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维克托·布留哈诺夫和另外五名被告——被控导致切尔诺贝利原子能电站灾难——的审判，于1987年7月7日正式开始。苏联法律规定，刑事犯罪的开庭地点，必须在所控罪行发生的同一管辖区内。但鉴于普里皮亚季已经成为一座被放射性物质污染的鬼城，庭审遂在最近的备选地，距离核电厂14公里的切尔诺贝利镇举行。虽然经过了几个月的除污处理，这座城市仍处于30公里隔离区的核心地带，只有那些持有政府签发通行证的人才能进出。尽管审判名义上对公众开放，但出席者却仅限于禁区中的工作者，或是当局认为可以批准进入的人。无论是在苏联境内还是境外，那些被这场世界上最严重的核事故所震惊的人们，都在翘首等待着正义的到来，然而苏联却不希望这一场政治表演遭到不速之客的打扰。少数国际媒体代表，其中包括BBC和日本电视台（Japanese TV）的记者，被邀请出席审判，但他们只能乘坐专门的巴士出入，而且仅能在审判开始和结束阶段旁听，在此期间，所有一切都不过是照本宣科。位于苏维埃大街和卡尔·马克思大街交角处的一座年久失修的文化宫，重新装饰粉刷后，被用作审判场所：剧院礼堂中安装了崭新的座椅，四壁悬挂着灰色的闪缎帘幕，入口处还设置了一个辐射检查站。

下午1点，苏联最高法院的雷蒙德·布里兹法官在台上就坐，六名被告也在身着制服的内务部警察部队的押解下走进被告席。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们就坐在那里，聆听布里兹高声朗读起诉书。这六个人被共同控以玩忽职守罪，正是因为他们在切尔诺贝利原子能电站四号反应堆进行了危险且未经批准的试验，才导致了一系列的严重后果：机组全毁，放射性坠尘释放，11.6万人从两座城市和数十座村庄中疏散，超过两百名辐射病受害者不得不入院治疗，其中更有至少30人已经死亡。法庭还获知，切尔诺贝利核电厂早已出现过一连串事故，却从未重视过，或是根本就没有上报，而这座向来被视为整个苏联境内最优秀、最先进核设施之一的电厂，事实上却因为自身的管理松懈不力，而一直处于末日浩劫的边缘。不过，关于RBMK-1000反应堆设计上的缺陷，只字未提。

五个被控以违反“易爆炸工业设施”安全管理条例罪名的人，其中包括事故发生时的夜班负责人鲍里斯·罗戈日金和签字同意进行测试的车间主任亚历山大·科瓦连科，都提出了无罪申辩。但布留哈诺夫和福明承认，他们因为未能履行自己的职责而触犯了刑法第165条，构成犯罪——这是一项性质较轻的犯罪，刑期为5年。“我认为我没有犯下被指控的那些罪行，”布留哈诺夫对法庭说，“但作为管理者，我在某些地方确有疏忽。”

庭审于每天上午11点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7点，中间有一个小时的午餐时间。夏天火辣辣的大太阳炙烤着低矮的屋顶，四壁砖墙、空间逼仄的审讯室中，气氛凝滞。然而布留哈诺夫依然像往常那样，镇静沉着，不为所动。他穿着一件西装外套，没打领带，微微仰着头坐在那里，专注地聆听着目击证人和专家的证言。他陈述了自己在事故当晚的一举一动，但没有为自己做任何辩护。他坚持认为核电厂的安全记录没有问题，并对自己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任务进行了详细描述：招募训练有素的员工，是多么的困难，而对核电厂和城里的大事小情都要事必躬亲，又是多么地令人不堪重负。然而，他对法庭说，他并没有权力下令对普里皮亚季进行疏散，他也根本没有打算隐瞒真实的放射性水平。布留哈诺夫宣称，他只不过是在签字前，没有仔细阅读那份关键的关于核电厂和城市周围辐射水平的报告而已。当被公诉人问起，他怎么可能在这么重要的职责上失职时，他保持了沉默。

在质证过程中，同为被告的另一个人问他，有没有文件证据表明，这座核电厂曾被划为“易爆炸”设施。布留哈诺夫小心翼翼地表示了异议：“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调查材料中提供了。”

尽管遭受了诸多羞辱，经历了重重磨难，最终的厄运显然无可避免。布留哈诺夫依然是塑造了他的那个体制的产物，他很明白，自己被期待在被告席上扮演怎样的角色。他丝毫没有偏离这个剧本。

“你认为谁有罪？”一名人民陪审员问道。

“法庭会做出决断。”布留哈诺夫回答道。

“你认为你自己是负有最主要责任的犯罪人吗？”公诉人说。

“我认为应该是那些当班的员工，还有罗戈日金、福明和佳特洛夫。”

“但你呢？作为一名高级管理人员。”

“我也有罪。”

总工程师尼古拉·福明，这位曾经骄横不可一世的高官，通过函授课程完成核物理知识学习的电气工程师，坐在法庭前方，整个人都已经崩溃，不是自顾自地皱着眉沉思，就是如猫头鹰一般直盯着前方的空气。他脸色苍白，淋漓的汗水闪着亮光，站起来大声朗读着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他解释说，在事故发生几个月前，他因车祸而严重受伤，对于沉重的工作负担早已力不从心，并曾经向能源部提出申请，允许他重新改组核电厂的管理班子，但未能成功。他承认，自己没有通报莫斯科的上级核安全管理部门和反应堆设计师，甚至也没跟布留哈诺夫打声招呼，就擅自批准了四号反应堆测试项目。他说，在事故发生那天的凌晨4点，他便已经赶到掩体里面，所以对反应堆遭破坏的程度和手下员工的伤势严重与否一无所知。公诉人认为，这位总工程师在那一时刻的无知程度简直让人“不可理解”。

