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大象脚

切尔诺贝利的午夜  作者:亚当·希金博特姆

2016年4月25日,星期一,下午,普里皮亚季的天气温暖宜人,更像是夏天而不是春天。城市安静而空旷,杨絮在微风中漫天飘舞,浓荫密布,寂静无声,只偶尔会被鸟鸣声打破。在四号机组爆炸近30年后,维克托·布留哈诺夫在一片空地上幻化出的那座原子城,终于又被自然重新征服。依照这位厂长的命令种下的良种波罗的海玫瑰,很早以前便已疯长得到处都是,在城市中央广场正中,发黑的玫瑰果实就烂在乱糟糟的灌木丛里;柳树、松树和野梨树长成了密林,挤占了原来的足球场;一棵银桦树苗从白房子前面破破烂烂的台阶上破土而出;一丛丛的橡树和金合欢树将原本宽阔的库尔恰托夫大街变成了一条树影斑驳的林中小径。路灯柱上,锤子和镰刀的符号历经风雨而犹存,但一颗颗的苏联红星却已锈蚀,被树枝顶得七扭八歪,人行道标记上的图像,在几十年的日晒雨淋下早已消失不见。四分五裂的摩天轮下方,长了一层厚厚的苔藓。

暴露于风吹雨打中,被雨水、霜冻和腐蚀性的苔藓轮流攻击,城中的许多建筑都已经濒临倒塌。在体育大街上,一栋公寓大楼的入口被掉落的巨型混凝土板完全堵住。趁乱打劫和拾荒的人将城中所有能找到的金属全都一扫而空,房间里只剩下已经消失不见的暖气片留下的黑色轮廓,街道上则到处是洞,那是他们从地下偷走钢管和线缆时留下的痕迹。在列宁大道的小区里,楼梯间里满地碎玻璃,卧室墙上起卷松脱的壁纸布满尘埃,黯淡褪色。走上俯瞰库尔恰托夫大街的13/34号楼4楼,布留哈诺夫一家人的公寓,大门已经从合页上脱落下来,倒伏在门厅那里,上面覆盖了厚厚一层浅灰色的尘土。这间宽敞的转角公寓几乎空无一物,没有任何证据能显示谁曾经住在这里:一张小孩子画的老爷车贴在黑漆漆的浴室的瓷砖上,厨房的地板上丢着一只高跟鞋。但从一个俯瞰中央广场的房间的阳台上,仍能越过树梢看到正对面那座10层公寓大楼屋顶上的标语:让原子成为工人,而不是战士!

3公里外,切尔诺贝利核电厂五号反应堆和六号反应堆上方的工程起重机保持着它们在事故当晚停工时的状态。在核电站的主结构内部,仍有少数员工在工作。当新独立的乌克兰共和国开始收到来自俄罗斯的第一批电费账单时,政府改变了关闭核电厂余下3座反应堆的决定,最后一座反应堆直到2000年才最终停堆。从那时起,一群人数不断减少的工人负责着一号、二号和三号机组的冷却、停止使用和拆卸工作,他们每天坐着专门的电气火车,从一小时车程外的斯拉夫蒂奇赶过来上班。

我第一次参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是一个深冬的早晨,供暖停止了,整个核电站综合体之中寒意浸骨。在+10标记位置上,卫生间(sanitary lock)的“脏区”一侧,细雪从窗口飘进来,两个身着白色工作服、套着厚厚的大衣的男人,快步走过脱气走廊,呼出的热气凝成了云雾。在二号控制室里面,三位工程师站在各自的操作台旁边,抽着烟,小声打着电话。操作台上的许多表盘和信号报警器都贴着纸标签,上面打印着“停止使用”的字样。在曾经一刻不停地闪动着反应堆的各项数值、如今却被束之高阁的控制板正中,一块小型彩色电视屏幕显示着机器大厅的闭路监视图像,在那里,巨大的涡轮发电机正在缓慢地被拆卸。沿着那条曾连接电厂所有四座反应堆机组的长走廊再往西边走一点,留下的骨干员工便消失不见了。在三号机组这个沉睡的巨人身体内部,一种令人压抑的寂静,在光线昏暗的机器间里潜滋暗长。地面上,仍然覆盖着1986年清除污染行动中铺设的塑料垫,但它们已年久发黄。单调的灰色光线透过污秽的玻璃窗照进来,沉重的管道悬在屋顶,潮湿的空气中漂浮着一股刺鼻的机油和臭氧味道。

