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凌晨3点过后，亚历山大·叶绍洛夫被电话铃声吵醒。伸出手摸索着电话听筒，他想着，又一个周末吹了。

妻子之前带着孩子回娘家了，要住上几周。他本来还指望着能逍遥几天，比如挤出点时间钓个鱼啥的。家里有两个孩子，5岁大的女儿和马上6个月的儿子，就算是不用工作，也总是有一大堆的活儿要干。更何况，作为普里皮亚季市执行委员会的副主席——相当于副市长，叶绍洛夫每天还要跟那些没完没了，令人头痛的行政事务打交道。

他是从基辅调到普里皮亚季来的。之前，他在基辅市财政计划部门工作。对于这个33岁的会计和他的家庭来说，这是一次值得庆祝的升迁：搬出破破烂烂、每天早上都要在厕所前排大队的集体宿舍，住到空气清新的乡下，干着一份配私人秘书的体面工作，还有自己的专车，虽然有点儿老旧吧，但也能开。然而，叶绍洛夫发现自己的新职责颇为琐碎繁重。他不但要管理普里皮亚季城的预算、开支和收入，还得担任计划委员会的负责人，主管交通运输、医疗保健、通讯、街道清洁、劳动就业局和建筑材料的分配。这里或那里总是会出点儿岔子，而一旦出了问题，普里皮亚季的市民可从来不会忍着不抱怨。

电话那边，是玛丽亚·博亚尔丘克，市执行委员会的秘书。她刚刚被一名从核电厂回来的邻居吵醒。发生了事故：一场火灾，可能还有爆炸。

3点50分，位于白房子二楼的市执行委员会办公室里，叶绍洛夫已经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委员会主席，也就是市长，已经前往电厂了解情况。叶绍洛夫给普里皮亚季民防部队的负责人打了个电话，负责人立刻从床上跳起来，跑到了办公室。但两人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电厂有自己的民防人员，普里皮亚季市从来都不会介入他们的任何一次演习。电站以前也发生过事故，但他们总是几乎没出什么动静就自己搞定了。

现在，他们已经给手头上的每一个电站号码打了电话，但没人告诉他们任何情况。他们想过要开车赶往那里，但没有车。所能做的，就只是坐在那里等着。窗户外面，广场上的街灯投射着琥珀色的光晕，库尔恰托夫大街上的公寓大楼，一片漆黑沉静。

黎明将近时，坐在办公桌后的叶绍洛夫看见一辆救护车，从电厂方向沿着列宁大道疾驰而来。车上的急救灯闪着，警报却没有拉响。司机在彩虹百货商场那里急转向右，沿着广场南侧一路狂奔，最后朝医院的方向驶去。过了一会儿，第二辆救护车也跟了上来，同样消失在街角。

急救灯的蓝光消失在远处，城市的街道恢复安静。但接下来，又一辆救护车飞驰而过。然后又是一辆。叶绍洛夫开始怀疑，这一次的事故，可能和以往有所不同。

天光终于破晓，有朋友和亲戚在电厂值守夜班的那些人，开始窃窃私语：电厂发生了某种事故。但没人知道确切情况。

大约7点钟，安德烈·格卢霍夫位于建设者大道的公寓里，电话响了起来。他在核电厂的反应堆物理实验室工作。来电话的，是他在仪表与控制部门的一个朋友。那个朋友也在家里，听说电站里出了点岔子，但不知道详情。作为核安全部门的成员，格卢霍夫有权限直接给电厂里每一座反应堆的控制室打电话。愿不愿意去问问情况怎么样呢？

格卢霍夫挂断电话，拨下了朋友托图诺夫在四号机组高级反应堆控制工程师值班台的号码。但没人接听。

奇怪，他想到。或许他在忙吧。他又试着拨通二号控制室，那里的高级反应堆控制工程师马上接听了电话。

“早上好，鲍里斯，”格卢霍夫说，“一切怎么样？”

“还行吧，”这位工程师说，“我们增加了二号机组的功率。所有参数都正常。没什么特别要报告的。”

“那就好。四号机组怎么样？”

电话那边是长久的沉默。

“我们收到指示，不要谈论这件事。你最好往窗户外面看看。”

格卢霍夫走到阳台上。公寓位于第5层楼，隔着新建成的摩天轮，从他的位置正好可以看见电厂全景。但他没发现有什么特别反常的。四号反应堆上方有烟雾盘旋。格卢霍夫喝了杯咖啡，告诉妻子，他这就前往库尔恰托夫大街，在那里找从电厂坐班车回来的夜班工人聊聊。他们或许能够告诉他发生了些什么。

他在班车站等了很久，可夜班工人们一直没有现身。取而代之的，是一辆装满警察的大卡车。格卢霍夫跟他们打听发生了什么事。“不太清楚，”一位警察说，“反应堆大厅的墙塌了。”

“什么？”

