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1点25分刚过，一束火舌高达150米、闪着虹彩的紫色烈焰，从切尔诺贝利电站刷着棒棒糖条纹的通风烟囱周围腾空而起，第二民兵消防站的警铃随即响了起来。电话调度员的房间里，有数百个红色报警灯泡，每个灯泡代表一间切尔诺贝利电站综合体内房间的状态主控板，突然间从上到下全部点亮。

第三班次的14名值班消防员中，许多人已经在待命室的床上迷糊着了，直到一声巨响令消防站的窗户和地板都晃动起来，才把他们惊醒。当紧急警报拉响时，他们已经穿上靴子，跑到消防站前方混凝土浇成的回车场上。在那里，消防站的3辆消防车一直处于待命状态，钥匙就插在点火器上。他们听见调度员喊着说，“核电厂发生了火灾”，再抬头看时，正好见到一朵巨大的蘑菇云，从不到500米远、开车只要两分钟的三号机组和四号机组上方冉冉升起。

普拉维克中尉下令出发，红白相间的大型ZIL消防车一辆接着一辆驶离回车场。24岁的亚历山大·彼得罗夫斯基中士，是这个班次里第二年轻的成员，他来不及找自己的头盔，只好抓过普拉维克的军帽凑合戴上。这时候是1点28分。驾驶头一辆消防车的，是消防站的党支书阿纳托利·扎哈罗夫，一个33岁、喜欢招朋引伴的大块头。他还干着另一份工作，在普里皮亚季当救生员，他的望远镜和摩托艇曾帮他从河里救起来很多喝醉了的游泳者。扎哈罗夫向右拐了个弯，沿着工厂外围的围栏一直开，全速赶往工厂大门。一个向左急转，再穿过大门口，他就进到了电厂的地界上。他一路疾驰，掠过蹲伏在一侧的柴油发动机电站。车上的无线电台不断噼啪作响，传来提问和指示：“出什么事了？”“损失怎样？”另外两辆水罐车已经跟在他们后面赶来，普里皮亚季市的消防队员也在路上。普拉维克中尉发出了三号警报，最高级别的报警信号，这会召集基辅地区所有可用的消防队员。

从扎哈罗夫的车挡风玻璃看出去，核电厂这一庞然大物的超级结构此时已经近在眼前。他顺着右边的通道开进去，在一条抬高的堤道的混凝土支柱之间穿行，加速开向三号反应堆的北墙。在那里，他看见了30米之外的四号机组残骸。

四号机组控制室中，所有人都在同时开口说话，副总工程师阿纳托利·佳特洛夫拼命想要搞明白，设备上的显示到底意味着什么。涡轮发电机、反应堆和循环泵控制台上的红色和黄色警报灯闪成了一片，电子警报器也无休无止地尖叫着。情况看起来很不妙。在高级机组控制工程师鲍里斯·斯托利亚尔丘克的控制台前，读数显示8个主安全阀门全部打开了，然而分离汽锅中却没有水留下来。这种情形属于最大设计基准事故，是一个“原子人”最恐怖的噩梦：一个活性区域得不到上千加仑关键冷却剂的供应，堆芯熔毁的危险显著上升。

此外，在高级反应堆控制工程师托图诺夫的控制板上，自同步测量仪的表盘指针卡在了4米的刻度上，这意味着控制棒在下降还不到一半的时候便卡死在那里。托图诺夫已经将控制棒从电磁离合器上松开，让它们在重力作用下下沉到位，但不知为何，还没有令反应堆停堆，它们就停在中途。显示堆芯活性的反应性测定仪上的灰色LED读数时高时低。那里肯定还在发生着些什么，但佳特洛夫和他身边的技术人员已经无法控制。

绝望之中，佳特洛夫转向为了观察测试而在当晚来上班的两位实习反应堆控制工程师维克托·普罗斯库里亚科夫和亚历山大·库德里亚夫采夫，下令让他们手动完成紧急停堆。他告诉他们，前往反应堆大厅用手把控制棒插进堆芯。

两人听命而去，但就在他们离开房间后，佳特洛夫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如果控制棒无法靠自身重力下沉，那么也就不可能以手动方式令其移动。他跑到走廊，想要把两个实习工程师叫回来，但他们已经消失在四号机组大厅和楼梯井中弥漫的烟雾和蒸汽之中。

回到控制室，佳特洛夫接过了指挥权。他下令给班组长亚历山大·阿基莫夫，遣散所有仍在岗位上的非必要员工，其中包括已经按下AZ-5紧急停堆按钮的高级反应堆控制工程师列昂尼德·托图诺夫。然后，他让阿基莫夫启动紧急冷却泵和排烟扇，并下令打开冷却剂管道阀门的闸门。“小伙子们，”他说，“咱们得把水弄进反应堆里去。”

楼上，+12.5标记位置、没有窗户的高级工程师办公室中，亚历山大·谢甫琴科被一片灰尘、蒸汽和黑暗所吞没。从被炸得四分五裂的门口外边，传来恐怖的嘶嘶声。他顺着桌子暗中摸索，寻找通往四号控制室的电话，但线路中断了。随后，三号控制室有人打电话发来指示：“马上抬担架过来。”

