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四号机组残骸逸出的那团看不见摸不着的辐射云，被一股从残破堆芯滚滚上升的炽热气柱带到九重天上，又凭借着好风之力，飘出去几千公里。

它在猛烈的爆炸中脱缰而出，直冲上宁静的夜空，到达约1500米的高度后，才被从南边和东南方向吹来的强劲气流所裹挟，以每小时50—10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飘去，穿过苏联，直奔波罗的海。这团云中含有气态的氙133、被辐照过的石墨微粒和由纯放射性同位素，比如碘131和铯137组成的粒子，它们发出的热量令周围的空气变暖，就像成千上万个微型热气球一样飞在空中。在这团云的中心，波动着约2000万居里的放射性活度。等到苏联科学家们终于在4月27日，星期日，事故发生一整天之后，开始在事故现场附近定期进行空中监测时，这个看不见的妖魔已经偷偷逃走，令监测者完全无从了解它的大小和强度。他们的测量结果显示的，只是它的尾迹而已。不到24小时，它便已经到达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星期日中午，丹麦罗斯基勒（Roskilde）北部的瑞索（Risø）国家实验室，一台自动监测设备静静地记录下了这团云的到来。但因为时值周末，这些读数没有得到注意。那天傍晚，一名驻扎在芬兰南部卡亚尼（Kajaani）测量站的芬兰国防军士兵，记录下了背景辐射的异常升高。他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了赫尔辛基的操作中心，但有关方面并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到晚上，这团羽状烟云在瑞典上空遇上了雨云，内部潮湿的水汽开始清理和浓缩含有的污染物。

当雨最终从这团云中洒落在离斯德哥尔摩两小时车程的北方城市耶夫勒（Gävle）时，它已经带上了极强的放射性。

4月28日，星期一，早上快7点时，克利夫·鲁滨逊正在福斯马克（Forsmark）核电站的咖啡间吃早饭。坐落于波的尼亚湾（Gulf of Bothnia）的这座核电站，位于耶夫勒东南方向65公里处。鲁滨逊，29岁，是个英裔瑞典人，在核电厂的放射化学实验室担任技师。他每天早晨坐巴士到福斯马克上班，同车的还有正在修建大型地下核废料储存库的建筑工人。

喝完咖啡，鲁滨逊走进更衣间去刷牙。返回的路上，他经过了一个辐射监测点，警报铃声响了起来。这位仍半睡半醒的技师愣住了——他刚刚才到，还没进入反应堆区域，他是不可能被污染的。但警报声引来了核电厂辐射防护部门的一位员工，鲁滨逊向他解释了事情经过。他再次走过监测装置，警铃再一次响起。但第三次尝试时，监视器沉默了。两个困惑不解的人认定，设备一定是出了故障。或许报警阈值之前被微调过了。这位放射剂量测量师告诉鲁滨逊回去工作，机器晚一点可以修好。

巧的是，鲁滨逊在实验室中的工作，正是测量福斯马克-1的放射性活度，这既包括核电站建筑内部，也包括排放入周围环境的放射性。反应堆竣工才不过6年，但小的技术故障已经层出不穷，那年冬天，燃料棒泄露已经导致了几起小规模的放射性元素释放。他星期一早上的常规工作是，首先要到核电厂的上方，从通风烟囱中收集空气样本，然后返回实验室分析。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大约9点，他再次回到楼下喝咖啡。接近辐射监测点时，他看见通道被排成长队的电厂工人堵住了，每个人都会触发警铃长鸣。更加迷惑不解的鲁滨逊从一个工人那里拿了只鞋子，装在塑料袋中以避免交叉污染，然后返回实验室。他将这只鞋子放在锗检测器上，一种十分灵敏的γ射线测量工具，准备等着看看。

但结果返回的速度快得令人恐惧，计算机屏幕上划过一道陡峭的绿色峰值曲线。鲁滨逊的心脏都快停止跳动了，他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形。这只鞋子已经被通常只会在福斯马克-1堆芯中发现的一系列裂变产物严重污染，其中不仅有铯137、铯134和半衰期较短的碘同位素，还有包括钴60和镎239在内的少数其他元素。他意识到，这些成分只有在核燃料与大气接触时才会生成。鲁滨逊立刻给自己的上司打了电话。这位上级担心发生了最坏的可能，让他立即返回通风烟囱，再采集一批新的空气样本。

