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辅南郊的孔恰·扎斯帕（Koncha-Zaspa），清幽芬郁的松林里，藏着许多国家分配给党内高官和各部部长的别墅。尽管各种舒适的设施一应俱全，维塔利·斯克利亚罗夫却无法入睡。这位乌克兰共和国的能源与电气化部长，在床上翻来覆去，眼睁睁地看着午夜来了又去，星期五的晚上变成了星期六的凌晨。1点30分，电话响起时，他正绝望地盯着天花板。

这是值守在基辅办公室中，负责监控共和国内部电力分配的乌克兰电网中央调度员打来的。调度员午夜来电，意味着在由众多发电站和高压电线织成的庞大乌克兰电网中，某个地方出了严重的岔子。有那么一刻，斯克利亚罗夫希望，不管这次又出了什么事，只要没有伤亡就好。

50岁的斯克利亚罗夫一辈子都在与权力打交道。他花了16年，才从卢甘斯克（Lugansk）煤电厂低级技术员的位置，爬到了发电站站长的职位上。但在那之后，他一路高升，当上了基辅电力委员会的总工程师，最后又升任能源部长。他一辈子追随共产主义，因为工作之故，有机会到苏联境外的许多地方访问，也因此频频与“特殊服务”部门——克格勃的人打交道。对铁幕之外真实生活的惊鸿一瞥，只是让斯克利亚罗夫变得益发犬儒主义，而自己作为“在册干部”在官僚系统内的升迁，也令他在与雷区重重的党派政治打交道时，格外小心谨慎。

尽管乌克兰核电厂的员工们仍需向莫斯科直接汇报，但他们所发出的电，却在斯克利亚罗夫的管辖范围内。还是能源部副部长的时候，他曾经参与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第一座反应堆的决策实施，现在则与苏联秘密核机构的负责人亚历山德罗夫和斯拉夫斯基直接打交道。他一直对核电站的各种问题知情，包括1982年9月一号机组的熔毁事故。即便是在传统发电站中，斯克利亚罗夫也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见识过颇多事故：电线杆倒塌、全面停电、电缆和油田起火。他的手下曾因此重伤残废，甚至死亡。根据调度员的汇报，发生在切尔诺贝利的这一连串突发事故，听起来要比斯克利亚罗夫以前经历过的情况都严重得多。

“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发生了一系列操作故障。”调度员说，“四号机组在凌晨1点20分停堆了。我们收到电站起火的消息。火势蔓延到了主大厅和四号机组涡轮大厅以外。我们与电厂失去了联系。”

斯克利亚罗夫马上打电话给乌克兰总理。亚历山大·利亚什科听到消息后，告诉斯克利亚罗夫立即将情况上报，并致电乌克兰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身为乌克兰共和国领导人和苏联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是强硬派的党内高官，68岁，勃列日涅夫的政治密友，对戈尔巴乔夫搞的那一套改革措施完全没有兴趣。谢尔比茨基之前下过指示，周末不要打扰他，他要离开基辅去乡下，在那儿，他养了一大群心爱的鸽子。在他的度假别墅中，警卫接到电话后拒绝叫醒主人。斯克利亚罗夫只好又打给利亚什科，跟他解释情况。5分钟后，仍然半睡半醒的谢尔比茨基终于接听了电话。

“发生什么事了？”这位第一书记咕哝着。

爆炸发生后不到30分钟，第一波紧急电话便打到了莫斯科的苏联各部委。苏联能源部、卫生部第三局和国防部中央指挥中心的机密高频电话线纷纷响起，这个中央集权国家的众多触须开始慢慢做出反应。从基辅那里，乌克兰内务部的负责人通知了克格勃的当地办公机构、民防部门和检察官，并将情况汇报给自己在莫斯科的上级。

鲍里斯·普鲁申斯基被值班话务员的电话唤醒时，正躺在家中的床上。他是苏联能源部下辖的苏联核工业联合会的总工程师，也是最近刚刚成立的核电站事故应急处理小组（OPAS）的负责人。电话里的女声告诉他，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四号机组发生了一场事故。然后，她高声念出了用来代表事故严重性的代码：“1（Odin），2（dva），3（tri），4（chetyre）。”还没清醒过来的普鲁申斯基，开始费力地回忆这些数字的含义：局部事故，还是全面事故？火灾？辐射？有没有伤亡？完全没用。他变得不耐烦起来。

“用正常话告诉我，”他说，“发生什么事了？”这时候，是凌晨1点50分。

凌晨2点20分，来自国防部中央指挥中心的一个电话，唤醒了苏军总参谋长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发生了一起爆炸，放射性核素可能进入了大气，但没人知道确切情况。阿赫罗梅耶夫告诉值班军官，收集更多信息并召集总参谋长会议。等到元帅一小时后抵达总参谋部时，仍没有新的细节汇报上来。尽管如此，阿赫罗梅耶夫依然开始下达命令。

