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8月初，莫斯科郊外米金诺（Mitino）村附近一座新建成的公墓里，某个特殊区域中的坟墓，已经增加到了25座。它们排成两列，离入口处黄砖外墙的火葬场只有50米，还有空间容纳更多墓穴。有些前面立着白色大理石的墓碑，铭刻着金字，装饰着苏联的五角星，另外一些才刚下葬不久，看起来和土堆差不多，上面摆放着鲜花和卡片。乌鸦在墓穴上方盘旋。一些好奇的西方记者来到墓地，想要记录死者的名字，但警官们没收了他们的笔记本，并静悄悄地将他们带走。

9月，安格林娜·古斯科娃医生宣布，总计已有31人因为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四号机组爆炸起火的直接后果而死亡。这个数字此后被视为这场事故的官方死亡人数。任何高出的数字，都被当成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宣传的证据。因爆炸或坍塌而当场死亡的循环泵操作员瓦列里·赫德姆丘克，尸体仍被埋在反应堆大厅的断壁残垣之下。几小时后，他的同事弗拉基米尔·沙什诺克因外伤和热烧伤死于普里皮亚季医院，被安葬在核电站附近一个小村庄的墓地中。从那时起，又有29名受害者，包括操作人员、消防员和警卫人员，在基辅的放射科病房和莫斯科的专科医院中，因急性辐射综合症而死去。在13名接受罗伯特·盖尔和其他苏联专家骨髓移植治疗的病人中，除一人幸存外，其他人全死了。古斯科娃最终认为，骨髓移植对于控制急性辐射综合症病情进展毫无用处。但还是有人挺过了他们在灾难后头几个小时所遭受的恐怖伤害，在第六医院接受了几个月的痛苦治疗后，终于开始恢复。

不顾下属反对、执意进行那场注定以灾难告终的涡轮试验的副总工程师，阿纳托利·佳特洛夫，事发后因为难以置信而在四号机组的废墟中走来走去长达几个小时，这让他的小腿受到了恐怖的β辐射烧伤，吸收辐射剂量总计高达550雷姆，但他却在11月初就出了院。他回到基辅后，很快便被逮捕关进拘留所。在事故当晚指挥切利诺贝利核电厂消防队的列昂尼德·捷利亚特尼科夫少校，直到7月才得知战友死亡的消息，那时，他已经获准离开隔离病房，只带着一个预防感染的纱布口罩，就可以在医院的走廊里无需搀扶而自行行走。到了8月，他就出院了，与妻子和两个孩子一道被送到拉脱维亚海边的一个度假村恢复和休养——带着避免晒太多太阳、少吃油腻食物的医嘱，因为辐射已对他的肝脏造成了损害。接下来的那个月，他的恢复状况十分理想，已经可以前往哈萨克斯坦探望自己的父母。

在医生们看来，一些辐射暴露程度最严重的操作人员居然能够幸存，这几乎就是奇迹。安德烈·托尔马钦，一位电气工程师，在反应堆爆炸时，他离它只有120米远，此后又在机器大厅的高辐射区域，奋力关闭给水泵，扑灭燃油起火，前后待了好几个小时。他吸收的γ和β辐射，在古斯科娃和其他专业人士看来，绝对是致死剂量：大约1000雷姆。他的身体对移植的骨髓产生了排异，还得上了坏血病和因辐射而导致的肝炎，没人指望他能活下来。然而到5月底，他的血细胞计数突然开始止跌回弹，并且因为某些连医生都无法完全解释的原因，他最终竟完全恢复了健康。

整个5月，耳听着隔壁病房中连接在朋友身上的医疗仪器一台接一台地安静下来，亚历山大·谢甫琴科自己也在生死边缘徘徊。有几个星期，他的妻子纳塔利娅每天早上在附近的小旅馆中醒来，都会担心夜里会发生不测，于是恳求她的妈妈给医院打个电话。出于迷信，她盼望着，只要自己不给医生打这个电话，关于丈夫病情的消息就会好一些。后来亚历山大的骨髓开始失去功能，医生给他输血以维持生命，而纳塔利娅则满城搜寻珍稀昂贵的食材，希望能够帮他保持体力。她把黑鱼子酱三明治带到他的病床边，但前来探望的好友科罗尔坚持说，他应当试试番茄酱。然而谢甫琴科什么都无法下咽，医生只好通过静脉滴注给他输营养液。