早上9点30分，核电厂经理卡尔·埃里克·桑德斯泰特接到了污染的警报。这位福斯马克核电厂的高级职员，与鲁滨逊之前一样，完全摸不着头脑。他们无法在核电厂内部追溯到污染源，但是，根据天气状况，外面的地表辐射水平，却与福斯马克某座反应堆发生重大泄漏事故时的可能情形一致。10点30分，桑德斯泰特下令封锁通往核电站的道路。当地政府发布了预警警报：通过电台广播提醒居民不要接近福斯马克，警方也设置了路障。30分钟后，仍在实验室中测试新一批样本的鲁滨逊，听到了响彻整栋大楼的警报声。整座核电厂都被疏散了。

那时，斯德哥尔摩的国家核管理机构和国防机构，已经收到从斯图斯维克（Studsvik）的一家研究机构发来的类似的高度污染报告，那里离福斯马克足足有200公里。在斯德哥尔摩提取的空气样本也显示，辐射水平升高，且存在含有石墨粒子的同位素混合物。这预示着某座民用核反应堆发生了灾难性事故，但该反应堆的类型明显与福斯马克的反应堆不同。到下午1点时，使用为帮助监测限制核武器试验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Partial Test Ban Treaty，PTBT）执行情况而研发的气象计算方法，瑞典国防研究所构建出了整个波罗的海区域的天气模式模型。这些数据确然无疑地证实，放射性污染完全不是源自福斯马克，它来自瑞典之外的某个地方。而风，正从东南方向吹来。

莫斯科时间上午11点前后，海达尔·阿利耶夫正坐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电话突然响了起来，召集他去中央政治局参加一个紧急会议。作为苏联副总理，阿利耶夫是苏联境内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他曾担任阿塞拜疆克格勃负责人，是中央政治局12名拥有投票权的成员之一，对于那些可能影响苏联历史进程的最重大的事项负有共同决策责任。然而直到星期一上午，即便是阿利耶夫，对发生在乌克兰的这场核事故也仅知大略。关于切尔诺贝利，苏联的印刷媒体只字未提，广播或电视上也没有相关报道。无须来自莫斯科的示意，基辅当局已经在用各种办法，封锁压制科学家们对事故情况的了解。星期六，基辅植物学研究所的仪器记录下辐射值的激增后，克格勃官员迅速赶到，查封了这些设备，“以免产生恐慌和挑动民意的流言散布”。即便如此，等到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召集紧急会议、讨论事态发展时，阿利耶夫意识到，很快，在苏联国界之外便可以检测到辐射的存在。

中央政治局这12个人，其中包括阿利耶夫，总理雷日科夫，负责对外宣传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正在党内冉冉升起的保守派政治明星、戈尔巴乔夫的对头叶戈尔·利加乔夫，以及克格勃头目维克托·切布里科夫，并没有在通常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室中碰头，而是齐聚于戈尔巴乔夫位于克里姆林宫三楼的光线昏暗的办公室。尽管最近翻新过，铺设了纹样精美的地毯，圆顶天花板上也挂着水晶吊灯，这间屋子还是显得空荡荡的，很不舒服。每个人都很紧张。

戈尔巴乔夫的提问很简洁：“发生了什么事？”

主管苏联能源部门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弗拉基米尔·多尔吉赫，开始介绍他通过电话从谢尔比纳和身在普里皮亚季的专家那里了解的情况。他提到了一场爆炸、反应堆的损毁和城市的疏散。空军正在使用直升机以沙子、粘土和铅填埋机组废墟。一团辐射云正在向南方和西方移动，已经在立陶宛被检测到。相关信息仍十分有限且彼此矛盾：武装部队说的是一回事，科学家们说的是另一回事。现在，他们需要决定如何，或者是否将这起事故告知苏联民众。

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这是对他刚刚在一个月前的党代会上的承诺——公开透明的新政府——一个突然而意外的挑战。直至此时，所谓的“公开性”不过是一句口号。“我们应当尽快发表声明，”他说，“不能拖延。”

然而，习惯性的神神秘秘和偏执多疑已经根深蒂固。任何一种事故的真相，都有可能损害苏维埃的威信，激起民众恐慌，因此应当永远封锁钳制：即便是发生在三十多年前的1957年马亚克爆炸，如今依然没有出现在官方记录中；1983年，大韩航空007号班机空难，机上的269人全部丧生，苏联起初依然否认对这一事故知情。此外，戈尔巴乔夫手中的权力并不稳固，面对那些曾摧毁赫鲁晓夫及其自由化计划的极端保守派的反对，可谓相当脆弱。他不得不小心谨慎。