当被问起是谁导致了这场事故时，福明回答道：“佳特洛夫和阿基莫夫，他们背离了操作程序。”

在所有出庭的被告中，副总工程师阿纳托利·佳特洛夫是最桀骜不驯的。他坐在座位上，身体前倾，表情严肃而警觉，随时等待着做出还击：或是提出一连串问题，或是就细节加以纠正，或是提出额外要求，或是在证人提及特定文件和命令时要求澄清其出处。他对涉及技术方面的证词相当懂行且极其敏锐，每天都从证据中披露的信息里大有所获，而且越来越针锋相对，毫不退让。一度，当被一位专家证人质问反应堆的反应性裕量时，他回答道：“这是物理学考试吗？我要求你来回答这个问题！”

从一开始，佳特洛夫就主张，切尔诺贝利的操作人员，对于发生于四号反应堆的一切不负任何罪责，而且对加诸自己头上的每一条指控都给出了详细的回应。他说，那些没有向核电厂员工发出警告、告诉他们正在操作着一台可能发生爆炸的反应堆的人，才应当为事故负责，此外，他本人并没有给出过任何违反操作规程的指令。尽管遭到几位目击证人的反驳，佳特洛夫依然坚称，在实验开始前，列昂尼德·托图诺夫把反应堆功率几乎降到零的那个关键时刻，他并不在四号机组控制室中，而他也没有下令提高功率，更没有让两位此时已经去世的实习工程师前往反应堆大厅手动降下控制棒。

但很快，一切变得显而易见：无论是反应堆的设计问题，还是灾难发生前的一长串事故与系统性的真相掩盖，都不会被法庭考虑。尽管在被控有罪的人中，没有人屈打成招，也没有人被拉上被告席因自己的反革命行为而遭批斗，但也没有人怀疑，审判的结果会是什么：事实上，这成了苏联历史上最后的几场“法庭秀”之一。尽管首席公诉人依据政府委员会的官方事故报告来证明操作人员确实有罪，但他忽略了其中关于反应堆设计问题的讨论。记者被告知，晚些时间会对那些设计师另案起诉。

然而，许多被传召作证的专家证人，本身便来自那些负责RBMK 1000初始设计的国家机构，其中就包括NIKIET和库尔恰托夫研究所。毫不令人意外地，这些物理学家们为自己大力洗脱罪责，他们说，只有在能力不足的操作人员手中，反应堆突发事件才会变得危险起来。于是，法庭禁止发表与此观点相异的不同意见。当一位核专家开始解释说，托图诺夫、阿基莫夫和佳特洛夫可能并不知道正空泡效应的存在，而这种效应或许促成了反应堆的爆炸时，公诉人立时站起身来对他加以驳斥。佳特洛夫提交了24个书面问题，请求专家证人解答反应堆的技术规格，并追问他们，这些规格是否符合苏联核安全国家委员会的规章制度。但法官在没有做出进一步解释的情况下便裁定这些问题无需回答。

7月23日，公诉人发表了他的结案陈词，措辞严厉，毫不容情：在离自己26岁生日还有3个月，便因辐射中毒而死的高级反应堆控制工程师列昂尼德·托图诺夫，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专业人员”；他的上司、班组长亚历山大·阿基莫夫，“意志不够坚定”，出于恐惧而对佳特洛夫唯命是从；而佳特洛夫本人，则被描述为一个聪明，但目无组织纪律且性情残忍的家伙——公诉人将这位副总工程师视作一名“核工业流氓”，“不加考虑地破坏核安全准则和法令”，他的罪行直接导致了这场人类浩劫；总工程师福明，按职责本应在事故发生前将其叫停，却没能这样去做。

公诉人将最严苛的判词留给了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厂长。他认为，布留哈诺夫对他的上级撒了谎，希望可以隐瞒事故的严重程度，从而保住自己的职位，而这样的做法，不仅陷手下员工的生命于危险之中，而且也殃及了每一位普里皮亚季市民。“没有理由相信，布留哈诺夫不知道真实的辐射情况。”这位厂长的所作所为揭示了，“无论是作为一名领导，还是一个人，布留哈诺夫都已道德沦丧。”

作为回应，辩方律师给出了反驳理由，被告人也都各自做了发言。布留哈诺夫的律师说，他的客户是一个正直的好人，知道自己必须承担罪责。他们都意识到，根据核电站的操作规章制度，厂长要对发生在核电厂内部的一切事情正式负责。在私底下，他们希望布留哈诺夫可以只认下疏于管理的罪名，而逃脱性质更严重的滥用职权的指控。福明接受了罪名，请求法庭宽恕。佳特洛夫对死者表示了悲痛，对伤员致以同情，但仍拒不认罪。接受审判的其他三名职员，罗戈日金、科瓦连科和电厂核安全监察员尤里·劳什金，请求法庭宣判所有指控不成立。

但苏联人民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期待着对这些人实施最严厉的法律制裁。难道不正是他们的贪污腐化和昏聩无能，令三个共和国的土地遭到污染、成千上万的无辜群众饱受毒害吗？《真理报》的科学编辑弗拉基米尔·古巴廖夫在这之前，已经发表了一出话剧《石棺：一出悲剧》（Sarcophagus：A Tragedy），讲述发生在某个虚构的核电厂中的一起事故。剧中，他将罪责归结于整个系统的崩坏，但也谴责了核电站的官员：没有指名道姓的电厂厂长，批准使用危险的易燃材料建造屋顶，从而可以如期竣工，而当放射性爆炸发生时，他把自己的孙子孙女疏散出城，却置全城百姓的安危于不顾。

