲜，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今天怎么没有山雀飞过来？我一个冬天都把切碎的香肠挂在窗外喂它们的。莫非，它们找到了更好的美食？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研究所内部的核反应实验室发生了恐慌：辐射剂量检测仪测到空气净化过滤器中的辐射活性超过正常数值的二百倍，而入口附近的辐射量达到三毫伦/小时，这是非常严重的。这是辐射剂量允许的最大值，在这样的辐射危险地区工作不能超过六小时。我的第一个推测是，某个释热元件的外壳密封发生了破损。检查之后，发现没有问题。我又猜测是放射化学实验室里的容器在运输途中受到颠簸损坏了内壳，进而污染了整个区域，那就应该马上清洗沥青路上的污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就在这时，内部广播发来指示：工作人员不得离开大楼。一时间，各个建筑物之间看不到一个人影，这个怪异的场面令人心惊。

辐射剂量检测员检查了我的办公室：我的桌子在“发亮”，衣服、墙壁，都在“发亮”……我站着，连椅子都不敢坐。我去卫生间洗了头，再去看剂量仪，效果明显。难道是我们研究所发生了紧急情况？发生了泄漏？如何清除我们班车上的放射性污染？如何清除工作人员的放射性污染？必须马上想出办法来……我一直为我们的反应堆感到非常自豪，我对它有过细微至极的研究……

我们打电话给附近的伊格纳利纳核电站。他们的设备也出了问题，发现了异常。我们又呼叫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但电话一个也打不通……到午饭时，整个明斯克都已笼罩在放射性尘雾之下，我们确定这是放射性碘导致的，是某个反应堆发生了事故……

我的第一反应是给家里的妻子打个电话，发出警告。但我们研究所所有的电话都是被监听的——这是永远不会变的，几十年来浸入头脑的恐惧！他们在家里什么都不知道……女儿上完音乐课后还跟朋友在外面玩，还吃了冰激凌。我还打这个电话吗？打了的话可能会有麻烦，他们不会再让我参加机密工作。但是我也再不能忍受下去了，拨通了电话：

“仔细听我说。”

“你在说什么？”妻子大声问我。

“小声一点儿。关上通风窗口，把所有的食物用薄膜包起来。你戴上橡胶手套，用湿抹布把所有的东西擦一遍，然后把抹布装进塑料袋丢到远处。晒在阳台上的衣服，要再洗一次。不要去买面包。无论如何，街上的糕点都不要买……”

“出了什么事？”

“小声一点儿。你滴两滴碘酒到水里，用这水洗头……”

“什么……”我没有让她把话说完就放下了电话。她会明白的，她也是我们研究所的。如果国家安全机关的人员听到，他可能会把这当作是我对自己和家庭的救助建议记录下来。

到了下午三点半，发布了公告：切尔诺贝利反应堆发生了事故……

晚上我乘坐通勤大巴返回明斯克。路上的一个半小时，人们不是沉默不语，就是说一些无关痛痒的琐事。大家都避免谈论刚刚发生的事故，都担心自己口袋里的党证……

家门口地上放着一块湿抹布。看来妻子都明白了。我走进家门，把外套、衬衣都脱掉，脱得只剩下内裤。一股怒火从心底升起……让那些保密条例见鬼去吧！让恐惧见鬼去吧！我拿起室内电话簿，还有女儿和妻子的电话本……我把电话打给每一个人。我说，我是核能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整个明斯克笼罩在放射性乌云之下……接下来，我列出应该采取的措施：用肥皂洗头，关上通风窗口……每隔三四个小时用湿抹布擦一遍地板，晒在阳台上的衣服要再洗一次……使用正确的方法喝碘水……人们的反应是：感谢你。没有人质疑，没有人恐惧。我在想，他们可能不相信我，或者不了解事件的严重性。没有一个人惊慌。奇特的反应，真是太神奇了！

晚上，我的朋友打电话给我。他是核物理学家，博士……他怎么会如此疏忽大意！他的生活信念有什么问题？直到现在我才理解……他在电话里说，他想“五一”节去戈梅利度假，他的岳父岳母在那里。那里离切尔诺贝利只有一步之遥！而他还带着小孩子。“真是好主意！”我喊起来，“你简直疯了！”我说到了专业精神，还有我们的信念。我在电话里冲着他大喊。他可能已经不记得了，是我救了他的孩子……（停了下来）

