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波利西耶旅馆高高的房顶上四下张望，从左手边音乐学校门口那座熠熠生辉的雕塑，到右手边广场上飘扬的一行行彩旗，普里皮亚季的市中心，犹如一张鲜艳的全景画卷，在卢博米尔·米姆卡上校面前徐徐展开。整座城市，都属于他和他的无线电报务员。旅馆空空荡荡，鸟儿都飞走了，连曾经在下面街边的杨树和刺槐树枝杈之间跳来跳去、叽叽喳喳的麻雀，也早已不见踪影。之前探查楼下的宴会大厅时，两人曾发现有一张神秘的黑色地毯一直铺到四边墙角，穿着橡胶防化服、汗流浃背的报务员开始穿过大厅，随着靴子在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他们才意识到，覆盖在地板上的，原来是成千上万只昏昏沉沉的苍蝇，显然，它们都中了辐射的毒。从墙上解下消防水龙，他们把地板冲洗干净，等楼上的太阳太毒、放射性太强时，好转移到这里。站在由户外露台的重混凝土框架撑起的8楼屋顶上，米姆卡上校拥有遥望3公里外依然清晰可见的四号反应堆的最佳观察位置。

几乎从空投行动一开始，空军便将这座旅馆用作临时控制塔。如今，安托什金少将设计了另外一个系统，可以让他手下的飞行员每天向熊熊燃烧的反应堆空投数百吨原材料。当一架又一架直升机转动着螺旋桨、咔哒咔哒地飞往四号机组时，米姆卡在屋顶上凭借肉眼估测出距离和抛物线，并通过无线电向飞行员发出最终指令。现在，参与到行动中的直升机已有几十架，包括中型米-8直升机、重型米-6直升机和超重型米-26直升机等，它们从3个起落区犹如走马灯一般轮番起飞。每架直升机的机身下方都吊着至少一个向上翻转的降落伞，里面装着民防部队和劳动突击队从本地居民点挖掘填装的一袋袋沙子或粘土。在一片尘土飞扬中，这些直升机以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从基地飞近反应堆。

米姆卡等待着，靠着核电站四周变压器场上树起的定向标杆确定飞机位置，直到它们距离目标只有300米远，他便发出“各就各位”的命令，这时飞行员会将手指移向投放按钮，两到三秒钟后，米姆卡说“投掷！”，飞行员随即投下载重，突然尽释重负的直升机迅速转身飞走，返回起落区装运另一批货物。

米姆卡每天早上4点起床，吃早餐的同时接受血液测试，检查他的辐射暴露水平。6点钟，他开始对反应堆进行侦察飞行，然后降落在旅馆外面的方形广场上。他会一直待在屋顶，过了晚上9点，天完全黑下来后，他才自己驾驶着当日最后一班飞机飞到四号反应堆上方，测量记录第二组辐射和温度数据。这之后，他要接受除污处理，晚上10点吃晚餐，接下来还要听取汇报。直到半夜，他才得以上床睡觉。而4个小时后，一名军校学员会再次把他摇醒。

安托什金少将为他的手下设定了22雷姆的最高暴露量——但许多人仍习惯性地低报数字，从而可以多飞一些时间；还发放了一些味道很苦的碘化钾片，以及另一种吃起来甜甜的、被他们称为“药糊糊”（pastila）的膏状药物，这些药物来自列宁格勒的一家制药厂，号称可以帮助对抗辐射。第一批铅运到了，有的是铅锭，有的是铅皮，还有仍带着价签、从商店中转运而来的10公斤袋装的猎枪铅弹，飞行员们凑合着制作了自己的保护装备。他们在机舱地面铺了4—5毫米厚的铅皮，本来用于放置降落伞包的驾驶座椅凹槽也填满了铅弹。他们甚至还为此编了个打油诗：“还想当个爸爸，用铅护住蛋蛋。”