直到6月，谢甫琴科的骨髓才开始恢复功能，血液中也重新出现了新的白细胞，看起来他肯定是可以活下去了。但与此同时，他身上的辐射烧伤，尤其是手臂和肩膀上那些，似乎也很可能永远无法完全愈合，外科医生不得不反复从他的肩胛骨部位切掉皮肤和肌肉，以去除那些腐烂变黑的组织。β粒子侵蚀肘部肌肉而留下的那些疼痛不堪的开放性伤口，令他永远都不可能再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9月下旬，医生批准谢甫琴科回家小住一段时间。那是一套政府特批给他家的新公寓，位于莫斯科国立大学附近一个颇为富裕的街区。他整个人憔悴不堪，瘦骨嶙峋，而且对用来帮他减轻烧伤剧痛的麻醉剂出现了成瘾症状。医生在帮助谢甫琴科戒掉对止痛剂的依赖的同时，也鼓励他在经过几个星期的全方位照料之后，重新学会如何自己生活。但辐射对他的荼毒并没有结束。即便在爆炸发生几个月后，新的烧伤仍陆续在他的腿上和胳膊上出现，他又一次住进了第六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当这些幸存的急性辐射综合症患者躺在莫斯科的病床上时，普里皮亚季的疏散居民却处于一种进退无措的状态，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或是否可能回到那座被废弃的原子城，回到自己的家中。就在隔离区外的波列什科（Polesskoye）镇，成千上万名流离失所的市民，手头既没有干净衣服也没有钱，只好把能够找到的一切，从浴袍到核电厂工人的工作服，都披挂在身上。他们相信伏特加可以保护身体抵挡辐射，也因此挤破了居民点酒类专卖店的大门，而那些私自蒸馏的酒很快便以35卢布每升的价格流通起来——这个价钱足以在基辅买到一瓶上好的干邑白兰地了。与此同时，国家也在尽力为这些人提供新工作，让他们的孩子有学可上。5月，苏联红十字会按人头一次性向受灾流亡群众发放了50卢布。那个月晚些时候，苏联政府又给每个流亡家庭的成员发放了200卢布的救济金。分发这笔数以百万计的钱需要15名出纳员，每天早上，他们从银行将装在袋子里的现金运到波列什科的市政府办公室，在扛着机关枪的内务部警察的监督下进行发放。然而，从6月到7月，人们仍会络绎不绝地回到切尔诺贝利镇苏维埃大街上的流亡市政府办公室，询问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7月25日，他们得到了答案：那天早上，第一车普里皮亚季疏散市民踏上了回城之旅，但能做的，只不过是遵照官方制订的计划，从自己的公寓中尽量取回能拿走的东西，然后为拿不走的东西索取赔偿而已。到达30公里隔离区的边界检查站时，他们收到了发放的棉布工作服、鞋套、“花瓣”呼吸面具和厚厚的聚乙烯塑料袋。在普里皮亚季城门口查验过证件后，他们获准在自己被抛弃的公寓中停留3—4个小时。走在城中的街道上，马路牙子上堆着黄沙，小草已经开始从柏油马路的裂缝中冒出头来。第一天早上，一共有69个市民走下巴士，而在此后的几个月中，每天还会有数百人回到这里，在他们以前的家中翻捡可用之物。

这些流亡者仅被允许取回那些在严格限定的类别之内的财产。大件家具和任何积存了大量灰尘的物件，包括地毯和电视机在内，则严令禁止拿走，所有儿童物品和玩具，以及辐射测量值高于每小时0.1毫伦琴的东西，也在禁止之列。这些公寓大楼的电和水都已经切断，曾经回荡于楼梯间和走廊里的烟味、汗臭气也已消失。尽管有内务部警察巡逻，每栋大楼的入口处也都安装了报警系统，许多人还是发现自己的公寓遭到了洗劫。他们的冰箱里满是腐败变质的食品，那本来是他们为迎接五一劳动节的大餐而准备的。在考虑应当舍弃哪些物品时，一些人发现自己很难忍住眼中的泪水，他们意识到，自己可能永远都不会再次见到留在那些发了霉的房间里的一切了。