“反应堆大厅的墙塌了。”

这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但托图诺夫肯定对此有解释。

或许我只不过错过了班车，格卢霍夫想着。托图诺夫或许已经回到家中了。

从班车站走到托图诺夫的公寓楼，只要不到15分钟。格卢霍夫爬到顶楼，在楼梯口右转，走向走廊尽头那扇以红色人造革华丽装饰着的房门：88号。他按下门铃。又按了一次。但没有应答。

城东边上的普里皮亚季第126医疗卫生中心，位于一栋藏在低矮铁栅栏后的饼干色小楼里。这所医院服务于一座不断发展及年轻居民不断增长的城市，拥有400多张病床、1200名职工和一个挺大的妇产科，算得上设备很齐全了。但它从来没有做好准备迎接这样一场灾难性的辐射事故，因此，当星期六清晨第一批救护车开始停在医院外面时，医院职工很快就应付不过来了。时值周末，很难找到医生，而且最开始时，没人知道他们所面对的是什么问题：从核电站送来的那些穿着制服、之前曾参与扑救火灾的年轻人，抱怨着头痛、喉咙干和眩晕。有些人的脸变成了可怖的紫色，另外一些则像死人一样苍白。很快，所有人都开始干呕甚至呕吐，呕吐物填满了洗手盆和水桶，直到他们的胃中无物可吐，却依然无法停止。负责分诊的护士开始哭了起来。

早上6点，医院院长正式做出辐射病的诊断，并通知了莫斯科的生物物理研究所。从核电厂送来的人被告知，脱掉所有个人物品，统统上交，包括手表、现金、党员证。所有这些都已经污染了。医院中原有的病人被打发回家，出院时一些人都还穿着自己的病号服。护士们打开用于辐射事故的急救包，其中装有药品和一次性静脉注射设备。到早上，医院已经收治了90名病人。其中包括四号控制室里的那些人：高级反应堆控制工程师托图诺夫、班组长阿基莫夫和他们独断专行的上司、副总工程师佳特洛夫。

一开始，佳特洛夫拒绝接受治疗，表示他只想睡上一觉。但护士坚持给他扎上了静脉针，他立刻感觉好多了。其他人的伤势看起来似乎也并不严重。亚历山大·谢甫琴科开始时感觉又眩晕又兴奋，但很快便睡着了，直到护士来给他打点滴时才醒来。他认出这名护士是同住一栋公寓楼的邻居，请求她交班后设法找到他的妻子，安抚她说，他很快就能回家。与此同时，谢甫琴科和他的朋友试图估算自己到底受到了多大剂量的辐射：他们觉得可能是20雷姆，或者50。但一位曾经历过核潜艇事故的海军老兵很有经验地说：“50雷姆的时候你是不会呕吐的。”

从604房间被同事救出的弗拉基米尔·沙什诺克，是第一批送到的伤员。他的身上满是烧伤和水疱，肋骨塌陷，背上显然还有骨折。然而，当他被抬进来时，护士看见他的嘴唇在动，他正努力说话。她俯下身去。“离我远点儿——我是从反应堆隔间里出来的。”他说。

护士剪开粘在他皮肤上的已经成了碎片的脏衣服，把他安顿在重症监护室的病床上，但她们几乎什么都做不了。凌晨6点，沙什诺克死了。

纳塔利娅听到门铃响起来的时候，还不到8点。她很早就醒了，疲惫且不安。儿子因感冒无法入睡，哭了一整夜，前一个晚上便已心神不定的纳塔利娅，此刻更忐忑了。但城里的学校和全苏联所有的学校一样，周六上午都要上课，她得在8点30分就开始教学。因此，她一早梳洗打扮好，等着亚历山大从核电厂下班回来。夜班结束于早上8点，如果他快点儿坐上巴士，正好可以赶在纳塔利娅不得不离开前接过照料基里尔的责任。

但站在门口的不是她的丈夫，而是一个陌生人：一个看起来脸熟的女人，可一眼之下却无法对上号。这是那个在医院工作的邻居。

“纳塔利娅，”她说，“你丈夫让我告诉你，不要去上班了。他在医院里。核电站发生了事故。”

就在斯大林格勒英雄大街的街角那边，待在家中的玛丽亚·普罗岑科听到了从楼下公寓传来的一阵动静。普罗岑科用勺子轻轻敲了几下厨房的暖气，每当她有什么重要新闻，或是炉子上煮着什么特别美味的食物，要和楼下邻居分享，她总是会这么干。应答的敲击声立刻传了回来：到楼下来！

