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号控制室苍白晦暗的荧光灯管下，烟雾缭绕，空气污浊。值夜班的员工刚刚到达，但气氛已经越来越凝重。本来预计在当天下午就该完成的涡轮发电机测试，现在还没开始。负责核电站运行操作的副总工程师，阿纳托利·佳特洛夫，已经两天没睡觉了。他又困又乏，很不高兴。

这项测试的意图，是检查一个在停电时为四号反应堆提供保护的关键安全系统。假设核电站完全失去来自外部电网的供电，RBMK反应堆的设计师们要为此做出准备。这是设计基准事故的众多可能情形之一，此种情形下，电厂突然断电，保持冷却水循环经过反应堆堆芯的巨型冷却剂泵也会慢慢停下来。核电站有应急的柴油发电机，但需要大约40秒到3分钟才能恢复供电，让冷却剂泵重新启动。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空档，足以导致堆芯熔毁。

于是，反应堆设计师们设计出了一个所谓的“降负荷机组”（rundown unit）：利用机组涡轮自身的动量带动冷却剂泵来顶过这关键的几秒钟。降负荷机组是四号反应堆的关键安全特性，本应在1983年12月反应堆获准启用之前便完成测试。然而，为保证按期完工，布留哈诺夫厂长批准略过这一测试。此外，那之后进行过几次类似的测试，均失败了。到1986年初，这项测试已经逾期两年之久，但反应堆的首次计划维护停机，终于令此项测试得以在真实情况下进行。星期五下午两点，机组两台巨型涡轮发电机之一的八号涡轮发电机已经按照新的指数调试完毕，终于做好了接受测试的准备。

然而这时候，基辅电网的中央调度员却出面干预了。在五一劳动节到来之前，整个乌克兰的工厂和企业正在疯狂地为完成生产指标、赢得奖金而赶工。他们需要切尔诺贝利核电厂供应的每一度电。调度员说，直到用电高峰过去之后，最早也要等到晚上9点后，四号机组才可以断网开始测试。

到星期五午夜时，等待监控测试情况的电力工程师小组威胁说，如果测试还不尽快开始，他们就要取消合约，返回顿涅茨克（Donetsk）。在四号控制室，此前被告知过测试项目的那些员工，当班时间即将结束，已经在准备回家。此外，按照预定计划，在测试过程中随时帮助反应堆操作员执行任务的电厂核安全部门的物理学家，也被告知试验已经完成。他干脆就没露面。因此，当25岁的列昂尼德·托图诺夫走上高级反应堆控制工程师的操作台时，刚刚上岗两个月的他，平生第一遭要为引导一台变化无常的反应堆完成整个停堆过程做好准备。

但是，副总工程师佳特洛夫已经下定决心，不管怎样都要继续测试。如果测试当晚未能完成，将不得不再等上一年。佳特洛夫可不想等。55岁的佳特洛夫是那种极其典型的苏联技术官僚：瘦高挑儿，两颊如同刀削，稀疏的灰发向后梳着，露出高耸的额头，一双西伯利亚人种的眯缝眼，即便在照片中，也仿佛闪着恶意的光芒。他是一个资历相当老的物理学家，来切尔诺贝利前，曾在苏联远东的海军反应堆项目工作了14年。佳特洛夫是核电站中有核专业知识技能的3名高级管理人员之一。他主管三号机组和四号机组的日常运行，同时负责招聘和培训电厂员工。

佳特洛夫是农民的儿子，小时候，每个晚上他都要负责点亮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流放地附近叶尼塞河上的航标灯。14岁时，他从家中逃了出来。先是上了一所职业学校，然后当上了电工，接着考取了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1959年毕业后，分配到一个苏联军工复合体基地——位于遥远的阿穆尔河畔共青城的列宁共青团造船厂。作为对外保密的23号实验室的负责人，佳特洛夫管理着一个20人的团队，负责在扬基级和维克托级核潜艇下水前为其安装反应堆。

