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自由……我觉得自己在那里是一个自由人……

您惊讶吗？我看出来了……您惊讶……只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才理解这一点。我听到过，他们那些打过仗的男人一喝酒，就会回忆往事，说那时的自由，说那时的飞行。不能后退一步！这是斯大林的命令。还有内卫执法部队。当然……那是历史了……但是你必须开枪，你才能活下来，才会获得应得的二两白酒，还有马哈烟……你可能死上一千次，被炸成碎块，但是，假如你够卖力气，你能设法骗过所有的人，骗过魔鬼，骗过班长、营长，还有那些戴着头盔、手持刺刀的陌生人，你再向至高无上的神祈祷，这样，你就可以活下来！

我曾经站在反应堆上……站在那里就像在前线的战壕里一样。恐惧和自由同在！你要尽一切可能活下去……在正常的生活中你是不会理解的。我们平时被教导，时刻为战争做准备，然而我们的意识上还没有准备好。我没有准备好……那天，我和妻子约好了去看晚场电影……两个军人来到厂里，对我说：“你能分清柴油和汽油吗？”我问：“你们要派我去哪里？”“哪里？还能去哪里？去切尔诺贝利当志愿者。”我是火箭燃料专家，这是一项保密专业。他们直接把我从厂里带走了，我身上就穿了一件T恤衫，他们连家也不让回。我说：“我得告诉妻子一声。”他们回答说：“我们会通知的。”车上已经有十五个人，都是预备役军官。我很欣赏这些男人：需要我们去就去，需要我们工作就去工作……让我们去反应堆，我们就爬到反应堆顶上去……

已经被疏散的村子旁边是一座座瞭望塔，上面有持枪的士兵。子弹上了膛。路口有路障。一块牌子上写着：“道路污染，严禁通行与停留。”树木是灰白色的，是因为喷洒了消除辐射污染的白色液体，就像落上雪一样。我脑子里嗡的一下！刚开始几天，我们不敢坐在地上，不敢坐在草地上，我们在外面都是快步地跑，而不是走，一有车子驶过，就马上戴起防毒口罩，换班下来就坐在帐篷里。哈哈！几个月之后……一切都归于正常，习惯了，这就是你的生活。我们还去树上摘酸梅，在河里下网捕鱼，那里的狗鱼，啧啧，好大个！还有鲷鱼，晒干了下酒。你大概听别人也说过这些吧？我们踢足球，游泳！哈哈……（又笑起来）我们相信命运，在内心深处我们都是宿命论者，而不是药剂师，不是唯理论者。这就是斯拉夫人的心态……我相信自己的命运！哈哈！我成了二级伤残……很快就病倒了。该死的辐射病……当然……我甚至连去诊所的医疗卡也没有。让他们见鬼去吧！这种心态不只我一个人有……

我是个军人，我闯进别人的家里，把人家的房子封起来。这是什么感觉……就好像在偷窥别人……在那些不能播种的土地上，被锁在家里的奶牛，一直在用头撞门。牛奶滴滴答答落在地上……这样的感觉很奇妙！在那些尚未疏散的村子里，农民们酿烧酒，然后卖给我们。我们手头有不少钱：薪水是以前的三倍，每天的津贴也是原来的三倍。后来我们接到命令：会喝酒的人要留下来参加第二期任务。你说，伏特加有用，还是没用？至少有心理上的作用……我们对这个偏方深信不疑……当然了……农民的生活很简单：播种，作物成长，收获，剩下的就听其自然了。沙皇的事与他们无关，政府的事也与他们无关……管他什么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总统……还是宇宙飞船和核电站、首都的游行，都与他们无关。他们根本不相信世界会在一天里就翻过来，他们会从此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切尔诺贝利的世界……他们哪里也不会去。有的人吓得生了病……但他们不会顺从，他们想像从前一样生活。他们偷偷地带走原木，摘下还泛青的西红柿带走。罐头破了，就重新做一个。不就是毁掉、埋葬、变成垃圾吗？我们干的不也是这件事吗？废止他们的劳动，废止自古以来的生活方式，我们就是他们的敌人……