40岁的普罗岑科留着一头剪得很短的深色卷发，虽然是个小个子，却气势不凡。中俄混血的她出生于中国，但却在苏联的革命熔炉中成长。她的祖父在斯大林大清洗期间遭逮捕，被送进古拉格后就此消失。她还是婴儿时，住在中国边境小镇上的两个哥哥患了白喉后，因为宵禁令无法求医，结果都死了。在那之后，她的父亲悲伤过度，沉迷上了鸦片，她的母亲则逃到苏联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在那里独自把玛丽亚拉扯大。普罗岑科是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Ust-Kamenogorsk）的道路与交通学院建筑专业毕业生，她在普里皮亚季担任总建筑师已有7年，在市执行委员会二楼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从那里，她那双极其注重细节的眼睛，能够看到普里皮亚季所有新建项目的执行情况。因为有中国血统，她不能入党，但她却带着一种外来人的热情投入了自己的工作。她带着尺子走过大街小巷，检查新公寓大楼的混凝土板质量是否合格。她因为人行道的施工质量糟糕而严厉批评建筑工人：“孩子们会摔断腿，那时候你的心情会怎样？”当说服劝告不管用的时候，她就会报以疾言厉色。对她闻风丧胆的男人可不止一个。

普里皮亚季的许多公寓楼和主要建筑，文化宫、旅馆、市执行委员会大楼等，都是根据出自莫斯科的标准化图纸而建造的，它们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让苏联境内的每一个城市可以原封不动地照搬。但普罗岑科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建筑尽可能地独特。尽管主流的国家主义审美呼唤“无产阶级美学”，出于经济实惠的考虑而拒绝放纵的西方个人主义，她却希望建筑物是美丽的。普罗岑科精打细算，用那些供应量不多的硬木、瓷砖或花岗岩，对普里皮亚季公共建筑的内部加以装饰，为餐馆设计了镶木地板和花草纹样的铁艺围屏，在文化宫的墙上镶嵌小块的大理石。她目睹着这座城市从两个小区扩张为三个、四个。新街道建成时，她帮忙选择名字，城里的所有新建附属设施，都由她帮忙完善细节。图书馆、游泳池、购物中心、体育馆，所有这些都经过她的亲手修饰。

那天早上离开公寓的时候，普罗岑科本来还打算在办公室里度过这一天，忙着准备城市的另一个扩张项目。就在前一天，她刚接待了基辅城市设计研究院的一个代表团。他们一起设计了普里皮亚季第六个新区的基础设施。这个新区将建在河边新填造的一块土地上，为布留哈诺夫厂长计划中规模庞大的切尔诺贝利二期项目的反应堆操作人员提供住处。挖掘工作正在进行中，河底的沙土被挖出，为更多的住宅区提供地基。当这些建筑完工时，普里皮亚季将可容纳多达20万居民。

等到普罗岑科下到楼下公寓中时，已经是星期六早晨8点多了。15岁的女儿已经去上学，在城里担任技工的丈夫还在床上睡觉。她发现邻居——她的好朋友斯韦特兰娜和丈夫维克托，坐在厨房桌前。尽管时间还早，他们却在一杯一杯地喝着私酿的伏特加。斯韦特兰娜跟她解释说，她的弟弟从核电厂打来电话，说发生了一起爆炸。

“我们得把‘毒素’赶跑！”维克托举起酒杯说。和许多核电厂的建筑工人以及电力工人一样，他相信辐射会在血液中生成所谓的“毒素”，而伏特加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预防用药。普罗岑科跟他说，不管有没有必要，她恐怕都不胜私酿伏特加的酒力，就在这时，她的丈夫出现在门口：“有电话找你。”

电话那边是市执行委员会的秘书。“我这就过来。”普罗岑科说。

到了早上9点，数百名内务部警察已经开始在普里皮亚季街头巡逻，所有通向该城的道路都已经被警方的路障切断。市领导们，其中包括普罗岑科、副市长叶绍洛夫、普里皮亚季民防负责人以及学校和企事业领导人，聚集在白房子中召开紧急会议。而在普里皮亚季市的其他地方，这一天的开始，却和任何一个温暖的星期六早晨没有什么不同。

在城里的5所学校、金鱼幼儿园和小阳光幼儿园中，数千名儿童已经开始上课。外面的林荫下，母亲推着婴儿车在散步。人们涌向沙滩，晒太阳，钓鱼，在河里游泳。杂货店里，顾客们为即将到来的五一劳动节采购新鲜的农产品、香肠、啤酒和伏特加。其他人前往他们位于城边的度假屋和菜园。河堤旁边的咖啡厅外，人们正在为即将举行的一场露天婚礼派对做着最后准备。体育场中，市足球队正在为下午的比赛热身。

在白房子四层的会议厅里，基辅地区的共产党第二书记弗拉基米尔·马洛穆日走上讲台。马洛穆日一两个小时之前才从基辅赶到，但因为在处理紧急情况时，党的权威总是排在政府之前，所以现在他才是掌控局势的人。站在他旁边的，是城里两个权力最大的人：核电厂厂长布留哈诺夫和建筑工程负责人瓦西里·基济马。