尽管从这次会议的官方记录看，后来，与会者似乎一致同意有必要就该起事故发表公开声明，但海达尔·阿利耶夫坚持认为，这是有误导性的。根据这位苏联副总理的回忆，他主张立刻公布真相，坦诚相告：欧洲所有国家很快就会知道，发生了某些可怕的事；这场灾难的规模如此之大，没有隐瞒的可能性。有什么必要去掩盖已经大白于天下的事实呢？但在他结束发言前，公认的克里姆林宫二号当权人物叶戈尔·利加乔夫便将他打断。“你想干什么？”他尖刻地质问，“你想发布什么信息？”

“别扯淡了！”阿利耶夫答道，“我们瞒不住这件事的！”

会议桌上的其他人反驳说，他们还没掌握足以公之于众的充分信息，而且担心会制造恐慌。就算真的要发布新闻，也必须严格掌握分寸。“声明的措辞一定要避免导致过度警惕和恐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安德烈·葛罗米柯说。等到他们投票表决时，利加乔夫的主张显然占了上风：中央政治局决定采取传统的解决途径。这些党内大佬联合起草了一份语焉不详、仅有23个词的声明，由国家通讯社塔斯社（TASS）公开发表。而它的主要目的，用中央委员会官方发言人的话来说，就是为了同那些“资产阶级的造谣中伤……政治宣传和无中生有”作斗争。

不管戈尔巴乔夫的本意如何，看起来，老办法还是最好的办法。

在斯德哥尔摩，下午两点，瑞典国家当局已经形成一致意见：整个国家由于国外一起重大核事故而受到了污染。不过一个小时后，瑞典外交部便联系上了东德、波兰和苏联等国的政府，询问其境内是否发生了此种事故。没过多久，瑞典向这些国家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代表发送了同样的公报。那时，芬兰和丹麦政府已经确认，他们同样在国境内检测到放射性污染。

回到切尔诺贝利。那个布留哈诺夫曾经坐在床上为自己的核未来勾勒蓝图的小旅馆，如今挤满了从莫斯科派来的精疲力尽的党内官员。空军第17军的直升机飞行员们正在奋力掩埋反应堆，以控制下面熊熊燃烧的石墨之火，但放射性核素仍在从四号反应堆余烬犹存的残骸中滚滚涌出。然而，苏联当局却信誓旦旦地对瑞典人说，他们丝毫不知道在苏联境内发生了任何一起核事故。

那天下午，在莫斯科的瑞典大使馆科学专员联系上了国家原子能利用委员会（State Committee for the Utilization of Atomic Energy）——中型机械制造部温和无害的公开门脸。但对于旗下反应堆发生问题之事，委员会既不肯确定，也不予以否认。那天傍晚，在瑞典大使馆的鸡尾酒会上，托尔斯滕·奥恩大使拉住了一位苏联外交部的官员，直言不讳地跟他打听，是否知道苏联境内最近发生了核事故。

这位官员跟奥恩说，他会留心此事，但再没多说话。

直到4月28日，星期一晚上8点，距离毒气云开始涌入四号机组上方的夜空，几乎已经过去3天，莫斯科广播电台才播出了戈尔巴乔夫办公室同意发布的那份塔斯社声明。“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发生了一起事故，”播音员读道，“其中一座原子反应堆遭到破坏。现已采取相关措施消除事故影响。救援物资已经发放给受灾群众。政府为此设立了一个政府委员会。”惜字如金、吝于真相的这份公报，是典型的苏联式新闻报道，延续了这个国家几十年来对传统工业事故百般遮掩的习惯。一个小时后，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国际频道，用英语向外国听众重复了这份声明，随后列举了一长串发生在西方的核事故。两份声明都没有提到，这起发生在乌克兰的事故到底发生于何时。

莫斯科时间晚上9点25分，在全苏联播出的晚间王牌电视新闻节目《时代》（Vremya），以苏联部长会议的名义，读出了同一份只有23个字的声明。这是当天的第21条新闻。没有图像，只有节目主持人表情严肃的一张脸，同时提及，部长会议认为可能发生了一些异常状况。

第二天早上，4月29日，星期二，莫斯科的新闻媒体依然对事故一言不发。在乌克兰，基辅的各大日报报道了这条新闻，但编辑们竭尽全力轻描淡写，避重就轻。《乌克兰真理报》（Pravda Ukrainy）在第三版底部刊登了一篇小报道，放在了讲述两名退休老人费尽周折才在家中装上电话的故事之下。乌克兰《工人报》（Robitnycha Hazeta）小心翼翼地将有关切尔诺贝利的报道，藏在了苏联足球联赛日程表和一场国际象棋锦标赛的新闻之下。