我想去反应堆抢险。“别急，”他们提醒我，“到复员之前最后一个月，他们会把所有的人赶到顶上去。”我们干了六个月。确切地说，前五个月我们协助疏散，但第六个月我们被派到反应堆下面了。在反应堆的房顶上，有人开玩笑，有人严肃地讨论……就算我们能再活上五年……七年……十年……当然……不知道为什么，人们常常就说五年。这个数字是从哪里来的？没有人争吵，没有人惊慌。“志愿者，向前一步！”大家都向前迈了一步。指挥官面前有一台监视器，他开启监视器，屏幕上就出现反应堆顶上的图像：石墨的碎块，熔化的沥青。“你看，小伙子们，看到那些碎块了吗？你们要把它们清理干净。就在这个位置，要打一个洞。”时间只有四五十秒，按照规程是这样。但这是不可能的，至少需要几分钟的时间：跑过去、装车、抛下来、返回。一个人装满小推车，再换别人倒下去。我们把垃圾往废墟的洞里抛，但不许往下看，不能看。不过大家还是看了。报纸写道：“反应堆上面的空气是清洁的。”大家看到都笑起来。都是屁话！空气清洁，可我们在上面已经吃够了辐射剂量。他们给了我们几只剂量计。第一只，测量上限是五伦琴，才一分钟，指针就打到头了。第二只像一支钢笔，可以测一百伦琴，在个别地方也同样超量程了。他们说，五年内不能要孩子——假如五年内没有死的话……哈哈！（笑起来）在那里什么笑话都有……但没有争吵，没有惊慌。五年……我已经活了十年……哈哈！（又笑起来）他们给我们发了奖状。我有两个奖状……上面有各种图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红旗……有一个小伙子不见了，大家以为他跑了。过了两天，在树丛里找到了他，他上吊死了。大家都有这样的想法，你会理解的……政治部副主任来了，他的说法是，他收到家里的一封信——妻子背叛了他。谁知道究竟怎么回事？再过一周，我们就复员了，却在树丛里找到了他……我们的一个厨师，他很害怕，不敢住在帐篷里，他住进了仓库，在黄油和肉罐头箱子下面挖出一个床位，带着自己的床垫、枕头就去了……他住到了地底下……后来上面发来一个通知：召集一个新的支队，全部要去反应堆房顶。其他人都已经在顶上了，还是人手不够！这下好了，找到了他。他只上过一次顶，现在也是个二等残废……他经常打电话给我。我们没有中断过联系，我们互相支持……为了共同的记忆，记忆会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你就这样写下来……

报纸在说谎……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们给自己缝制铠甲、铅衬衣，铅内裤，关于这些事，我在哪里也没有读到过。我们领到的只是喷了铅的橡胶大褂，但是我们都给自己做了铅内裤……我们当然很看重这件事……在一个村子里，别人指给我们两处秘密“约会”的房子……离开家的男人们，六个月没有碰过女人，会出现这样极端的情况。所有人都去了。当地的女孩在那里走来走去，一边哭泣，说她们都要死了。我们都穿着铅内裤……就穿在裤子外面……您写下来……

再来讲几个笑话：他们把美国的机器人派到顶上，工作了五分钟就停下来了；又派去日本的机器人上去，干了九分钟就停止工作了；最后派去俄罗斯机器人，足足工作了两小时。这时对讲机里说：“伊万诺夫列兵，你可以下来抽根烟了。”……哈哈！（大笑）

我们上反应堆之前，指挥官指示……整理列队……有几个小伙子抱怨：“我们都已经去过了，该让我们回家了。”我的工作是与火箭燃料和汽油打交道，但他们还是把我派到了顶上。我也默默接受了。我想，是因为我好奇，想上去，而这些人并不乐意。指挥官说：“我们的志愿者都要去顶上，不想去的人出列，检察官会找你们谈话。”这几个小伙子站在那里，商量了一会儿，还是接受了。我宣过誓，就是说，我在旗帜面前跪下过……我相信，这一点用不着怀疑，他们肯定会把你送上法庭，判刑。传言说，会被判两三年徒刑。但同时，如果士兵受到的辐射超过二十五伦琴，他们也会因为全队人员受到过量辐射而把指挥官送去坐牢。所以，没有一个人的辐射量会超过二十五伦琴……都会低一些……你明白了吗？但我还是喜欢这些年轻人。有两个人病了，其中一个会说：“让我来。”而他当天已经去过顶上一次了。这令人钦佩，他得到了五百卢布的奖金。另一个人在顶上挖坑，他的时间到了，却还在挖。我们对他挥手：“下来吧！”可他跪在地上还在挖。他必须在顶上的这个位置开洞，这里要装一个斜槽，把垃圾卸下来。他一直没有挖好，所以没有站起来，还继续挖。他得到了一千卢布的奖金，当时这笔钱可以买到两辆摩托车——他现在是一级伤残……当然了，他们马上就支付了这笔钱……害怕他死了……现在他快要死了，经受着可怕的痛苦……大家在休息的时候去看他……“你可以问我，我的梦想是什么。”“是什么？”“梦想正常死亡。”他四十岁。他爱妻子……美丽的妻子……

复员了。大家上了车。每驶过一个隔离区，我们就鸣一次喇叭。回望那些日子……我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巨大的”、“神秘的”，这些词语无法表达我的感受。这样的感受……究竟是什么感受？（沉思）

类似的感受，我就是在恋爱中也没有体验过……

——亚历山大·库德利亚金，清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