谢甫琴科找到了一副担架，跑下楼，到了+10标记位置的地方。但在他接近控制室之前，便被一个茫然的身影拦住了。那人的衣服焦黑，脸上血肉模糊，已经认不出本来面目。他开口说话时，谢甫琴科才意识到，这是他的朋友、冷却剂泵操作员维克托·杰格佳连科。他说，他从自己值守的岗位那边来，那里还有其他人需要帮助。谢甫琴科打着手电在一片潮湿的黑暗中摸索，在一堆设备残骸的另一边碰到了第二名操作员，他还能勉强站立，但喷涌出的蒸汽已经把他烫得惨不忍睹。他因为过于震惊而浑身发着抖，但还是挥手让谢甫琴科走开。“我没事，”他说，“去救赫德姆丘克。他就在泵房里。”

谢甫琴科随即看见自己的同事尤里·特列古布从黑暗中钻了出来。特列古布是从四号控制室被派出来的，他的任务是手动打开紧急高压冷却剂系统的水龙头，用水注满反应堆堆芯。谢甫琴科知道这项工作需要至少两个人才能完成，便告诉那个受伤的冷却剂泵操作员该去哪里求救，随后便陪着特列古布走向冷却剂箱。他们发现，最近的入口已经被瓦砾堵住，于是下了两段楼梯，随即马上发现自己身处没膝深的水中。通往大厅的门被卡住了，但透过一条窄缝，二人可以窥见里面的情形。

一切都毁了。巨大的钢制水箱像打湿了的卡纸一样被撕开，在它的残骸之上，原本应该是大厅墙壁和天花板的地方，满天星光闪烁。他们看到的，是一片虚空，陷入黑暗死寂中的反应堆，只有露出来的五脏六腑，被月光照亮。

二人转入与地面持平的运输走廊，踉踉跄跄地走进夜色之中。站在离反应堆不超过50米的地方，特列古布和谢甫琴科是第一批真正了解四号机组到底发生了什么的人。这是恐怖的、犹如世界末日降临的一幕：反应堆大厅的屋顶不见了，右边的墙也几乎被爆炸冲力完全摧毁；半个冷却回路完全消失，在左边，曾经向主循环泵供水的水箱和管道悬荡在半空中。那个时候，谢甫琴科知道，瓦列里·赫德姆丘克肯定活不成了：他身处的位置被埋在蒸腾着热气的一堆瓦砾废墟下，照亮那里的，是被齐刷刷切断的粗如男性手臂的6000伏电线，摇荡着，在所触及之处引发短路，火花如雨般溅落在断壁残垣之上。

此外，在乱糟糟的一堆钢筋和混凝土碎块正中，从四号机组废墟的深处，反应堆原本的位置上，亚历山大·谢甫琴科看到了更令人惊恐的景象：一根闪闪发光的蓝白色缥缈光柱，笔直向上延伸，直至消失于亘古不变的夜空。它是那么曼妙，那么奇异，在熊熊燃烧的建筑物和炽热的金属碎片与机器残骸上跳动的火苗，幻化出忽隐忽现的虹彩，将其环绕。这美丽的磷光让谢甫琴科呆住了几秒钟，但马上被特列古布拉回角落，以远离那迫在眉睫的危险。令年轻工程师迷醉的这一现象，是空气被放射性物质电离所导致的，是未加遮蔽的核反应堆暴露于大气中的确然无疑的迹象。

当第二消防站的3辆消防车在四号反应堆旁边排成战斗队形时，一位核电厂的防火安全员跑出来迎接他们。他目睹爆炸经过，发出了警报。阿纳托利·扎哈罗夫从驾驶室跳出来，四处打量。地面上到处散落着石墨砌块，一些仍在闪着红热的火光。扎哈罗夫曾经在内部见过反应堆建造的过程，清楚地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玩意儿？”一个人问道。

“小伙子们，这是反应堆的肠子肚子，”他说，“如果咱们能活到明天早上，就都能长生不死了。”

普拉维克告诉扎哈罗夫，留守在无线电旁边等候指令。他和小队长列昂尼德·夏维去侦察一下，确定火源。“然后我们再把它扑灭。”普拉维克说。

话音未落，年轻的中尉便消失在核电厂中。

四号机组的涡轮大厅中，两位消防员看到的是一片混乱。破碎的玻璃、混凝土和金属碎片洒得到处都是，一些不知所措的操作员在从瓦砾堆上升起的烟雾中跑来跑去，建筑物的墙壁摇晃着，从上面不知哪个地方，传来蒸汽逸出时发出的嘶鸣声。沿着A排的一溜儿窗户全都被炸碎了，七号涡轮发电机上方的灯光也被炸飞，蒸汽和热水从破裂的进水管法兰（凸缘）处激射而出，而在燃料泵的方位，透过云遮雾罩的蒸汽，仍能看到跳动的火苗。部分屋顶塌落下来，被爆炸冲力甩出反应堆建筑、落在大厅屋顶上的沉重的瓦砾碎片，仍在从上方掉落。有那么一刻，一个曾经用来关闭反应堆通道的铅塞从屋顶掉下来，就砸在离一个涡轮发电机操作员立足处不到1米的地面上。

作为专职消防员，普拉维克和夏维没有任何可以测量辐射的设备。步话机失灵了，他们找到了一部电话，试图打给核电站调度员，获知关于这次紧急情况的更多细节。电话无法接通。在接下来的15分钟时间里，两人在核电厂中四处奔走。但他们没法得出任何确定判断，除了涡轮大厅的屋顶发生了坍塌，而这里看起来并没有着火。