1973年来到切尔诺贝利时，佳特洛夫已经主持了四十多座VM反应堆堆芯的组装、测试和交付使用。这些小型的海上反应堆系由水-水反应堆（VVER）变化而来，与建造于切尔诺贝利的规模庞大的石墨慢化反应堆不可相提并论。然而疯狂钻研业务的佳特洛夫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对RBMK-1000的全面学习中，切尔诺贝利的每一个新机组交付使用时，他都在现场。每个星期，他有6天甚至7天都在工作，每天工作长达10小时。他发现，从普里皮亚季的家中走到电厂，有助于消除阴暗思想。而且他还会慢跑健身。他很少待在自己的办公室，无论白天晚上，经常在走廊和通道四处巡视，检查设备，查找泄露和不正常的振动，密切注意员工的一举一动。佳特洛夫是个专注细节的人，业务娴熟，也很以自己对反应堆及其相关系统的知识——数学、物理、机械、热力学和电机工程学而骄傲。

然而，佳特洛夫掌控绝密军方实验室时养成的习惯，对他管理一座民用核电站的操作人员和工程师却毫无帮助。他不得不容忍那些经常开小差和对命令敷衍了事的家伙。即便是他从阿穆尔河畔共青城带过来的那些同事，也发现他难以共事。他常常独断专行，强横霸道，讲话时满口脏话和苏联海军中的俚语，经常把那些缺乏经验的技工称为“操他妈的小金鱼儿”。任何被他发现的故障，都必须立即得到修理。他随身带着一个小本本，把那些不符合他标准的人的名字都记录其上。

这位副总工程师认为，他永远都是正确的，在技术问题上十分固执己见，甚至在被上面否决时依然如此。此外，在造船厂的长期经验和加诸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不切实际的建设指标，都让佳特洛夫心知肚明，来自苏联官僚机构的最高指示和苏联底层社会的灰暗现实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佳特洛夫的所作所为，完美符合对一个自学成才的苏联人的所有期待：白天将全副精力投入工作，晚上则在文化中浸润身心。他热爱诗歌，将普希金经典名作《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全部八章牢记于心。不工作的时候，他是一个好伙伴，尽管他的亲密朋友并不多。很长时间之后，他的秘密才逐渐浮现出来：来切尔诺贝利之前，佳特洛夫曾卷入过23号实验室的一场反应堆事故。事故发生了爆炸，佳特洛夫受到了100雷姆的辐射，这是一个巨大的辐射剂量。这场事故当然秘而不宣。这之后，他的两名幼子中有一个得了白血病。没有确凿证据表明两件事存在必然联系。但这个男孩9岁就死了，佳特洛夫亲手把他葬在共青城的河边。

尽管在佳特洛夫手下工作的切尔诺贝利电厂专家，不太喜欢他对待他们的方式，许多人却很崇拜他，而且很少有人对他的专业程度提出质疑。求知若渴的他们相信，佳特洛夫知道关于反应堆的一切应该知道的事情。此外，通过排斥异己和营造永远正确的权威假象，佳特洛夫期待他的下属像机器人一样执行他的所有指令，不管他们是否有更好的判断。

然而，这位副总工程师对于他们操作的这座反应堆，却有某种程度的迟疑。尽管长时间逐条仔细地看过最新的技术修订和规章制度，尽管对热力学和物理学滚瓜烂熟，佳特洛夫还是承认，RBMK-1000中有些东西对他来说有点莫测高深：一个即便是他都无法全然理解的核之谜。