回到克里姆林宫。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两天之内，已经召集了第二次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时间依然是早上10点30分。现在，他关心的问题是，对于这场不断发展变化的灾难，最初的反应实在蹩脚：辐射仍在扩散，在斯堪的纳维亚，已经有关于辐射水平上升的报道，波兰人也在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污染有没有可能波及列宁格勒甚至是莫斯科？

弗拉基米尔·多尔吉赫向他的同事们通报了最新消息：从切尔诺贝利飘出的放射性同位素烟云，已经分成三股，分别向北方、南方和西方飘去；内务部已经在核电厂四周至少10公里半径的范围内设置警戒线，反应堆释放的辐射强度已经在下降。克格勃负责人切布里科夫不同意这样的看法，根据他的信息源，没有任何辐射情况有所改善的迹象。事实上，他们正面临着一场灾难。已经在该区域采取进一步的疏散措施，约有两百名事故受害者住进莫斯科的医院，此外，根据乌克兰总理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的报告，在乌克兰共和国内部，已经出现恐慌情绪的爆发。

在场的每个人都同意，必须尽快彻底封闭反应堆。为了控制局势，他们提议设立一个7人特别行动小组，由总理雷日科夫负责，小组成员包括多尔吉赫、切布里科夫、内务部长和国防部长。被紧急授权的该小组，可以向全苏联境内的所有党政部门发号施令，协调莫斯科的灾难应急行动，将这个中央集权国家的所有资源交付切尔诺贝利的政府委员会使用。

讨论再次转到该如何告知整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的问题上。“我们越诚实越好。”戈尔巴乔夫说。他建议，至少应当将具体信息告知苏联卫星国家的政府以及华盛顿与伦敦。“您说得对。”阿纳托利·多勃雷宁说，“毕竟，我敢肯定，照片已经送到里根的办公桌上了。”他此前曾经担任苏联驻美国大使20年之久，新近才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成员。于是，他们同意向驻哈瓦纳、华沙、波恩和罗马等首都的苏联大使发送电报声明。

“我们要向自己的国民发布信息吗？”阿利耶夫问道。

“或许吧。”利加乔夫回答。

星期二晚上，《时代》播出了一条以苏联部长会议名义发出的新声明。这份声明不情愿地承认，已有两人在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爆炸中身亡，反应堆建筑部分被毁，普里皮亚季城已经被疏散。声明中没有提及放射性物质释放的事。这一次，相关报道被提到了第六条，紧接在关于苏联强大经济实力的鼓舞人心的新闻之后。

这时候，世界其他地方的媒体都已经嗅到了铁幕之后惊世浩劫的味道，切尔诺贝利成为西方媒体的头条。各家报纸和电视网均派出通讯员，搜寻更多的细节，不管其信息源如何靠不住。那些驻在莫斯科的外国媒体大军，前往乌克兰的申请遭拒，又面对着一堵官僚主义的沉默之墙，只好凑合着那些零星材料敷衍成文。刚刚才到苏联不久的合众国际社（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UPI）记者卢瑟·惠廷顿，几个星期前曾在红场（Red Square）偶遇一位乌克兰女性，他认为这个女子认识紧急服务部门的人。于是，惠廷顿给这位家住基辅的女性打了个电话。凭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她说的是，有80人在爆炸中当场死亡，另有2000人在送往医院途中伤重不治。但没有办法对这些说法进行独立核实。与惠廷顿同在莫斯科的同事、《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的尼古拉斯·丹尼诺夫后来认为，这位合众国际社同行的俄语水平太初级，可能误解了他的采访对象的原话。但不管怎样，这个煽动性的故事立即出现在各国通讯社的新闻稿中，结果可想而知。

《2000人死于核噩梦：核电厂大火失控，苏联紧急求援》的大标题，出现在星期二的《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头版。同一个早上，关于事故轻描淡写的新闻，被塞在了基辅市体育比赛结果之下。在伦敦，第二天，伦敦《每日邮报》（Daily Mail）刊登了题为《2000人在原子恐怖事件中丧生》的报道。当天晚上，这个过分夸大的死亡人数成为全美国各大电视新闻的主要故事。一位五角大楼的知情人士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说，根据核电厂卫星图像显示的破坏状况，数千人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后果，2000人的数字“看起来没问题，因为在核电厂工作的就有4000人”。很快，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收到一份情报部门的秘密评估报告，里面说，苏联宣称只有两人死亡完全是“荒谬透顶”。