9月，纳塔利娅·谢甫琴科回到一家人在建设者大道上的那间两居室。在楼梯间入口外面，她发现了儿子基里尔的已经摔坏的婴儿车，所以上楼的时候心中忐忑不安，不知将见到怎样一番景象。然而，当她来到公寓中时，一切却和离开时没什么两样：她见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疏散那天早上萨沙·科罗尔给孩子带来的那盒牛奶，被她忘在了亚历山大的自行车座上，如今还摆在那里。她没拿走多少东西，只是收集了几张幻灯片和照片，其中包括她和亚历山大在前一年他生日时戴着帽子拍下的一张合影，以及他的邻居那天晚上写的应景打油诗。在混杂着实用主义与感伤情绪的一片忙乱中，其他住户在取回个人财物时似乎全无规律可循，有的装了一塑料袋子科幻小说，还有的拿了几个刀叉餐盘。每个访客最多只允许在公寓里逗留4个小时，匆忙决定从前半生积攒的家当中抢救哪些东西，然后就得返回大巴离开。瓦莲京娜·布留哈诺夫如今已经在河畔小城泽料内角（Zeleny Mys）的安置点住了下来，在电厂做着两班倒的工作，而她的丈夫则仍关在基辅的克格勃拘留所中。她取回了自己最珍贵的几样物品：结婚25周年纪念日上收到的一对水晶杯；一张儿子幼年时拍摄的全家福；一件炙手可热的羊皮外套，后来她把它送给了一位邻居；还有几本书——她用布蘸着醋把它们擦拭了一遍，认为这样有助于中和辐射。

常常要到深夜，访客们才回到禁区外围的辐射检查站。来自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奥布宁斯克校区的只有十几岁的核工程专业大学生，会对他们的个人物品加以检查。不管阴晴雨雪，他们都值守在警戒线上，在装着瓷器、录音带、书籍、相机、衣物和小摆件的箱子上挥舞手中的辐射测量计探棒。当个人物品因辐射水平过高而不能放行时，一些人会试着用现金或禁区中的另一种通货——伏特加来贿赂检查者。当他们发现，即便是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前员工也对放射性尘的危险一无所知时，这些年轻的大学生惊呆了。让他们倍感吃惊的，还有那些从阴影里突然现身的鬼鬼祟祟的陌生人，他们会提议，用一箱箱的酒来换取在成堆的没收物品中搜劫一番的机会，然后准备在禁区外的二手市场上售卖获利。

对这座废弃城市的回访持续了整整4个月，直到1986年10月25日结束。到那时为止，29,496人重返过自己在普里皮亚季城中的公寓。有些人回去了不止一趟，但也有人一次都没回去过，他们的物品一直处于无人认领状态。市政府本来计划在下一年秋天再安排几趟返城，但被政府委员会拒绝了。一道国家命令确定了赔偿给疏散者财产损失的金额：单身者每人赔偿4000卢布，两口之家，7000。当时，买一辆新车——对于那些足够幸运可以搞到供应的人来说——要花5000卢布。整个夏天，市执行委员会每天都会收到数百份赔偿申请，到那年底，成为和平原子牺牲品的普里皮亚季市民申报的家庭财产损失，除去汽车、车库、度假别墅和汽艇，总数已经达到1.3亿卢布。那年秋天，基辅的家具店生意异常兴隆。那些一片空白、试图重建生活的疏散者，几乎需要重新购买他们曾经拥有过的每一样大件物品。

最开始的时候，那些因四号机组放射性坠尘而不得不抛家舍业的疏散者，其艰难处境得到了来自全苏联的广泛同情。4月底，政府在国家银行设立了一个救灾专项基金，按照苏联惜字如金的惯例，命名为904号账户，好心人可以向其捐款，用于帮助受害者。5月，一场慈善摇滚演唱会在莫斯科的奥利匹克体育场举行，这在苏联是破天荒第一遭，现场观众多达3万人，同时还在基辅的一个录影棚进行了实况电视转播，矿工、电厂操作人员和其他清理员齐聚一堂，消防员们齐声念出他们在第六医院病房中去世的同志们的名字。8月初，国家银行行长报告说，904号账户中已经收到总计约为5亿卢布的捐款，这其中有来自个人和单位集体捐赠的工资、退休金和奖金，也有从国外汇入的外币捐款。

