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后，第一架大型运输直升机飞来，在市中心广场周围的楼顶上低空盘旋。白房子和库尔恰托夫大街上公寓大楼的混凝土正面外墙，都在随着直升机双涡轮发动机的轰鸣而颤抖，尘土打着旋儿在空中飞扬，螺旋桨把花池里的花瓣搅得零落满地。长着一张娃娃脸的43岁的尼古拉·安托什金少将就站在下面。这位苏联空军第17集团军的总参谋长挥动军帽向飞行员示意，直到飞机在波利西耶旅馆外面的大街上停稳。

前一天晚上从基辅军区的中央指挥中心接到命令后，安托什金少将在星期六午夜过后驱车赶到了普里皮亚季。陪同他的，还有一位空军化学战专家。他对核电厂到底发生了什么几乎一无所知，没有收到任何相关指示，更没有配备人手和仪器设备，甚至连直接与飞行员沟通的双向无线电也付诸阙如。一抵达普里皮亚季，他便前往白房子向谢尔比纳报到。这位政府委员会主席的命令很简短：“我们需要直升机。”

白房子里的一间间办公室，如今已经被来自陆军、海军和民防军的将军元帅们占据。安托什金用其中一间的电话把他在基辅的副手从床上唤醒，紧急召集各种直升机团的飞机起飞前来。第一批直升机冒着雨、低云乃至暴风雨的威胁，连夜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各地赶到了切尔诺贝利附近的军用空军基地。凭着政府委员会的紧急授权，安托什金从莫斯科北边托尔若克（Torzhok）的直升机训练学校召来了一批试飞员，同时从1000公里外哈萨克斯坦边境上的空军基地调集了更多的飞机。

到星期日太阳升起时，这位将军已经指挥着一支由80架直升机组成的空中抗灾救援部队，在核电厂周围的4个飞机场待命，而且还有更多飞机正从全苏联的其他空军基地赶往切尔诺贝利。这时，他已经超过24个小时没合眼了。

旅馆里，睡在床上的谢尔比纳、列加索夫院士和其他政府委员会成员，被飞机降落的噪音惊醒。他们前一天晚上开会开到很晚，试图解开四号机组废墟处理问题上的那些死结：如何应对反应堆新的链式反应的威胁；如何扑灭火灾，止住不断向大气中飘散的一眼可见的放射性核素烟云；是否应当开始疏散城市；以及如何解开“事故到底如何发生”这个最大的谜团。

列加索夫估计，反应堆中还有2500吨石墨砌块，它们之前着了火，已经达到10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如此高温，很快便会熔化堆芯中燃料盒的锆金属包壳和其中盛装的二氧化铀芯块，令更多的放射性颗粒释放到从破碎的堆芯飘出的烟云中。列加索夫认为，这些石墨的燃烧速率大约为每小时一吨。即便将那些已经被爆炸抛出堆芯的材料考虑在内，如果他的计算正确，而剩下的石墨又继续不受干扰地燃烧的话，这团火将可能熊熊燃烧两个多月，释放到空气中的放射性核素，足以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污染整个苏联甚至是全地球。

但这个问题牵涉众多没有先例的复杂因素。普通的消防技术是不管用的。石墨和核燃料燃烧时的温度极高，水和泡沫都无法将其扑灭；在这样的高温下，水不仅会立即蒸发为蒸汽，将更多的放射性悬浮颗粒以毒气云的形式排放到大气中，还会分解为氧和氢两种元素，增加再度爆炸的可能性。此外，反应堆周围强大的γ辐射场，令人几乎不可能长时间从陆路或水路接近。