苏联民防军是苏联武装力量中负责在自然灾害、核战争和化学打击中保护平民的分支部队。其负责人此时正在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Lvov）开会。元帅通过电话找到他，下令要求马上调动驻扎在基辅的民防军机动辐射侦察小分队。他还向驻扎在伏尔加河东岸、专门处理放射性污染的苏军特别部队发出警报，安排将人员和设备空运到切尔诺贝利。苏联民防军副总指挥鲍里斯·伊万诺夫上将离开莫斯科前往指挥行动时，他以为自己只是去处理发生在切尔诺贝利电厂天然气贮藏系统的一场爆炸以及四号机组的火灾。他计划按照既定的核电站事故处理方案部署军队，保护工人和附近居民。毕竟，他的手下就是为应对这种情况而特别训练出来的。

鲍里斯·普鲁申斯基聆听着值班话务员的解码事故报告：这是一次可能为最大级别的紧急事故，看起来恐怕是“全面辐射事故”，而且发生了火灾和爆炸。他让话务员直接连线核电厂。10分钟后，一个当班的主管从切尔诺贝利给他回电，但无法提供任何细节。技术人员说，反应堆已经停堆，冷却水也在被输送到堆芯那里去，还没有任何关于伤亡人数的报告。他一边打着电话，一边试着用内部通话系统联系四号机组，然而没有任何回应。

普鲁申斯基挂了电话，马上下令召集核电站事故应急处理小组的18名组员开会。这还是这个小组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随后，他给好朋友、物理学家格奥尔基·科尔钦斯基打了个电话。科尔钦斯基曾在切尔诺贝利当过3年副总工程师，十分了解电厂和员工情况。他如今在莫斯科担任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核电高级顾问。普鲁申斯基告诉他，电厂发生了一起事故，但细节还不清楚。

“发生了一起爆炸，”他说，“四号机组着火了。”

科尔钦斯基随后给他的顶头上司——党内负责核工业的弗拉基米尔·马林打了电话。他们达成一致意见，应当尽快在中央委员会内部成立党的分管小组。科尔钦斯基叫了一辆车，穿戴整齐，收拾好一个小行李箱，动身前往苏联核工业联合会办公室。他到那里时，主管已经坐在办公桌前，一名克格勃官员静悄悄地坐在角落里。当核电站事故应急处理小组的成员从分布于莫斯科城四处的家中赶到时，他们已经制定好了与各部委——中型机械制造部、卫生部和负责监控整个苏联境内天气与环境的水文气象国家委员会——共同应对事故的方案。

与此同时，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尝试与切尔诺贝利原子能电站的现场负责人联系。依然没有回应。

凌晨3点，弗拉基米尔·马林仍在家中，电话第二次响了起来。这次是维克托·布留哈诺夫本人从核电厂下方的掩体打来。厂长承认错误说，电站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故，但他向上司保证，反应堆本身安然无恙。马林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的妻子，然后迅速穿上衣服，叫了辆车，赶往中央委员会。在动身离开前，马林给他的顶头上司打了个电话，上司又将这个消息在官僚体系内部一层层地报了上去。

当一缕晨光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破晓而出时，尽管连接莫斯科、基辅和切尔诺贝利的电话专线已经快被打爆，但布留哈诺夫打了包票的情况汇报，这时才开始慢慢传递到苏联政府的最高决策层那里。

清晨6点，关于事故的消息终于传到了苏联能源部长阿纳托利·马约列茨那里。他在家中打电话给苏联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他对雷日科夫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一场火灾。一个机组停止运行了，但局势尽在掌握之中：一个专家小组已经赶往电厂了解详情，他分管核能的副手——一位经验丰富的核专家，此前正在克里米亚度假——也已经被召回到现场主持政府委员会的工作。雷日科夫告诉马约列茨要时刻与小组成员保持联系，一旦得到更多消息，马上给他回电。

但在苏联核工业联合会那里，格奥尔基·科尔钦斯基和其他的核专家却已经了解到，真实情况可能要比所有人能设想到的更糟糕。他们通过电话联系上核电站的当班主管时，他的声音已经断断续续，惊恐万状。联合会会长指示他去找核电站的高级管理人员，让他们马上给苏联核工业联合会打电话。

切尔诺贝利负责科研的副总工程师是第一个打回电话的。他冷静地解释了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四号机组此前断网停堆，接受常规维护，然后进行了某种电气测试；但到底是哪种电气测试，他不能说。在测试过程中，意外发生了。

但问及堆芯的紧急冷却——这项关键工作将确保四号反应堆可以很快修复、重新入网供电——的进展状态时，这位切尔诺贝利工程师的沉静自若突然被打断了。

“没什么好冷却的了！”他喊道。电话就此中断。

坐在基辅的办公室中，乌克兰能源部长维塔利·斯克利亚罗夫受命了解切尔诺贝利电厂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已经打了一圈电话，却还是无法拼凑出一个更准确明了的事故全貌，于是他派出手下主管核能的副部长，驱车前往切尔诺贝利。这位特派官员需要两个小时才能到达事故现场。这段时间里，斯克利亚罗夫一次又一次地给核电站打电话，并与莫斯科的上级通报进展。他渐渐感觉到，这事儿恐怕很棘手，但没人能够告诉他任何确切的信息。

清晨5点15分，副部长从事故现场打来了电话。核电厂仍在燃烧，消防队员正在奋力控制火势。反应堆大厅的屋顶和两面墙都已经坍塌，机器设备完蛋了，用于冷却反应堆的经过化学药剂处理过的水快用光了。但当斯克利亚罗夫问起迄今为止所有交谈对象都避而不答的那些紧急问题时，比如，辐射水平如何？反应堆情况怎样？他发现，就连自己派出去的专家，也显然无法给出一个直截了当的答复。