但永久性地重新安置这11.6万人——从普里皮亚季疏散出的专业人士及其家属，切尔诺贝利的居民，30公里隔离区中数十个小居民点的农民，则要复杂得多。6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一项决议，从政治上优先考虑疏散者的生计，号召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在冬季到来前建造数万间新公寓。在乌克兰，从共和国四面八方赶来的5万名支援者立时投入了突击性的建筑工作。第一个居民安置点的150栋砖房，就在辽阔的高尔基集体农场旁边，位于切尔诺贝利南部一百多公里处，并在8月举行了盛大的开放仪式。据报道，每一户都配备了家具、煤气罐、电灯、毛巾和床上用品，还有一个装满了土豆的混凝土地窖。光是乌克兰共和国，便总计承建了11,500栋适合一家人居住的新房，而且所有这些，按照预计都将于10月1日前完工。

位于莫斯科的中央政治局特别行动小组，还在基辅和乌克兰其他城市，从那些已经排队等了几年的家庭的眼皮子底下，强制征用（生生抢走）了另外13,000间刚完工的新公寓，然后将房门钥匙交给普里皮亚季的疏散市民。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专家和他们的家人被重新安置到乌克兰境内余下的康斯坦丁诺夫卡（Konstantinovka）、扎波罗热（Zaporizhia）和罗夫诺（Rovno）3座核电站，在那里，这些人得到了新的工作，还搬进了崭新的公寓。但不是所有新来者都能得到同事们的热情欢迎，在他们眼中，将自己辛辛苦苦才谋到的位子拱手让给那些和他们资历相当、却因自身无能所造成的后果而不得不背井离乡的核专家们，完全没有公正可言。在基辅，几个大型公寓建筑项目本应在冬季到来前就已完工，从而可以征用给疏散者居住，但却都神秘地陷入停工状态。最后，许多前普里皮亚季居民只能在僻处城市东北角、交通不便的特罗耶西厄纳（Troieshchyna）区的一大片高层建筑中，找到一块容身之地。

在那里，他们被自己的新邻居避而远之，那些人一方面对这些难民心怀不满，另一方面也担心看不见的放射性污染。在学校，本地的父母严令禁止孩子与来自普里皮亚季的疏散学生同桌。这样做倒也并非没有合理原因。人们很快便发现，在特罗耶西厄纳的新公寓大楼里，楼梯间与走廊中的辐射值比基辅其他地方高出了几百倍。

回到切尔诺贝利，政府委员会仍然下定决心，就算克服万难，也要在放射性区域的核心地带继续保持核电站运行。随着第一座反应堆于10月初重新并网发电，新的核电站站长宣布，即刻着手让第二座反应堆开始发电的计划。三号机组的污染情况仍十分严重，核电厂的总工程师和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的专家全都建议，重新启动会过于昂贵，而且会让很多操作人员付出健康的代价。但他们的反对意见被驳回了，按照计划，第三座切尔诺贝利反应堆将于1987年第二季度重新并网发电。委员会甚至下令重新开始五号反应堆和六号反应堆的建设工作，虽然它们之前已经接近竣工，但从事故发生的那天晚上起，所有一切就都停下来了。

与此同时，《真理报》报道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再造一座原子城，供劫后重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操作人员及其家人居住。这将是一座代表未来、适应21世纪需求的新城，位于普里皮亚季东北45公里外，正好处在第聂伯河畔一片森林之中。这座城市将命名为斯拉夫蒂奇（Slavutych），拥有各种各样现代化的便利设施，并会加倍注意融入周围的自然环境。按照计划，它还会有一个中央集市广场，一座列宁像，以及一个献给切尔诺贝利英雄的博物馆。