与此同时，辐射云继续向北推进，并向西扩散到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方。随后，天气变化陷入停滞状态，污染物一路飘移南下，笼罩波兰上空，接着形成了一个高压楔，向下插入德国。随倾盆大雨而落的辐射物，在地上形成了一条从捷克斯洛伐克一直蔓延到法国东南部的重度污染沉积带。西德和瑞典政府向莫斯科愤怒抗议，责怪它没有及时通报这场事故，并要求提供关于事件经过的更多信息，但这些要求却如石沉大海。恰恰相反，苏联大使馆官员在波恩和斯德哥尔摩联系了许多科学家，向他们征询关于扑灭核火灾的建议，尤其是如何扑灭正在燃烧的石墨。谣言已经四处蔓延，专家们公开发表着对反应堆熔毁的各种猜测，而更恐怖的事情是，此时，仍存在着放射性大火无法被扑灭的可能。所有这一切，都令欧洲上下陷入巨大恐慌。

在丹麦，药房里的碘化钾片很快就卖光了。在瑞典，禁止销售从苏联和5个东欧国家进口的食物，一个哺乳期女性的母乳中据说被发现含有放射性粒子，政府的电话总机被四面八方的来电打爆，人们询问着饮用水是否安全，能不能进行户外活动。在共产主义盟国波兰，国家电视台安抚公众说，他们并无危险，但当局依然为儿童发放了稳定碘片，并限制奶制品的销售。在荷兰，一个业余无线电台据说收听到了基辅地区某个人用短波发出的信息，号称在切尔诺贝利发生熔毁的不是一座反应堆，而是两座。“整个世界完全不了解灾难真相，”那个乌克兰人的恳求透过静电噪声传来，“救救我们。”

苏联发言人将这些故事斥为唯恐天下不乱的西方政治宣传，但囿于这个国家习惯性的保密作风，却也拿不出什么事实予以还击。星期三晚上，莫斯科广播电台承认，在两例死亡之外，还有197人因事故而入院治疗，但其中49人已经在检查后出院。播音员含糊其辞地说，“辐射情况”正在“改善”。电视上播出了一张据说在爆炸后不久拍摄的核电厂照片，显示它并没有完全损毁。在同一时间，基辅广播电台也宣布，它将尽力平息所谓数千人死亡的“西方谣言”。

与此同时，克格勃负责人切布里科夫向他的上级汇报说，他正在与那些资产阶级阴谋的源头作斗争。他对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说，他采取了“相关措施，控制外国外交使节和新闻记者的行动，限制他们收集有关切尔诺贝利核电厂事故的信息，挫败了那些企图借其在西方煽动反苏联政治宣传的阴谋”。

同一天，在莫斯科，尼古拉斯·丹尼诺夫发现，他已经无法将稿件传回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总部。他打算转为使用合众国际社办公室的电传机，那里距离他20分钟车程。准备外出时，丹尼诺夫从窗户看出去，发现有几个人正在从院子里的检修口中拖拽线缆，显然是想要切断他与外部世界仅存的联系。然而，这根本无济于事，苏联对西方报道的百般阻挠，徒令谣言更加甚嚣尘上。到周末，《纽约邮报》将会刊登来自乌克兰的“数则未经证实的报道”，宣称有15,000人在事故中丧生，而他们的尸体被集体掩埋于在核废料处理场挖的大规模墓坑中。

在普里皮亚季政府委员会总部，紧张局势继续恶化。星期日傍晚，年轻的空军指挥官安托什金少将来到了白房子，向谢尔比纳主席汇报飞行员空投行动的进展。他们仅仅使用3架直升飞机，就已经在夜晚到来前，向四号机组内部空投了10吨硼粉和80吨沙子。在如此恐怖的情况下，这简直是一种英雄壮举，然而，谢尔比纳丝毫不为所动。在此等浩劫之前，这不过是杯水车薪。“向这样一座反应堆空投80吨沙子，就像是用BB枪打大象！”他说。他们必须再拿出点儿像样的成绩。