等普拉维克和夏维回到等在三号机组外面的同事那里时，普里皮亚季市的消防队员也已经赶来了。凌晨2点时，全基辅地区的另外17支消防队的队员，也都在全速向核电厂进发，和他们一道赶来的，还有搜救队员、特种云梯队员和水罐消防车。没过多久，驻基辅的内务部负责人就已经成立了一个危机处理中心，专门应对这一紧急事件，并要求每隔40分钟从现场向其发送进展汇报。

在与普里皮亚季警察局一街之隔的公寓里，喝了一晚上的大酒之后，第二民兵消防站第一班次负责人彼得·赫梅利正准备上床睡觉，门铃响了起来。来人是站里的司机拉琴科。

“四号机组着火了。”他说。所有人都需要马上赶到现场。赫梅利告诉他等自己穿上制服，然后便跟着他走下楼梯，钻进等在街上的一辆嘎斯吉普车。出门时，年轻的中尉顺手从厨房的餐桌上抓起了半瓶苏维埃香槟。嘎斯车在列西娅·乌克兰卡大街上向左急转，赫梅利紧紧握住酒瓶，把瓶子里的酒一饮而尽。

甭管是什么紧急情况，绝对不能浪费这么好的苏维埃香槟。

在核电厂厂长维克托·布留哈诺夫位于列宁大道的公寓中，爆炸发生两分钟后，他便被电话唤醒。并排躺在床上的厂长妻子也被惊醒，灯打开的时候抬头看了一眼。深更半夜从核电站打来的电话并不稀罕，因此她觉得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必要。但当丈夫沉默不语地听着电话那边传来的消息时，瓦莲京娜眼看着血色从他的脸上消失了。维克托放下听筒，恍惚着穿好衣服，一言不发，走进了夜色之中。

凌晨2点不到，布留哈诺夫就赶到了核电厂。他看到了被里面闪烁的微弱红光所照亮的四号机组残破的轮廓，知道最糟糕的情况已经发生了。

我要进监狱了，他想着。

一路走进主行政办公大楼，厂长给核电厂的民防负责人下令，打开地下室的紧急掩体。按照设计，这个强化掩体会在遭遇核打击时为员工提供避难之处。里面有一个危机处理中心，核电厂的每个部门领导都有各自的办公桌和电话，还配备了清除污染的淋浴间、收治伤员的医疗室、过滤大气中有毒气体和放射性核素的空气过滤器、一台柴油发电机和装有足以满足1500人最少捱过3天的清洁饮用水。所有这些，都被一扇钢制气密门紧紧地挡在后面。布留哈诺夫走上楼，来到自己位于三楼的办公室，尝试给核电厂的值班总经理打电话。但没有答复。他下令启动自动电话报警系统，该系统可以通知所有高级员工，发生了最严重的紧急事故：全面辐射事故。这意味着放射性物质不仅释放到了核电站内部，而且已经蔓延到地上，并且进入周围的空气。

普里皮亚季的市长赶到了，与他一道前来的，还有克格勃的驻厂少校和核电厂与普里皮亚季市的党委书记。官员们提出了许多难以回答的问题。被期待给出答案的厂长，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地下掩体是一个又窄又长的空间，屋顶很低，里面摆满了桌子椅子。被电话警报召集而来的电厂各部门领导，很快便各就各位。布留哈诺夫坐在紧挨着大门右边的椅子上，他的办公桌上安装了好几部电话，还有一个小型控制板。他开始向自己的上级进行事故通报。首先，他给莫斯科打了电话，向苏联核工业联合会的领导汇报了情况。接着，他又打给基辅的党委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发生了坍塌，”他说，“但还不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佳特洛夫正在调查此事。”再之后，他又通知乌克兰能源部和基辅地区电力供应系统的负责人。很快，厂长便得到来自核电厂辐射安全部门负责人和值班总经理的初步损失报告：四号机组发生了爆炸，但他们正试着继续向机组输送冷却水。布留哈诺夫听到，控制室的仪表读数仍显示冷却剂水平卡在零点上。他所担心的，是犹如身处悬崖边缘的他们，正面对着一场想象中最恐怖的灾难：反应堆正在供水中断的情况下运行。没人提示他说，反应堆已经全毁。

掩体里很快就进来了三四十个人。通风扇嗡嗡作响，整个空间一片混乱，犹如魔窟。十几台电话同时在通话中，此起彼伏的声音在强化混凝土的墙壁间形成嘈杂的共振。那是核电站的各部门领导在打给他们的下属，所有通话的焦点，都是确保供水，把水泵到四号反应堆的堆芯。守在门口办公桌前的布留哈诺夫，看上去仍在震惊之中：向来精明强干的他，此刻陷入了极度沮丧的恍惚之中，动作慢吞吞的，十分僵硬。

从外部目睹了四号机组损毁的恐怖景象之后，亚历山大·谢甫琴科和尤里·特列古布跑回核电厂，报告他们所见到的一切。但在赶到控制室前，他们被谢甫琴科的顶头上司、反应堆工段值班负责人瓦列里·普列沃兹琴科拦住了。和他在一起的，是那两个被副总工程师佳特洛夫派去手动降下反应堆控制棒的实习工程师。在普利沃兹琴科说起他们接受的任务时，谢甫琴科试着告诉他们，这项任务已经没有意义了：控制棒，事实上，整个反应堆，已经不存在了。但普利沃兹琴科坚持要去。他说，谢甫琴科刚刚只是从下部检查了反应堆，他们需要从上方评估损失。