当身上挂满奖章的消防员列昂尼德·捷利亚特尼科夫少校被问及他对那些被告的看法时，他毫不含糊地说：“当然了，他们应当被惩罚。根据政府委员会的说法，这是一场人祸。都是他们的错。后果太严重了。”其他人甚至态度更激烈。在某次审判休庭期间，瓦莲京娜·布留哈诺夫坐在基辅城里的一个公园的长椅上，旁边是一个曾经参加过伟大卫国战争的老人。当话题转到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审判进程时，这位老兵说，有人认为应当把这些被告关进监狱，但在他看来，那是不公正的。他说，他们全都该被枪毙。

7月29日，星期二，又是一个酷热难熬的日子，布里兹法官宣读了判决。六名被告全部被判有罪。尤里·劳什金被判入狱两年；亚历山大·科瓦连科，3年；鲍里斯·罗戈日金，5年。这三个人均当庭收监。布留哈诺夫、福明和佳特洛夫都被判以最高刑期：在流放地入狱10年。除了站在被告席上流下眼泪的福明，每个人脸上都是一副默默承受的表情。瓦莲京娜·布留哈诺夫昏了过去。后来，一位检察官告诉她，“现在你可以随时离婚了”。

切尔诺贝利原子能电站的前厂长坐上一辆车窗上安了铁栏的黑色面包车，驶离文化宫，前往位于乌克兰远东地区的顿涅茨克流放地服刑。他坐上了在苏联监狱系统臭名昭著的斯托雷平（stolypin）火车，很幸运地熬过了一段艰辛的旅程：700公里的路，足足走了两周，在这期间，他大多数时间只能靠配给的咸鱼充饥。当他最终来到监狱，所有的狱友都涌到了院子里，想要看看这个导致了世界上最严重核灾难的罪魁祸首，到底长着一张怎样的脸。然而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瘦小、虚弱的身影，几乎消失在一身过于宽大的灰蓝色工作服之下。

随着1987年年终将至，在斯拉夫蒂奇为切尔诺贝利的员工及其家属建起的全新原子城，几乎已经做好了开始迎接第一批住户的准备，他们将从第聂伯河畔的轮值工人营地和基辅的暂住公寓分两路搬来。建设速度惊人、整个过程被大肆报道的斯拉夫蒂奇，本打算作为苏联大团结的一个典型：它的五个城区由来自高加索、乌克兰、俄罗斯和波罗的海几个加盟共和国的建筑师分头建造，各具地方风格。但即便是这个事关名誉的项目，也没能逃过常见的官僚主义阻挠、工程延误、劳动纠纷和粗制滥造的魔掌。就在即将完工前，这座模范城市的中央供暖系统坏掉了，这让它在来年春季到来前都没办法住人。

为了准备新市民的到来，这年9月，苏联水文气象监测部门、卫生部和国防部的科学家们对斯拉夫蒂奇进行了一次辐射调查。他们发现，这座城市建造在被铯134、铯137、钌106和铈144污染的土地上，附近的树林含有铯、锶和钚等同位素。他们提交的报告指出，这里的年度辐射暴露量没有超过官方规定的针对核电站附近居民的辐射暴露限度，但推荐用柏油铺设路面以及经常清洗街道和庭院，此外，为了避免人们在附近的森林中散步和采摘蘑菇时受到辐射，他们还建议砍倒树木，将落叶用袋子装好运走。

1987年12月4日，在历时超过18个月的除污、修复和改造后，切尔诺贝利原子能电站3台幸存反应堆中的最后一台，开始再次向苏联电网供电。尽管如今用一道混凝土和铅筑起的墙壁，将三号机组与它深埋石棺之下的孪生兄弟隔离了开来，但其放射性依然极强，必须从其他的反应堆调来心不甘情不愿的工程师轮流当值，以免过度暴露于辐射下。尽管塔拉卡诺夫将军和他的生物机器人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铀燃料芯块依然散落于大楼的屋顶之上，在下方机器大厅中工作的涡轮操作员，只能在安装了铅玻璃舷窗的混凝土防护室中操作。

这3座切尔诺贝利反应堆，以及在苏联其他地方运行的12座RBMK-1000机组，全都应当按照上一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秘密决议的建议，接受全面技术改装。现在，每台RBMK反应堆都使用了高富集铀（highly enriched uranium）作为燃料，加入大量的额外控制棒来减少正空泡效应，并采用了更快、更有效的紧急停堆系统——这实际等于默认了设计者对于事故的责任。有关当局修订了反应堆操作员的操作指令集，并拨出款项建造计算机模拟器，让他们为预想中的事故做好准备。然而，真正的改变微乎其微，在事故发生一年多之后，中央政治局收到的一份报告表明，苏联的原子能电站工程质量依然堪忧，员工也疏于职守，而且发生了数百起小型事故。

在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值守3台幸存反应堆的操作人员，因为死去的同事被当成事故的罪魁祸首而士气大挫。尽管他们仍每天尽职尽责地干着工作，但许多人相信，真正的灾难原因并没有得到充分考虑，一些人认为，同样的事很可能会发生在他们头上。几乎没有人想要住在斯拉夫蒂奇。