“发生了一起事故，”马洛穆日说，但没有给出更多的信息，“情况现在正在评估。有更多详细情况，我们会告诉你们的。”

与此同时，他解释道，普里皮亚季市中的一切都应当正常进行。孩子们应当待在学校，商店应当正常开门，计划于当天举行的婚礼也应当继续。

自然，有人提出了问题。与西方童子军组织类似的第三小学少年先锋队的队员，总计1500名儿童，那天要在文化宫集会。他们还能继续集会吗？第二天，按照计划，孩子们要在市里街道上举行跑步比赛。要不要正常进行呢？马洛穆日跟校长打包票说，不需要改变计划，一切都应当如常进行。

“拜托不要大惊小怪，”他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大惊小怪。”

10点15分，一辆孤零零的装甲车，苏联民防部队第427红旗机械化团辐射侦察巡逻车队的头车，缓缓地驶离基辅，开向普里皮亚季。车的舱盖紧闭，上面安装着各种辐射剂量测定仪器，开过横穿铁路线的铁路桥时，发动机发出吃力的哀鸣。透过驾驶舱厚厚的防弹玻璃，整个城市尽收眼底。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

按照战斗条例规定，跟在后面、保持着800米距离的余下的侦察车队，在白房子外面的广场上与这辆巡逻车会合。民防军部队之前收到指令，对城市和周边环境进行辐射调查，但他们并没有核电厂或普里皮亚季的详细地图。在白房子二楼，一批人找到了普罗岑科。她手头有城市地图，但没办法复印。复印机可以被用来印制非法出版物，因此在苏联，使用为数极少的那些复印机的权力，牢牢掌握在克格勃手中。普罗岑科坐在绘图板前，开始用手尽可能快地画出城市的简图。

中午时分，辐射侦察部队分成小组，开始在全城进行辐射剂量测量，一架苏联武装部队第225混合飞行中队的米-8直升机，正从南边向普里皮亚季飞来。坐在驾驶员位置上的，是机长谢尔盖·沃洛金和他的两位机组成员。那天早上，正好是他们在鲍里斯波尔（Borispol）军用机场当值。按照常规轮值制度，一个直升机组应当随时待命，做好应对发生在基辅军区内的紧急情况的准备。沃洛金及其手下平日里执行的任务要比这趟差舒服得多，不过是在共和国内部运送苏联的军政要人而已。他们的直升飞机为了这一用途进行过特别改装，机舱中铺着地毯，安装了舒适的扶手椅，配有洗手间，甚至还有一个酒吧。尽管他们也接受过强制性的训练，做好了在阿富汗山区执行战斗飞行任务的准备，但却从来不曾被征召前往。

那天早上大约9点，沃洛金收到了绕着切尔诺贝利核电厂进行空中辐射调查的命令。在路上，他要接上一位民防军的高级军官，这个人会向他提供必要的细节情况。填好飞行计划后，沃洛金到值班员那里，为自己和机组成员领取个人辐射测量计。设备的电池腐蚀了，只有飞行中队的防化员可以替换电池，但他正在空军基地的另一边为基地指挥官修建车库。沃洛金决定，不带个人辐射测量计也没什么大不了。尽管执行此项任务专用的呼吸面具和橡胶防化服，已经发放给他和他的机组成员了，但把它们都穿戴齐全再去驾驶飞机，简直是不可能的。天气还很暖和，机舱内很热，就算是穿着夏季制服也一样。大约上午10点，飞行工程师启动了发动机，沃洛金只穿着一件衬衫，就把飞机开上了天。他接上了那位民防军官员，一位佩戴着自己的军用辐射探测装置的少校，飞往普里皮亚季，等待进一步指令。

沃洛金很了解切尔诺贝利。他经常驾驶中队的直升机飞往位于立陶宛考纳斯（Kaunas）的军用飞机厂接受年度检修，途中总要飞过核电站闪闪发光的白盒子形状的建筑物。有时候，出于好奇，他会打开装在机舱座椅后边的DP-3战场辐射计。在核打击后环境下，DP-3辐射计可以在4级敏感度间调整：测量范围可以从10伦琴每小时一直增加到100、250和500伦琴每小时。但他从来没见指针动过一下。现在，这位机长接近核电站上空200米处时，他能够看见白色的烟从建筑物上方飘出来。他告诉工程师，打开机舱内的辐射计。他的导航员做好准备，根据空中的辐射读数进行必要计算后估测出地面的辐射剂量。沃洛金看到一辆黄色伊卡鲁斯巴士穿行在核电站尚未完工的五号机组和六号机组之间。好吧，他想着，如果人们仍在那里工作，一切应该都很正常。