四号机组的控制室就像一个巨大的没有窗户的方盒子，20米宽，10米深，水磨石的地面，低垂的天花板上是内嵌式荧光灯和纵横往复的通风管道。通常在这里值守的是一个4人小组。在控制室后方，当班的班组长有自己的办公桌，可以观察其他3名操作人员在3个长长的灰色钢制控制板前，操控机组运行。这些彼此不挨着的控制板，呈弧形摆开，占据了整个控制室前方。坐在左边的，是俄语缩写为SIUR的高级反应堆控制工程师。坐在右边的，则是高级涡轮发电机控制工程师。值守中间、协调其他两人活动的，是高级机组控制工程师，负责保证在运行过程中时刻为反应堆供水——数十万立方米的水，在反应堆的一回路中流转：始自水泵，流经反应堆，进入汽水分离器，输送到涡轮发电机，如此周而复始。这3个人面前的控制板，连接着上百个开关、按钮、测量仪表、照明灯和信号报警器，一起控制着核裂变发电的主要过程。

在这些控制台前方，是一面顶天立地的仪表墙，上面的发光表盘读数和闭路电视屏幕显示着三个系统的运行状况，而不断震颤着的描笔式示波器，则缓慢地在卷筒纸带上记录下所有数据。藏在控制板后面和左、右前厅中的，是上千米一直延伸入黑暗中的线缆和排成行的计算机柜，里面装着闪闪发光的电子管和滴答作响的继电器——这些古老且复杂的技术设备，将控制板与反应堆连接起来。

年轻的列昂尼德·托图诺夫在高级反应堆控制工程师的工位上坐下，他所面对的，是两块几乎顶到天花板的巨大背光显示屏，上面显示着四号反应堆的运行情况。一块显示屏上显示着1659个充铀燃料通道的各自状态，另一块则由211块闪光表盘组成直径3米的圆形。这是自同步监视器（Selsyn monitors），标明碳化硼控制棒的所在位置。这些控制棒可以被升高或降入反应堆，用来控制其链式反应。在托图诺夫的手下，是一个开关控制板，他可以选择几组控制棒，操作控制杆将其送入或移出堆芯。旁边的反应性测定仪，闪亮的数字读数以兆瓦为单位显示着反应堆的热能输出。托图诺夫身后，站着班组长亚历山大·阿基莫夫，他直接听命于副总工程师佳特洛夫，负责监视整个测试过程。在核电厂严格的技术等级制度中，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反应堆控制工程师，阿基莫夫是这个房间里最高级别的操作人员。佳特洛夫所扮演的是行政领导的角色，不管他在核技术领域的专业知识多么深厚，也无法接过反应堆工程师的控制权，就像航空公司的执行官不能随便走进公司旗下某架客机的驾驶舱把飞机开走。

32岁的阿基莫夫，又瘦又高，戴着厚厚的眼镜，已开始秃顶，还留着两撇小八字胡。他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整个电厂学识最渊博的技术人员之一。他和妻子卢巴生了两个儿子，闲暇时间喜欢读历史传记，或是背上自己的温彻斯特步枪到普里皮亚季附近的沼泽中打野兔和野鸭。阿基莫夫聪明过人，能力出众，而且深受大家喜爱，但他的同事都觉得，他在跟上头打交道的时候有点儿太唯命是从。

四号控制室现在变得有点儿拥挤，除了列昂尼德、其他两名值守涡轮发电机和水泵控制板的操作人员，上一班的员工也还留在岗位上没走，还有前来观看测试的人。旁边的屋子里，来自顿涅茨克的涡轮发电机专家正摩拳擦掌，监控着八号涡轮发电机的停机状况。佳特洛夫则在屋子里踱来踱去。

基辅电网调度员终于下达许可，操作人员重新启动了反应堆漫长、有控制的降功率过程，令其稳定地保持在720兆瓦的水平上，仅仅比执行测试要求的最低水平高出一点点。但或许是认为功率更低些会更安全，佳特洛夫坚持认为，应当进一步降到200兆瓦。手持测试规程的阿基莫夫表示不同意，他显然颇为坚决，站在附近的人都留意到了他的反对意见。即便是在隔壁机器大厅传来的涡轮发电机隆隆轰鸣的干扰下，他们也能听见两个人争吵的声音。阿基莫夫知道，在200兆瓦功率下，反应堆会变得极其不稳定，比平常更难操控。而且，测试程序也明确规定，测试必须在不低于700兆瓦功率的情况下进行。然而，佳特洛夫坚持他更了解情况，阿基莫夫只好不情愿地发出指令，而托图诺夫则开始进一步降低反应堆功率。然后，在0点28分的时候，这位年轻的工程师犯了一个错误。