在公开场合中，瓦列里·列加索夫在苏联核工业安全的问题上，继续与政府保持同一口径。他说，他没有指责苏联的反应堆，除了那些最无法预见的因素，这些反应堆在设计时已经考虑到了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这位院士坚称，核电代表着原子能科学的巅峰，对于人类文明的未来不可或缺。但在私底下，列加索夫却被他听到的、总理雷日科夫在一年多以前告诉戈尔巴乔夫和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的话所震惊：雷日科夫说，切尔诺贝利的爆炸不可避免，而且就算不发生在那里，也会或迟或早地发生在另一座苏联核电站。只有到了这时，列加索夫才最终意识到，这个核能大国的中心已经堕落到了何种程度：秘而不宣、漠不关心，傲慢自大、玩忽职守，以及设计和施工的低劣标准，早已成为一种文化。他看到，无论是RBMK反应堆，还是与之竞争的压水式VVER反应堆，都带着与生俱来的危险。他开始对这些问题开展更详尽的调查，并向中型机械制造部提议，设计新一代以熔盐为冷却剂的反应堆。但他的建议却被报之以狂怒和义愤，当时仍担任中型机械制造部负责人的叶菲姆·斯拉夫斯基告诉列加索夫，他是个技术盲，最好别插手那些和自己无关的事。

那时，列加索夫的健康问题变得日益严重，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反复住进第六医院，因神经官能症、白细胞数目异常和心脏及骨髓病变接受治疗。尽管医生没有做出急性辐射综合症的正式诊断，但这位科学家的妻子对到底是怎么回事却毫无疑问。尽管如此，在大张旗鼓的“重建”（perestroika）之风的激励下，列加索夫鼓足干劲，提出了一系列针对僵化单一的苏联科学结构进行现代化改革的提议。他在苏联科学院面向自己同事做的报告，挑战了某些最有权势的大人物的独断专行；对任何人来说，这都伴随着显而易见的政治风险。他提议，应当将中型机械制造部拆分为几个小的部门，让他们在内部市场中相互竞争。他还认为，库尔恰托夫研究所中的研究基金分配，应当遵循新的、更严格的标准，关注其实际结果。此外，那些目前控制着财政和人事大权的老家伙，也应当被更年轻、更有活力的科学家所取代。列加索夫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份报告会引起强烈反响。要知道，他不仅在切尔诺贝利灾难的清理工作中表现突出，还在维也纳会议上出色地捍卫了苏联核工业的声誉。此外，他毕竟是亚历山德罗夫亲自指定的接班人，会继续领导库尔恰托夫研究所，而且在中央政治局内部还有着强有力的后台。

然而，列加索夫的提议被全然无视了。他没有认识到，他和他的主张不仅会招来那些老家伙的敌意，因为他威胁到了这些人当下坐得舒舒服服的位子；而且也不讨自己那些有意改革的同行们的欢心，在这些人眼中，列加索夫本人便是停滞时代的产物，正是他的家庭背景让他一路顺风地坐上高位。即便是他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处理中扮演的角色，也充满争议，因为其他科学家开始质疑，用沙子和铅覆盖燃烧反应堆的行动是否明智。1987年春天，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颁布命令，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的所有成员进行内部重组，推选出一个主持工作的科学和技术理事会。列加索夫以健康不佳为由不想参加选举。此外，他很可能已经意识到，那些反对票或许会妨碍自己接过亚历山德罗夫的所长之位。然而亚历山德罗夫坚持要他参选，而当选举结果宣布时，列加索夫发现，他之前实在太不了解那些同事的真实感受了。229张选票中，只有100票赞成，却有129票反对。列加索夫如被五雷轰顶。50岁的他，遇到了辉煌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挫败。

在6月10日的一次党小组会议上，老迈的亚历山德罗夫宣布了一个好消息。他告诉屋子里的人，他们应当向列加索夫表示祝贺。这位所长解释说，他刚看到了那些将因其在切尔诺贝利的英勇表现而受到中央政治局嘉奖的人的最终名单，他的二把手的名字就在名单前列：列加索夫将被授予他一直渴盼的一项荣誉，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但最终名单正式发布时，列加索夫的名字却不在上面。传言说，戈尔巴乔夫在最后时刻决定，库尔恰托夫研究所中不应有人受到国家嘉奖，毕竟，他们参与平息的这场灾难，就是这个研究所参与制造的。第二天，列加索夫从家中给自己的秘书打了个电话，在结束通话前，他请她照顾自己的两个孩子。这让她警惕起来，跟同事们急忙赶到位于步兵大街26号的别墅，在那里，列加索夫已经昏迷不醒，身边放着一瓶安眠药。

尽管最终被救了回来，但当列加索夫重新返回工作岗位时，整个人却变了个样子。他以往轻松愉快的眼光黯淡了，拖着脚步爬上楼梯时，就像是一个龙钟老人。那年夏天，他在英格兰参加某次科学会议时，遇见了自己的老朋友、《真理报》的科学编辑弗拉基米尔·古巴廖夫。古巴廖夫的话剧《石棺》正在伦敦的国家剧院上映。古巴廖夫试着给这位院士打气，劝他好好利用这次外国旅行，找几个姑娘，或者去伦敦西区看一场音乐剧《猫》。但列加索夫只想回酒店待着。那年秋天，列加索夫生平第一次开始读《圣经》。使用一台老朋友送的全新日本产口述录音机，他制作了一系列录音带，讲述自己在切尔诺贝利的经历，为回忆录搜集素材。但他跟那些亲近的人说，他的职业生涯算是完了。他试着再次自杀，但没有成功。

后来，古巴廖夫为了让朋友振奋起来，建议他为《真理报》写篇文章，阐述自己关于核安全的理念。列加索夫只花了几天时间就写完了这篇文章。发表后，他每天都给古巴廖夫打电话，询问反响如何。这篇文章如石沉大海后，列加索夫采取了更激进的措施。他接受了自由派文学期刊《新世界》（Novy Mir）的采访，采访中，他一反以往说法，发出警告说，新的切尔诺贝利浩劫随时可能在苏联的其他RMBK核电站中发生。他告诉记者，许多科学家都意识到了危险所在，却没有人站出来阻止其发生。在单独接受另外一份因“公开性”政策而摆脱新闻审查制度羁束的苏联期刊《青春》（Yunost）采访时，列加索夫的话说得更重。