“情况非常非常糟糕。”他所言仅止于此。

到底是怎样的事故，竟会令人如此不知所措，无法从技术上理解？

斯克利亚罗夫再次打电话给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告诉他自己所掌握的情况。

“维塔利·斯克利亚罗夫。”谢尔比茨基开口道。斯克利亚罗夫一阵紧张，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当第一书记对你以全名相称时，通常都是一个坏兆头。“你需要自己去那里看看。”

斯克利亚罗夫对近距离观看一座燃烧中的核电站可没什么兴趣。他试着拒绝。

“核电站是莫斯科直接管辖的。它不归我们管。”他说。

“核电站或许不是乌克兰的，”谢尔比茨基回答道，“但那块地和那些人可是乌克兰的。”

在核电厂下面的掩体中，厂长布留哈诺夫恍恍惚惚地坐在办公桌旁，显然仍无法承认这场灾难的真实严重程度，拒绝接受核电厂民防部门负责人报上来的辐射剂量读数。福明，没有通报布留哈诺夫便擅自批准四号机组涡轮测试的总工程师，也处于震惊之中。知道自己的独断专行已然铸成大错，他坐在那里，像个孤苦伶仃的小孩子，一遍又一遍地轻声重复着同一个问题：“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

早上8点，核电厂核安全部门的技术人员取回的样本显示，核电站周围的地表和水体中，都存在核裂变产物和核燃料粒子。这为反应堆堆芯彻底被毁以及放射性物质已释放到大气中，提供了确凿无疑的证据。9点钟，穿着绿色橡胶防化服、带着呼吸面具的内务部警察部队，拦住了通往核电厂的道路，基辅地区的党内二把手弗拉基米尔·马洛穆日也已经赶到，全权接管危机处置。在主行政办公大楼三层布留哈诺夫的办公室里，厂长听取核电厂各部门负责人的报告时，这位党内领导就站在旁边。负责核电厂医疗室的医生提供了到此时为止的伤亡情况。一人遇难，几十人受伤，很明显，他们受到了超大剂量的辐射，已经表现出明确无误的辐射病症状。然而，主管核电站外部辐射剂量测定的负责人却坚持说，没有必要疏散普里皮亚季市民。核电厂民防负责人沃罗比约夫试图再一次插话说，他们有责任告知市民发生了事故，但马洛穆日打断了他。

“坐下，”他厉声道，“还没轮到你说话呢。”

马洛穆日命令布留哈诺夫给他提交一份书面报告。核电厂党委书记带着几名员工起草初稿，在上午10点左右交到了厂长的办公桌上。文件很简短，只有一页打印纸，里面提到了一场爆炸、反应堆大厅屋顶的倒塌和一场已经彻底扑灭的火灾。参与救火的34个人正在医院接受检查，9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烧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一人失踪，另外一人死亡。报告中没有提到任何有关辐射损伤的事。只是说，四号机组附近的辐射水平达到了1000微伦琴每秒，相当于3.6伦琴每小时，完全在容忍范围内。但它没有解释，这是用来测量辐射值的设备可能测到的最大读数。报告结尾打包票说，普里皮亚季的形势一切正常，辐射水平也在进一步调查中。在报告底部的空白处，布留哈诺夫用蓝色圆珠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星期六早上9点左右，一架军用运输机从莫斯科的奇卡洛夫斯基军用机场起飞，坐在飞机上赶赴切尔诺贝利的，是鲍里斯·普鲁申斯基和他的核电站事故应急处理小组。与此同时，总理雷日科夫来到克里姆林宫，开始办公。雷日科夫是一位煤矿工的儿子，作为一名后勤保障专家，他在管理苏联经济时的兢兢业业、克勤克俭，令他在政府系统内一路高升。才不过56岁的他，身材修长，活力十足，是戈尔巴乔夫推动改革的得力助手。他周末通常会晚一点才到办公室，今天也不例外。一到办公室，他便给阿纳托利·马约列茨打电话，要求通报关于乌克兰核电厂火灾的最新进展。

能源部长的报告很不乐观。目前，他认为情况远比最初想象得更严重，这根本不是寻常的小事故。一个反应堆发生了爆炸，损失规模很大，后果难以预料，有必要采取紧急措施。雷日科夫告诉马约列茨，再组织一个更高级别的专家小组，马上坐飞机前往基辅。他给苏联民航总局下命令，准备一架飞机随时待命。这之后，根据发生重大事故后的惯常程序，雷日科夫开始组建另一支级别更高的小组，由他亲手挑选的政府委员会，前往事发现场，接管事故处理和预后。光头、长着一张斗牛犬一样的脸、主管全苏联所有燃料和能源业务的苏联副总理鲍里斯·谢尔比纳，被他选中作为委员会主席。雷日科夫找到此时正身在1000公里以外的奥伦堡（Orenburg）的谢尔比纳，本来，在这座邻近哈萨克斯坦边境的小城，谢尔比纳要向一群当地石油工人发表演讲。雷日科夫告诉他，马上结束行程赶回莫斯科，一架飞机将等在那里，直接把他载往乌克兰。