当托图诺夫在午夜接过反应堆的控制权时，机组的计算机化调控系统被设置为本地自动控制状态，这让他可以单独管理堆芯的不同区域，但当反应堆处于低功率运行时，这种本地自动控制通常都会被关闭。因此，托图诺夫开始将系统转为全面自动化状态，在此种核反应堆自动控制模式下，他可以在其他人准备启动测试时保持RBMK处于稳定状态。但在完成转换前，他需要选定新的操作模式下计算机维持反应堆功率的水平。然而，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他略过了这一步。反应堆和平常一样，又出了不可饶恕的岔子。没有接收到新的指令，计算机默认选择了上一次赋予它的设置值：接近于零。

这时，托图诺夫惊恐地眼见着反应性测定仪上的灰色闪光读数开始急速下降：500……400……300……200……100兆瓦。反应堆如脱缰野马，逃离了他的掌控。

一连串警报响了起来：“测量电路失灵”“紧急功率增率保护开启”“水流量下降”。阿基莫夫看到了发生的一切。“保持功率！保持功率！”他喊道。但托图诺夫根本无法阻止读数下降。不到两分钟，四号机组的输出功率就降到了30兆瓦，还不到其热容量的百分之一。到午夜12点30分时，反应性测定仪上的读数几乎已经接近于零。然而，在此后至少4分钟的时间里，托图诺夫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在他等待之时，无情吞噬中子的氙135气体开始在堆芯中积聚，令本来已仅存无几的反应性不堪重负。反应堆正在被毒化，一头栽进了操作人员口中的“氙井”。在这个节点上，当反应堆的功率处于最低值、越来越多的氙开始积聚时，核安全程序对操作人员的指示十分明确：他们应当停止测试，立即停闭反应堆。

然而，他们没有这么做。

关于接下来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后来出现了几种互相冲突的说法。佳特洛夫本人坚称，功率首次下降的时候他不在控制室——尽管他并不总能准确回忆出到底是为了什么——他也没有在接下来的关键几分钟里向值守高级反应堆控制工程师台的操作人员发出任何指令。

其他在场人员的回忆，则截然不同。根据托图诺夫的说法，佳特洛夫不仅目睹了功率下降，而且还怒火万丈地告诉他，从反应堆中抽出更多控制棒，以使功率增加。托图诺夫知道，这么做肯定会增加反应性，但也会令堆芯处于极其危险的失控状态。因此托图诺夫拒绝服从佳特洛夫的命令。

“我是不会提高功率的！”他说。

这时候，佳特洛夫开始威胁这名年轻的操作员：如果他不遵守命令，他将立刻找其他愿意这么做的操作员取代他。上一个班次的负责人尤里·特列古布，为了观看测试留了下来，他完全有资格操作控制板，而且就站在旁边。此外，托图诺夫深知，这种不服从命令的行为，可能意味着他在这个苏联核工业最负盛名的机构中的锦绣前程，以及他在普里皮亚季的舒适生活，就要结束。

与此同时，反应堆继续被有毒的氙135充满，在这口负反应性之井中越陷越深，无力自拔。最后，在功率开始下降整整6分钟后，担心丢了工作的托图诺夫，终于屈服于佳特洛夫的命令。这位副总工程师擦掉眉毛上的汗水，从控制台前离身而去，回到控制室正中央的位置上。

然而，复苏一座中毒的反应堆并非易事。首先，托图诺夫试图在需要被抽出的手动控制棒中寻找平衡。站在他的身后，特列古布注意到，这位年轻的技术人员从堆芯的第三和第四象限区抽出的控制棒有些不成比例。功率继续向零点跌去。“为什么你抽出的时候不对称？”这位经验丰富的工程师问道。“你需要从这里抽出。”特列古布开始指点他应当选择哪些控制棒。当控制板上的按钮被托图诺夫的右手接连按下时，他的左手依然拉动着控制杆。