列加索夫和其他渐渐精疲力竭的核专家们争论了几个小时，扔出他们能想到的每一个点子，从书本和操作手册中疯狂搜集信息，用电话和电传打字机与莫斯科交流。内务部的消防长官和能源部专家也在跟首都的同事们求援。一位物理学家无法在核电站的技术材料中找到某个简单问题的答案，于是给妻子打电话，让她帮忙在家中查找。在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的办公室中，83岁的所长、苏联科学院院长、RBMK反应堆专利持有者、列加索夫的导师亚历山德罗夫，就坐在一台加密电话旁，随时为普里皮亚季的科学家们提供关于如何重新控制四号反应堆的建议。列加索夫提出，可以用核电厂建筑工地储存的用于制造抗辐射“重型”混凝土的铁球，覆盖反应堆。谢尔比纳则认为，可以将消防船开到普里皮亚季，用高压水龙将水直接射入反应堆大厅。但存放铁球的仓库正好在四号机组放射性坠尘的飘移路线上，那里已经严重污染，无法接近。而将更多的水浇入反应堆，不仅危险，也于事无补。

争论持续了一整夜。与此同时，来自能源部核研究机构苏联核电运行研究院（VNIIAES）的团队，完成对核电厂的侦察巡视后也回来了。他们目睹了四号机组废墟中射出的恐怖之光，向谢尔比纳汇报说，辐射情况十分危急。

凌晨2点，谢尔比纳给自己在莫斯科的党内领导、主管重工业和能源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弗拉基米尔·多尔吉赫打了电话，请求批准放弃这座城市。科学家们终于在离天亮还有几个小时的时候，爬上了各自在旅馆中的床，而关于如何应对这座燃烧中的反应堆，谢尔比纳已经做出了决定：使用安托什金的直升飞机，以空投形式将火熄灭。

但采用何种材料组合才能达成目的？又或是到底应该怎样去完成此项行动？政府委员会的成员依然没有达成一致。

星期天早上大约7点，谢尔比纳走进白房子的办公室。这里如今已经被苏联军方的辐射权威、苏联民防军副总参谋长鲍里斯·伊万诺夫将军和苏联化学部队司令弗拉基米尔·皮卡洛夫上将所占据。他宣布说，自己已经做好了签署疏散令的准备。

“我已经决定了。”谢尔比纳说，“你们怎么看？”

伊万诺夫把辐射报告递给他。与卫生部官员的希望相反，普里皮亚季街道上的污染水平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在显著上升。在这位民防军负责人和他在该地区的副手的心中，已经没有疑问：城中居民不仅受到仍在从反应堆继续飘来的放射性核素的威胁，而且还处于已经开始在地面积聚的放射性坠尘的危险之下。

他们必须得到疏散。这些军官的观点得到了来自第126医院院长的另一份报告的支持。只有化学部队指挥官皮卡洛夫，一位气宇轩昂、浓眉怒目、奖章累累的苏联卫国战争老兵认为，还不着急把普里皮亚季市民转移到安全地点。

谢尔比纳告诉他们，自己已经下定决心，疏散应当从那天下午就开始。但他仍旧没有下达命令。他想要自己去看一眼四号反应堆。

早上8点刚过，谢尔比纳和列加索夫仍穿着前一天从莫斯科赶来时的西装，爬上了停在市足球场当中的一架米-8直升机。与他们一道前往的，还有皮卡洛夫和安托什金两位将军，以及带着一架全新摄像机、准备记录现场情况的基辅总检察长办公室的两名检察官。从普里皮亚季飞到核电站，只要不到两分钟，当飞机在长长的涡轮大厅西边转身时，6个人透过圆形的舷窗，凝视着下方恐怖的景象。

即便是在一个最不肯轻易服输的苏联人的眼中，一切也已经昭然若揭：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四号机组，永远都不可能再发出一度电了。新的一天刚刚开始，清朗的晨光下，反应堆业已彻底被毁的真相一目了然。反应堆大厅的屋顶和上半部墙壁早已荡然无存，在里面，列加索夫认出了反应堆的上盖，显然，它被无比强大的爆炸力甩到了一边，呈陡峭角度卡在反应堆坑室上方。他能看见散落于机器大厅屋顶上方和附近地面的石墨砌块以及大块燃料组件碎片，一根白色烟柱——列加索夫认为很可能是石墨着火的产物——从炸出的大坑中飘摇直上，高达数百米。此外，还有一个不祥之兆，在建筑物漆黑阴暗的废墟深处，有一些深红炽热的点，显然，有些东西正在剧烈燃烧。但他不知道是什么。