于是，特列古布继续前往控制室，而谢甫琴科答应帮忙寻找前往反应堆大厅的通道。命令就是命令。此外，谢甫琴科是唯一有手电筒的人。四个人沿着楼梯，从+12标记位置爬到了+35标记位置。当他们在坍塌的墙壁和扭曲的机器残骸形成的迷宫中摸索前行时，谢甫琴科走在最后一个，直到众人来到反应堆大厅的巨型气密门前。用钢铁制成、内充混凝土的这扇大门，重达数吨，但用来让它保持打开状态的转动曲柄装置却在爆炸中被摧毁了。如果他们走进大厅，而门在身后关上的话，所有人都将困在里面。于是，谢甫琴科答应留守在外面。他用肩膀顶住大门，用尽全身力气使其保持在打开状态，而他的三个同事跨过了门槛。

里面的空间并不大。普列沃兹琴科站在一个窄窄的横梁上，拿着谢甫琴科的手电筒在黑暗中扫来扫去。黄色的手电筒光照到了“叶连娜”的轮廓，这个巨大的钢铁圆盘斜悬在半空中，由反应堆坑室的边缘支撑其平衡。数百根从中穿过的细蒸汽管已经被齐齐剪断，乱糟糟的一团，就像是一个丑娃娃的头发。控制棒早就不见了。当他们向下打量那个被熔化的大坑时，三个人惊恐地意识到，他们正在注视着一个活性区域：反应堆喷着火的喉咙。

普利沃兹琴科、普洛斯库里亚科夫和库德里亚夫采夫在横梁上停留的时间，与谢甫琴科顶住门的时间一样长：最多也就1分钟。但即便如此，也已经太久了。三个人全都在几秒钟的时间里受到了致死剂量的辐射。

虽然看见他的三个同事一脸震惊、步履蹒跚地走进走廊，谢甫琴科还是想自己看个究竟。但曾经在核潜艇部队服役多年的普利沃兹琴科深知发生了什么，把这个年轻人推到了一边。大门重重地关上了。

“这儿没什么好看的了，”他说，“我们走吧。”

在一片漆黑的涡轮大厅中，副段长拉齐姆·德维叶特别耶夫正努力平息席卷整个部门的混乱。常规应急预案规定，核电厂的操作人员，而不是消防员，应当扑灭在核电站内部自己所值守区域发生的任何火灾，如今，整个涡轮发电机工段的几层楼都燃起了熊熊大火，很可能发生更大的灾难。涡轮机械装置中注满了上千升高度易燃的油，而涡轮发电机里则含有氢——在正常的运转过程中，氢是冷却发电机线圈所必需的。如果两者中任何一样着火了，导致的火灾可能会沿着1公里长的涡轮大厅一直蔓延下去，吞噬核电厂剩下的3座反应堆，或是导致四号机组内部又一次剧烈爆炸。

放射性蒸汽和滚烫的热水，从破裂的管道里喷涌而出，被切断的线缆溅射着火花。置身其中的德维叶特别耶夫向自己的手下接连下令，打开七号涡轮上方的喷淋系统，将润滑剂排放到紧急水箱中，堵住从+5标记位置上一个破裂管线中激射出的油。与地平线齐平的地面上，漂着一层浮油，并且正在向地下室流去。3名工程师组成的小组奋力冲进已经灌满热水的输油泵控制阀门所在的房间，将阀门关闭，避免火势继续蔓延。两名机械师在+5标记位置上扑灭了一处火情，其他人则在各处努力与火势抗争。总机修工切断了脱气走廊的水泵，从而避免了从破裂管道中流出的放射性水流入涡轮室。

大厅内，水气弥漫的潮热空气带着臭氧的味道，让人几乎无法呼吸。但操作人员根本没去想辐射的事儿，从机组那边冲出来的已经吓坏了的放射剂量测量师，也没能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他们的监控设备上的所有指针都已经超出最大测量范围。能够显示更高读数的辐射计锁在保险柜里，没有得到上头的命令前无法取出。拉齐姆·德维叶特别耶夫跟自己说，充满涡轮大厅的那股独特的味道，只不过是空气中的短路电弧所引发的，后来，当他开始感到恶心时，尽管知道这是辐射中毒的早期警报，但他依然用猛灌几口碘化钾溶液的办法把这股恶心劲儿压了下去。

当值班电气工程师阿纳托利·巴拉诺夫跑进来的时候，涡轮工程师尤里·科尔涅耶夫正在忙着关掉八号涡轮。巴拉诺夫开始用氮气替换掉七号和八号涡轮发电机中的氢气，避免发生继续爆炸。等到两人完成工作时，一片诡异的静寂降临在他们和了无生气的机器周围。他们走到一个小阳台上吸了根烟。直到很久之后，他们才发现这根烟的代价：他们身下的通道散落着反应堆石墨砌块，在两人倚着阳台栏杆休息的时候，辐射无情地穿透了他们的身体。