控制室中的气氛再度紧张起来。特列古布在托图诺夫旁边待了20分钟，两人一起努力，勉强将反应堆的功率提升到200兆瓦。但这之后，便再也没法继续上升了。氙毒仍在大口吞吃着堆芯中的正中子，而他们已经没有控制棒可抽了，一百多根控制棒已经处于它们能抽出的最高位置。

到凌晨1点，托图诺夫和特列古布已经将反应堆从意外停堆的边缘拉了回来。但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从反应堆堆芯抽出了该机组211根控制棒中的约203根。没有电厂总工程师批准而抽出如此大量的控制棒，是严令禁止的。然而，两名工程师知道，监控堆芯中控制棒数目，也就是运行反应裕量的计算机系统，并非一直准确，此外，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个裕量对于反应堆安全运行的重要性。他们一丝半点都没有想到，向堆芯再次同时插入如此多控制棒，会引发反应堆失控。在这一时刻，即便是极其小心的稳定住反应堆，然后再缓慢地令其停堆，也可能会引发一场灾难。

然而就在这时候，另外两个连接到反应堆的巨型主循环泵启动了。尽管属于初始测试程序的一部分，但这两台额外的循环泵根本就不应当在功率如此之低的情况下被加入。它们将更多的冷却水输送到堆芯，进一步破坏了反应堆内本已极其微妙的反应性、水压和蒸汽含量的平衡。在中央控制台前操作这个循环泵系统的，是27岁的高级机组控制工程师鲍里斯·斯托利亚尔丘克。随着循环泵轰鸣着加到最大马力，以每秒钟15立方米的速度将高压冷却剂泵入反应堆，他全力以赴地校正着汽水分离汽锅中的水量。急速的水流吸走了堆芯中更多的中子，令反应性受到压制，而反应堆自动调控系统则抽出更多控制棒来补偿。没过多久，冷却回路中的水就因为流速过快而在进入堆芯时便已经接近沸点并转化为蒸汽，这使得反应堆在哪怕功率仅略为增加的情况下，便可能出现正空泡效应。

现在，启动发电机降负荷的时机终于到来了。一些操作人员流露出显而易见的紧张。然而，阿纳托利·佳特洛夫却十分冷静。测试总是要进行的，不管试验规程的附属细则上写着什么，不管他的手下多么疑虑重重。围绕着四号控制室的操作台和控制板，10个男人此时就站在那里，紧盯着他们的仪表设备。他转向阿基莫夫。

“你还在等什么？”他问道。这时候，是凌晨1点22分。

针对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一个机组，模拟全面停电可能造成的影响，看起来是一个相当简单的过程，控制室中的许多人错误地认为，这项降负荷测试绝大部分属于电工的活儿，反应堆在其中只扮演一个小配角。测试程序几乎照搬1984年在三号机组进行过的那次测试，在那一次测试中，尽管没能得到理想的结果、令循环泵保持运行，但也没发生过任何事故。总工程师尼古拉·福明，没有得到上头的批准，便亲自下令进行该项测试，因此这一次应该也没什么道理不一样。他并没有把自己的计划告知莫斯科的国家核安全委员会、能源技术科学研究与设计院或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的专家。他甚至都没有告诉厂长布留哈诺夫即将进行测试这回事。

有了这个先例壮胆，福明对新的测试做出了两项重要的改动：这一次，在降负荷期间，该机组的8台主循环泵将全部连接到反应堆，增加一回路中的循环水量。但他还下达了一个命令，将一个特殊设备，一个只要按下按钮便可以重现设计基准事故效应的电箱，在测试期间临时接入控制板。新的测试程序，在一个月前由顿涅茨克的电气工程师小组负责人根纳季·梅特连科起草完成，4月份得到了福明和佳特洛夫的批准，看上去相当简单明了。