直升机掉头返回普里皮亚季，列加索夫已经确切无疑地知道，这一次他所面对的，不仅仅是一次令人惋惜的苏联工程技术事故，而是一场全球性的灾难，一场可能影响全世界几代人的浩劫。如今，控制事态以免进一步恶化的责任，就落在了他的头上。

星期天早上10点，这场灾难性事故发生整整32小时后，谢尔比纳在白房子的市党委办公室中，召集苏联中央级和当地一级的党委成员，他终于颁布命令，疏散普里皮亚季。

下午1点10分，整个城市厨房中的广播匣子终于打破了沉默。一个年轻女子用激昂、自信的声调，大声念出了那天早上由一群高级官员起草、经谢尔比纳批准的通知：

请注意！请注意！亲爱的同志们！市人民代表大会敬告各位，因为在普里皮亚季市的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发生了一起事故，不利的辐射条件正在形成中。党和苏联的各级组织及武装部队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然而，为了确保人民群众，尤其是少年儿童的彻底安全，将城市居民暂时疏散到基辅附近地区势在必行……我们恳请大家在暂时疏散期间保持冷静，有条有理，保持纪律。

这份紧急通知的措辞很谨慎：它并没有告诉市民将会被强制离开多久，却有意地误导他们相信，时间不会太长。市民被告知仅带上重要的文件以及足够两三天用的衣服和食物。他们必须关紧窗户，关闭煤气和电闸。市政工人将留下来维护城市的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空无一人的房子会由警察巡逻守卫。一些人担心在离开期间发生意外，只打包带走了最珍贵的随身物品，如舞会礼服、珠宝和刀叉盘碟。也有人把冬装带上了，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那天一大早，纳塔利娅就带着受伤的丈夫请她捎去的毛巾、牙刷和其他物件，满怀期待地来到第126医疗卫生中心楼下。但她站到前一天和亚历山大说话的那扇窗户底下，却没有见到丈夫，也没有见到任何核电厂的人。大楼的窗子都敞开着，几个小时前还住满了病人的整个医院的西侧，此刻空空荡荡。她四处找人，想问问他们都去了哪里，却一个人都找不到。

纳塔利娅回到自己位于建设者大道上的公寓中，她的邻居把全城疏散的消息告诉了她：3天内，他们就要离开此地，大巴车会把每个人接走。在那之前，把所有的孩子都关在室内，耐心等待。没有时间害怕或恐慌，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答：我的朋友们都在哪儿？我们要去哪里？什么时候才会回来？

纳塔利娅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眼下最紧迫的事情上。首先，她得确保带上家里所有的档案文件。她找到了他们的内部护照、大学文凭、疫苗注射记录和公寓的房产文件。这之后的问题是：到哪里能找到在接下来的3天里给基里尔喝的牛奶？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最重要的是，她需要找到自己的丈夫。

没过多久，她就发现了为什么亚历山大会如此突然地消失不见。很快，前一天傍晚在大巴车上记下各人住址的科罗尔来到门前，跟她说明自己如何目睹医疗飞机将这些人送到了莫斯科。他还主动给纳塔利娅带来了钱，100卢布，几乎是一个月的工资，还有给孩子的一盒牛奶。

把牛奶放在亚历山大停在过道的自行车车座上，她走进卧室去打包。她装满了一个小行李箱，里面有儿子穿的衣服、两三条裙子、几双鞋，然后走到楼下等候。

白房子二楼上，军官、科学家和政府委员会的成员走马灯一般来来去去，但普罗岑科却一整个星期六晚上都坐在办公桌前。有太多的事需要做，但能做事的人却没几个：市执行委员会大多数的技术人员，都已经被打发回家了。