与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坚信的所有政治教条划地绝交，这位院士说，苏联科学已经迷失了方向。那些创造了苏联技术的辉煌壮举的人们，那些建成了第一座核电站、将尤里·加加林送上太空的人们，一直在为一个崭新的、更美好的社会而奋斗，其所作所为都秉承着源自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崇高道德和勇敢坚毅。但这一源远流长的传统美德，却在他们手中断了线，只留下了一代技术精湛却道德败坏的年轻人。列加索夫认为，正是这种苏联社会实验的彻底失败，而不仅仅是几个冒失莽撞的反应堆操作人员，应当为四号反应堆爆炸所引发的那场巨大灾难负责。

到1988年初，列加索夫已经对接替亚历山德罗夫成为库尔恰托夫原子能研究所所长这件事彻底绝望。相反，随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逐渐加速，对苏联的公开批评日益增加，这位院士组建了一个生态理事会，提议设立一个由他自己主导的核安全研究所，一个为苏联核工业提供真正独立的规章制度的自主机构。他向苏联科学院提交了自己的方案，并对这些方案获得批准十分乐观。毕竟，不说别的，科学院总要承认他在处理历史上最严重的一场核事故后果中所扮演的角色。

但4月底最终举行听证会时，列加索夫的提议遭到否决，而他的导师亚历山德罗夫仅给予了不冷不热的支持。这位院士是在1988年4月26日得知这个消息的，正好是切尔诺贝利事故两周年。那天下午，列加索夫的女儿因加像往常一样从幼儿园里接回儿子，当他们到家时，她很高兴地看到，父亲就坐在车里，等在公寓大楼的门外。因加请他上楼吃点东西，但他说他得走了。“我从科学院来，”他说，“就是顺道过来看看你。”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父亲。

第二天的午餐时间，列加索夫的儿子阿列克谢从工作单位回到步兵大街26号的家中，发现父亲的尸体悬挂在楼梯间中，脖子上套着绳索。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当一位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的同事检查列加索夫办公室中的放射性时，他发现，所有物件都已经严重污染，没办法将它们归还死者家中。这些东西被封进一堆大塑料袋中，掩埋了事。在那之后不久，一位官员前往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夫的办公室，与他讨论谁能接替列加索夫的部分职责，这位85岁的老所长哭了出来。“为什么他抛下了我？”他说，“哎，为什么他抛下了我？”

列加索夫死后两个星期，在一场召开于基辅的有关事故医疗后果的国际会议上，苏联卫生部长致开幕词，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世界卫生组织（WHO）均派代表参加。苏联科学家第一次承认，在这场灾难发生时，有1750万人，其中包括250万名7岁以下儿童，生活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污染情况最严重的地区。在这些人中，有69.6万人在1986年底之前接受了苏联医疗政府部门的检查。然而，到那时为止，官方口径中，因这场灾难而导致的死亡人数仍与上一年公布的数字一致：31人。卫生部长说，他们没有发现人群中出现任何一例因辐射而导致的伤害，“我们今天可以肯定地说，切尔诺贝利事故已对人体健康没有任何影响”。

但苏联公民不再相信他们的科学家。在基辅，即便事故已经过去了两年，年轻夫妇仍不敢生育子女，人们将任何一种微小的身体不适都归因于辐射影响。《乌克兰真理报》遵循承诺，开始刊登距离核电站最近的三个主要城市的每周放射性报告，像天气预报一样时时更新。但原子能工业的官老爷们仍旧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在何种程度上失去了公众的信任。但因习惯了自己在乌托邦中备受崇敬的偶像地位，他们虽然发现自己面对着种种猜疑和敌意，却依然无动于衷，不屑一顾。

在基辅的某次医学会议闭幕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苏联生物物理研究所的负责人严词斥责了那些公开预测将有数千人因事故后果而患上癌症的科学家。“他们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因为他们忘记了，导致癌症的原因存在多种变量，”他说，“我们永远都不会讨论到底有多少例的问题。这是不道德的。”

他还驳斥了那些关于因爆炸造成的长期后果而导致疾病的报道，认为它们是一种新的心理疾病——“放射恐惧症”（radiophobia）的表现。

对于苏联最后的当权者来说，被四号反应堆的爆炸释放出来的最具破坏性的力量，并不是放射学意义上的，而是政治和经济上的。扩散到整个欧洲上空的辐射云，令这场浩劫无法继续隐藏，这使得中央政治局里那些以往对戈尔巴乔夫推销的“公开性”政策最不情愿接受的保守派，也不得不开了个口子。这位总书记意识到，即使是国家的核工业机构，也已因遮掩、无能和经济停滞而受到了破坏，这使他确信，整个苏联已经病入膏肓。这起事故后，沮丧且愤怒的他，面对彻底变革的需求，一头扎进了名为“重建”的经济改革中，试图在一切太晚之前拯救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验。

然而，对信息的严格管控一旦松禁，苏联便无法再获得以往的控制力度。从切尔诺贝利事件开始日渐公开的新闻报道——先是发表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的新闻故事，接着是电视纪录片和流行杂志上的个人回忆——让人们可以公开讨论以往一直被禁止报道的许多社会问题，比如药物成瘾、流产危机、阿富汗战争和斯大林主义的恐怖镇压，等等。开始时的星星之火，逐渐汇成燎原之势，苏联公众开始发现，在许多问题上，他们长久以来一直被深深地误导着。这场灾难，加上政府在保护国民免受灾难后果影响上表现出的软弱无力，终于打碎了那个苏联是一个拥有足以领导世界的先进技术的超级大国的幻影。此外，当它试图掩盖业已大白于天下的事实真相时，即便是最忠诚的苏联公民，也开始意识到，他们的领导人是如此腐化堕落，那些梦想不过是一个假象。