虽然空投仍在继续，列加索夫院士和从莫斯科派来的库尔恰托夫原子能研究所、中型机械制造部的科学家，却对熊熊燃烧的反应堆的内部情形几乎一无所知。飞行员现在空投的目标是四号机组中一处可见的红光，但没人知道，它到底是由何导致的。在苏联的首都，物理学家们被连夜拉到他们在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的办公室中，帮忙计算四号反应堆废墟内部到底还留存着多少铀燃料。每天，科学家们都会与直升机机组成员一道飞往事故现场上空5到6次，监测空气中的辐射水平，通过分析大气中的放射性同位素来估算燃烧中的堆芯的热度。他们使用瑞典制造的热成像照相机来读取反应堆的表面温度。飞行员们向目标投掷沙包时，他们就在一旁观看，眼见着黑色的放射性烟尘形成的蘑菇云腾空而上，足有100米高，停在那里许久，才被风吹散，飘向四野。黄昏来临时，建筑物上会升起一道绚丽的深红光晕。某个薄暮冥冥的傍晚，米姆卡上校在对反应堆上空进行侦察飞行时，向下看了一眼那团炽热的物质，立时想起了他曾经在苏联远东地区的勘察加（Kamchatka）火山见过的岩浆。

从一开始，来到切尔诺贝利的库尔恰托夫研究所小组成员、RBMK反应堆专家康斯坦丁·费多伦科，就试图提醒列加索夫，直升机行动可能已走上了歧途。他亲眼看到，每一批空运物资投入破碎的反应堆建筑时，都会扬起一大批重放射性粒子。此外，因为目标极小，其中一部分还被倾斜的混凝土盖子“叶连娜”挡住了，飞行员接近的速度又特别快，这些沙子或铅被准确投进反应堆坑室正中的可能性，看起来微乎其微。

但列加索夫不同意。他对费多伦科说，现在再想改变方向已经太晚了，“决定已经做下了”。两位科学家争论了几分钟，直到费多伦科最终说出了他真正的担心：用来熄灭石墨之火的所有努力，可能只不过是在浪费时间。他说，应当让这团放射性火焰自己烧尽。

列加索夫不想再听，他坚持认为，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不管有没有效果。

“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人们不会理解的。”列加索夫说，“我们必须让大家看到我们在做点儿什么。”

日复一日，倒入反应堆的物资总量逐渐累积。4月28日，星期一，直升机出动了93个架次，空投了300吨物资；第二天，数字上升为186架次和750吨。4月30日星期三早晨，他们开始空投铅，那一天，包括沙、粘土和白云石在内的一千多吨吸收剂，对四号机组上方进行了地毯式轰炸。在起落区，连夜从基辅地区的陆军预备役军人中征召而来、仓促集结成的731特种营，每天在直升机高速旋转的螺旋桨下工作16个小时，将沙包整齐地装入降落伞伞衣，再将其固定在飞机的吊货点上。炎热的天气和直升机的下洗气流生成一道高达30米、无休无止的放射尘旋风。战士们没有穿任何防护服，甚至连“花瓣”呼吸面具都没戴。灰尘飞进他们的眼睛和嘴巴，在他们的衣服下面被汗水打湿，凝结成块。晚上，他们就穿着这些被辐射的军装，脏乎乎地躺在普里皮亚季城边的帐篷里，倒头睡去。破晓时，他们又爬起来接着干。

伴随着空投行动的继续，从反应堆中逸出的放射性核素水平，开始画出一道向下倾斜的曲线：从星期日的600万居里辐射，下降到星期一的500万，星期二的400万，星期三的300万。到星期三结束时，空军飞行员之前瞄准的那个着火点，似乎已经熄灭了。第二天，5月1日，星期四的晚上，安托什金少将向谢尔比纳汇报说，他手下的飞行员已经向四号反应堆空投了1200余吨铅、沙子和其他物资。一些政府委员会成员站起身来，鼓掌庆祝。谢尔比纳向将军露出了一个难得一见的微笑，随即，他设定了第二天的新目标：1500吨。

第二天傍晚，列加索夫和科学家们，在分析四号机组的最新数据时，发现了一个令人惊恐且显然无法解释的现象。从反应堆中释放出的放射性物质，不仅没有继续下降，反而开始骤然上升，一夜之间从300万居里蹿升到了600万居里。燃烧中的堆芯的温度也在迅速上升。到星期四晚上，列加索夫的估测数字表明，堆芯温度已经接近1700摄氏度。