尽管核电厂发生了危机，普罗岑科依然觉得，有必要好好保护那些城市发展和扩张必不可少的小山一般的文件档案。她仍坚信，那些工作会如期进行。

然而，每过去一个小时，便会有民防军的化学部队回来要她再画出一套地图，他们持续观测到，普里皮亚季和周边地区的辐射水平正在上升。星期六晚上8点钟，市长告诉她，要为可能发生的全城疏散做好准备。一切还都没确定。但他说，如果命令下达了，她必须做好让普里皮亚季全城居民在接到通知后迅速出城的准备，不管是坐大巴还是火车。

在大厅另一边遥对自己办公室的会议室中，普罗岑科和20位市政府成员一道进行筹划安排。这位建筑师铺开地图，清点着城里的每一栋公寓大楼，内部护照部门和区房管局的负责人则将每栋大楼中的户数加起来，计算每家到底有多少儿童和老人。随后，普罗岑科与普里皮亚季市民防负责人一道，计算出从城中的6个区撤出所有居民需要多少辆大巴。

普里皮亚季城中共有51,300名男女老少，其中超过4000人为核电站操作人员和建筑工人，他们按照计划会留下来，维护城中的基础设施，在核电厂工作。要将所有家庭安全撤出，需要超过1000辆大巴车，再加上两条河船和直接开到亚诺夫火车站的3列柴油火车，它们将被用来载运住在城中单身宿舍的那些男青年。

与此同时，在基辅，乌克兰交通部开始从整个城市和周边市镇郊区的运输企业调集大巴车，要求大巴司机在星期六晚上加班工作，准备在开道警车的引导下前往普里皮亚季。晚上11点25分，他们收到乌克兰部长会议的命令，开始出发。凌晨3点50分，500辆车已经开到了城市警戒线外，还有另外500辆在半个小时内就能赶到切尔诺贝利。在破晓前，排成12公里长的车队已经齐齐停在开往普里皮亚季的路上，司机们一边等待着进一步的指示，一边在移动餐车上就餐。整个行动都在保密中进行。到星期天早上，基辅的公交车站挤满了焦急等待的乘客，然而他们注定徒劳守候，班车永远都不曾出现。

星期日正午，普里皮亚季的市民开始在自家楼外聚集，等待从城市撤离。他们手中拎着小购物袋，里面装有个人物品，煮土豆、面包和猪油等食物以及少量档案文件。没有恐慌的迹象。尽管有警告让孩子们待在室内，但家长们发现很难控制这些到处跑来跑去的孩子，他们就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玩着。一些家庭甚至开始步行出城。

与此同时，第51护卫直升机团的两架直升机的机组成员，开始准备对四号反应堆进行空中打击。这项行动是谢尔比纳当天早上8点批准的，开始得极其仓促。安托什金将军及其手下需要自行摸索出的，不仅有起飞和降落的地点，还包括飞行计划、速度、飞行轨迹和辐射条件，而所有这些都要满足那位急脾气的政府委员会主席的要求。飞行员们开始出动侦察，确定反应堆上方的飞行路线后，谢尔比纳的注意力，转向了确定将向何处空投那数千吨材料的问题上。

列加索夫和其他科学家最终确定了向四号机组废墟内部倾倒的那些物质的复杂配方，其中包括粘土、铅和白云石。他们希望这些能熄灭着火的石墨，冷却炽热的核燃料，阻断放射性核素向大气层的释放。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的老权威亚历山德罗夫和核物理学家推荐了铅，以及含有碳酸钙和碳酸镁的天然矿物质白云石。因为铅的熔点较低，科学家们认为它会在火焰高温下液化，帮助冷却核燃料，困住从损毁的堆芯中释放出的放射性核素。他们还希望，这些铅能流进反应堆容器的底部，并在那里固化为一层可以阻挡γ辐射的屏障。使用白云石的目的，一是冷却燃料，二是希望它可以在火焰高温下化学分解，释放出二氧化碳，从而令起火的石墨因为缺氧而无法继续燃烧。亚历山德罗夫还推荐使用粘土，它可以封闭反应堆，并帮助吸收放射性核素。

