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甚于科雷马[科雷马位于俄罗斯东西伯利亚的一个地区,气候极为恶劣,斯大林时期设有劳改营,大量劳改犯在此死亡。——编者注]、奥斯威辛和大屠杀

切尔诺贝利的祭祷  作者:S.A.阿列克谢耶维奇

我应该向谁诉说?那些感受让我透不过气来……

刚开始……那些感觉是百感交集,一言难尽……我记得,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两件事:恐惧与愤恨。关于已经发生的一切,我们得不到一点儿信息,政府不说话,医生也装哑巴。什么回应也没有。区里在等待州里的指示,州里在等明斯克的指示,而明斯克在等待莫斯科的指示,这是一条长得不能再长的链条……事实上,我们是最无助的。这是我们当时最主要的感受。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戈尔巴乔夫……还有那两三个人,决定着我们命运的人,决定着所有人的命运,数百万计人的命运。那几个人就可以杀死我们……他们不是疯子,也不是参与恐怖活动的罪犯,他们就是再平常不过的核电站当班操作工人。可以说,是一些很不错的小伙子。当我得知这个真相时,我经受了一场强烈的震撼。我发现了一些东西……我意识到,切尔诺贝利更甚于科雷马和奥斯威辛……和那场大屠杀……我说的您是否清楚?一个人用斧头和弓箭可以杀人,用手榴弹和毒气室也可以杀人,不过杀不了所有的人。但是当一个人拥有原子弹的时候……整个地球就危险了……

我不是哲学家,我不会把问题抬到哲学的层面上。我只会说我记得的……

刚出事的那几天,有的人跑到药店去买碘,有的人不再去市场上买牛奶和肉,特别是不再买牛肉。我们家这时候不再只想着节约,去买了高价香肠,心想它应该是用没问题的好肉做的。但很快我们就得知,它恰恰混有被污染的肉类,据说,因为这种香肠价高,所以买的人少,吃的人就少。我们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不过,您当然都已经知道这些了。我想说的是另一件事。是我们苏联一代人的事。

我的朋友中有许多是医生、教师,他们都是当地的知识分子。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小圈子。大家在我家里聚会,喝咖啡。我有两位挚友,其中一位是医生。她们两人都有孩子。

第一位说:

“我明天就到父母那里去了,把孩子也带去。他们如果生了病,我永远不会原谅我自己。”

第二位说:

“报纸上说了,几天内局势就会恢复正常。那里有我们的部队,有直升机、装甲车。收音机也说……”

第一位说:

“我还是劝你,把孩子带走吧!离开!躲起来!出事了……比战争还可怕的事,我们甚至都无法想象,你还不明白吗?”

突然,她们提高了声调,争吵起来,互相指责。

“你身为母亲的天性哪里去了?你这个狂热分子!”

“你是个叛徒!如果我们大家都和你一样,我们还能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吗?”

两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在争吵,她们都非常疼自己的孩子。吵来吵去……就是为了这么一件事……

那天在场的人,特别是我,都有一个感觉:是这位医生朋友引发了惊慌,打破了我们的平静,打破了我们已经习惯了的所有信赖。我们一直等待着,等着她们说下去,给出解释。她是医生,知道的更多:“你们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难道有人威胁你吗?你们有什么可害怕的?”

我们当时真的讨厌她,甚至恨她,是她毁了我们的聚会。我说清楚了吗?不仅当局在欺骗我们,连我们自己也不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在那里……在我们意识深处……当然,我们现在不想承认它,我们更热衷于骂戈尔巴乔夫,骂苏联共产党员——这是他们的错,而我们是牺牲品,我们是受害者。

第二天,她就离开了,我们把自己的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去参加“五一节”游行。其实我们可以去,也可以不去。我们可以自己选择。没有人强迫我们,没有人要求我们必须去。但是,我们认为这是自己的职责。是理所应当的!在这样的时候,在这样一个日子,大家应该在一起……到街上去,到人群中去……

区委的所有书记都站在看台上,第一书记旁边就是他的小女儿,她站在大家都能看到她的地方。她披着斗篷,戴着帽子,尽管天空晴朗,但她身上披着军用斗篷。那些人都站着……我记得……他们“弄脏”的不仅是我们的土地,还有我们的意识,而且要延续好多年。

比起自己过去的生活,我这些年来,生活完全变了样。我已经四十岁了。我们被关在隔离区里……不许出来。我们就像住在古拉格一样,这里就是切尔诺贝利“集中营”……我在儿童图书馆工作,孩子们被告知:切尔诺贝利无处不在,周围都是,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学着生活下去。尤其是那些高年级学生,他们对此有不少问题。但那又有什么办法?我们没有地方可以去了解。阅读图书?没有书籍。也没有电影。就连童话故事书也没有。神话故事书也没有。我只能教给他们爱,我想用爱来征服恐惧。我站在孩子们面前,告诉他们:我爱我们的村庄,爱我们的河流,爱我们的森林……爱我们的一切!他们就是我的最爱。我没有辜负他们。我教会他们爱。我说清楚了吗?

当教师的经验总在干扰我……我总是在说话写字的时候讲究一点儿表面的漂亮,今天又有一些激动。我现在来回答你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无能为力?我无能为力……我的思维方式是切尔诺贝利之前的,我没有切尔诺贝利之后的思维方式。我们生活在战争思维之中,生活在苏联社会主义和一个不确定未来的崩溃之中。我们缺乏新的观念、目标、思想。我们的作家、哲学家在哪里?我已经不去谈论我们的知识分子了,他们中的大多数曾在等待自由,为自由做准备,但今天都被丢弃到了一边。这是贫困和屈辱的自由。我们不再欢迎他们,也不再需要他们。我甚至连想读的书也买不到,而书是我的生命。对我……对我这种人来说……任何时候都需要新书,因为身边展开的是新生活。但是,我们是新生活的局外人。我们无法接受这种生活。我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谁来做我们的工作?电视不会教导儿童,教育儿童的应该是教师。不过,这是另一个话题……

我努力回忆……为了那些日子和我们感情的真相,为了不要忘记,我们是怎样被改变的……还有我们的生活……

——柳德米拉·德米特里耶夫娜·波利扬斯卡娅,农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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