这位院士现在开始担心，四号反应堆坑室中残存的二氧化铀燃料和锆金属包壳，已经变得炽热无比，开始熔化为一团放射性岩浆，堆芯已接近全面熔毁。更糟糕的是，之前从200米高空中投进的4600吨沙子、铅和白云石，再加上发生于一个星期前的那几次初始爆炸的冲力，可能已经使反应堆的地基抗不住了。如果熔化燃料的温度达到2800摄氏度，他们怀疑，它可能会烧穿反应堆坑室的强化混凝土地面，并在上方压力的作用下，逐渐侵蚀坑室底部，进入建筑物的地下室，深入地底。这会是世界末日级的反应堆事故——“中国综合症”（the China Syndrome）[《中国综合症》（the China Syndrome），美国好莱坞电影，上映后不到1个月，美国便发生了三里岛核电厂事故。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综合症”这一名字和称谓与中国无关，它本源自电影中的台词“核反应堆的冷却水如果烧干，可能会发生很可怕的事，会把地球烧穿，而美国的另一面是中国”，所以才有“中国综合症”的说法。译者注。]。

这个所谓的“中国综合症”最早出自美国核工程师的想象，它之所以会变得如此臭名昭著，却是拜一部在三里岛事故（Three Mile Island-2，TMI-2）发生前不到一个月公映的好莱坞大片《中国综合症》（the China Syndrome）所赐。简·方达在其中饰演一位勇敢无畏的电视记者，她惊恐万状地发现，一团熔化的铀燃料是如何烧穿了加利福尼亚一座出了故障的反应堆的基部，并继续无情地向下燃烧，直至抵达位于世界另一端的中国。尽管这一假想的恐怖噩梦违反了物理学、地质学和地理学的众多定律，但如果切尔诺贝利真的发生了堆芯熔毁，却会构成两个真实的威胁。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是对本地环境的威胁。核电站坐落于普里皮亚季河地下水位上方，相距不过几米，如果熔化的燃料穿透这段距离，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各种各样的有毒放射性核素将毒化饮用水，受影响的不仅是基辅市民，也包括从第聂伯河流域水体中取水的每一个乌克兰人，总计约3000万人，甚至还会流入黑海。

但第二个威胁要比污染地下水体更迫在眉睫，也更不堪想象。熔化的燃料只有在穿透反应堆建筑地基后，才会进入普里皮亚季河和第聂伯河。在那之前，它可能会穿过位于四号反应堆下方的蒸汽抑压池（steam suppression pools），这个原本设计中的安全空间，如今已经灌满了水。一些科学家担心，如果炽热的燃料与封存在那个空间中的数千立方米水发生接触，可能会引发新的蒸汽爆炸，其强度甚至会超过最早的那次。爆炸冲力不仅可能摧毁四号机组的残骸，还会炸掉另外三座在事故中幸存仍完好无损的反应堆。

与一颗由5000吨超强放射性石墨和500吨核燃料组成的超级脏弹量级相仿佛，这样的一场爆炸可能会杀死“特别禁区”内一切残存的生命体，而释放到大气中的放射性坠尘，会令欧洲大部分地区在长达100年的时间里成为不适合人居的荒芜之地。

5月2日，星期五，由伊万·西拉耶夫带队的新一届政府委员会，领命从莫斯科赶到切尔诺贝利，前来替换鲍里斯·谢尔比纳和听命于他的那些政府委员会成员。列加索夫的老对头叶夫根尼·韦利霍夫也在这个团队中。

此时，谢尔比纳和他的小组成员已经疲惫至极，而且，在长达5天经常性地无视那些看不见、摸不着，但却真实存在于他们周围的危险之后，这些人全身上下都被辐射照了个遍。进入事故区域24小时后，委员会成员才收到碘片或辐射计，而且并不是每个人都肯不嫌麻烦地用上这些防护措施。现在，他们的眼睛和喉咙因接触放射性尘土而又红又肿。有人注意到，自己的声音变得又尖又细，这是α污染的一个奇怪的副作用。还有人感觉烦闷欲呕，脑袋发晕，情绪躁动而难以集中注意力。5月4日，星期日，他们终于返回莫斯科，谢尔比纳一干人马上住进了医院，接受辐射病症状检查。他们上交了自己的衣物和昂贵的外国手表，所有这些都已被严重污染，只能掩埋处理。谢尔比纳的一名助手洗了18次澡，试图除掉皮肤上的放射性颗粒。护士们剃光了每个人的头发，除了谢尔比纳，他宣称，这种做法有失一位苏联部长会议成员的尊严，只同意把头发剃短。