再往下几级楼梯,沿着一条没有窗户的走廊一直走,便无法再继续前进了。某种近在咫尺但却无法看到的存在,某种野兽般凶残的力量,几乎触手可及。头上交错纵横的粗管,在这里戛然而止,被截断的管道端口悬于空中,曾经是某个通道入口的地方,现在被混凝土死死封住。靠着这堵墙,一滩乳白色的液体中,立着一座红色大理石的纪念碑,上嵌铜质浮雕:一个男人的剪影,头上戴着顶核电厂工人常戴的筒帽,伸长了一只手臂发出警报,仿佛正在等待永远都不会到来的援救。这是瓦列里·赫德姆丘克的墓碑,他是四号反应堆爆炸的第一个遇难者。活下来的同事建造了这座纪念碑,安放在他们能接近的、离瓦列里的可能葬身之处最近的地方。那位从人间蒸发的机械师的遗体,便在这堵厚达3米且衬了一层铅的混凝土墙之后的某个地方,埋在数千吨瓦砾、沙子和扭曲变形的机器碎片之下。与他在一起的,还有四号反应堆熔化的堆芯,一团由铀、锆和其他堆芯元素形成的变幻莫测的物质,它们和30年前浩劫发生那天时一样,令人迷惑难解,却轻而易举便能置人于死地。


从1986年夏天进入拔地而起的石棺内部展开探查一开始,库尔恰托夫研究所专家小分队便面对着众多艰难险阻。他们从莫斯科奉命而来,要找到曾为四号反应堆提供动力的那数百吨核燃料,但进展屡遭阻碍:γ辐射场,坍塌的废墟,中型机械制造部的建筑工人新浇筑的一道道阶梯式混凝土墙,还有失灵的设备,全都困扰着他们。他们起初曾尝试过使用机器人,但结果和在特别禁区中工作的许多其他人遭遇的一模一样。一个耗费巨资开发出来、用于探查废墟的设备,第一次投入测试,便进退失据,哪怕是在面对最小的障碍时。操作人员必须反复地将它救出困境,直到它最后在一个高辐射区域彻底一动不动地停下来。那天晚上,当组装特别小组观看摄像机捕捉下来的画面时,这台机器人突然出乎意料地又活了过来,滑稽地闪着灯,挥舞着机械臂,一路冲向走廊,最后尖叫着侧翻在地,气得破口大骂的操作人员只好冒险把它取了回来。

最后,初步的侦察工作终于在一台塑料坦克模型的帮助下开始了,它是一位科学家花了12卢布(相当于当时的5美元)在基辅的儿童世界玩具店买来的。这个玩具可以用一根长长的电线末端的电池动力操作盒加以控制,上面加装了辐射剂量计、温度计和一支高功率手电筒。科学家把它当成一只对放射性特别敏感的猎犬,走在他们前方10米处,遇到危险马上发出警报。尽管对周围的危险有充分的意识,库尔恰托夫行动小组的成员们却充满干劲,一方面是因为深知搜寻失踪燃料的意义重大,如此才能确保新的链式反应不会开始,但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他们的科学好奇心。在石棺里面,他们是对另外一个世界的疆域进行探索的探险家,那里的γ辐射场达到了此前从未有人经历过的高度,奇异的新物质生成于四分五裂的核反应堆所形成的、温度超过10,000摄氏度的熔炉中。