接着，他看见了核电厂坍塌的西侧。在那里面，什么东西正在燃烧。

“18伦琴每小时，”飞行工程师报告说，“正在迅速爬升。”那位民防军上校打开了机舱门，他的手持装备开始显示放射性。他打开机窗，自己测量外面的读数：20伦琴每小时。

把核电厂甩在后面，沃洛金准备把直升飞机降落在普里皮亚季，这样那位少校便可以汇集关于调查飞行的更详尽的指示。他绕着城飞了一圈，选择逆风降落。他注意到，很多人走在大街上，在河边钓着鱼，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种着土豆。天空湛蓝，林木葱绿，一群白鸥从上方盘旋飞过。

沃洛金将米-8直升机降落在普里皮亚季城西南角一座游乐场旁边，他希望这样可以避免制造太大的骚动。然而，每当直升机在民用建筑附近降落，总是会吸引很多注意力。四周很快便围上了一群大人小孩。大人们想知道，核电站的情形如何，他们要多久才能重返那里工作。小孩们则想要一窥直升机内部。民防军上校进城时，沃洛金把那些孩子放了进来，每次6—7个人。

现在，回到核电厂这边。晚上被紧急电话召集到厂里的员工，已经和按照惯例在早上8点上班的早班工人会合。在离四号机组只有400米远的工程建筑总部，每日例会正常召开，但随即被核电厂发生事故的新闻打断，所有人都被送回家中。然而，大家并没有感到特别的警惕。一些建筑工人充分利用这意料之外的一天休假，到自己的度假屋中打发时光，或是去沙滩上游个泳。核电厂里发生不幸事故是家常便饭，辐射似乎从来不曾伤害过任何人。上一次类似情况发生时，卡车也出现在普里皮亚季，对街道进行喷洒，然而这些车辆来来去去作业时，孩子们就光着脚踩在除污泡沫中玩耍。

在白房子的办公桌前，普罗岑科给家中打了个电话，告诉丈夫用吸尘器吸过公寓的地面后，再用水清洗，然后务必督促15岁的女儿从学校回家后换下衣服，洗个澡。然而，她两小时后再打过去时，发现两人都对她的警告无动于衷。他们正坐在电视机前看一部电影，她的女儿甚至没有去洗澡。“等电影结束了，我就去洗。”她说。

即便是那些亲眼目击了灾难发生经过的人，也很难将核电厂里的毁灭景象与普里皮亚季街头无忧无虑的气氛联系起来。一位在五号和六号机组工作的管理人员，那天晚上在从明斯克出差返回的路上目睹了熊熊大火。就在爆炸发生一个小时后，他把自己的轿车停在了距离破碎的四号机组反应堆大厅不足100米距离的地方，眼睁睁地看着消防员在屋顶奋力控制火势，整个人完全惊呆了。然而，当他第二天上午10点在普里皮亚季家中醒来时，一切看起来都一如往常。他决定和家里人一起好好享受这一天。

然而，在其他一些地方，有迹象显示，城中并非一切如常。一位技术人员的邻居，是个电气装配工，那天早上，他没有去沙滩，而是选择在自家公寓大楼的屋顶上铺了块橡胶垫，躺下晒太阳。只待了一会儿，他就注意到自己开始迅速晒黑。几乎与此同时，皮肤也发出了一股灼烧的味道。他中间一度下楼休息，邻居发现他兴奋异常，幽默感十足，就好像喝了酒一样。因为没人想要和他一起到屋顶上晒太阳，他便独自回去了，继续加速把自己晒黑。

但在核电厂，早班的核工程师们却清楚地意识到这座城市正面临的危险，试图警告他们的家人。一些人设法通过电话找到他们，告诉他们待在家中。知道克格勃肯定在对通话进行监听，一个人试图使用密语告诉他的妻子做好逃离城市的准备。另外一个人说服了厂长布留哈诺夫，让他回家吃午饭，随后便将所有家人塞进自己的汽车，准备带他们去安全的地方，但在列宁大道尽头，被一名值守路障的全副武装的内务部警官拦住了。整个城市已被封锁，没有官方许可，任何人都不能离开。

核电厂技术培训项目负责人韦尼阿明·普里亚涅齐尼科夫，是在上午11点左右到达亚诺夫火车站的，他错过了之前12个小时发生的所有一切。他去了利沃夫出差，不在城里。那天早上，坐火车回家的路上，他听到其他乘客谈论着流言，说是发生了一起重大事故。普里亚涅齐尼科夫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核物理学家，凭借着自己的专业知识，他曾效力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26的多家产钚工厂和哈萨克斯坦的许多核试验基地。从切尔诺贝利项目最初启动时起，他就在那里工作，并一直以自己在核电厂中的位置而自豪。他很了解反应堆，因此拒绝相信那些流言蜚语：在他可以想见的任何情况下，反应堆堆芯发生爆炸都是不可能的。他与其他乘客激烈地争论了起来，到最后几乎就要动手打一架。