然而，尽管受到的辐射剂量逐渐积累升高，所有的同事也都已经离开，列加索夫却选择留在切尔诺贝利。到星期日结束时，反应堆释放出的辐射已经达到700万居里，甚至比直升机行动开始前还要高。而此时，在如何回应的问题上，列加索夫与韦利霍夫产生了分歧。

和列加索夫一样，韦利霍夫也没有直接同核能反应堆打交道的经验，他准备在现场边干边学。他的一举一动不太招将军们的待见，那些人更喜欢身材矫健、坚决果断的列加索夫，一个按照苏联领导人的传统模子铸出来的忠诚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这位有一大堆西方朋友、穿着颜色花俏的格子衬衫、胖乎乎的学院派。但韦利霍夫与戈尔巴乔夫多年交好，这让他可以与总书记直接搭上线，而此时，戈尔巴乔夫已经不太喜欢列加索夫，开始怀疑他没有讲出事故的全部真相，因此需要在切尔诺贝利安置一个自己能信得过的人。

现在，除了个性不同，两位科学家也在如何处理四号机组熔毁威胁的方式上各持己见。韦利霍夫最近刚看过电影《中国综合症》——一年前，曾针对莫斯科国立大学物理学系的一群特殊观众放映过这部片子——因而担心可能会发生最坏的情况。然而，列加索夫和其他在场核专家，却不为好莱坞版本的事件描述所动。他们相信，全面熔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科学家们仍对四号机组深处发生的状况所知甚少。他们没有来自燃烧的反应堆内部的可靠数据，甚至连逸入大气的放射性核素的测量值，误差也高达50%。他们完全不知道石墨到底处于何种状态，也无法列出燃料释放出的裂变物的明细，甚至不能确定，锆金属有没有在燃烧，或者这些元素中有多少与直升机空投的各种原料产生了反应。他们不知道热核燃料将如何与密闭的水体产生反应，也没有任何假设的模型来帮助解决问题。

在西方，早在15年前，科学家们便开始模拟反应堆熔毁的最坏情况，相关研究一直在进行，自三里岛灾难后，更是加大了力度。但苏联的物理学家对本国反应堆的安全性极其自信，从来不曾想过要去对超设计基准事故进行离经叛道的假设。而在此时直接向西方专家求助，看起来更是匪夷所思。尽管这些物理学家们对于燃烧反应堆的疑虑逐渐增长，但政府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依然决定向30公里禁区以外的全世界，隐瞒堆芯可能熔毁的消息。

韦利霍夫联系上了他位于莫斯科郊外的研究实验室的负责人，命令他的团队在整个五一劳动节假期加班加点。12位科学家并没有在电话中得到任何细节信息，甚至当他们到达实验室的时候，也只是以最泛泛而谈的方式得知这次事故的情况。他们需要竭尽所能地找出反应堆堆芯熔毁的速度，但这些人全都是理论物理学家，是研究激光固体交互作用现象、等离子体物理学和惯性聚变的专家，没有人对核反应堆有任何了解，于是不得不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集体学习RBMK 1000的相关知识。他们把图书馆翻了个底朝天，搜寻与放射性同位素的特性、衰变热和热导率相关的参考书，并征用了该实验室中苏联制造的大型计算机来计算。

与此同时，在韦利霍夫和列加索夫就堆芯熔毁的风险争执不一时，石墨大火继续熊熊燃烧，四号反应堆内部的温度持续上升。韦利霍夫给身在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打了电话。发生在切尔诺贝利的这一切，都处于严格保密状态，他在接下来的6个星期里，连打给妻子都不行。但当他需要同总书记通话时，可以立即接通总书记豪华轿车中的车载电话。“我们要疏散基辅吗？”戈尔巴乔夫问道。

韦利霍夫表示，他也不确定。

拥有社会主义劳动英雄荣誉称号、得过两枚列宁勋章的政府委员会新任负责人，伊万·西拉耶夫，是一个老资历的技术官僚，性格直率，一头银发梳成背头，不像谢尔比纳那么脾气暴躁。但他面临的情况远比其前任面对的更棘手：大火，逸出的辐射，堆芯熔毁，以及可能的爆炸。他开始要求每30分钟便向他汇报一次现场情况进展。委员会成员早上8点便开始办公，直到凌晨1点才结束。许多人每晚只能睡上，2到3个小时。