上午11点，马约列茨率领的第二个专家小组已经在飞往切尔诺贝利的途中，雷日科夫正式签署了成立委员会的命令。他发出口令，尽快将委员会的所有成员，来自苏联科学院、库尔恰托夫研究所、苏联总检察长办公室、克格勃、卫生部和乌克兰部长会议的头面人物召集在一起。

那天早上，库尔恰托夫原子能研究所第一副所长瓦列里·列加索夫院士醒来时，他对发生在乌克兰的一切一无所知。天气晴好，他还没有想好，到底是和妻子玛加丽塔一道去自己担任系主任的莫斯科国立大学工作呢，还是参加在中型机械制造部总部大楼召开的积极分子会议。

作为一名一贯忠诚可靠的共产党员，列加索夫选择了党内积极分子会议。他刚好在10点前抵达会场，一位同事提到，在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发生了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故。主持这场会议的，是中型机械制造部部长叶菲姆·斯拉夫斯基。气氛一如既往地热烈。这位老人长篇大论地列举了该部一连串的成功与辉煌，然后对某些个人的错误进行斥责。通常来说，一切都会和往常一样顺利进行：所有的计划均已实现，所有的指标都圆满达成。然而，在对核电工业的传统光荣颂歌唱到一半的时候，斯拉夫斯基突然停了下来，然后提起，显然，乌克兰的某座原子能电站出了点小岔子。但他很快补充说，这家核电厂是由他们的邻居能源部负责运行的。不管出了什么事故，都无法阻挡苏联核电工业继续大步向前。

中午，会议暂停。列加索夫上到二楼找一位同事聊天。在那里，斯拉夫斯基的副手亚历山大·梅什科夫向列加索夫通报了一些紧急信息：他被选进调查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政府委员会，当天下午4点，他需要赶到莫斯科的伏努科沃机场。列加索夫马上叫了一辆车，载他前往库尔恰托夫研究所。尽管在国家核研究的最高机构担任要职，他却只是一名化学家，而不是反应堆专家。他需要一些专家建议。

作为一位苏共资深理论家的儿子，瓦列里·列加索夫是库尔恰托夫研究所共产党委员会负责人。他是5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和妻子玛加丽塔都参加过在西伯利亚南部抢收小麦的共青团青年突击队。后来，他选择在偏远的托木斯克-7化学联合体攻读放射化学硕士学位，而没有接受另一个在莫斯科城中的美差。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和一个科学家，他对社会主义原则深信不疑，并坚信能够建立起一个由受过教育的精英人士运行的平等社会。列加索夫十分睿智，对很多事都有独特见解，而他的家庭背景，也让他有自信在一个唯唯诺诺、人云亦云的官僚世界中，说出自己的想法。闲暇时间，他写诗自娱。尽管列加索夫一向直言不讳，但他在党内的上级却很欣赏他，一路青云直上，并因为自己的工作得到了众多国家大奖，获得了一位苏联科学家可能获得的所有荣誉，除了一个最高奖项：社会主义劳动英雄。

身材敦实却身手矫健、一头深色头发、戴着厚眼镜的列加索夫，如今已经接近自己职业生涯的顶峰，享受着与其苏联科学明星身份相配的一切特殊待遇。他打网球，滑雪，游泳，四处旅游。他和玛加丽塔住在绿树成荫的步兵大街26号（Pekhotnaya 26）的一栋大别墅中，走路就能到办公室。他们经常在家中款待来访的朋友和同事，其中包括他的顶头上司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夫。这位已经83岁的苏联科学院院长和库尔恰托夫研究所所长，和列加索夫是只隔了几个门的邻居。亚历山德罗夫喜欢溜达到他家里吃个晚饭，下盘国际象棋，他经常评价他的这位副手总能料敌先机。只有49岁的列加索夫，似乎已经被当成未来的库尔恰托夫研究所所长人选，只等亚历山德罗夫退休。

只有一个人挡着他的路，他的隔壁邻居叶夫根尼·韦利霍夫。膀大腰圆、性喜交游的韦利霍夫，是研究等离子体的物理学家，出身于一个发明家与思想家辈出的大家庭。他是戈尔巴乔夫的私人科学顾问，在莫斯科郊外有一个由他负责、属于他自己的理论研究实验室。韦利霍夫在库尔恰托夫研究所里的仕途也是一路高升。他是列加索夫最大的竞争对手。他到过许多国家，和西方科学家保持着很好的关系，说着一口过得去的英语，喜欢戴一条普林斯顿领带。但他很少出现在步兵大街26号的餐厅。当列加索夫假装对他的同事显而易见的敌意大惑不解时，他的妻子给出了个简单的解决办法：“少跟他说你的那些丰功伟绩。”

星期六中午，列加索夫到达研究所，他花了一阵子才找到自己想要找的人——亚历山大·卡卢金，RBMK反应堆的驻所专家。卡卢金这天没来上班，但听到列加索夫在找他后，他带上了自己能找到的、关于反应堆和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全部技术文档。列加索夫随后赶回家中，告诉妻子，自己马上要出差，需要赶往机场，尽管要做什么和要走多长时间都还不清楚。天气和暖，但他仍穿着那天早上穿的西装和昂贵的真皮外衣。