但到达普里皮亚季时，他亲眼见到，民防军第427红旗机械化团的水罐车，正在街道上喷洒清洗剂，道旁的排水沟中留下了白色的泡沫。这位物理学家意识到，那是用来吸收落到地面上的放射性核素的解吸溶液。此外，到处都是内务部警察。普里亚涅齐尼科夫跑回自己的公寓，向妻子和女儿示警，但家中空无一人。

在公寓里，他试着给核电站打电话，线路却是断的。他骑着自行车，在离城几公里外的自家度假屋中找到了正在侍弄鲜花的妻子。她拒绝相信出了任何岔子。直到他向她指出草莓叶子上的深色石墨污点时，她才同意回到家中。

普里亚涅齐尼科夫怀疑，事故的源头是灾难性的反应堆毁损，但没有辐射测量计，他无法说服自己的邻居相信这个离经叛道的想法。他劝服不了这些人，而且，作为一个父亲和祖父都死于政府手下的人，他也知道，再继续努力说服可能会是危险的。

那位民防军上校返回沃洛金机长的直升机，他带回了新的消息：他们在核电厂看到的受损状况是由一场爆炸导致的。政府委员会正在从莫斯科赶来，等他们一到，就会需要一份关于当下情况的全面报告。上校说，他会陪着沃洛金和他的机组成员在城市上方按照三角形的飞行路线绕个圈子，锁定那些可能存在高放射性污染的地区。他们再次起飞前，沃洛金告诉周围的人，把孩子带回室内，关上窗户。

下午1点30分左右，这位飞行员将直升机开到100米高处，向北飞过紧邻普里皮亚季的头三座村庄中的第一个后，再折返向西。驾驶舱中的辐射测量计仍旧显示为零。沃洛金下降到50米的高度，继续前往下一个村庄。什么问题都没有。他把直升机又降下一些，到了只有25米的高度，但辐射测量计的指针依然没有移动。沃洛金怀疑，它不过是不够敏感，无法获取读数。在飞过调查飞行方案上的最后一个转折点时，沃洛金开始沿火车轨道朝着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方向飞去。

在他的右边，能看到克里斯托加罗夫斯卡（Chistogalovska）村，许多人正在自家菜园里耕作。风这时开始向西南方向吹去，带着从核电厂和火车站方向飘来的一缕白烟一直飘向那个村庄。或许是蒸汽？

克里斯托加罗夫斯卡并不在调查飞行方案中，但沃洛金决定还是去那里采集一些读数。万一那白烟是放射性的呢？这玩意儿可能会正好落在人们的头上。飞过火车站后，他把操控杆向上拉起，直升机开始转向右侧。大滴液体开始在飞机座舱盖上凝结。开始时，沃洛金以为那是雨。随后，他注意到，这些液珠并不像雨水那样在玻璃上溅开，恰恰相反，它们样子怪异，厚重而黏稠，缓缓地像果冻一样淌下去，随即蒸发，留下盐一样的印子。不过天空依然晴朗。他俯身看了下控制板，又抬头往上看，在他上方，有一团白烟正在头上飘过，有些地方很稀薄，有些地方很厚，就像是一团云。

“机长，爆表了！”飞行工程师喊道。

“什么爆表？”

“DP-3辐射计。指针卡住了。”

“那就切换到更高一档。”沃洛金说着，转身自己查看表盘。辐射计已经调至最大设定，指针像是被粘在了表盘的最远端，直指着500伦琴每小时的刻度。沃洛金知道，这个设备读取的是他驾驶座椅后面的接收器受到的辐射值。这看起来几乎不可思议，驾驶舱内部的辐射水平，已经超出了预计出现于核战争中的最坏情况。不管怎样，他必须立即驶离这团云。

沃洛金将操控杆大力向前推去，直升机的机头急转向下，随即左转。树梢从机身下掠过，一抹翠绿。他将飞机开到最大速度，远远离开火车站，朝普里皮亚季飞去。然后，驾驶舱的门突然打开了，惊恐万状的民防军上校手中拿着自己的辐射测量计。

“你干了什么？”这位军官的尖叫声穿透了飞机发动机的轰鸣，“你把我们都给玩死了！”

纳塔利娅花了一整个上午，试图了解她的丈夫亚历山大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先到楼下的公共电话亭给医院打了个电话，但他们什么都不肯告诉她。随后，她听说，克格勃就在那里，谁都不允许入内。她没办法就这么一无所知地待在家里，而且，亚历山大并不是唯一没有按预期下班回家的人，她的好朋友，住在楼下的玛莎上来说，她在三号机组工作的丈夫也还没有回家。

于是，纳塔利娅把儿子基里尔交托给一位邻居，两个女人一起去寻找从核电厂回来、能够告诉她们到底发生了什么的人。她们按响一个又一个门铃，走进一间又一间公寓，从这栋楼到那栋楼，穿街过巷，急匆匆的脚步在混凝土楼梯上留下回声。她试过要给父母发一封电报，但邮局关门了。玛莎拿起电话打给住在敖德萨的爸爸妈妈，却发现电话线已经被切断。