在切尔诺贝利镇的总部中，西拉耶夫采取了典型的苏联式危机应对方式：他没有选择某一条行动路线来阻止可能的堆芯熔毁，而是下令不惜牺牲地齐头并进，全面出击。他给电厂员工发出命令，让他们找出办法将氮气注入反应堆坑室，覆盖住熔化的堆芯，令石墨火焰因缺氧而熄灭。他还从基辅召来了地铁建筑工程师，开始在四号机组下方钻孔，用液氮或液氨冻住沙土，保护地下水不被熔化燃料污染。此外，他还传出话去，寻找愿意进入反应堆下方漆黑一片的地下室房间中的勇士，将蒸汽抑压池的阀门打开，把可能在那里找到的5000立方米高放射性污水泵出去。

与此同时，安托什金少将指挥的对四号反应堆的直升机空投仍在继续。

5月3日，星期六，凌晨1点，位于核电厂南面30公里的军营中，民防部队第427红旗机械化团的彼得·兹博罗夫斯基大尉，刚在基地浴室中洗完澡，听说有人在找他的时候，他正在用毛巾把自己擦干。一名上校和一位少将走过来。他以前从来没见过其中任何一个人。

“做好准备，”那位将军说，“政府委员会的负责人要见你。”

36岁的兹博罗夫斯基，是一名军龄已有16年的灾难救援老兵，因为身强力壮，人们都叫他“罗斯（Los）”或“驼鹿”。到这时，他已经和他的手下，在漫天烟尘和直升机的下沉气流中工作了3天，把一袋又一袋的沙子和粘土，装进安托什金麾下直升机队的降落伞中。自打头天早上吃了早饭，他还什么都没吃，正盼着来上二两包治百病的伏特加。

“没吃完晚饭前，我哪儿都不去。”兹博罗夫斯基说。

“我们等你。”将军回答道。

深处四号反应堆之下的蒸汽抑压池，是密密匝匝挤在一起的多个幽闭空间。它们身处一个被分成上下两层、容积为7000立方米的巨大混凝土水池中，周遭遍布密林般的粗管道，又被分割成不同的走廊和隔间，而且已经被水灌得半满。这些水池是主反应堆安全系统的一部分，用来在堆芯内部压力通道破裂的情况下避免蒸汽爆炸。在紧急情况下，逸出的蒸汽通过安全阀门释放到这些水池中，化作水中的气泡，然后在向上冒泡的过程中安全无害地冷凝为液体。

但在4月26日四号反应堆走向最终毁灭的过程中，这个冷凝系统很快便不堪重负失去作用。现在，无论是核电站的员工还是科学家们，都不知道水池中到底还存着多少水，或者这些水池是否还完好无损。核电厂的技术人员打开了通往该系统的一个阀门，只听到空气涌入时发出的呼啸声。但科学家们依然怀疑，水池中可能还存有水。命令传达下来，要寻找一个理想的爆破点，用炸药炸穿几乎有两米厚、外包不锈钢的墙壁。当这一指示传到三号机组一名班组长那里时，他建议说，或许有个破坏性更小的法子来完成这个任务。仔细核对了一番核电厂的蓝图后，他指出了一对位于反应堆下方管网纵横的地下迷宫深处、用于在检修维护时排空水池的阀门，并在手电筒和DP-5军用辐射计的帮助下对路线进行了侦查。

在事故发生前，打开这些阀门轻而易举：走楼梯下到地下三米处的负三层，进入狭长的、以混凝土浇筑的连接三号机组和四号机组的001走廊，找到阀门隔间，转动编号为4GT-21和4GT-22的阀门轮盘。但如今，放射性污水已经将001走廊淹没。在阀门隔间中，水深1.5米。当他接近那里时，这位班组长的DP-5辐射计爆了表，根本无从知晓里面的辐射强度到底有多高。除非排出走廊中的积水，否则阀门无法打开。

下半夜，“驼鹿”兹博罗夫斯基出现在切尔诺贝利政府委员会总部大楼二层的会议室中。西拉耶夫从办公桌后面走过来，身体立正站好，大拇指紧贴裤线。

“大尉同志，政府给你下达了命令：从四号机组下方泵出积水。”

兹博罗夫斯基想都没想：“是，长官！”

