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提供很多材料……我家里的书架上堆满了大文件夹。我了解的情况非常多，我很难把它们都写出来……

我已经收集了七年——有剪报、各种说明书、各种单据、我的笔记……也有各种数据。这些都可以交给你使用……我能够组织示威，组织纠察队，为辐射受害者争取药物，探望生病的孩子，但我不会写作。这事儿还得要你来做……我最切身的感受是，我难以应付这些事情，它们影响了我的精神，我快要崩溃了。有很多人在对切尔诺贝利进行跟踪调查……有这样一批作家……但我不想进入他们那个圈子，那些人利用这个题目在做自己的文章。你应该诚实地写出来。把一切都写出来……（沉思）

四月那场热乎乎的雨……七年了，我一直记得那场雨……雨点就像水银一样滚落。人们不是说辐射是没有颜色的吗？可是水坑里的水是绿色的，或者说是亮黄色的。一个邻居小声对我说，“自由”电台的广播说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发生了事故。我没有这方面的任何知识。我绝对相信，如果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他们一定会通知我们。我们有专门的技术，专门的报警系统，有防空洞，他们一定会向我们发出警告的。我们对这一点坚信不疑！所有的人都参加过民防教育培训班，我自己在那里学习过，参加过考试……但是当天晚上邻居给了我一些粉末，是她家亲戚给的，而且告诉她如何服用（她家亲戚在核物理研究所工作），还有一句话：要她保持沉默。就像一条鱼！就像一块石头！他尤其害怕在电话里讨论这些问题……

那段时间，小孙子住在我这里……而我？我根本没当回事。依我看，我们周围的人谁也没有服用这些粉末。我们当时完全没在意……不但老一辈是这样，年轻一代也是这样……

我记得当时我听到传言后的第一印象：我感觉从一个时代走进了另一个时代，从一个身份变成了另一个身份……我就像故事中的人，在两个世界之间穿越，而我自己就像是分成了两个人，一个是前切尔诺贝利人，一个是现在的切尔诺贝利人。不过，这个“前”现在还很难在完全意义上成立。我看世界的眼光变了……

事故发生后不久，我就进了隔离区……我记得，我们住在一个村子里，让我吃惊的是这里的静谧！没有一只鸟，什么也没有……你走在街上，周围一片寂静。房子是空的，一个人也没有——人都走了，四周没有一点儿声息，连一只鸟的影子也见不着。我第一次看到没有鸟的大地……也没有蚊子……连一个会飞的活物也看不到……

我们到了一个叫作楚德亚的村子，这里辐射量是一百四十居里……在马林诺夫卡村是五十九居里……这里居民受到的辐射大大超过守卫核弹试验区士兵，高出一百倍，是核试验场的一百倍！辐射剂量检测仪爆表……在集体农场办公室里，悬挂着多个地区放射科医师签字的告示：洋葱、生菜、番茄、黄瓜——都可以吃。地里长的东西都可以食用。

这些地区的放射科医师，他们在说什么？区党委的书记们在说什么？他们如何替自己开脱？

在我们去过的村子里，有许多醉醺醺的人，甚至其中还有许多是妇女，尤其是挤奶女工和小牛饲养员。他们唱着一首歌，一首当时很流行的歌：“我们不在乎……我们不在乎……”一句话，他们对一切都满不在乎。这首歌出自电影《钻石手臂》。

就在马林诺夫卡村（切里科夫区），我们去了一家幼儿园。孩子们就在院子里跑……小一点的在沙坑里爬……园长解释说，他们每个月会换一次沙子。沙子从哪里来？你可以想象：它可能从哪里来？悲伤的孩子……我们给他们讲笑话，他们却不笑……老师说：“你们别费劲了。我们的孩子不会笑，他们只会在睡梦里哭。”我们在街上遇到一个抱着新生儿的女人，我们问她：“谁允许你在这里生孩子的？这里辐射量是五十九居里……”“是放射科医生同意的。她只是说不要把尿布晒到外面。”他们劝说人们不要离开，都留下来。可不是嘛！这都是劳动力。甚至等到村子要疏散、重新安置的时候……永远离开的时候，他们还要把人们送回来，去田里干农活，收土豆……