大约上午11点，危机发生九个多小时之后，第一架来自莫斯科的飞机，降落在了基辅的柏油碎石飞机跑道上。由鲍里斯·普鲁申斯基率领的能源部核电站事故应急处理小组，成员中有苏联核工业联合会和参与反应堆及核电厂设计的各研究所的科学家，克格勃成员，以及莫斯科第六医院的四人专家小组。莫斯科第六医院是苏联国家生物物理研究所的直属医院，专门治疗放射性损伤。刚一落地，普鲁申斯基便得知，一个政府委员会也在赶来的路上，接管形势控制。然而，关于事故真实严重程度的信息，就算之前已经通报到了莫斯科的中央政治局层面，却没有人将其转达给普鲁申斯基和他的专家小组。当他们坐着大巴，在警察的护卫下赶往140公里外的普里皮亚季时，他们的情绪很糟糕——这时他们已经知道，有两个人死了。但对到底发生了什么依然迷惑不解。或许是反应堆大厅的屋顶坍塌了，要么就是某些机器着了火。然而，他们仍认为，反应堆已经安全停堆，正在注水冷却，不会有更多伤亡了。

正因如此，当大巴终于开到分别通向普里皮亚季和核电厂的三岔路口，普鲁申斯基看到一名内务部警察官员带着“花瓣”面具（lepestok mask）时，他深感不解。“花瓣”面具是苏联设计的一种以布制成的呼吸面具，可以过滤大气中的放射性悬浮颗粒。他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大动干戈。应急小组到达普里皮亚季后，来自核电厂的接待人员安慰他说，一切都在控制之中。放下心来的普鲁申斯基登记入住了波列西耶旅馆，一座俯瞰中央广场的8层混凝土大楼，并到楼下的餐馆吃了午餐。这之后，他漫步到了阳光灿烂的旅馆天台之上，看见布留哈诺夫厂长正穿过广场向他走来。

“机组出了什么问题？”普鲁申斯基问。

尽管这位震惊过度的厂长这之后还会继续向他的上级提供相反的信息，并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依然告诉其他人，四号反应堆完好无损，但在这一刻，布留哈诺夫承认了真相。

“机组已经不复存在了。”他说。

普鲁申斯基惊呆了。他知道这个人不是核专家，但其言中之意，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你自己去看一眼吧，”布留哈诺夫绝望地说，“从街上就能看到那些分隔装置。”

在莫斯科，布留哈诺夫之前的那份书面报告中披露的信息，仍然在官僚体系中一层一层地缓慢上传。中午时，能源部副部长阿列克谢·马库辛，给中央委员会发了一份17行的电报，将厂长再三保证的事态进展预测传达了上去。尽管标注为“紧急”，这份电报还是要经由总务部（the General Department）转到原子能部（the Department of Atomic Energy），直到星期六下午才交到戈尔巴乔夫手上。

“反应堆室上部发生了一起爆炸，”电报上说，“反应堆区间的屋顶和部分墙板、机器间的几块天花板……在爆炸中被毁，屋顶着火。火灾在凌晨3点30分被扑灭。”

对于一个已经对工业事故司空见惯的政府来说，这种事并不陌生。某种形式的爆炸，好吧；火灾，不是已经被扑灭了吗？当然，是个严重的事故，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关键在于反应堆本身完好无损，一场可能的核灾难已经被避免了。

“核电站的相关人员正在采取步骤冷却反应堆的燃料堆芯。根据苏联卫生部第三局的观点，”报告说，“不需要采取特别措施，比如从城市中疏散居民。”

下午两点，第二波级别更高的政府官员，在能源部长阿纳托利·马约列茨的带领下，乘政府官员包机从莫斯科抵达基辅。乌克兰的能源部长维塔利·斯克利亚罗夫在跑道上迎接他们，然后一起转乘两架看起来颇为古旧的An-2双翼飞机。刚刚上任不久，也不是核专家的马约列茨，表现得很有自信。“你知道，”他说，“我觉得我们不会在普里皮亚季待多久。”他认为，48个小时之内，他们就会返程回家。

“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斯克利亚罗夫说，“我觉得两天时间可不够。”

“别吓唬我们了，斯克利亚罗夫同志。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尽快修复受损的反应堆机组，让它重新入网发电。”

在切尔诺贝利以外的土路跑道上颠簸着降落后，他们急速驶进普里皮亚季，穿过列宁大道两旁的白杨树投下的斑驳光影。斯克利亚罗夫注意到，人们还是一如既往，像在任何一个温暖的周末下午那样，做着自己的事情。孩子们踢着足球，刚洗好的衣服晾在阳台上，一对对情侣在新建成的购物中心前的中央广场上缓缓散步。他跟人问起辐射水平，得到的答复是，读数大约为背景辐射水平的10倍，这显然在允许范围内。于是，斯克利亚罗夫也变得乐观起来。

两位部长走进了普里皮亚季共产党和市执行委员会的总部大楼。这是一栋紧挨着波利西耶旅馆的5层混凝土建筑，在里面工作的人称其为“白房子”。从基辅赶来的党内大员马洛穆日，已经在这里设立了指挥中心。苏联民防军方面的负责人伊万诺夫将军也已经从莫斯科赶来，向党内高官建议，用广播警告普里皮亚季市民，核电厂发生了事故。与此同时，他手下的部队正在对核电厂和城市进行辐射侦察。