终于，玛莎的丈夫回到了家中，很明显他没有受伤，却证实了事故的消息。他解释说，那天黎明前，他曾帮忙把亚历山大送进医院。随后，另外一个邻居说，他曾在医院见到过亚历山大，他整个人表面上看没什么大碍，纳塔利娅可以在医院二楼或三楼病房后面找到他。她或许没办法进到医院里面，但肯定可以隔着窗户叫他。

纳塔利娅终于找到第126医院时，已经是下午邻近傍晚了。亚历山大出现在窗口，上身赤裸，下面穿着病号裤。他探出身来，问自己的妻子前一天晚上有没有把公寓的窗户打开。

纳塔利娅终于放下心来。他看上去一切正常，完好无损，尽管胳膊和肩膀都通红通红的，好像被烈日灼伤过。此外，有点令人疑惑不解的是，他鬓角的头发显然完全变白了。

“当然了！”她回答道，“天气又热又闷。”

在她丈夫身后，纳塔利娅看见其他人在医院病房里走动，别的病人，或许。她分辨不出来。这些人都没有靠近窗口。她担心有人会注意到她在那里，然后把她带走。

“娜塔莎，”亚历山大说，“关上所有的窗户，把放在外面的食物都扔了，然后把公寓里每样东西都洗一洗。”

他没办法多说别的了。克格勃就在那里，讯问着每一个人。但夫妻俩说好，第二天以同样的方式见面。这时候，其他女人已经设法将伏特加、香烟和民间偏方草药偷运到了她们丈夫的手上，有些人甚至用绳子拴住袋子，从医院的窗户扔进去。亚历山大说，他想让纳塔利娅给他带点儿东西：一条毛巾、一把牙刷、牙膏，以及几本读物。这些都是人们住院时通常想要的东西。看起来，恐慌已经结束。纳塔利娅这时十分肯定，只要核电厂里的问题解决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回到家，一切按照丈夫吩咐的做了。

下午4点，核电站事故应急处理小组（OPAS）的医疗小组成员开始给病人进行分级诊断。普里皮亚季副市长叶绍洛夫站在一旁，主治医生在一本破旧的笔记本上奋笔疾书，并开始向电话那头莫斯科生物物理研究所的某个人读出一长串症状。

“许多人的情况都不乐观，”他的声音空洞，“烧伤很严重。有些人剧烈呕吐，还有一大部分肢体烧伤，加剧了病情的恶化。他们应当紧急疏散到莫斯科。”但当他说有25个病人需要紧急空运时，电话中传来了反对意见。这位专家的声音变得严厉起来。

“那就赶快安排吧。”他说。

更多的病人不断地被送来医院，他们都表现出辐射病的症状。经过一番争论，医院院长决定，给普里皮亚季所有市民发放稳定碘片，一种用于预防对儿童构成特别威胁的放射性同位素碘131吸收的药。但药房里没有足够的碘片，而且上面的命令也要求对危机保密。因此，叶绍洛夫动用了自己在切尔诺贝利和波列西耶附近地区的党内关系，不事声张地请求帮助。到黄昏时，总计23,000剂碘化钾运到了，一切准备就绪，只待将它们逐门逐户地送到城中居民手上。

晚上8点，第二书记马洛穆日将叶绍洛夫召回了白房子。这位副市长发现，大楼周围已经停满了各种各样的车：伏尔加和莫斯科人牌的汽车，内务部警察部队的巡逻护卫车，军用吉普车，以及党内高官专用的崭新的黑色轿车。在大楼的第三层，一群身着制服的校尉等在办公室外面，而政府委员会就在里面开着会。马洛穆日指示叶绍洛夫将伤势最严重的病人，从普里皮亚季医院护送到基辅城外的鲍里斯波尔机场。在那里，民防军指挥伊万诺夫将军安排的一架军用飞机会将他们送往莫斯科。

从办公室的窗口望出去，叶绍洛夫看见一大群看完夜场电影的观众正在从普罗米修斯电影院离开，母亲们推着婴儿车，走向码头上的咖啡厅。楼下餐厅举行的婚宴上，酒杯相撞的声音一路飘将上来。他听见有人在高声起哄，“亲嘴儿”，然后是拉长了声音的齐声计数，“一！二！三！”

星期六，夜色降临，普里皮亚季城中每间公寓的电话线和有线广播音箱都已经陷入沉寂。这种挂在墙上的广播匣子，也叫广播点，就像是煤气管道和电线，把政治宣传输送到全苏联的家家户户。它有三个频道：全苏频道、共和国频道和城市频道。广播从每天早上6点开始，首先是苏联国歌，接下来是声音阴沉刻板的“莫斯科之声”。许多人会一直开着广播——曾经一度，关掉广播被认为是可疑的举动——政府的谆谆教诲如嘈嘈切切的背景声，回荡在每一个厨房。当这些广播匣子默然无声，电话线也被切断时，即便是那些整个下午都沐浴在阳光下的普里皮亚季市民，也开始意识到，某些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