但所有这些物质在核电厂都找不到。尤其是铅，在整个苏联，都属于短缺的原材料之一。然而，这项行动刻不容缓。谢尔比纳下令让飞行员先向反应堆空投终于从罗夫诺核电厂用卡车运来的硼粉，这种中子慢化剂可以防止在剩下的铀中产生新的链式反应。列加索夫已经乘坐一辆装甲运兵车进入反应堆的周边地带，亲自测量中子辐射，他得到的数据显示，废墟中的链式反应现在已经停止。但这位物理学家还是希望能够确保它不会重新开始。

与此同时，谢尔比纳将安托什金将军和两位身为核专家的苏联副部长派到了普里皮亚季河岸边，他们需要在那里亲自动手填充沙袋。列加索夫院士认为，沙子或许可以熄灭火焰，在燃烧的反应堆上方形成一个过滤层，阻住向外逃逸的热粒子和放射性气体。而且这个办法又便宜又不愁供应。普罗岑科为了给城市扩张做好准备，已经在河道中挖掘了好几吨沙子，现在它们就堆在普里皮亚季城河滨咖啡厅旁边的河岸上，离直升机降落的波利西耶旅馆门前广场只有两个街区。一切正好，因为所需数量十分巨大：科学家们估算，反应堆需要被一层至少一米厚的吸收剂覆盖。根据他们的计算，这大约需要5万袋沙子。

河岸边很热，将军和两位西装革履的副部长很快便大汗淋漓。此外，比火辣辣的日头更糟糕的，还有辐射。他们既没戴呼吸面具，也没带辐射计。其中一位副部长向一群核装配专家的管理者求助，这个管理者提出要求，要让他的手下在污染地区工作，必须支付额外的奖金。但即便有他们帮忙，这项任务依然令人不堪重负。两位专家驱车前往附近一个名为友谊的集体农场，找到了一群正在忙着春播的集体农场职工。这些正晒着太阳的农场职工，完全不相信他们听到的关于事故的新闻，也不觉得有必要扑灭燃烧的反应堆，更不认为他们耕作的土壤已经被辐射所毒化。直到农场场长和党支书赶来，反复跟他们解释这场危机，这些农场职工才同意出手帮忙。最后，总共100—150名集体农场职工志愿加入了河岸上的劳动，随后来自基辅民防部队的分遣队也赶来支援。

但谢尔比纳仍然不满意。回到白房子里，他把那些部长和将军逼得更紧，要求他们加快速度，并对核能部门的代表大发雷霆。他咆哮着说，这帮人在炸飞反应堆这件事上挺有天分，填装起沙袋来却蠢得无可救药。

就算谢尔比纳真的知道此时这些人周围的空气中急剧上升的污染水平，他也完全没有表现出来。这位委员会主席对待辐射危险的傲慢轻蔑态度，就如同一名骑兵军官纵马穿过炮火连天的战场。委员会中所有的人都以他为榜样：监测身边的放射性似乎成了不明智的做法。在这些部长中，洋溢着一股苏联式的英雄主义精神。

星期日下午，头10袋沙子被抬到了广场，每袋重逾60公斤，装在安托什金将军手下的一架直升飞机上。

一共1225辆大巴，它们车身颜色各异，红的，黄的，绿的，蓝的，红白相间的，漆着彩色条纹的，分别代表十多家不同的苏联运输企业。除此之外，还有250辆卡车和其他支援车辆，比如民防军的救护车、维修车和油罐车。下午2点，第一批放射性核素飘入大气整整一天半之后，这支等在普里皮亚季城外的五颜六色的车队终于开始移动。

普罗岑科在城市入口处的铁路桥上等着他们。胳膊下夹着一张普里皮亚季地图，她穿着大热天里穿的衬衫、裙子和凉鞋。一位陆军少校和另一位警方少校与她会合。他们彼此握了手，全都对自己需要做的事心知肚明。谁都没多说话。