瓦列里·列加索夫自杀后不久，《真理报》发表了这位院士用录音带记录下来的切尔诺贝利口述回忆的编辑摘要版本，在其中，他描述了应对这场浩劫的准备工作是如何不足，以及灾难发生前的一连串安全事故。“去过切尔诺贝利原子能电站之后，我得出结论，这场事故是不可避免的，它是苏联在过去几十年中发展起来的经济体系全面崩溃的集中体现。”他在一份发表时题为《说出这些，是我的职责》（It’s My Duty to Say This）的个人陈述中这样说道。到1988年9月，为了向外界发出整个系统迅速转变的信号，中央政治局屈服于公众的疑虑，终止了两座新建核电站的工程，尽管位于明斯克市郊的那一座已经接近完工。

10个月后，苏联核工程师格里戈里·梅德韦杰夫在《新世界》上发表了一篇掀起轰动的事故曝光文章。尽管有所谓的“开放性”政策，梅德韦杰夫仍花了两年时间与克格勃和切尔诺贝利新闻审查委员会——专为避免有关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最敏感信息外传而成立——暗中角力，才最终令自己的文字得以发表。站在这些反对力量背后的，是切尔诺贝利政府委员会主席鲍里斯·谢尔比纳，他担心梅德韦杰夫会曝光自己在普里皮亚季的一举一动，而这种担心并非全然没有根据。梅德韦杰夫的《切尔诺贝利笔记本》（Chernobyl Notebook）一文，根据他对事故现场的亲自访问和对目击者的数十次采访，逐分逐秒的重建了发生在4月26日那一天的事件。文中，维克托·布留哈诺夫是一个软骨头的笨蛋，一个典型的既麻木不仁又昏庸无能的苏联核工业官僚，并指出，谢尔比纳不必要地推迟了对这座命途多舛的原子城的疏散工作。苏联最大名鼎鼎的持不同政见者，刚刚被戈尔巴乔夫解除内部流放的安德烈·萨哈罗夫为这个故事撰写了导言。在他亲笔写给总书记的信中，萨哈罗夫威胁道，如果中央委员会不允许梅德韦杰夫的文章发表，他会亲自出手，将文中包含的信息散播到天涯海角。“任何与切尔诺贝利灾难有关的一切，无论是它的原因还是后果，都应当遵循‘开放性’原则，”萨哈罗夫在导言中写道，“完全彻底地公开赤裸裸的真相，势在必行。”

1989年2月，事故发生近3年后，在黄金时段播出的《时代》节目的一条报道，向苏联民众揭露了一直被掩藏的30公里禁区以外放射性污染的真实程度，并曝光了禁区之外的总污染面积事实上超过禁区内面积的真相。“我们应当用‘开放性最终赢得了胜利’这句话作为这个故事的开始。”播音员说道。在他身后，是一张五颜六色的地图，上面显示着放射性污染最严重的热点区域，有些甚至远至核电站300公里以外，越过了白俄罗斯的边境，深入到戈梅利（Gomel）和莫吉列夫（Mogilev）等地区，那里的人在1986年4月和5月亲眼见到黑雨从天而降，土壤深受毒害。白俄罗斯政府预计，将有另外10万人需要被疏散，并准备向莫斯科索取相当于160亿美元的进一步援助。

几个星期后，就在最后一支苏联军队灰溜溜地从阿富汗战败而归，国内经济的新闻日益负面的情境下，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第一次来到事故现场视察。他穿着一件白色外套、戴着顶防护帽与陪同在侧的妻子赖莎一道，巡视了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二号反应堆，并参观了斯拉夫蒂奇。在基辅，他对党内官员讲话时宣布，要推行一个保护环境的项目，同时承诺对任何有争议的新建项目采取全民公决。他恳请大家耐心对待日益严重的短缺问题和衰败动荡的经济，同时警告说，任何想要脱离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都是在“玩火”。但是，环境问题已经成为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新兴独立运动的聚焦点，并很快为乌克兰的反对党“绿色世界”（Zelenyi Svit）提供了平台。在基辅的某次计划好的公开露面中，当戈尔巴乔夫从他的豪华轿车中钻出来，开始谈起需要大家支持“重建运动”时，围观群众偏离了给定的脚本。“人们都怕了。”一个女人告诉他。当他试图回应时，另一个女人打断了这位总书记，问他对于正在克里米亚兴建的两座新的核反应堆有何看法。

随着事故3周年的临近，《莫斯科新闻》（Moscow News）从乌克兰日托米尔（Zhitomir）地区某个位于隔离区西面40公里处的集体农场发来报道，在那里发现了锶90和铯137的热点区域。当地农民观察到，自从事故发生后，有出生缺陷的牲畜的数目急剧上升，小猪仔长着青蛙一样的眼睛和畸形的头骨，生下来的小牛没有四肢、眼睛或头。位于基辅的乌克兰科学院派出了一个考察团，其中一名成员对媒体说，“令人震惊”，应当立即疏散该地区。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的一名代表拒绝承认这种出生畸形和事故之间存在任何联系，他认为，大量使用化肥和不当耕作方式才是罪魁祸首。1989年10月，《苏维埃俄罗斯报》（Sovietskaya Rossiya）的报道称，从1986年起，数百吨被放射性元素铯污染的猪肉和牛肉已经秘密掺入香肠中，卖给了蒙在鼓里的全苏联消费者。尽管，在与此相关的肉类加工厂中工作的工人，都得到了奖金——作为对他们受到的辐射暴露的补偿，一份打给中央政治局的后续报告却坚称，这些“切尔诺贝利”香肠绝对安全，可以食用，而且整个加工过程“严格依照苏联卫生部的推荐标准”。