安托什金下令投入重型直升机，其中就包括绰号为“飞牛”的巨型米-26直升机。它是世界上功率最大的直升机，单次载重高达20吨。他整夜未眠，筹谋布置，试图找出增加行动效率的方式。第二天，委员会从附近几座乡镇征调人口，填装沙袋。安托什金改进了空运控制系统，加快了装载速度。此外，他还征集了许多从米格-23战斗机上退役的制动降落伞，将其用作装载货物的网子。与此同时，飞行工程师们依然几乎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去阻挡废墟中升出的γ射线，继续徒手将沙袋掷入四号机组。

机组成员每天天一亮就开始飞行，直到黄昏，才在夜色中返回切尔尼戈夫的空军基地，对直升机进行除污处理，把制服脱下来丢弃，然后在桑拿房中擦洗身上的放射性尘土。但直升机上的辐射几乎不可能完全清除，第二天早上，他们开始执行新的任务时，飞行员们发现，停机坪飞机下方的草，一夜之间全都变黄了。大多数机组成员每天在反应堆上方飞行10—15个架次，每次进行2到3次空投，但第一批飞行员的执飞架次要多得多：一位飞行员头3天在四号反应堆上往返了76次。据安托什金回忆，只要出动2到3次，等飞机在地面暂时降落时，一些飞行工程师会从飞机上跳下来，跑到河岸边的树丛中呕吐。

到4月29日星期二上午，安托什金手下的飞行员的工作看来起了成效：从反应堆逸出的放射性活度开始下降，温度也从1000摄氏度以上降到了500摄氏度。但在被废弃的普里皮亚季城的街道上，辐射水平如今已升高到极其危险的程度，政府委员会被迫撤离到了19公里外切尔诺贝利镇上的新据点。核电厂附近半径约为1.5公里的区域，很快便被官方命名为“特别禁区”（osobaya zona），那里已被瓦砾和核坠尘高度污染。科学家、专家和留在核电站维护余下3座反应堆的操作人员，现在只能坐在装甲运兵车中接近那里。

那天下午，在莫斯科，总理雷日科夫主持了中央政治局行动小组的第一次会议。中央计划经济的巨锤立即挥动起来。列加索夫院士和其他科学家计算得出，要熄灭石墨大火，总计需要2000吨铅，但列加索夫却不敢开口要求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调集数量如此巨大的稀缺物资。熟悉这一经济体系运作的老手谢尔比纳可不管这些，一张嘴便要了6000吨，以备万一，雷日科夫随即下令，让整个苏联铁路网上装有铅的火车皮，马上掉头开往切尔诺贝利。第一批2500吨铅第二天早上就运到了。

到星期二晚上夜色降临，安托什金的直升机队伍又向四号机组外墙之内空投了190吨沙子和粘土，但火苗仍在燃烧，放射性核素也继续从反应堆废墟中翻涌而出。提交给基辅党委的一份科学报告表明，在核电厂西边和西南边100多公里外的乌克兰城市罗夫诺（Rovno）和日托米尔（Zhitomir），背景辐射水平已经增加了近20倍。该地区民防部队负责人已经做好准备，疏散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周边10公里半径内的居民点，住在那里的居民总数达1万人，并请求谢尔比纳同意执行该行动。但是，令他们惊愕不已的是，他竟然拒绝了。

第二天早上，直升机将一批降落伞运到切尔诺贝利：并不是安托什金之前建议的剩余设备，而是从全苏联境内的空军特遣部队征调来的14,000顶全新的伞兵部队降落伞伞衣。安托什金试验了一下，发现每顶降落伞最多可以载重1.5吨而不破裂。日落时，他的手下已经又向反应堆空投了1000吨吸收剂。当晚这位将军向上级报告时，他第一次自空投行动开始以来，看到谢尔比纳的脸上露出了喜色。

4月30日，星期三，切尔诺贝利核电厂上方的风向，再一次发生变化。而这一天，正是一年一度的五一劳动节庆典前夕，通常，全苏联大城小镇的街道，都会在节日里被游行集会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这一次，风开始向南吹，携带着高能α和β辐射污染，直接向基辅扑去，与之一道的，还有以碘131形式存在的高浓度γ辐射，这种放射性同位素能够在甲状腺中沉积，对儿童的威胁尤甚。那天下午1点整，城市街道上的辐射水平开始骤然上升。到夜幕降临时，在基辅市中心第聂伯河东岸的科学大道上，记录下来的放射性活度已经高达2.2毫伦琴每小时，比正常值高出了数百倍。这团放射性云的行踪，一直被苏联水文气象国家委员会的气象监测设备密切监视着，那天，该部门向身在莫斯科的总理雷日科夫发送了一份关于该发现的加密报告，同时也将其抄送给基辅的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其中就包括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