在莫斯科，对这场灾难的政治宣传，如今开始围绕着切尔诺贝利电站和普里皮亚季消防队的消防员，及指挥官捷利亚特尼科夫少校的英勇牺牲而展开。9月，一张捷利亚特尼科夫的照片刊登在《消息报》头版，配着大幅标题“谢谢你们，切尔诺贝利的英雄”。照片中，他的头顶仍因辐射病的影响而秃着。这份国家媒体还宣布，他和直升机部队指挥官安托什金将军均已被授予“苏联英雄”的国家最高荣誉称号。两位年轻的中尉，弗拉基米尔·普拉维克和维克托·基别诺克，生前曾率领手下爬上反应堆建筑屋顶，向燃料组件碎片和熊熊燃烧的大块石墨上浇水灭火，也被追授了这一荣誉。参与建造“石棺”的中型机械制造部US-605建设小组的领导班子，则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捷利亚特尼科夫头上赤褐色的头发一经长出，他就开始出国，得到了明星般的对待。美国和英国的消防员团体都向他颁发奖项，《人物》（People）杂志采访了他，在伦敦，他还得到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接见。

第二年的一月，在一个电视转播的颁奖典礼上，苏联形式上的国家领导人、头发花白的党内高官安德烈·葛罗米柯发表了一席演讲，对消防队员、武装部队的清理员，以及用沙子和混凝土将余烬未熄的反应堆掩埋起来的中型机械制造部工程建筑负责人，都推崇备至。“整个世界上，或远或近的每一个角落，亿万人满怀希望，关注着你们奋勇突击的每一刻，”他说，“这是一项伟大的壮举，全人类的壮举……是的，切尔诺贝利是我们共同经历的苦痛，但它也成为苏联人民战胜恶劣外部条件的一个符号……与此同时，我们的党对每一个个体的贡献，也都给予了恰如其分的表彰。没有无名的英雄。每个人都拥有他们自己的脸，自己的个性，自己独特的英勇业绩。”

然而，有些人显然更能称为英雄。那些在涡轮大厅中参与灭火、防止次生爆炸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工程师和操作人员，以及徒劳无功地在致命的γ辐射场中奋力冷却反应堆的人，一直没有得到公开承认。颁发给核电厂员工的少数奖项，整个处理过程都绝对保密。有一次，负责外国事务的中央委员会书记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前往第六医院病房探望受伤的操作人员，但这次探访并没有被媒体报道。亚历山大·阿基莫夫和列昂尼德·托图诺夫的家人，不仅没有因为自己心爱的人的英勇表现而得到表彰，反而收到了这样的通知：根据《乌克兰刑法典》第6条第8款，被告人因为近期身故而免于因自身罪行被检控。

1986年的整个冬天，颜面扫地的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厂长维克托·布留哈诺夫，都被关押在基辅的克格勃监狱中，等待即将到来的审判。于他，访客探望是被禁止的，但妻子瓦莲京娜每个月可以给他带一个5公斤的食物包裹，里面装着香肠、奶酪和奶油。偶尔，布留哈诺夫会有狱友同住一间牢房，某个伪造货币的家伙，或是入室盗窃的小贼。但绝大多数时间，他只能独自打发无穷无尽的狱中时光，读读从监狱图书馆借来的书，或是学学英语。有一阵，瓦莲京娜获许给他带英文报纸进来，直到他们的儿子偷偷在一份报纸中写了“我爱你，爸”这四个字，那之后，连这点儿优待也被取消了。

开始时，布留哈诺夫拒绝聘请律师为他在法庭上辩护，因为他心知肚明，这场审判的终审判决很早便已经做出。但他的妻子说服了他。于是那年12月，瓦莲京娜跑了趟莫斯科，找到一位愿意代表布留哈诺夫出庭的律师。这位律师是获准代理此类牵涉苏联核综合体中保密设施的案件的专家，拥有查阅那些在中型机械制造部的沉默之墙后收集到的最高机密证据的权限。同一个月，作为苏联法律中规定的证据开示程序的一部分，检察官将他们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发现、可能在案件审判中用于定罪的那些材料带给布留哈诺夫过目。在一大堆文件中，这位厂长发现了一封库尔恰托夫研究所某位专家写的信，RBMK反应堆的秘密历史终于为他所知——科学家们早就已经知道了一系列极其危险的设计故障，但布留哈诺夫和他的员工却被蒙在鼓里长达16年。

1987年1月20日，拘禁中的布留哈诺夫花6周时间逐一审读过自己的案情细节后，检察长办公室的调查人员将调查结案起诉书提交给了苏联最高法院。他们一共向莫斯科寄送了48卷证据文件，全部被列为最高机密。其中包含直接获取自核电厂的15卷证据文件，因被放射性灰尘严重污染，律师们只能穿着防护服阅读卷宗。