首先，操作人员会切断从反应堆到涡轮发电机的蒸汽供应，涡轮旋转开始减速。与此同时，他们会按下设计基准事故按钮。这会向反应堆的安全系统发送一个信号——向电厂的所有外部供电均已中断，从而触发紧急柴油发电机开始启动，并将八号涡轮发电机的降负荷机组与主循环泵相连。如果一切顺利，涡轮发电机靠惯性转动产生的电流仍可令循环泵保持运行，直到柴油发电机完成交接。技术人员们预计，这项实验的持续时间将不多于一分钟。测试会在梅特连科下令后开始，而他则会用示波器记下测试结果。最后，操作人员将启动AZ-5系统实现全面紧急停堆，从而操纵反应堆进入常规停堆状态。

凌晨1点23分，坐在控制室自己的控制台前，列昂尼德·托图诺夫成功地将反应堆的功率稳定在200兆瓦。佳特洛夫、阿基莫夫和梅特连科都站在房间正中，等待着这一时刻开始。在楼上标记为+12.5的位置，紧挨反应堆坑室的泵房中，高级冷却泵操作员瓦列里·赫德姆丘克正值守在岗位上，8台主循环泵同时工作发出的雷鸣般的巨响，充满了这个3层楼高、空空荡荡的房间。在反应堆堆芯底部，压力水正在以仅比沸点低几度的高温涌入进口阀。就在那上面，211根控制棒中的164根已经被抽到了最高位置。

反应堆如同一支处于待发状态的手枪。剩下的，只是由某个人扣动扳机。几秒钟后，梅特连科下达了命令：

“开启示波器！”

在涡轮发电机控制台前，高级涡轮发电机控制操作员伊戈尔·克什鲍姆关闭了涡轮发电机的蒸汽泄压阀。6秒钟之后，一位工程师按下了设计基准事故按钮。亚历山大·阿基莫夫看着测量八号涡轮发电机速度的转速表上的指针逐渐下降，4台主循环泵开始靠惯性减速运行。控制室中气氛冷静，这一切很快就会完成。在反应堆内部，冷却水流过燃料通道，变得越来越慢，越来越热。在堆芯底部深处，转化为蒸汽的冷却剂逐渐增多。蒸汽吸收的中子量较少，反应性进一步增加，释放出更多热量。继续有更多的水转化为蒸汽，吸收的中子越来越少，反应性再度增加，又产生了更多的热量。正空泡效应掌控了局势。一个致命的反馈回路开始了。

然而，在列昂尼德·托图诺夫的控制板上，仪表没有显示出任何异常。又过了20秒钟，反应堆的各项读数仍在正常范围内。阿基莫夫和托图诺夫悄声交谈。在循环泵控制台前，鲍里斯·斯托利亚尔丘克全神贯注于自己的任务，没有听见任何异动。在他们身后，副总工程师佳特洛夫也保持着沉默，脸上毫无表情。八号涡轮发电机的转速慢慢降到了每分钟2300转。是时候停止测试了。

“SIUR（高级反应堆控制工程师的缩写）——停闭反应堆！”阿基莫夫平静地说。他在空中挥动手臂，“AZ-5 ！”

阿基莫夫掀起了控制板上的透明塑料罩。托图诺夫将手指伸进密封纸，按动下面的圆形红色按钮。正好36秒钟之后，测试结束了。

“反应堆已经停堆！”托图诺夫说。在他们上面的反应堆大厅里，控制棒的电动伺服马达开始发出嗡嗡声。墙上的211个自同步监视器闪动着显示，这些控制棒正在缓慢降入反应堆。一米，两米——

在堆芯内部，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如此迅雷不及掩耳，完全超出了反应堆仪表的记录能力。

就在那一瞬间，当充碳化硼的控制棒上端进入反应堆上部时，总反应性下降了，正如预想中一样。但由石墨制成的控制棒尖端随即开始替代堆芯底部的水，令正空泡效应增加，生成蒸汽，推动反应性上升。在反应堆的底部，形成了局部临界质量。过了2秒钟，链式反应便开始以势不可挡的速度增加，从堆芯向四面八方喷涌而出。