在乌克兰卫生部内部，那些平日里慢条斯理、稳重克制的共和国名医，也开始乱了阵脚。他们讨论着对放射性悬浮颗粒采取预防措施的必要性，建议通过广播警告市民。但他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基辅市执行委员会主席（也即市长），负责协调民防事务的瓦伦丁·辜斯基，曾经在一家制造γ辐射测量工具的工厂工作过，很熟悉辐射的危害。他试图说服谢尔比茨基，取消按计划将在次日早上穿过市中心的五一劳动节大游行。但这位第一书记告诉他说，命令已经从莫斯科传达下来，游行不仅要举行，而且他们还必须带上自己的家人一道参加，以此证明，在基辅，没有人有理由感到恐慌。

第二天早上，游行的各项准备工作如常进行。组织者四处悬挂标语，围观群众挤满了大街小巷。10点，按照计划，这位第一书记应当站在俯瞰十月革命广场的观礼台正中，宣布游行开始。但直到离游行开始只有10分钟时，还不见他的踪影——观礼台上的那个中心位置空无一人。乌克兰中央政治局成员、市长和其他各界要人变得焦躁不安起来：除了第一书记，没人有资格宣布仪式开始，而在当政的这么多年里，他从来没有在五一劳动节游行庆典中迟到过。终于，他的海鸥牌轿车从山上疾驰而下，开到主席台前，猛地停了下来。谢尔比茨基从车后座爬出来，满脸通红，骂着脏话。

“我跟他说了不能在十字大街（Khreschatyk）搞什么游行。”他对台上的观礼团成员说，“这又不是红场。这是个谷地，辐射全堆积在这儿了……他跟我说，要是把游行搞砸了，那就把党证交上来吧。”

没人会误解，这位暴怒的第一书记说的那个他是谁。在苏联，有权以驱逐出党来威胁他的，就只有戈尔巴乔夫本人而已。

“去他妈的，”谢尔比茨基说，“开始游行吧。”

10点刚过，兴高采烈的人群便开始大步走过宽阔的十字大街。太阳暖洋洋的，空气中洋溢着节日的气息。红旗汇成了一片海洋，在春日中盛放的各色牡丹，魏紫姚黄，绚烂无比。一身灰色戎装、披着鲜红色饰带的党员老兵们整齐地列队走过，穿着白色队服、系着红领巾的女少先队员挥舞着樱花枝，身着乌克兰哥萨克人的传统服装、绣花上衣配阔腿灯笼裤的年轻舞者，时而手拉手排成长列，时而转着圈儿胡旋前进。

基辅市民把他们的孩子扛在肩上，拉在手中，接踵摩肩地走在这条林荫大道著名的栗子树下。他们牵着气球，举着绘有苏联和乌克兰党内领导人头像的标语牌，走过十月革命广场上的喷泉——悬挂于两侧公寓大楼外立面、6层楼高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像，面无表情地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

当他们从主席台前走过时，谢尔比茨基在台上挥手致意，露出慈父般的微笑。鉴于微风中可能携带的放射性坠尘的危险性，他做出了某些让步：游行只持续了2个小时，而不是原定的4小时；组织者从每个市区召集的游行群众，只有2000余人，而非4000—5000人。这位第一书记特地安排，让他的孙子弗拉基米尔务必参与游行。基辅市长辜斯基也带上了他的三个儿子和两个孙辈。站在观礼台上的一些人，那天早上佩戴了辐射计，乘人不注意频频查看。另一些人则时不时地偷瞄一眼天空。

之后，风再度改变方向，有可能将含有放射性核素的烟云，吹向北边的莫斯科。这时，苏联飞行员开始频频出动，在空中播撒可以增加空气湿度的碘化银，进行人工降雨。首都保住了。但在它南边300公里远的地方，农民们却眼睁睁地看着黑雨如鞭，无情地击打在白俄罗斯数百平方公里的肥沃农田上。

在莫斯科，五一劳动节的游行队列像往年一样横扫红场，城里到处都是狂欢的味道。来自全苏联的工人们，9个人排成一排，列队走过红色花岗岩的列宁墓，向着观礼的戈尔巴乔夫和其他中央政治局成员挥动纸花和鲜红色的横幅标语。但这之后，总理雷日科夫召集切尔诺贝利行动小组又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与会者包括主管卫生、国防和外交的十余位高级政府部长，分别负责苏联意识形态和克格勃的两位领导人利加乔夫和切布里科夫也出席了。会上，作为核科学家代表的，正是库尔恰托夫研究所所长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夫。