1986年秋天,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的团队成员终于进入到神秘的217/2走廊,做出了他们第一个和最值得铭记的发现。在那里,几个月前,他们的遥控辐射探测仪曾经突然爆表短路。为了到达那里,科学家们必须钻过一条在废墟中形成的狭窄通道,手上打着电筒,身上穿着薄薄的一层塑料防护服,以免放射性坠尘落入。他们在那里发现了一个由某种神秘物质形成的巨大的球形石笋状物。它看起来好像是从他们头上的某个地方流下来的,然后凝固成了煤黑色、表面光溜溜的一大坨。他们将这坨半人高、重约2吨的凝固物称为“大象脚”。它的表面辐射高得惊人,达到了8000伦琴每小时,或2伦琴每秒:在旁边待上5分钟,就足以导致一场痛苦万分的死亡。尽管如此,政府委员会还是颁下命令,对它拍照并进行全面分析。

在发现“大象脚”之前,这些科学家不仅无法找到从反应堆中失踪的燃料,也看不到安托什金将军手下那些英勇无畏的直升机飞行员空投进反应堆中的那16,000多吨材料的丝毫迹象。因此,他们希望“大象脚”中可能会含有某些当初试图用来冷却堆芯的铅。然而,想要从它上面提取化验用的样本并不容易。这坨物质实在太硬,安装在机动小车上的钻头根本搞不定,一位自告奋勇拿着斧子进去凿取样本的战士也空手而归,而且还受到超大剂量的辐射,必须马上疏散出切尔诺贝利。最后,一名警察部队的神枪手奉命赶来,用一把步枪从它的表面上轰击下来一块碎片。样本显示,“大象脚”是由一股熔化的放射性岩浆固化后形成的,也不知这股岩浆是如何从附近的房间流进这条走廊的,它们由二氧化硅、钛、锆、镁和铀等组成,其中包含着可以在核燃料中找到的所有放射性核素。但在5月初最疯狂的那几天空投进四号机组的那些铅,却丝毫不在其中。

通过测量反应堆下部空间的空气温度,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的专家们发现了还有更多放射性岩浆存在于走廊末端的某个房间里的证据。在那个曾经容纳着支撑反应堆容器及其所有内容物的巨大不锈钢横梁——S结构的房间里,放射性岩浆的温度仍因放射性蜕变产生的能量而炽热逼人。然而,他们再一次被瓦砾和放射性阻住了去路。在几乎每一次政府委员会会议上,鲍里斯·谢尔比纳和其他官员都对科学家们严词斥责,批评他们没能找到反应堆燃料,追问他们发生新一次自持链式反应的持续危险到底有多高。

1988年初,他们组建了一个由30位科学家组成的新的多学科合作团队,专门对石棺进行探查,确定燃料的所在位置。另有3500余名建筑工人为这个团队提供支持。这便是切尔诺贝利综合体探查行动(Chernobyl Complex Expedition)。使用跨度长达26米、由中型机械制造部和苏联采矿业的技师操作的水平钻机,综合体探查行动团队开始在四号机组内部向下钻探,从废墟中钻取土芯样本,检视建筑物本身的构成成分。到1988年晚春,爆炸发生两年后,钻孔打到了反应堆容器那里。5月3日,一个钻头突破了竖井的混凝土外墙,穿过一层沙子和碎石以及内防护容器(inner protection tank)的钢壁,最终钻进了反应堆坑室(reactor vault)。科学家们把一个探测器从钻孔中送到坑穴正中,希望以此估测出作为事故起点的反应堆堆芯的石墨堆(graphite stacks)和燃料组件(fuel assemblies)的损毁程度。但探测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极其顺畅地从这个直径全长11.8米的前活性区域正中穿过,毫无停顿阻滞。

科学家们都糊涂了。燃料到底在哪儿?第二天,他们将一个潜望镜和一个大功率照明灯插了进去,将里面全部照亮,所有人都惊呆了:这个巨大的、曾经容纳了190吨铀燃料和1700吨石墨砌块的四号反应堆坑室,此前人们曾认为已经由一批批空投的沙子、铅和白云石填满,但实际上却几乎空无一物。