“你会在军方总部得到详细任务信息。”西拉耶夫说，“早上9点钟做好准备。”

只有在下楼梯的时候，这位大尉才开始想起有关四号机组附近最新情况的报告：在反应堆外墙旁边，辐射值达到了2800伦琴每小时。他在军队技校学过，700雷姆就已经是致死剂量。在那堵墙边上，待上15分钟就够了。在堆芯下方的辐射值又会是多少呢？

兹博罗夫斯基驱车120公里，回到基辅的民防基地，调集人员和设备。路上，他在家里停了一下，知道身上的衣服已经高度污染，走进公寓前，他在门厅里就把自己脱光。他亲吻了熟睡中的12岁的儿子，跟妻子道了别。他没告诉她自己要去哪里。

星期六早上9点钟准时回来向西拉耶夫报告时，大尉得知，必须从头开始为此次行动做计划。如何进入四号机组地下室？如何把水排出？能把水排到哪里？就连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也还没来得及考虑。在当天上午的政府委员会会议上，专家们无法就储存5000立方米——足以填满两个奥运会规格泳池——高放射性污水的安全位置达成一致。在等待决定意见的时候，兹博罗夫斯基坐着装甲运兵车对现场进行了侦察，发现墙上有一道裂口，可以通向地下室维修通道。担心在离已经受损的反应堆如此近的地方使用炸药会导致不良后果，兹博罗夫斯基要求陪同他的人拿着大锤进去清出条路。有5个人站了出来。辐射值相当高，大尉估计，每个人最多只能工作12分钟。当他们终于打通一条通道时，兹博罗夫斯基像深海潜水员那样在腰上拴了一根绳子，自己进到了地下室中。他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直到脚底开始吱嘎作响。慢慢地，水深超过了4米。那里的水感觉很暖和，45摄氏度，跟洗澡水一样，散发着硫化氢的味道。

在莫斯科，韦利霍夫的理论家团队开始进行试验，调查研究熔化的核燃料的反应变化。在没有来自核电厂的真实数据的情况下，韦利霍夫联系上了他在西方国家的熟人，用飞机将有关该现象的论文成箱空运过来，但手忙脚乱的科学家们根本无暇阅读分析那些堆成山的材料。他们决定，自己做研究会更快些。他们加班加点，困了就在办公室的椅子上打个盹。在实验室中，他们用二氧化碳激光加热金属柱和铀燃料芯块，然后将它们放在混凝土碎片上，记录下结果。他们将样本送往基辅，那里的一位专家对二氧化铀、熔化重混凝土和沙之间的相互反应进行检验。他们很快便确认了韦利霍夫的最坏预测：只需10公斤重的燃料，便可产生足够的热量熔穿反应堆容器的强化混凝土底部，然后以每天2.5米的速度继续向下深入。他们还发现，炽热的铀可以融合吸收碎片、金属和沙，生成具高度放射性和各种未知属性的全新物质。

在切尔诺贝利，对于到底该把蒸汽抑压池中的放射性污水放到哪里去，委员会依然悬而不决；与此同时，反应堆上方的温度读数却在持续升高。西拉耶夫开完一个会又接着开另一个。争论一直持续到夜里，在院士、将军和政客们对着彼此大喊大叫、吵成一团的这段时间，“驼鹿”兹博罗夫斯基则尽可能地让自己睡上一觉，虽然每次不过几分钟。争吵中，戈尔巴乔夫从莫斯科打来电话，他的声音大到屋子里的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怎么样？你们拿定主意了没有？”

此时，已经被恐惧压倒的电厂物理学家们像僵尸一样走来走去，他们不仅担心长期的辐射，更害怕迫在眉睫的爆炸随时都可能要了他们以及周围几百米以内所有人的命。

最后，反复思考了两天之后，兹博罗夫斯基决定向一位电厂的高级工程师请教，应该如何处理水。这位技术人员对他说，就在普里皮亚季城外，正好有两个可以派上用场的露天水池。但要从四号机组的地下室把水排到这两个水池中，需要1.5公里长的水管，而且每个水池的容积至少要20000立方米。此时，地下室中的水温开始升高，这可是不祥之兆。

如今，温度已经上升到80度。到星期日下午6点时，列加索夫测得的反应堆温度已经高达2000摄氏度。有些情况正在发生。他们必须迅速做出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