在禁区内部，数千名士兵继续清理着被放射性核素污染的地面，用推土机将历史古老的居民点夷为平地，把被污染的家具从普里皮亚季的公寓窗户中扔出来。同时，在这里的野生动物身上，科学家们开始注意到奇怪的新现象：刺猬、田鼠和鼩鼱都带上了放射性；绿头鸭开始出现遗传变异；在核电厂的冷却剂蓄水池中，鲢鱼长成了庞然大物；红树林周围的树木，叶子胀大到不正常的比例，巨型针叶树的松针变为正常尺寸的10倍，金合欢树的“叶片大如儿童的手掌”。有关当局宣布，打算在白俄罗斯设立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并在禁区内建起一座国际研究中心，专门研究辐射对环境的长期影响。

但经费很紧张。在数十年冷战军备竞赛的大肆铺张后，苏联经济本已捉襟见肘，此时再加上戈尔巴乔夫“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市场经济改革，从阿富汗撤军和遣散军队的高昂代价，以及国际石油市场的崩溃，更显得不堪重负，摇摇欲坠。而切尔诺贝利的财务成本，如被辐射和损毁的设备、人员疏散、医疗护理、工厂、农田和数百万千瓦发电能力的损失，则继续不断上升。光是建造和运行石棺的费用，就高达40亿卢布，约等于55亿美元。根据某个对最终损失的估算结果，将这场灾难所牵涉的方方面面加起来，总数可能超过1280亿美元，相当于1989年苏联全年的国防预算。这种机体失血虽然缓慢，但却无法止住，由此成为正慢慢倒下的苏维埃巨人身上又一处无力回天的开放性伤口。

1989年7月，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向苏联东欧卫星国——如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的国民发出信号，如果他们选择将自己的领导人赶下台，或是甚至脱离社会主义兄弟联盟，他可能不会干预。4个月后，柏林墙倒塌了，庞大的苏联帝国开始解体。

在苏联，随着长期的物资短缺和内部经济崩溃，族群分裂和反对莫斯科中央集权的行动逐渐表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骚乱与非暴力反抗在15个苏联加盟共和国中此起彼伏。在立陶宛，6000人包围了伊格纳利纳（Ignalina）核电站，那里的两座新建成的RBMK-1500反应堆成为民族主义者泄愤的靶子，而由此引发的一连串抗议示威，很快便导致波罗的海三国宣布脱离苏联独立。在明斯克，一场据媒体报道有8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在白俄罗斯政府的总部大楼前举行，要求迁出被污染的地区，重新安置。“我们的领导人足足骗了我们3年，”一名游行参与者对苏联记者说，“现在，他们已经抛弃了这块被上帝和切尔诺贝利诅咒了的土地。”

在西方，公众对核能的信心自三里岛事故后便从未完全恢复，而当四号反应堆的爆炸发生后，更是彻底破碎。这场灾难释放出了一轮公众的不信任情绪，对核能工业的反对也在全球蔓延。在事故后的12个月里，瑞典、丹麦、奥地利、新西兰和菲律宾政府全都做出承诺，永久性地放弃他们的核项目，另外的9个国家或是取消了新建反应堆的计划，或是将其推迟。民意调查表明，切尔诺贝利事件后，全世界有2/3的人反对继续开发核能。美国面临着反应堆建设的全面崩溃，而这座乌克兰核电厂的名字，在国际舆论中，已经成为技术失败以及对官方信息的怀疑的代名词。

在乌克兰，苏联能源部正在建设的新核电站项目，成为地方对抗莫斯科的焦点问题。当基辅当局号召停止在克里米亚半岛兴建充满争议的核电厂时，工程却依然进行，直到当地政府部门批准了工人罢工，国家银行也停止支付项目资金。1990年3月1日，乌克兰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一系列共和国环境保护措施，其中便包括一项要在5年内关闭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所有3座现存的反应堆的协议。8月2日，共和国立法部门规定，不得在乌克兰境内新建任何核电厂。在莫斯科，能源部被迫考虑，假如原属于苏联中央一级的决策权被突然移交给各个加盟共和国，谁才能控制苏联的核电厂网络。

在隔离区内，成千上万吨来自反应堆的瓦砾碎片、放射性土壤、植物、家具、车辆和设备，现在都已经埋葬在了约800座核废料处理场中。这些被称为“坟场”（mogilniki）的以混凝土为壁的壕沟、大坑或土堆，都用聚合物溶液喷洒过，然后在上面种了草。但这些倾倒核废料的兔子窝都是匆匆挖成的，而且几乎无人维护。没有人费工夫去跟踪记录哪些东西埋在了哪个地方，到1990年初时，清理行动已经耗尽了人力。即便开出两倍于苏联平均工资的价码，以及直接打进银行账户的奖金，但当那些预备役军人得知，他们将被派往切尔诺贝利时，许多人立刻拒绝。持续不断的征兵动员引发了公众的不满，最后，苏联军方决定停止向禁区中派遣部队。1990年12月，清理行动实质上宣告结束。