在控制室里，正当员工们准备着放松一下时，高级反应堆控制工程师面前的报警板突然连续闪动起令人惊恐的报警信号。对应“功率偏移率紧急增加”和“紧急功率保护系统”的警示灯都闪着红光。电子警报器发出刺耳的尖叫。托图诺夫高声警告：“功率浪涌！”

“停闭反应堆！”阿基莫夫重复道。这一次，他是喊出来的。

站在20米外的涡轮发电机控制台前，尤里·特列古布以为自己听见了八号涡轮发电机继续减速的声音，就像是一辆全速行驶的伏尔加轿车突然开始放慢速度：呜——呜——呜——呜。但随后，声音增大为轰鸣，在他周围，整栋建筑开始不祥地颤抖起来。他以为，这可能是测试的副作用。但实际上，反应堆是在自我毁灭。在3秒钟之内，热能蹿升到了最大值的一百倍。在堆芯东南象限区域的底部，几个燃料通道急速升温过热，燃料芯块接近熔点。当温度攀升至摄氏3000度时，封装燃料组件的锆合金变软、断裂，随即爆炸，将小块的金属和二氧化铀抛射向周围的燃料通道，在那里，它们瞬间令附近的水蒸发为蒸汽。这样一来，燃料通道自身也解体了。AZ-5控制棒卡在半途。反应堆保护系统的8个紧急蒸汽释放阀门全部瞬时打开，但这一保护机制很快变得不堪重负，分崩离析。

在标记为+50位置、悬于主厂房之上的一个起重台架上，反应堆车间巡查班组长瓦列里·佩列沃兹琴科惊讶地看见，圆形的“猪鼻子”上，80公斤重的燃料通道帽盖，开始像正遭受暴风雨袭击的池塘中的玩具小船一样，被抛上抛下。在托图诺夫的控制板上，响起了“反应堆内部空间压力增加”的警报。控制室的四壁开始摇动，振荡虽然很慢，但却不断加剧。值守在循环泵控制台前的鲍里斯·斯托利亚尔丘克，听到一声响亮的悲咽，那是一头巨兽在痛苦万状中发出的抗议。然后，一声巨响。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随着燃料通道粉身碎骨，通向堆芯的水循环完全中断了。巨大的主循环泵上的止回阀关闭了，所有困在堆芯的残留水分，瞬间化为蒸汽。一道中子脉冲从将死的反应堆中激涌而出，热能达到了超过120亿瓦的峰值。密封的反应堆内部空间中的蒸汽压力呈指数级剧增，每秒钟8个大气压，将2000吨重的钢筋混凝土上部生物屏障“叶连娜”顶离原位，并将焊接其上的压力管齐齐切断。反应堆内部的温度升高到了摄氏4650度，只略微逊色于太阳表面温度。

四号控制室墙上，自同步监视器表盘上的灯一阵狂闪，指针最终停在了3米的刻度上。绝望中的阿基莫夫操纵开关，松开AZ-5控制棒的离合器，让它们可以在自身重力的作用下降入反应堆。但指针仍停止不动。已经太晚了。

1点24分，传来振聋发聩的一声巨响，或许是反应堆内部空间形成的氢氧混合物突然燃烧而引发的。四号反应堆被一场灾难性的爆炸，相当于点燃60吨TNT炸药，扯成两半，整栋大楼都为之颤抖。巨大的冲击力撞开了反应堆容器的四壁，扯裂数百根蒸汽管道和水回路，把上部生物屏障像一枚硬币一样抛起在半空中。它远远甩开350吨重的换料机，将高架桥式起重机扭离上方导轨，反应堆大厅上半部分的墙壁被炸得粉碎，混凝土的屋顶也被撞飞，露出了外面的夜空。