第一辆大巴开近时，那位警方上校挥手将它叫停，普罗岑科爬上车，把地图拿给司机看，为他指点方向：大巴车需要每5辆一组行动，她告诉他应当开到哪个城区，如何到达那里，在哪一栋建筑前停下，以及走哪条路出城。随后，她下车，警官挥手叫来另外一组大巴车，普罗岑科再将地图指给下一位司机。

慢慢地，5辆，又5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她目睹着这一千多辆车慢慢地开向风景如画的列宁大道的尽头，然后一个急转弯，喷出一道尾气，消失在城市中。

普里皮亚季城160座公寓大楼的540个出口外面，市民们举步走上各自的巴士，大门在他们的身后“砰”地关紧。

下午3点前后，基辅军区空军部队的副指挥官鲍里斯·涅斯捷罗夫上校，看见目标出现在视野前方。他是一名有着20年驾驶经验的直升机飞行员，曾服役于叙利亚，经受过阿富汗北部山区的战火考验。他开着一架大功率米-8运输直升机从西边飞来，保持在200米的高度，准备在接近四号机组红白条纹通风烟囱时减速。在他身后的货舱中，飞行工程师已经将滑动侧门打开，把安全带扣好在机身上。堆成一堆的10个沙袋，就在他的脚下。

涅斯捷罗夫将速度放慢到100公里每小时，发出指令：“准备空投！”

四号反应堆的废墟快速接近。上校的耳机中被静电干扰噪音充满，驾驶舱温度计骤然从10摄氏度蹿升到65摄氏度，安装在驾驶座椅后背的辐射计顿时爆表。透过脚踏板中间的驾驶舱玻璃，涅斯捷罗夫看见了白色的烟柱和闪耀着红光的反应堆边缘，就如同一座翻腾汹涌的熔炉。

直升机上并没有装备轰炸瞄准器或定位装置。要将沙袋正好投入反应堆坑室，飞行工程师需要用肉眼瞄准，估算出弹道轨迹，一个一个地把沙袋推出舱门。当他在反应堆上方俯身而出时，整个人都会被毒气云包围住，经受着γ波和中子辐射的轰击。除了自己的飞行服，没有其他的保护措施。从下方升起的高温热浪，令涅斯捷罗夫不可能在空中逗留盘旋：如果直升机失掉了向前的冲力，它很可能会被超高温的气流柱困住，螺旋桨的扭矩会灾难性地下降，整架飞机将骤然从空中坠落。

上校将速度减到了60公里每小时。他努力保持直升机稳定，希望飞行工程师能站稳脚步。“放！”他喊道。飞行工程师奋力举起第一个沙袋，投到四号机组上方的空中，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投放完毕！”

涅斯捷罗夫将机身调转向右驶开，准备下一轮空投。

下午5点，玛丽亚·普罗岑科折好自己的地图，挥手叫停最后一辆巴士，爬上去，一路驶过列宁大道。一个孤零零的乘客，独自进入了一座被抛弃了的城市。她指点司机从普里皮亚季城的一侧开到另一侧，在每一个市区停下来，检查自己的工作完成结果。6点30分，普罗岑科回到市执行委员会大楼，告诉市长，她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弗拉基米尔·帕夫洛维奇，办好了。所有人都疏散了。”她说。

除了那些维持人员和留下来照管核电站幸存下来的几座反应堆的员工，整个城市都清空了。

当她的报告一级一级地上传到政府委员会主席那里时，普罗岑科并不感到悲伤，只有一种完成了一项重要工作的满足感。这就像他们在少年先锋队中常说的那样：“只要政府一声令下，只要共青团发话，使命必达！”