到最后，几乎已经不可能计算出在禁区中服役的清理员的总数，部分原因在于苏联政府的虚报数字。到1991年初，来自全苏联的60万名劳动者参与了清理四号反应堆附近放射性炼狱的工作，官方承认他们为“切尔诺贝利清理员”。作为对他们的服务的表彰，许多人被颁授了特殊的身份证件，以及一枚珐琅奖章，上面用希腊文镌刻着α、β和γ，环绕着一滴鲜血。在所有人的理解中，和那些伟大卫国战争的老兵一样，他们的牺牲为自己赢得了来自祖国母亲的终生关怀照顾。在基辅，苏联卫生部设立了专门的诊所——全苏放射医学研究中心（All-Union Radiation Medicine Research Center），为每个经受过辐射暴露的人提供治疗。但随着第一批退役的清理员开始发病，带着看起来无法解释、不可预料或过早出现的各种症状来到医院，他们发现，这些吃公家饭的医生，并不情愿将他们的症状与在30公里禁区中忍受的恶劣条件联系起来。已经经济破产的国家，无力为50多万新增的、随时可能残废的人提供承诺过的专业治疗，因此，医生们以代码形式写下诊断，这些人的医疗档案也被列为机密。除了那些最极端的案例，几乎所有病人都会被给出与玛丽亚·普罗岑科同样的诊断：“普通疾病：与致电离辐射无关。”

1991年12月初，在基辅议会4个月前决定举行的一场全民公决中，乌克兰国民投票宣布从苏联独立，随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输掉了让余下的12个加盟共和国继续结成共同体的战役。在8月份的一场失败的政变后，戈尔巴乔夫短暂地回到了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上，但随即眼睁睁地看着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剥夺了他的权力，并宣布，暂停苏共的一切活动。圣诞节那天，戈尔巴乔夫在电视中露面，发表了一次真情流露的辞职演说，苏联的红旗最后一次从克里姆林宫的旗杆上降下。在帝国坍塌的一片混乱中，大多数参与“切尔诺贝尔之战”的英雄男女都被忘记了，作为这个国家最后的抵抗者，他们仿佛一夜之间便从人间蒸发了。

接下来的那些年，许多历劫余生的人，正当壮年便成了废人，他们被一连串神秘的症状击倒，比如高血压、白内障、肾脏疾病和慢性疲劳。第一个赶到现场的直升机飞行员谢尔盖·沃洛金大尉，曾漫不经心地驾驶飞机穿过从反应堆升起的放射性烟雾，后来他患上了恐高症，只好转为空军文职人员。那些完全无法继续工作的人，获得了国家的退休津贴，但数目越来越少，而且很难寻求医学治疗。在基辅和莫斯科的医院中，一些人死于心脏病或包括白血病在内的血液疾病。事故当晚指挥消防员的捷利亚特尼科夫少校，在2004年12月因下颚癌去世，年仅53岁。对于其他一些人来说，因为这场灾难而被从熟悉的世界中突然连根拔起，从而漂泊无依，四顾无援，由此带来的心理负担实在过于沉重，难以承受。在暴露于致死剂量的辐射后，奇迹般幸存的电气工程师安德烈·托尔马钦，虽然扛过了失败的骨髓移植，扛过了毒血症，活着走出了第六医院，但之后很快便陷入抑郁，酗酒身亡。

2006年2月，事故发生近20年后，我在基辅一家门庭寥落的咖啡厅里，见到了物理学家韦尼阿明·普里亚涅齐尼科夫，这里离他居住的小区很近。这个62岁的大块头男人，穿着一件三件套西装，打着波点领带，整个人生气勃勃，引人注目，话语中充满了各种譬喻和冷幽默。他细致入微地回忆起妻子栽种的草莓叶子上的石墨斑点，以及在四号机组地下室中与“中国综合症”的殊死搏斗。他告诉我，在1986年5月最恐怖的那几天中，曾到反应堆深处测量温度和辐射值的5个人，有4个已经死了。“所以，20%的幸存率，”他带着一丝阴郁的微笑说道，“如果把我包括在内的话。”

活下来的清理员们，也带着同样的恐惧，他们担心，从战场归来的自己，身上带着没人能看见的致命伤口。“我们知道，那个看不见的敌人正在身体内部像虫子一样吞食着我们。”尼古拉·安托什金将军说，他手下的直升机部队曾参与扑灭核燃料大火。“对我们来说，战争还在继续，我们正一点一点地从这个世界消失。”

2006年，当我前往亚历山大·谢甫琴科和纳塔利娅离莫斯科国立大学不远的公寓拜访他们时，谢甫琴科的手臂和背部满是紫红色的伤疤，那是一次又一次植皮手术的结果。手术的次数太多，以至于他数到第15次的时候就停了下来。他从第六医院一出院，便迅速回到了工作岗位，但后来又在德国的一家医院住了好几周，接受一群军队医生的治疗。此外，他每年仍要接受为期两周的医学检查。谢甫琴科刚刚换了一份新工作，这让他在1986年之后，第一次可以回到他当初选择的职业领域——核工程上来。他很高兴，因为这份工作让他可以去乌克兰出差，访问这个国家仍继续运行的核电站，再一次与当年在敖德萨大学就认识的老同事共事。

然而，当他开始谈起那起事故时，汗水从他剃了平头的脑袋上涔涔地流下来，攥在拳头里的手绢很快便湿透了。谢甫琴科不知道辐射会不会让他不育，尽管医生向这对夫妇保证，他们肯定还可以有更多孩子。但纳塔利娅不相信他们，并质问他们的动机——她可不想成为某个冷酷无情的科学实验的无知小白鼠。

于是，他们的儿子基里尔就成了独生子，当时，他正在医学院学习，打算成为一名医生。他们养了一只暹罗猫，给它起名查理。这只猫出生于4月26日，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但亚历山大说，辐射对他健康的影响，并没有像人们预想中那么糟糕。“医生一直跟我说，我活了下来。所以应当好好活下去，不要自寻烦恼。”他说，“但只要我一回乌克兰，他们就会开始跟我说起，谁谁谁又死了。是因为辐射吗？我不知道。我压根儿不懂那些统计数字。但当朋友跟我问起时，我会告诉他们：你越少琢磨这件事，就会活得越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