齐聚一堂的部长和专家们，此时就如何冷却四号反应堆、清理事故现场废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但在正从莫斯科赶来的委员会主席鲍里斯·谢尔比纳到达之前，他们无法做出任何决定性的行动。外面晴空万里，风和日暖，而在隔壁的旅馆，一场传统的乌克兰婚礼仪式刚刚开始。

乘着直升机绕反应堆低空飞行的鲍里斯·普鲁申斯基，已经意识到，布留哈诺夫厂长对切尔诺贝利原子能电站四号机组命运的描述是准确的。然而，这位核电站事故应急处理小组组长，仍然难以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

主厂房的屋顶已经消失不见。里面，是一个洞开的黑色大坑，十多层楼高的外墙和地面，仿佛被一把巨大的勺子凭空挖走了。建筑物的北墙已经坍塌，化作四处散落于邻近建筑物平屋顶上和整个核电站区域内的乌黑瓦砾。在大厅的废墟中，他能看见120吨重的桥式起重机、换料机、主循环泵和应急堆芯冷却罐扭成一团的残骸。飞行员使直升机向一侧倾斜，以让核电厂的摄影师能够透过机窗拍照。普鲁申斯基看到反应堆的盖子——用于将反应堆与外部世界隔绝的、两千吨重的混凝土钢盘“叶连娜”，斜斜地对着天空。在它下面的反应堆坑室内部深处，尽管是在明亮的阳光下，他依然能看见残留的燃料组件形成的闪闪发光的栅格，有一处还燃着炽烈的红黄色火焰。当直升机斜着飞远时，普鲁申斯基迫使自己面对内心中仍拒绝接受的现实：四号反应堆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下午4点举行于白房子党委会议室的会议上，总工程师尼古拉·福明做出结论说，他手下员工在此前12个小时中为保证四号反应堆冷却水循环的种种努力，如今都被证明为徒劳。他承认，反应堆已经彻底被毁，高放射性的石墨碎片洒得满地都是。更糟糕的消息还在后面。那天早上，核电站的物理学家已经进入被污染的四号机组控制室，证实控制棒没有在爆炸前完全降入反应堆。他们现在怀疑，仍残留于反应堆容器中的核燃料很可能会很快再度满足新的临界条件，启动又一轮链式反应，只不过这一次，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而他们完全没有办法对其加以控制。反应堆复活，可能会导致火灾和爆炸，向离普里皮亚季城边缘不足2500米的大气中，释放出一波又一波致命的γ和中子辐射。预测结果显示，新的临界条件将在晚上7点之后的某个时刻达到，他们只有3个小时的时间干预。

快到5点的时候，基辅地区民防部队的亚历山大·洛加乔夫上尉跑进白房子，带来了他对核电厂地面辐射调查的结果。他的装甲车以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飞驰过列宁大道，速度快得令7吨重的车身在从铁路桥上冲下来的时候，几乎处于腾空状态。然后他向右一直开过步行广场，直到大楼入口。已经上气不接下气的洛加乔夫交给马洛穆日一份地图，核电厂食堂旁边，他用铅笔潦草地标注了辐射读数：2080伦琴每小时。

“你的意思是毫伦琴吧，小伙子。”这位党内一把手说。

“就是伦琴。”洛加乔夫说。

洛加乔夫的指挥官仔细研究着地图。他抽完一根烟，又点着了一根。

“我们需要疏散城市。”他说。

星期六晚上7点20分，载着谢尔比纳和瓦列里·列加索夫院士的飞机，降落在基辅的朱利阿内机场（Zhuliany Airport）。迎接他们的，是一群神情紧张的乌克兰政府部长和一排车身锃亮的大型黑色轿车。这些车载着他们，在渐深的暮光中，赶往普里皮亚季市执行委员会。车一路向北行驶，列加索夫看到，集体农场逐渐过渡为农户们的牧场和一望无际的沼泽、水草丰美的草场和浓密的松树林。他们对前方的情况充满着紧张、焦虑，对话断断续续，随即完全停止。在一片长久的沉默中，列加索夫只盼他们能赶快到达目的地。但谢尔比纳，这位已经对煤气管道爆炸和其他工业灾难见惯不惊的老手，在到达普里皮亚季后，带着自信的微笑，从他那辆加长版海鸥牌汽车中走出来：一位计划经济的救世主，这就拯救他的那些下属来了，他们将无需再为做出可能十分危险的决定而担惊受怕。

这些年里，当这位莫斯科的大老板外出巡视乌克兰共和国境内在建的众多核电厂时，乌克兰能源部长斯克利亚罗夫经常与他碰面。66岁的谢尔比纳才智过人，精力充沛，工作兢兢业业，态度强硬而又充满自信。但有时候，他也会变得十分情绪化和冲动，总是试图证明他比所有人，甚至是那些专家，都懂得多。作为一个小个子，他用帝王般的气势来弥补身量上的不足。有些人对他十分尊敬，甚至崇拜万分。斯克利亚罗夫却只觉得这人几乎没办法共事。