直到那天晚上，她才开始感觉不适：喉咙刺痛，头痛得眼前发黑，脚和脚踝火烧火燎，痛痒交加。她并没有把这些和辐射联系起来，部分原因在于，对于自己长时间站在铁路桥上，曾光着腿暴露其中的飞扬尘土里的放射性α粒子和β粒子的作用，她一无所知。她不愿意就此多想，当她开始腹泻时，普罗岑科告诉自己，不过是因为吃了变质的黄瓜。至于头痛和喉咙痛，她已经两天没睡觉了不是吗？她把腿放进浴室的下水槽，用冷水冲洗双脚，以此缓解瘙痒。但症状很快便又回来了。

普罗岑科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再次为化学部队绘制地图。如今，他们每60分钟就要对该地区进行一次辐射调查。他们开始在市执行委员会大楼内部四处清扫，以消除辐射，并警告她说，走廊如今已经全都污染了。看门人早就走了，于是普罗岑科拿了块湿抹布，自己把地毯擦洗干净。没有手套，她只能裸露着双手。

五颜六色的巴士车队沿着城周狭窄的道路缓缓前行时，那些离开的居民中，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将前往何方。没人告诉过他们任何事。但他们坚信，自己会很快回来。部分车辆已经开出城界很远了，才有人意识到，粘在车轮上的放射尘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水平，必须返回普里皮亚季接受除污。核电站的一名员工已经和他的妻子孩子坐着巴士开出城50公里，才告诉家人需要独自前行，而他得返回电厂帮助自己的同事。司机把他放在了伊万科夫市，不过他必须说服当地内务部警察的指挥官才得以返回。一些被疏散的市民说服他们的司机将自己一直带到基辅，但内务部的计划里却是要求把普里皮亚季的市民分头安置在波利西耶乡下的小村镇中，那里的农民和集体农场职工，每家接纳一户疏散居民。

维克托·布留哈诺夫的妻子，瓦莲京娜，在驶离城市时哭了一路。在纳塔利娅·谢甫琴科乘坐的巴士上，乘客们不安地小声议论着他们究竟会流落到何方。一路开过一个又一个居民点时，他们用目光搜索着路边村庄的名字，看到那些站在自家院子里目送他们经过的农民，一张张饱经风霜的脸上，露出同情的神色。

白房子三楼，政府委员会的会议仍在继续。楼下，普罗岑科仍俯首案前。大约晚上8点，她向窗外瞥了一眼，发现有个女人正穿过广场走进城市。她孤身一人，拎着个行李箱。普罗岑科想不通，城里的女人和孩子应当在几个小时以前就被送到安全的地方去了。她打发一位值班警卫下楼，调查一下情况，自己则在办公室里看着他拦下那个女人，对她进行盘问。他们交谈着，那个女人频频点头，然后继续拎着行李箱往前走。根据那个警卫的反馈，普罗岑科发现，关于普里皮亚季发生紧急情况的消息，显然没有阻止途径该站的火车按正常时刻表在这里停留。这个女人刚刚度周末回来，从一辆位于西南方向300公里外的赫梅利尼茨基（Khmelnitsky）开来的火车上下来，完全不知道在自己出门的这段时间，这里发生的任何变化。

当警卫向她解释发生的一切时，她看起来不慌不忙的。当然，她同意被疏散，“但首先，我得回趟家。”

然而，当这个女人带着自己的行李箱返回公寓大楼时，她发现，普里皮亚季已经完全变了个样子。就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维克托·布留哈诺夫心爱的未来城市，已经成为一座鬼城。列宁大道两侧的阳台上，洗好的衣物晾在那里无人收起，在微风中飘来飘去。沙滩上荒无一人，餐馆里空空荡荡，游乐场中一片死寂。

如今，街道上回响着新的声音：不知所措的宠物狗汪汪地叫着，它们的皮毛已被毒尘严重污染，主人不得不将其遗弃；民防部队巡逻车开动时发出的嘎嘎声；以及直升机发动机无休无止的突突作响，那是第51护卫直升机团的飞行员和工程师，一趟又一趟地将成袋的硼和沙投入那座放射性火山的血盆大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