我们……我说的是我们所有人……我们不会忘记切尔诺贝利，但我们也不会理解它。野蛮人怎么能理解闪电呢？

阿列斯·阿达莫维奇[阿列斯·阿达莫维奇（Алесь Адамовiч，1927—1994），苏联（白俄罗斯）作家、编剧，主要写作战争纪实性作品，主要有《我从乡村烈火中来》《围困之书》《卡廷》等，被本书作者阿列克谢耶维奇引为恩师。——编者注]在书中写道，他跟安德烈·萨哈罗夫谈论过原子弹……这位氢弹之父和院士强调说：“你知道核爆炸之后，臭氧的味道有多么好闻吗？”他的话听起来很浪漫。对于我，我们这一代……对不起……我看到了你脸上的反应，在你看来，这是对世界噩梦，而不是对人类天才的喜悦……现在核能成了可耻的、低下的。我们这一代人不一样……一九四五年原子弹爆炸，那时我只有十七岁，我喜欢看科幻小说，也幻想有一天飞向其他行星，我相信，核能将引领我们进入宇宙。我考进了莫斯科能源学院，在那里才知道，有一个保密程度最高的系——物理能源系。在五六十年代，核物理学家……那些精英……都对未来充满信心，人文科学被挤到了一边……我们学校的老师说，只需要三枚硬币大小的核原料，它的能量就可以驱动一座发电厂。多么令人惊心动魄！我读过美国人史密斯的书，他描述了人们发明了原子弹的过程，如何进行试验，得知爆炸的细节知识。但是在我们这里，一切都是保密的。我读了这本书，对物理学研究充满了想象……有一部描述苏联核物理学家的电影《一年的九天》，当时非常受欢迎。核物理学家的高工资和神秘性更增加了浪漫的想象。那是一个崇拜物理学的年代！那是一个属于物理学的年代！甚至直到切尔诺贝利发生爆炸，我们才慢慢地告别这个偶像。在事故发生后，人们所谓的科学家……他们是乘坐专机赶到核电站的，许多人甚至没有带剃须刀，以为就是几个小时能处理完的事情。也就是几个小时的事情！尽管他们事前就已经得知核电站发生了爆炸，但他们相信他们的物理学，他们是怀着这一信仰的一代。物理学的时代在切尔诺贝利结束了……

你看世界的眼光已经不同了……我刚刚又读了我最喜爱的哲学家康斯坦丁·列昂季耶夫的一段话，他说，物理—化学的堕落终将引发宇宙智能干涉我们地上的事情。而我们，在斯大林时代受教育的我们，我们的思想中不可能允许有任何超自然力量的存在，不可能有任何平行世界的概念……我读过《圣经》……后来与同一个女人结过两次婚——我离了婚，又复婚。我们又一次相遇……有谁能给我解释这个奇迹？生活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充满了神秘！现在我相信了……您问我相信什么？三维世界对于现代人类来说已经过于狭小……为什么今天还要对超越现实的东西充满兴趣？对新知识充满兴趣……人类想要脱离与地球的联系……想要掌控其他的时间范畴，不是掌控一个地球，而是要掌控各样的世界。《启示录》曾经描述过……核冬天……所有这一切都已经在西方艺术中被描述过，绘画过，摄制过……他们在为未来做准备……大量的核爆炸将引发漫天大火，浓烟将笼罩大气层，阳光无法照射地球，继而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严寒、酷寒、极寒。从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以来，我们就在想象“世界末日”。但原子弹不会消失，即使销毁了最后一颗核弹头，制造原子弹的知识还会存在……

您不说话……而我一直在与您争辩……我们是两代人之间的辩论……您注意到了吗？从原子技术的历史来看，这不仅仅是军事秘密，是诅咒，它还是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时代……甚至我们的宗教……但是现在？现在我有时还是认为，统治世界的另有其人，而我们与我们的大炮和太空飞船在一起，就像小孩子一样。不过，我还没有确定这一点……不确定……生活是一件美妙的事情！我热爱物理学，我曾经认为，除了物理学，我再不会去学别的，而现在，我想写作。比如说，我会写一个善良的人是不会喜欢科学的，小人物有自己的小问题。或者，几个物理学家如何去改变世界，造成了新的独裁，物理和数学的独裁……我开辟了一种新的生活……

……做手术之前……我就知道我得了癌症……我以为，我还有一些屈指可数的日子，我不想死。突然，我看见了每一片色彩鲜艳的树叶，晴朗的天空下，灰色的沥青路面已经开裂，蚂蚁在裂缝里乱窜。不，我想，它们本该绕过去的。难为它们了。为什么，它们也要死去吗？森林的气味让我头晕目眩……气味更浓烈了。修长的白桦……魁梧的云杉……我没有看到这一切吗？再多活一秒，多活一分！为什么我还有这么多时间，这么多小时，这么多天。为什么还要坐在电视机前，坐在一堆报纸中间？我们最重要的问题是生与死，其他的都无关紧要……

我明白了，只有活着的时间有意义，我们活着的时间……

——瓦连京·阿列克谢耶维奇·鲍里谢维奇，原白俄罗斯科学院核能研究所实验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