其他地方的工程师们已经开始在一片瓦砾中搜索死伤者。涡轮大厅一层的机械师们显然都毫发无损地逃过了最初的爆炸，但半小时后，一直在流量计室604房间监控着涡轮测试的弗拉基米尔·沙什诺克，依然不见踪影。三个人在瓦砾堆中摸索着，走到了位于涡轮大厅上方平台、凹进于反应堆建筑墙壁内部的那个房间。一路上到处都是机器残骸，他们躲避着逸出的蒸汽，趟过脚踝深的积水，但当他们最终到达604房间时，发现那里已经什么都没剩下了。混凝土墙板被爆炸的冲力甩到了大厅底部的地面上。黑暗和腾起的灰尘吞没了手电筒发出的微光。他们开始在一片漆黑中呼唤沙什诺克的名字，但听不到任何回应。终于，他们发现了一具躯体：昏迷不醒地侧躺在那里，血沫不停地从嘴里冒出来。他们搀着沙什诺克的腋下，把他救了出来。

核电厂外面，第二民兵消防站的普拉维克中尉登上了三号机组北墙上之字形的消防梯，他的靴子踩在金属踏板上，发出丁零当啷的声音。普里皮亚季消防站的几个消防员跟着他，其中包括指挥官维克托·基别诺克中尉，以及25岁、身材壮硕、有第六消防站体育冠军之称的瓦西里·伊格纳坚科。在他们四周，只能听到核电厂余下三座反应堆发出的轰鸣声，还有火苗燃烧的噼啪声。

爬到楼顶的路程不短。在三号机组和它命运多舛的双胞胎上方，平屋顶犹如巨大的台阶交错排列。八层平面上的建筑群，构成了一个混凝土的梯形金字塔，最高处位于通风区的顶部——它足有20层楼高，上面矗立着红白条纹、俯瞰两座反应堆的大烟囱。从这里，消防员可以直接看见四号机组反应堆大厅仍闪着光的废墟，并大致了解周围的被破坏状况。几十处小火苗在他们四周的屋顶上烧着，烟囱脚下，三号机组反应堆大厅上，还有远处黑暗中的涡轮大厅上方，被反应堆爆炸抛射出的炽热的瓦砾碎片点燃，一些火头烧得很猛，火舌向半空中蹿起一米多高，另一些虽然火势要小一些，但却闪着奇异的白光，像烟花一样发出嘶嘶声和爆裂声。空气中黑烟弥漫，有一种消防员们认不出来的气味：一种诡异的雾一样的气体散发出让人不舒服的奇怪味道。

在他们脚下的黑暗之中，是上百个致命的致电离辐射源：石墨块、燃料组件碎片以及装着反应堆二氧化铀燃料的芯块。它们散落在屋顶上，形成的γ射线场强度高达每小时数千伦琴。

然而，普拉维克一伙人却被一个更看得见摸得着的威胁——燃烧于三号机组屋顶上、正位于反应堆上方的火焰——吸引了注意力。风正在从西边吹来，任何一个小火苗，都可能会顺风蔓延到仍在运行中的二号和一号反应堆那里。如果这些火得不到控制，整个核电站都可能会迅速被灾难吞噬。普拉维克迅速做出反应，和基别诺克一伙人一道，将消防水带架到了屋顶上。普拉维克命令他手下的消防泵车连接到干式消防竖管上，借助核电厂的灭火系统将水送到建筑物所在的高度。但当水泵打开的时候，只有空气呼啸着流过水管。

“加点儿压力！”普拉维克对着无线电喊道。根本没有用，消防竖管已经被炸得粉碎。

这一次，就连第三班次那些平时吵吵嚷嚷彼此不和的家伙们，也变得极其听话。在厚厚的帆布消防服和橡胶防火上衣下汗流浃背的他们，像日常演练的那样布开了更多消防水龙——5条，17秒。他们将消防水带扛在肩膀上，拖着它们爬上楼梯，开始在三号机组屋顶上喷射泡沫。基别诺克将另外一条消防水带连接到了普里皮亚季市消防站的大型乌拉尔消防水罐车上，它每秒钟可以输送40升水。但即便如此，屋顶上的几个消防员也无法扑灭哪怕是最小的火苗。当他们把水浇到那些熊熊燃烧的东西上时，火势反而更加凶猛。这些东西几乎可以确定是二氧化铀芯块，在爆炸前，它们被加热到了超过4000摄氏度的高温，一遇到空气立刻便烧了起来。当往上面浇水的时候，产生的反应释放出了氧气、可引发爆炸的氢气和带有放射性的水蒸汽。

24岁的亚历山大·彼得罗夫斯基留守在地面，他接到命令，再派两个人到通风区的屋顶上帮忙。还不过是个十几岁的少年时，彼得罗夫斯基就成为建造三号机组和四号机组的15人焊工小组的一员。他参与过两座反应堆的修建，熟知核电厂中从地下电缆隧道到屋顶的每一个房间。那些日子里，周围有点儿辐射是家常便饭，从来都没有出过问题。他丝毫不担心受到点儿辐射会有什么大碍。