外面街道上的节日庆祝如火如荼，小组成员却面对着切尔诺贝利急转直下的紧急局势。首先，他们听到的消息是，危机的严重程度已经令苏联卫生部应接不暇。雷日科夫同意解除卫生部部长的医疗紧急应对职责，将控制权下放给卫生部副部长奥列格·谢尔潘。雷日科夫要求他，每天向行动小组提交全苏联范围内因事故而入院治疗的受害者人数，并报告有多少人已经确诊为辐射病。尽管已经迁出普里皮亚季市，谢尔比纳、列加索夫和其他政府委员会成员的辐射暴露水平，也已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必须尽快派人把他们替回来。他们需要从西方订购医疗设备，并用硬通货支付。此外，行动小组还不得不开始严肃考虑，接受那些请求前往莫斯科，协助治疗辐射病患的外国医生的援手。

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元帅报告说，国防部的军队已经在紧邻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周围地区，开始了清除污染的工作，但亟需更多人手，因为辐射仍在继续扩散。形势已经很明显，向国际社会掩盖事实真相只会让事态恶化。西方外交官和新闻记者正在莫斯科强烈抗议，抛出一连串关于事故状态和严重程度的问题。雷日科夫决定召开一次面向外国记者的新闻发布会，并下令让谢尔比纳、亚历山德罗夫和安德拉尼克·彼得罗相茨（苏联国家原子能利用委员会主席）负责具体实施细节。

这时，雷日科夫组织协调了政府委员会的替换成员，并下达命令，要求他们第二天就飞往切尔诺贝利。这个新的团队将以55岁的、苏联前航空产业部长伊万·西拉耶夫为首。准备替换瓦列里·列加索夫的首席科学家，是他的隔壁邻居和竞争对手叶夫根尼·韦利霍夫。

会议结束后，雷日科夫到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去见他。他和党内保守派代表利加乔夫已经决定，是时候去视察一下事故现场了。雷日科夫把自己的想法告知总书记，等待戈尔巴乔夫开口说，他也会一道前往。但显然，这位苏联领导人的脑子里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这回事。第二天，雷日科夫和利加乔夫与克格勃负责人一道，飞赴基辅，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同行。

在乌克兰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和乌克兰总理的陪同下，这些中央政治局成员乘坐直升机飞到了切尔诺贝利核电厂。他们在一个普里皮亚季疏散市民暂时栖身的小村子停下来。雷日科夫发现，见到的那些人平静得有些奇怪，他怀疑这些人对身处其中的这场灾难的严重程度仍一无所知。当这些人问起什么时候才能获得许可重返家园时，部长们无言以对。他们只是被劝告说，要耐心等待。

下午两点，在切尔诺贝利镇的地区党委总部，雷日科夫和利加乔夫召开了一场碰头会。话题转到了疏散核电厂周围居民点的问题上。谢尔比纳告诉雷日科夫，已经开始对10公里禁区进行疏散。

摆在桌子上的，是分别由军方、气象部门和地质部门单独测绘得出的核电厂周边地区的侦察地图。这些全部标为头号机密的文件，标出了核电厂逸出的放射性坠尘的分布情况。把它们一张张叠放在一起，一个边缘破碎不齐、以普里皮亚季为中心向东南方扩散出去，直至覆盖切尔诺贝利的区域便呈现出来。它跨过了乌克兰共和国边境，进入白俄罗斯北部，然后一长条重度坠尘覆盖区一直向西延伸，在维利恰（Vilcha）和波列什科（Polesskoye）两座村镇前方形成了一个三岔口。污染已经远远扩散到了10公里禁区的范围之外，如今在有些地方，甚至远至距核电厂30公里之处，正威胁着一大片土地上的成千上万名居民的生命。

总理雷日科夫仔细端详着地图。一些位置现在看起来是安全的，另一些则显然并非如此，而在某些村庄，放射性坠尘零星分布，每条街道的数字都不一样。显然，应当做点儿什么，但到底应该怎么去做却难以确定。屋子里的每一个人都等着他的决策。

“我们要疏散30公里禁区内的人口。”雷日科夫终于发话了。

“疏散整个地区？”有人发问。

“疏散整个地区！”总理回复道，在地图上圈出了这一区域以示强调，“立即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