他们现在会怎么说？区党委和州党委的书记们会怎么说？他们怎么为自己辩解？谁替他们承担责任？

我保存着许多指令，其中有最高机密，我全都提供给你。关于加工被污染鸡肉的指示……在加工车间里，按照在受污染地区接触放射性元素的要求，工作人员要穿戴防护设备——橡胶手套和橡胶外套、靴子，等等。如果当地的辐射量达到一定的居里，就要把鸡肉在盐水中煮沸，用过的水倒入下水道，将肉加入到肉泥、香肠中。如果达到更高一级的居里，就加工成骨粉，用作牲畜饲料……他们就是这样执行肉类生产计划的。来自被污染地区的小牛廉价卖到其他地区，其他清洁地区。运送这些小牛的司机告诉我，这些小牛很古怪，肚皮一直耷拉到地上，好像饿得要命，见什么吃什么，连抹布、废纸都要吃。它们倒是好养活！这些小牛卖给了集体农庄，如果个人想买，也可以。这就是他们的生意经。简直就是犯罪！犯罪！

我们在路上遇见一辆车……大卡车，走起来慢腾腾的，就像送葬的灵车一样……我们停下来和司机搭话。他是个年轻人。我问：“你的车是不是坏了，走得这么慢？”“不是，我拉的是放射性土皮。”在这么高温的天气下！在漫天的尘土里！“你疯了！你还要结婚，还要生孩子啊。”“我上哪里去找这样的生意，拉一车土挣五十卢布？”五十卢布在当时可以买一套不错的衣服。据说，运输放射性垃圾还有额外的补贴。但是，与生命的价值相比，这补贴的数目实在是太微薄了……

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还有……

几个老太婆坐在房前的凳子上，小孩子跑来跑去。我们在那里测量的结果是七十居里……

“孩子们，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从明斯克来，来度暑假的。”

“这里的辐射很严重！”

“那你给我们说说这里的辐射是什么样子！我们看看它。”

“它是看不到的啊！”

“你来看：这些房子还没有盖起好，人就走了。大家都觉得很吓人。我们晚上去看了……透过窗户看去，它就坐在阳台旁边，这就是辐射。那是个凶恶的家伙，眼睛放光，浑身黑乎乎的……”

“不是这样的！”

“我们向你发誓。我们可以划十字！”

他们在划十字，嘻嘻哈哈地划十字。说不清他们是在笑自己，还是笑我们。

外出调查之后，我们回到编辑部。“事情怎么样？”同事们问。“一切正常！”“一切正常？你去照一照镜子，你都有白头发了！”这是笑话。切尔诺贝利的笑话。有一个最短的笑话是这样的：“好样的——白俄罗斯人。”

我接到任务，写一篇关于疏散的东西……在波列西耶有一个传说：如果你想回家，就要在上路之前栽下一棵树。我来到这里，走进一个院子，又一个院子……院子里都栽了树。走进第三个院子后，我坐下来，哭了。女主人对我说：“大女儿和女婿栽了一棵李子树，二女儿栽了一棵黑花楸树，大儿子栽了一棵荚蒾树，小儿子栽了一棵柳树，我和当家的两个人栽了一棵苹果树。”我们离开的时候，她请求说：“我有这么多土豆，整整一院子，你拿一些去吧。”她想让我们留下一些她生活中的东西……

我记录下来的很少，很少……现在我把它们都放到了一边，我想休息一阵，回忆过往。我要去度假……

但是……我忽然想起来，我见过一个农村公墓……在它门口有一个标志：“高辐射。禁止进入与通行”。即使要去另一个世界也不行！（她突然笑起来，这是我们谈话这么久以来她第一次笑）

他们会告诉你，严禁在反应堆附近拍照，除非得到特别许可。他们会没收你的照相机。在离开之前，执勤的士兵会像在阿富汗一样进行搜查，以防你拍下什么东西，留下什么证据。他们拿走了摄制组在别处拍摄的胶片。他们发着亮光回来了。许多文件被毁了。证据被毁了。那些都是科学的记录，是历史的记录。如果找出那个下令这样做的人……

他们要怎么给自己辩解？他们会怎么想……

我永远不会谅解他们……永远不会！有一个小女孩……她在医院里跳舞，她让我看她的“波尔卡”。那一天是她九岁生日。她跳得太美了……两个月后，她妈妈在电话里告诉我：“奥莲卡死了！”那一天我没抽出时间去医院。到后来，已经晚了。奥莲卡有一个妹妹，她早晨醒来后说：“妈妈，我在梦里看见飞来两个天使，带着我们的奥莲卡走了。他们说，奥莲卡在那边过得很好。她什么病也不会有。妈妈，两个天使带走了我们的奥莲卡……”

我永远不会谅解他们中的任何人……

——伊琳娜·基谢廖娃，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