谢尔比纳十分安静地跟专家们逐一打过招呼，直到他见到了斯克利亚罗夫。此时，斯克利亚罗夫已经驱车到过核电厂，亲眼见到了反应堆被毁的情形。

“怎么样，吓得拉裤子了没有？”谢尔比纳问。

“还没，”斯克利亚罗夫说，“但我觉得接下来可保不齐不会。”

楼上，普鲁申斯基刚刚完成对核电厂的侦查巡视归来。谢尔比纳走近，听到普鲁申斯基正在走廊里和苏联核能部长说起自己的惊人发现。直升机飞过反应堆后，普鲁申斯基继续朝地面开展调查，他透过望远镜研究了四号机组的废墟，在核电站周边地区，能看到四处散落的石墨砌块。在他看来，很明显，反应堆内部发生了爆炸，核燃料碎片就藏身于这些瓦砾中。

“我们必须疏散本地居民。”普鲁申斯基说。

“你怎么这么危言耸听？”谢尔比纳问。

大约晚上10点之后，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普里皮亚季市党委书记三楼的办公室召开。约有30名政府部长、军方官员和核工业专家列席，他们都坐在门边排成三排的椅子上。谢尔比纳站在屋子中间，靠着一张办公桌，桌上堆满了地图、文件和盛满烟头的烟灰缸。屋子里很热，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烟味儿，气氛紧张得简直令人窒息。

会上，谢尔比纳听取了基辅地区党内一把手马洛穆日和苏联能源部长马约列茨的汇报，列加索夫院士也只是在一旁听着。他们没有提供关于核电厂或普里皮亚季市内局势的任何详细信息，也没有提出任何关于如何应对事故后果的计划。只是说，在四号机组进行涡轮发电机降负荷试验时，接连发生了两起爆炸，反应堆大厅被毁，数百名电厂员工受到伤害，其中两人死亡，剩下的人住进了市医院。四号机组的辐射情况比较复杂，尽管普里皮亚季市的辐射水平显著超过正常值，但对人体健康不构成威胁。

谢尔比纳将委员会成员分成了几组，第一组由中型机械制造部副部长梅什科夫带头，开始调查事故原因；第二组将进一步测量辐射剂量；民防军的伊万诺夫将军和乌克兰内务部的根纳季·贝尔多维奇将军则为可能的疏散做准备；苏联卫生部副部长叶夫根尼·沃罗比约夫负责所有与医疗相关的事务。最后，瓦列里·列加索夫将负责一个团队，对灾难后果加以控制。

与核电站的物理学家们一样，列加索夫的第一个顾虑，便是四号反应堆的残骸中是否可能发生新的链式反应。核电厂的操作人员已经向冷却系统的水箱中倒入了一袋袋的硼酸粉，其中的硼可以吸收中子。他们希望用这种办法淹没核燃料。但这些化学溶液在反应堆大厅破碎的管网迷宫中，随即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并无法确定，这些溶液流到了哪里，而且现在供应也已经快要不足。斯克利亚罗夫命令再从西边300公里以外的罗夫诺（Rovno）核电站调运10吨硼酸粉来。但罗夫诺核电站站长不愿意掺和这件事，万一他们也遇到紧急情况呢？而当这些硼酸粉终于装上卡车运来时，车又半途抛了锚，直到第二天，才运到切尔诺贝利。

与此同时，列加索夫意识到，核电厂操作人员试图用水冷却已经炸碎的反应堆堆芯的英勇而又徒劳的做法，只是令三号机组和四号机组的地下室空间中注满了被污染的水，从而令放射性蒸汽云不断地涌入大气。此外，放射性悬浮颗粒的毒潮也从四号反应堆的大坑中，汹涌地散入空气。普鲁申斯基已经在匆匆一瞥中看到，那里的燃料电池栅格闪闪发光，还有一个预示着不祥之兆的炽热发光的亮点，这强烈意味着，有些东西正在燃烧。不管怎样，这团火必须扑灭，反应堆必须封闭起来。

然而，从堆芯抛射出的那些瓦砾碎片，令核电站及其附近的地面也成了一个放射性雷区。如今，对于任何试图接近四号机组的人来说，哪怕只是停留极短的时间，都意味着死亡。想要近距离覆盖反应堆，甚至只不过是用传统方式灭火，使用泡沫，或是像30年前英国在温德斯凯尔核电站事故中那样用水，都是不可能的。委员会中迄今没有人能够就如何熄灭熊熊燃烧的反应堆提出任何建议。列加索夫惊愕地环顾四周，遍布对核物理一无所知的政客，以及不敢提出解决方案、迟疑不决、呆若木鸡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每个人都知道，必须得做点儿什么。但做什么呢？

浓密的放射性核素云，继续从四号反应堆上方翻涌着进入天空，但白房子里济济一堂的专家们，依然无法就是否疏散普里皮亚季达成一致意见。民防军辐射巡逻小队，从中午起就开始每小时测量一次城市街道的辐射读数，他们发现，数字令人惊心：在离反应堆不到3公里的列西娅·乌克兰卡大街，下午3点前后，读数已经达到0.5伦琴每小时，到傍晚时分，升高到了1.8伦琴每小时。这个读数要比正常背景辐射高出上万倍，但苏联卫生部副部长坚持认为，这并不对居民构成直接威胁。他义愤填膺地指出，即便是在当时仍未向外公布的1957年马亚克灾难后，那个对外保密的城市中的居民，也不曾被告知需要离开。“他们从来都没疏散过那里的居民！”他说，“为什么要在这里这么干？”