彼得罗夫斯基只爬到第一层屋顶，位于+30标记位置，离最上方还有一半距离，便看到了正往下撤的普拉维克中尉和普里皮亚季市消防站的一群人。很明显，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一些相当恐怖的事：摇摇晃晃、语无伦次的六个人，彼此拖扶着走下楼梯，一边走一边呕吐。彼得罗夫斯基告诉跟着自己的一个人，把这些人安全地送到地面，而他继续和第三班次的伊万·夏维往上走。他们急着要赶到屋顶，帮助那些可能仍在+71标记位置上扑灭火灾的同志们，夏维在陡峭的楼梯上滑了一下，彼得罗夫斯基伸出手拉住他。伸手的瞬间，彼得罗夫斯基感觉到自己借来的军帽从头上滑落了。他绝望地看着帽子翻滚着跌入黑暗，只好继续光着脑袋向前走，为他提供保护的，只有他的衬衫和防水外套。

他们终于爬到最高点，两名消防员发现，屋顶上只有他们两个。一个消防水带还在出水。于是，两人开始轮流尽力扑灭火苗。他们绕着通风烟囱的基座扑火，把消防水龙对准燃烧着的大块石墨，但随即发现，即便火苗扑灭了，那东西仍然散发着炽热的白光，不管浇上去多少水都无法熄灭。30分钟后，他们身边几乎所有可见的火苗都扑灭了，但一个主要问题仍没有解决：竖立在屋顶上的两米高的通风管道尽头，火舌仍在吞吐。水压不足以将水射入管道中，彼得罗夫斯基的个子又不够高，没法将消防水龙举到通风管道口。夏维要比他高出一头，但就在彼得罗夫斯基中士把沉重的铸铝水龙喷嘴递到夏维手上时，他突然失明了。

足以致死的辐射剂量约为500雷姆（人体伦琴当量），或是暴露于500伦琴每小时的辐射场中，人体在60分钟内吸收的平均辐射量。在三号机组屋顶上的某些地方，铀燃料块和石墨块释放出的γ辐射和中子辐射，强度达到了3000伦琴每小时。在其他一些地方，辐射水平可能已经超过了8000伦琴每小时：在那里，一个人在不到4分钟的时间里，就会吸收到致命剂量的辐射。

彼得罗夫斯基的失明来得突然，彻底，但仅持续了30秒。然而，对他而言，这段时间却长如永恒，令他充满了恐惧。当视力又突如其来地恢复时，中士的勇气已经烟消云散。“操他妈的，小万子！”他对夏维喊道，“咱们赶快从这鬼地方离开！”

在核电站综合体的另一端，伊万·夏维的哥哥列昂尼德一直在涡轮大厅的屋顶上救火。在+31.5标记位置那里，飞溅的碎片在波纹钢屋顶上撞出了许多大洞。一些屋顶板已经完全塌陷，掉入下面的大厅，而另一些则在脚下摇摇欲坠，黑暗中，仿如一张布满了看不见的陷阱的拼花被。高温令消防员脚下的沥青屋顶表面熔化了，黏着他们的靴子，让他们步履维艰。第一批抵达现场的人无法用消防水龙够着所有的火头，只好沿着破洞的边缘缓缓前进，用沙子把火闷熄。

下到地面去取另外一根消防水带的列昂尼德·夏维，发现消防站站长、列昂尼德·P.捷利亚特尼科夫少校已经赶到，接过了指挥权。少校告诉夏维，回到涡轮大厅屋顶，等到所有余下的小火都扑灭后，在那里观察火情，直到火警解除。就在这里，凌晨3点刚过几分钟的时候，仍在喝着人民香槟的彼得·赫梅利中尉和夏维一道，作为监视哨巡查着新的火头。他们两个人站在一堆缠在一起的消防水龙和放射性碎片之中，等待黎明降临。

在办公行政区下面的掩体中，布留哈诺夫厂长和厂里的高级员工四处打着电话，仍无法相信他们头上的那个世界发生的一切。在重重压力之下，他们已经蒙头转向，机械地做着手头的事，但在他们心中，核反应堆永远都不会发生爆炸的强大信念，却难以克服。尽管这时，许多人已经亲眼见到了四号机组附近破坏的惨烈程度，他们依然无法或不愿接受真相。布留哈诺夫自己去了趟四号机组，返回掩体后，他仍拒绝正视自己所见到的一切预示的结果。他选择认定，反应堆本身仍完好无损，爆炸发生在别的某个地方，比如汽水分离汽锅，或是涡轮油箱。只要他的手下，一直保证向四号反应堆供水，降低堆芯熔毁的可能性，一场真正的灾难便有可能避免。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如此自欺欺人。核电厂的民防负责人谢拉菲姆·沃罗比约夫在凌晨2点之后不久赶到了掩体中。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从储藏柜里取出一台测量能力强大的DP-5军用辐射计。DP-5辐射计是一个粗笨的酚醛塑料盒子，长长的电线末端有一个钢制的探测棒。它被设计用于核打击后的环境中，与核电站放射剂量测量师用于监控工作场所安全的敏感的盖革计数器相比，DP-5辐射计能够探测到强度高达200伦琴每小时的γ辐射场。根据规章制度，沃罗比约夫需要向地方当局报告任何可能导致辐射释放到核电站界限以外地方的事故。他走到地面，开始记录测量值。才走到核电厂前门的公交车站，显示的读数便已高达150毫伦琴每小时，比正常值高出100倍。他赶快跑回去告诉布留哈诺夫，要厂长向核电厂员工和普里皮亚季市民发出警报。

“维克托·彼得罗维奇，”他说，“咱们得发布声明。”