随后，当地房管局（zheks）的办公人员开始逐门逐户告诉居民，用拖布擦洗各自的楼梯，女共青团员则开始敲门分发稳定碘片。有小道消息说，核电厂里剩下的反应堆全都停堆了。还有谣传说会全城疏散。一些人甚至打好了行李，走到大街上，等着随时被带走。但没有任何来自官方的消息。

亚历山大·科罗尔几乎一上午都坐在托图诺夫的公寓中，等着老朋友回来，跟他解释四号机组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听说，核电厂中发生了最大设计基准事故。但他拒绝相信。最后，托图诺夫的女朋友来了，跟他说，所有值夜班的人都住进了第126医院，其中一些人在那天傍晚被空运到了莫斯科的特别门诊。

科罗尔拎着毛巾、牙膏和托图诺夫的牙刷来到医院时，已经过了晚上9点。到那里时，两辆红色伊卡鲁斯巴士正停在前门的台阶旁。一辆车上装满了受伤的消防员，还有他在四号机组值夜班的朋友。他们都还穿着医院的病号服，许多人看起来十分健康。科罗尔上了车，找到托图诺夫。他看起来似乎和平常没什么两样，但科罗尔很快发现，巴士的座位和四壁都铺着一层层的塑料布，而托图诺夫说话时，一副困惑万分、找不到北的样子。

科罗尔问他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年轻的操作员说，“控制棒降了一半，然后就停了。”

科罗尔没再继续发问。他知道，普里皮亚季没几个人会知道这些人被送出了城，更不知道他们将被送到哪里。他开始拿着笔和纸在巴士中穿行，记下他朋友们的家人亲戚的名字和地址，这样至少他能告诉这些人，他们心爱的人被转送到了莫斯科。此时，另外两个躺在担架上的人被送上了巴士。

其中一个人抬起头看。“喂，科罗尔！”他兴高采烈地说。

但科罗尔完全看不出这个受伤的专业技术人员是谁。他的脸变得通红肿胀，已经完全认不出本来面目。当科罗尔看到第二个担架上、30%的身体都被烧伤的人，他开始意识到，不管控制棒发生了什么问题，都不会是一次小事故。此时，他已经没有时间了，他的朋友们正在离开。科罗尔爬下巴士，目送它驶离第126医院。

那天晚上，科罗尔和另外几名核电厂的高级工程师，在其中一人的家中聚了一下，他们喝着啤酒，谈论着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事故。有许多种猜测，但却没有答案。他们打开电视，希望看到点儿相关的新闻，但新闻里根本就没有提到核电厂或事故。

在列宁大道尽头宽敞的转角公寓中，瓦莲京娜徒劳地等了一整天布留哈诺夫的消息。自从他天亮前一言不发地离开，她就再也没见过他。直到过了夜半，这位核电站负责人才回到家，并带回一张许可证——他们怀孕的女儿和女婿可以凭着这张许可证，开上家用轿车穿过内务部警察布下的警戒线，逃离这座城市。他只停留了几分钟。他说，他必须得返回核电厂。“你知道，船长总是最后一个跳船逃生的。从现在起，”他对瓦莲京娜说，“家里就靠你了。”

韦尼阿明·普里亚涅齐尼科夫终于通过电话找到自己在核电站的领导，他被告知，他们在进行一次试验，他需要管好自己的事。那天晚上，普里亚涅齐尼科夫把妻子和女儿关在家里。他命令他们打点好行李箱，乘坐第二天早上的第一班火车离开城市。正当一家人准备上床睡觉时，他们听到了从核电站方向传来的奇怪的声音。从他们位于六楼的阳台上可以看到，黄色和绿色的火焰从四号反应堆的废墟上腾起了一百多米高。

星期天凌晨不过三四点钟的时候，伊万诺夫将军的飞机载着26名已经开始出现急性辐射综合症早期症状的病人，从鲍里斯波尔机场的柏油碎石跑道上起飞。这些人中包括列昂尼德·托图诺夫、班组长亚历山大·阿基莫夫、总工程师佳特洛夫、亚历山大·谢甫琴科和曾经在反应堆大厅屋顶上救火的消防员。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们要被送到哪里，或是为什么要被送走。他们担心着家人的命运以及电厂的安危。飞到莫斯科只用了不到两个小时。那些还保持清醒的人吐了一路。

新的一天开始了，内务部已经在普里皮亚季的内务部警察站设立了一个应急中心。值班的官员在官方日志上写下一系列记录。早上7点7分，他写道：“市民在安睡。早晨8点时，办公室会开始工作。情况正常。辐射水平在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