布留哈诺夫以及其他四名核电厂高级员工，包括佳特洛夫和福明，被依照《乌克兰刑法典》第220条第二款正式起诉，根据这条法律，他们被控“违反安全管理条例”，从而导致人身伤亡和“易爆炸工厂及设施”发生其他严重后果。这是一个被发明出来的法律措辞——苏联的法学家此前从未考虑过将核电站视为易爆炸的工业设施；也是为将事故责任推在少数几个被选中的替罪羊身上，而采取的一系列罗织构陷操作之一。为了坐实罪名，布留哈诺夫和福明还被依照《刑法典》第165条以滥用职权罪起诉。布留哈诺夫被控在事故当日上午有意瞒报核电站的辐射值，从而延误了核电站和普里皮亚季的疏散工作，以及故意将员工派到反应堆建筑污染最厉害的危险区域。如果罪名成立，这三名核电厂级别最高的员工都将面临长达10年的刑期。

按照计划将于1987年3月18日开始的审判，因为副总工程师尼古拉·福明精神状况极其不稳定、无法出庭而延期。他与布留哈诺夫同时被捕，此前曾试图在狱中自杀——他打碎了眼镜，用玻璃碎片割腕。在这位不幸的技术人员被送进医院休养的时候，审判被推迟到了那一年的晚些时候。

1987年1月，玛丽亚·普罗岑科最后一次回到了普里皮亚季。为了御寒，她裹着一身鼓鼓囊囊的棉袄棉裤，脚上穿着厚厚的毡靴。她领着一小队战士，走上白房子积雪皑皑的台阶。在这座荒弃无人的市政府大楼里，他们进到一个个房间，清空每一个柜子和保险柜，用麻袋装满那些已严重污染从而无法归入浩如烟海的苏联官僚体系档案，但却也过于敏感而不能留下来的文件。结束这些后，普罗岑科把大楼中每一间办公室的钥匙收了起来，战士们则将麻袋丢进卡车后车厢。整个隔离区遍布着800个放射性废料倾倒点。随后，他们把这些文件拉到其中一个倾倒点，将其掩埋起来。

那一年的4月18日，新的原子城的市议会选举在斯拉夫蒂奇举行，普里皮亚季市政府正式解散，这座城市不再作为官僚行政体系中的一级而存在。普罗岑科在隔离区中工作将近一整年，中间只休息了一天，现在被调到了基辅的新工作岗位上。为了表彰她在事故后漫长的几个月中所表现出的坚韧不拔精神，她终于被批准加入苏联共产党。那年底，普罗岑科住进基辅的一家医院，在那里待了一个多月，医生将她的症状描述为与劳累过度相关的“神经紧张”，病历上写着：“正常疾病：与致电离辐射无关。”回到普里皮亚季，空荡荡的市执行委员会大楼，成了合作工业协会（Kombinat Industrial Association）的总部大楼。合作工业协会是一个新成立的国有企业，负责在30公里禁区内部进行的长期研究和清理工作。这个如今独占整座空城的新的官方机构，再度开放了普里皮亚季的主游泳池，以让清理员有地方放松一下。他们还在这座城市的暖房中建了一座试验农场，精通园艺的技术人员在被辐照过的土壤上种植草莓和黄瓜。

随着30公里禁区内部清理工作的缓慢进行，成千上万被运进来执行那些危险而又不容拒绝的任务的清理员，士气进一步跌落。高度污染地区的灰尘继续不断被吹进那些已经清理过的地区，让好几个星期的辛苦工作化作徒劳。似乎合作工业协会在普里皮亚季的工作有所进展，但克格勃随即发现，他们的专家只是报告了那些最干净地区的辐射值，因此低估了城中真实辐射水平已超过10倍。秘密警察也注意到，清理员的食物十分糟糕，辐射安全防护不足，工人们甚至没有及时领到工钱，一个放射性废料倾倒点也被河水反复淹没。最终，合作工业协会的领导们因为任人唯亲、偷盗公物和酗酒成风，而遭到党组织的严词申饬。