但厂长告诉沃罗比约夫等一下，他要多花点时间想一想。于是，沃罗比约夫又走了出去，钻进自己的小轿车，搜集更多数据。他绕着核电厂向四号机组方向开去，DP-5辐射计的指针摆到了20伦琴每小时的刻度上。当他越过变电站后，指针蹿升到100伦琴每小时，并继续向上跳动：120，150，175，直至超过200伦琴每小时的最大测量值。沃罗比约夫现在已经不知道核电厂周围的真实辐射水平到底有多高，但他知道，那数字一定高得离谱。他一直开上了反应堆坍塌的北墙所形成的瓦砾堆，看见一排黑色石墨印迹一直没入黑暗中。不到一百米远的地方，第一批操作人员被引导出核电厂，上了一辆等候在侧的救护车。他们呈现出诡异的兴奋状态，埋怨着头痛和恶心，有的已经开始呕吐。

沃罗比约夫驱车回到掩体，向布留哈诺夫汇报了他对放射剂量的最保守估计：整个核电站目前被非常高的辐射场包围，数值高达200伦琴每小时。他说，最起码也要向普里皮亚季的市民发出警告，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我们得告诉大家，发生了一起辐射事故，他们应当采取防护措施，关上窗户，留在室内。”沃罗比约夫对厂长说。

然而，布留哈诺夫仍在试图拖延。他说，他得等核电厂辐射安全小组的负责人科罗别伊尼科夫的评估报告。凌晨3点，布留哈诺夫给莫斯科的党委领导和基辅的内务部打电话汇报情况。他提到了爆炸和涡轮大厅屋顶的部分坍塌。至于辐射情况，他说，事实真相仍有待澄清。

又过了一个小时，负责辐射安全的领导才赶到。沃罗比约夫站在一旁，听着那个人给出的报告，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的测量值显示，辐射水平的确有所升高，但不过才13微伦琴每小时。他宣称，自己已经进行了全面彻底的调查分析，发现空气中的放射性核素主要是稀有气体，很快便会自行消散，因此对市民几乎不构成任何威胁，没什么可以担心的。这个评估报告显然是布留哈诺夫一直想要听到的。他站在那里，环视四周，语气阴沉地说道：“这里有些人什么都不懂，就知道煽动恐慌。”没人会不知道他到底说的是谁。

然而，沃罗比约夫知道，无论从任何方向接近核电站，都不可能不穿过比辐射安全小组汇报的数值高出上万倍的辐射场。他听到的每一个字，都一定是谎言，但他对自己专业知识和测量设备的信心却动摇了。

拿起DP-5辐射计，沃罗比约夫第三次走入夜色，核对自己的测量结果。在他驱车前往普里皮亚季的路上，琥珀色的晨曦已经开始划破天际。在城里，他发现了一个警察局设置的路障，一群人正在空地上等着坐公共汽车前往基辅，沥青路面上有放射性坠尘留下的热点痕迹：在那周围几米开外的空间里，γ辐射水平升高了上千倍。等到他从城中返回核电厂，沃罗比约夫的轿车和衣服都已经严重污染，DP-5辐射计已经不再能够显示准确读数。他大步流星地走下掩体的混凝土楼梯台阶，整个人已经处于歇斯底里的边缘，眼里流露出狂意。“没错的，”他对布留哈诺夫说，“我们必须按计划要求的那样采取行动。”

但厂长打断了他的话。“滚出去，”并将他推开，“你的仪表坏了。从这里滚出去！”

绝望中的沃罗比约夫拿起电话，准备通知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民防当局。但接线员告诉他，他被禁止拨打长途电话。最后，他终于用自己的直线电话连接到了基辅，布留哈诺夫和他的助手在匆忙中忘了切断这条电话线。但当沃罗比约夫提供了自己的报告后，接电话的民防值班官员却不相信他是认真的。

负责反应堆车间巡查的瓦列里·佩列沃兹琴科，摸索着回到了四号控制室，他向副总工程师佳特洛夫报告了自己在执行手动降下控制棒这一不可能的任务时见到的景象：反应堆已经被摧毁了。佳特洛夫笃定地说，这是不可能的。尽管他知道，在四号机组的某处发生了爆炸，但他根本就没想过发生爆炸的正是反应堆堆芯本身。在他从事核工业几十年的经验中，他亲自监督了阿穆尔河畔共青城所有核潜艇的交付使用，目睹了切尔诺贝利的三号机组和四号机组启动发电，他研读的那些课程和说明书让他对RBMK-1000的最新规章了如指掌。所有这些都不曾对反应堆可能爆炸有过任何暗示。佳特洛夫起身走向走廊，打算自己对机组进行检查，试图找出证据证明，这不过是紧急堆芯冷却系统中的某处发生了可燃气体爆炸。

在外面的走廊，他遇见了奥列格·亨里希和满身烧伤惨不忍睹的阿纳托利·柯尔克孜，皮肤正从他的脸上脱落下来，双手血肉模糊。佳特洛夫告诉他们，马上前往核电厂的医疗室，然后接着走向大厅，来到一扇窗户前。在那里，他惊诧万状地看到，机组大厅的墙壁，从+12标记位置到+70标记位置，总共超过17层楼高的一整面墙，已经完全倒塌了。他继续前往走廊的尽头，步下楼梯，缓缓地在三号机组和四号机组的外面绕了一圈，排在一起的消防车、舔噬着建筑物屋顶的火舌和满地散落的瓦砾碎片，尽收眼底。