这时候，反应堆的堆芯已经完全炸毁了。近7吨铀燃料和炸成碎片的控制棒、锆通道及石墨砌块一道，被化成齑粉后又被高高吸入大气层，形成了一团携带着众多放射性同位素的混合气体和气溶胶。那里面的碘131、镎239、铯137、锶90和钚239，是已知对人类危害性最大的物质。此外，还有25到30吨铀和高放射性石墨被抛射出堆芯，散落于四号机组附近，在落下之处燃起小火苗。暴露于空气下，反应堆堆芯中仍残留的1300吨炽热的石墨碎块立刻着起火来。

在亚历山大·谢甫琴科位于+12.5标记位置、离控制室只有几十米远的办公间里，他正在和一位进来拿油漆罐的同事说话。谢甫琴科听到“砰”的一声响，脚下的地面开始摇动。感觉好像有个挺重的东西，或许是换料起重机，砸倒在反应堆大厅的地面上。接着，他听到了爆炸声。谢甫琴科看见粗大的混凝土柱和厚厚的屋墙像橡胶一样弯曲起来，带着湿热浑浊的蒸汽与灰尘的冲击波，把房门从合页处整扇撕开撞飞。天花板上碎石瓦砾如雨般落下。“得，”他想着，“和美国的这一仗，终于开打了。”

在涡轮大厅上方，涡轮发电机工程师尤里·科尔涅耶夫充满恐惧地抬头看着，八号涡轮发电机上方的波纹钢天花板，像巨大的扑克牌一样一块接一块地坍塌下来，砸向他，砸向下面的设备。

在主厂房，以前当过核潜艇艇员的阿纳托利·柯尔克孜看见一道浓密的水蒸汽向他席卷而来。在被炽热的放射性蒸汽击倒之前，柯尔克孜奋力关上压力气密门，封闭了大厅，拯救了反应堆车间中的他的同事。这是他在失去知觉前做的最后一件事。

值守在主循环泵邻近区域的瓦列里·赫德姆丘克是第一个丧生的人，或许在爆炸中瞬间化为齑粉，或许被坍塌的混凝土和机器压死。四号控制室里，砖块瓦片的灰尘从天花板上落下来。阿基莫夫、托图诺夫、副总工程师佳特洛夫不知所措地看着一切。空调通风口处涌出了灰色的烟雾，灯光也突然熄灭。回过神来的鲍里斯·斯托利亚尔丘克注意到，屋子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机器的味道，和他以前闻到的别的味道都不同。在他身后的墙上，监视室内辐射水平的指示灯突然从绿色转为红色。

核电厂外面，冷却池的混凝土堤岸上，两个不当班的员工正在夜钓。听到第一次爆炸时，他们的钓线正垂在从核电站反应堆那里排出的温暖池水里。循声望去，他们正好听见了第二次爆炸，响如雷鸣，就像一架飞机突破音障时出现的音爆。大地在震颤，两个人随后都被冲击波震倒在地。黑烟从四号机组上方盘旋升起，四处溅射的火花和灼热碎片在夜空中划出弧线。随着烟雾逐渐消散，他们终于可以看见150米高的通风烟囱的全身，此时，它被下面一道奇异、冷白的光照亮着。

在第二行政办公大楼的29号房间，工程师亚历山大·图马诺夫正在加班。从他办公室的窗户看出去，整个电厂北部一览无余。凌晨1点25分，他听到一声轰鸣，感觉整栋楼抖了一下。这之后，是什么东西爆裂的声音和两下重击。他看向窗外，发现从四号机组那里飞出了一连串火花，似乎有许多融化的金属碎片或燃烧的碎布正在从机组那里向四面八方抛射出去。就在他目睹这一切之时，大块熊熊燃烧的建筑碎片撞上了三号机组的屋顶和辅助反应堆设备大楼，开始在那里着了起来。

3公里之外，普里皮亚季的市民犹在沉睡。维克托·布留哈诺夫位于列宁大道的公寓里，电话铃响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