与此同时，禁区内的洗劫方式开始演变为大规模工业化作业，发起者常常就是那些清理员本人，而且有时还会和自己的同志发生内讧。一天晚上，辐射侦察指挥官亚历山大·洛加乔夫惊讶地看到，一群目无法纪的士兵，从紧邻核电厂的一个重度放射性污染的建筑材料商店中，取走大量燃气灶及建筑材料，装满了一辆又一辆卡车。“哥们儿，你们是不是他妈的疯了？”他问道。但他们还是不管不顾地继续进行。黎明拂晓时，两架装满有毒违禁品的Antonov 22重型运输机，已经在飞往西伯利亚军区的路上。洛加乔夫中尉自己也很快加入了顺手牵羊者的队伍。不过，他还是保持了足够的专业精神，在将偷来的物品运出禁区边界前对它们进行了除污处理。

在普里皮亚季，流亡市民丢下的汽车和摩托车总数超过1000辆，全都停在市中心，也成了洗劫对象。窃贼们偷走挡风玻璃，捣毁了车身。而一些汽车之前曾被征用，为禁区内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提供交通便利——五颜六色的拉达（Ladas）、日古利（Zhigulis）和莫斯科人（Moskvitches）轿车组成了一个临时车队，每辆车的发动机罩和车门上都涂有一个被白圈圈起的数字，谁在使用哪一辆车、用在什么地方等详细信息，都被记录在案。直到工作的最后一天，玛丽亚·普罗岑科都一直细心保存着这些资料。数百辆余下的汽车因为污染程度过于严重，没有办法归还给它们的主人，只好被运到一个放射性废料储存区，压扁后用推土机推进大坑深埋。

1987年4月，灾难一周年纪念日临近，莫斯科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们考虑了一系列宣传攻势，希望尽可能从最好的角度彰显苏联在灾难处理上的丰功伟绩。提议中包括了一些可以用于在国外发行的电视、科学报刊和出版物上的故事创意。在提交给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苏联官方报告中，含有安格林娜·古斯科娃医生及其同事提供的70页详尽的放射医学信息，其中包括了他们对生活在苏联西部的7,500万居民，因这场事故总计受到的辐射剂量的估测结果。但是，这份报告并没有就辐射污染可能导致的进一步死亡或患病人数进行预测，而西方专家则以令苏联医生勃然大怒的预测结果填补了这一空白。罗伯特·盖尔告诉媒体，他们预计会有另外75,000人死于灾难后果直接导致的癌症，其中40,000例发生在苏联境内。

尽管在戈尔巴乔夫推动的“公开性”政策下，在苏联媒体中，编辑和制作人享有的自由度日益增加，但事实真相仍不允许与“粉碎西方媒体带有敌意和偏见的报道”这一指示产生冲突。苏联广播电视国家委员会的副会长提出了一个包含26个故事的清单，由塔斯社负责报道。这里面，有对300名、父母为隔离区疏散居民的孩子进行跟踪报道的《出生地点：切尔诺贝利》（Birthplace：Chernobyl），表明他们一直处于密切的医疗观察中，没有半点疾病迹象；还有《四月的风是什么味道？》（What Was the Scent of the Winds of April?），苏联气象局的局长在里面列举数据，对危险的放射性粒子落在西欧的说法予以反驳；以及《五彩缤纷的春日市场》（Palettes of the Spring Marketplace），这是一篇关于基辅春季新上市水果蔬菜的报道，辐射计测量结果显示，没有任何放射性核素存在，尽可安心享用。

最终的宣传方案在4月10日获得批准，其中包括发给苏联驻外使馆的一些反向宣传措施，以及允许外国记者代表团进入隔离区直接采访报道的提议。6月底，来自《纽约时报》和《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记者终于进到这个区域，他们亲眼见到了“石棺”周围仿佛月球表面般荒凉的混凝土和柏油路面，红树林中枯干的松树，以及普里皮亚季空空荡荡的街道。

在这里，事故发生一年多之后，街灯依然会在夜晚亮起，安装在库尔恰托夫大街两边的音箱，有时也会奏出歌剧音乐。但悬挂在中央广场上方那些曾经鲜艳的三角旗，已经被太阳晒褪了颜色，渐渐残破；晾晒在公寓阳台上的那些洗干净的衣物也开始腐烂。然而，苏联当局仍努力维持着这座城市并未死亡，只是暂时睡去的幻象，仿佛不知哪天早上，它就会被归人们的脚步声惊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