跑回楼上的控制室，佳特洛夫看到了托图诺夫。虽然已经被命令离岗，他还是又跑了回来。佳特洛夫生气地要他为这种不服从指令的行为做出解释，然后得知，这位年轻的操作员的确已经离开了，但马上又觉得对核电站和自己的同志们负有责任，于是便又回来帮忙。佳特洛夫再一次命令他离开。几分钟后佳特洛夫再次离开控制室时，托图诺夫仍倔强地坚守在那里。随后，当一位新的四号机组班组长前来接替亚历山大·阿基莫夫时，他也选择留在了自己的岗位上。两个人决定执行他们接到的命令，确保反应堆的冷却水供应。要做到这一点，他们需要在给水管网中找到那些巨大的闸阀，把它们打开——必要的时候，用自己的双手。

这时候，控制室中的辐射水平已经高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一次又一次地在四号机组里里外外的放射性瓦砾中穿行，加上频繁发作的呕吐，已经让佳特洛夫的力气一点一滴地消失殆尽。就在天将破晓时，他重新找回了操作日志，从一直监控着反应堆最后时刻的列宁格勒原子能控制系统Skala计算机那里，收集了所有打印数据，最后一次离开四号控制室。

凌晨5点15分，极度虚弱且不停干呕着的佳特洛夫，终于蹒跚着走进掩体，向厂长布留哈诺夫报告情况，流进他鞋子里的放射性污水，随着他的脚步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他把Skala计算机的三份记录摆在了桌子上：两份显示着反应堆的功率水平，另外一份显示一冷却回路的水压。然而当布留哈诺夫和核电厂的党委书记谢尔盖·帕拉辛要他解释四号机组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佳特洛夫只是迷惑地摊举着双手。

“我不知道。我一点儿都不明白。”他说。

等到早上5点30分，核电厂中已经挤满了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士，他们被从普里皮亚季的家中唤醒，赶来阻止灾难进一步恶化。三号机组的班组长不顾来自上面的指示，已经下令紧急停闭他负责的反应堆，将其控制室与核电站的通风系统隔离开来。而在核电厂的另一端，一号机组和二号机组仍然在运行发电，操作人员都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但所有的警报都在一起响着，走廊里的装甲门也都牢牢关紧。

四号控制室外面的过道上，铝制天花板散落一地，放射性污水从上方倾泻而下，其中很多曾经流过上方的反应堆残骸，浸满了核燃料。

然而，布留哈诺夫绝望的指令仍然一直从掩体中传递出来：“把水送进去！”

在+27标记位置上狭窄的管道间里，亚历山大·阿基莫夫和列昂尼德·托图诺夫，在黑暗中奋力打开控制汽水分离汽锅供水的闸阀。这些阀门通常由电子传动装置遥控打开，但线缆已经被切断了，电也早停了。两人用尽全身力气，徒手转动那个与成年男子身量相仿的巨大转轮，每次只能转动一厘米。到早上7点30分的时候，浑身上下都被从屋顶倾注而下的放射性水浸透的两人，终于打开了一个冷却剂管道上的所有阀门。这时候，两人在四号机组强大无比的γ射线场中，已待了超过6个小时，开始出现急性辐射综合症的初期症状。他们的白色工作服已经变成灰黑色，又脏又湿，被不断释放高能β粒子的放射性核素浸透，使他们的皮肤暴露于每小时数百伦琴的辐射之下。托图诺夫不停地呕吐，阿基莫夫几乎迈不动步子。不管他们如何用力，最后一个阀门怎么也打不开。最后，阿基莫夫被他的同志们从管道间里拉扯出来，两个人跌跌撞撞地走下楼梯，向四号机组控制室走去，一盏矿工灯为他们照亮了脚下的道路。

然而，当托图诺夫和阿基莫夫进入核电厂的医疗室时，他们费了全身力气才放出来，但已经毫无用处的水，从已被炸碎的反应堆的各处破裂管道激涌而出。水一层接一层地淹没了整个四号机组，流过走廊和楼梯，缓缓地清空了冷却三号机组所需的共用冷却水储备箱，让地下室和连接它们的电缆隧道变成一片汪洋，埋下进一步毁灭的隐患。直到很久很久之后，在掩体中的布留哈诺夫厂长和其他人承认自己犯下惊人错误之前，还会有其他一些人，要为四号反应堆完好无损的幻象，牺牲自己的生命。

星期六早晨6点35分，已经有37支消防队，共186名消防员和81台消防车，从整个基辅地区被召集到了切尔诺贝利。他们协力扑灭了四号反应堆建筑群附近所有的可见火头。基辅地区消防总局副局长宣布，紧急状况已经解除。然而，在反应堆大楼的残骸里面，仍有燃烧的黑烟和类似蒸汽的东西一直盘旋着冒出来，缓缓地飘散在春日晴朗的天空中。

在散落一地的瓦砾碎片中摸索着走到脱气走廊尽头的高级机组工程师鲍里斯·斯托利亚尔丘克，从备用控制室的一扇破窗中探出身去，伸着脖子往下看。拂晓已至，天光大亮。斯托利亚尔丘克看到的景象，并没有把他吓到，但一个念头油然而生：

我还这么年轻，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四号反应堆已经不复存在。在它原本的位置上，是一座铀燃料和石墨块堆起的、火光明灭的火山——这团放射之火，将不可能被扑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