事实上，苏联当局正式制定的核事故疏散标准要比这高得多。根据名为《关于核反应堆事故中居民保护的决策标准》（Criteria for Making a Decision on Protection of the Population in the Event of an Atomic Reactor Accident）的国家文件，只有当居民可能受到的辐射暴露超过75雷姆的终生最大暴露剂量——核电站工人年度安全辐射暴露值的15倍，才会执行强制疏散。即便是那些规定何时应当告知居民发生辐射泄露的法律法规，内容上也相互抵触，而且并没有明确规定，谁拥有决定疏散的权力。谢尔比纳或许只不过是担心在普里皮亚季造成恐慌。但在那个时候，他并没有理由认为，对那些不幸的新闻和不实的官方信息早已司空见惯的苏联公民，会真的在收到事故警报后失去头脑。更紧迫的，是国家对保密的强制要求。到星期六黎明拂晓时，内务部警察部队已经用路障封锁了整个地区，克格勃随后也切断了这个城市的长途电话线。等到黄昏降临时，本地的电话线路也被切断了，仍旧没有广播通知普里皮亚季市民发生了事故，更不要说警告他们待在室内或是关闭窗户了。即便如此，谢尔比纳清楚地知道，一旦进行疏散，便没可能再继续隐瞒整个原子城5万居民的大逃亡。

然而，民防军指挥官和物理学家，对卫生部长的乐观预测并不同意：即便城中的辐射情况在短期内仍可忍受，却没有任何改善的可能。到这时为止，从反应堆飘出的气流，已经向北方和西北方向飘去，从普里皮亚季和基辅一直飘向白俄罗斯。到星期六中午时，化学部队已经在离核电厂50公里远的气流飘经路线上，监测到足以致命的30伦琴每小时的外部辐射剂量。但风向随时可能改变，而且东南方向已经在下雷雨；即便是极小的一部分降落在普里皮亚季，放射性坠尘也可能随之降下，给市民带来恐怖的后果。在基辅那边，乌克兰总理已经单方面下令，为可能的全城疏散安排好运输车辆——超过一千辆公共汽车和卡车。然而，没有来自上面的命令，任何工作都无法向前推进。而谢尔比纳希望在做出决定前，得到更多信息。他决定等到第二天早晨。

与此同时，四号反应堆咧着大嘴的坑室中，正酝酿着某种骚动。星期六晚上大约8点时分，核电厂主管科学的副总工程师注意到，废墟中有红宝石色的光明灭闪动。这之后，是一连串小规模爆炸，耀眼的白光从主厂房的废墟中，如同喷泉一般蹿涌而出，照亮了150米高的通风烟囱。两小时后，能源部下属核能研究机构苏联核电运行研究院（VNIIAES）的一个小组，正在冷却剂河道提取样本，四号机组的墙壁突然被一声雷鸣般的巨响摇动。炽热发光的碎片如大雨般从天而降，技术人员只好躲到桥墩下暂避，他们的辐射剂量测定设备的指针全都超过了最大刻度。

政府委员会的会议还在继续。空气里仍弥漫着一种不切实际的氛围：不知何时，主席助理们居然起草了一份修复四号反应堆，重新将其并入苏联电网发电的行动方案，尽管这已经很明显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任务。此外，根据斯克利亚罗夫的回忆，临近午夜，一位公务人员打断会议，告诉谢尔比纳，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很快会给他打电话听取情况汇报。这位副部长要求所有人离开会议室，但斯克利亚罗夫起身要走时，谢尔比纳却拦住了他。

“不，不。坐下，”他说，“听我怎么说。然后你再跟你的上级一字不差地复述。”

来自莫斯科的扰频高频电话线路（VCh）响了起来，谢尔比纳接过电话。

“发生了一起事故，”副部长告诉戈尔巴乔夫，“出现了点恐慌。现在党组织、州里的总书记和区委会成员都不在现场。我会下令能源部长重新启动所有机组。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平息这场事故。”

戈尔巴乔夫说话时，谢尔比纳沉默了一会儿。

最后，谢尔比纳说“好的”，然后将听筒挂上。

他转向斯克利亚罗夫：“你全听到了？”

他全听到了；惊呆了。“你没办法重启反应堆，因为已经没有反应堆了，”他说，“它已经不复存在了。”

“你这个大惊小怪的家伙。”

“我亲眼看见的。”

过了几分钟，专线电话又响了起来。这一次，是谢尔比茨基，乌克兰共产党的一把手。

谢尔比纳向谢尔比茨基重复了刚刚跟戈尔巴乔夫说过的话，一个充满幻想和拒绝承认现实的自信满满的突击行动方案。然后他把电话交给斯克利亚罗夫。

“他要跟你说话。就照我刚才说的讲。”

“我不同意鲍里斯·叶夫多基莫维奇同志说的话，”斯克利亚罗夫说，“我们需要疏散所有人。”

谢尔比纳从乌克兰能源部长的手中抢过电话。

“他是个大惊小怪的家伙！”他对谢尔比茨基喊道，“你怎么疏散这么多人？我们将会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丢人现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