在一项后来持续了数年的行动过程中,综合体探查队的成员逐渐深入到四号机组内部兔子洞一样的废墟深处,在那里采集样本,拍摄照片,为所发现的一切拍摄视频资料。就是在此时,他们揭开了一个秘密:在切尔诺贝利之战最激烈的时候,反应堆建筑内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他们发现,在以反应堆建筑为靶心、从上方空投的那17,000吨材料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准确投到了反应堆坑室中。绝大部分空投材料,都散落在堆满主厂房的瓦砾废墟中的其他地方,形成了一座座高达15米的小丘。一些铅锭击中了红白条纹的通风烟囱,而距离靶心几乎有100米远的三号机组屋顶,已经被那些空投的物质压垮。此外,看起来,没有被爆炸冲力甩出反应堆的那1300吨石墨,几乎全部被火焰吞噬了:到最后,这座熊熊燃烧的反应堆,把自己生生地烧了个一干二净。那些苏联飞行员在反应堆上方200米空中投沙灭火的英勇行为,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切尔诺贝利的午夜
一个废旧设备露天堆栈,因污染情况过于严重而无法被运出核电厂周围隔离区的巴士汽车、消防车、直升机、装甲车和建筑设备,在事故后被统一弃置在这里。截至1997年,据估算,事故导致的全部损失已达1280亿美元

切尔诺贝利的午夜
“大象脚”。这团由熔化的沙子、铀燃料、钢和混凝土凝结而成的物质,在1986年秋天被切尔诺贝利综合体探查项目的科学家们发现于四号反应堆废墟下方的地下室中。它的放射性依然十分强大,在旁边待上不到5分钟,就足以导致痛苦的死亡

综合体探查行动也揭示了,理论物理学家们为之惊恐万状的“中国综合症”,虽然开始时被中型机械制造部那群只知实干、苦干、蛮干的核专家斥为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但事实上却与真相相距不远。他们查明,“大象脚”中那两吨足以置人于死地的成分,只是事故发生几分钟后,在反应堆内部形成的炽热的放射性岩浆流的一小部分,它们缓缓向下流入建筑物的地下室,直到反应堆坑室变得几乎空空荡荡。

燃料组件的锆金属包壳是最先熔化的,在爆炸发生半个小时之内,温度就达到了1850摄氏度,进而融化了里面的二氧化铀芯块,汇成一碗滚烫的金属汤,然后又吸收了反应堆容器自身的一些部件,其中包括不锈钢、蛇纹岩、石墨和熔化的混凝土。这股包含了135吨熔化的铀的放射性岩浆,随即一路噬穿反应堆的下部生物屏障,一个重达1200吨、内充蛇纹岩碎石的巨型钢盘。它烧穿了这个屏障及里面的所有物品,吸收了其总重的约1/4,然后一路畅通无阻地流入了下方的房间。支撑整个反应堆容器的十字钢梁——S结构,达到了屈服点而变形,生物屏障便从反应堆的底部掉了下来,炽热的放射性岩浆开始在反应堆下部空间的地层上烧出一个洞。之前没能在四号反应堆垂死挣扎时帮上忙的蒸汽抑压系统管道,此时却为试图离开建筑物的岩浆提供了一条便道,让它们得以分兵四路,扩散到南边和东边,一路熔化金属物件,流过敞开的门口,缓慢注满了走廊和房间,再顺着水管一层接一层地向下渗透,直至四号机组的地基。

等到这股放射性岩浆流到被大尉兹博罗夫斯基和核电厂专家付出巨大代价排空的蒸汽抑压池时,它已经烧穿了反应堆下部空间的3层楼板,吞下了更多建筑部件和结构碎片,总重达到至少1000吨。在某些房间里,熔化的金属汇成了15厘米深的小池,原地凝固下来。然而,尽管兹博罗夫斯基等人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依然有数百立方米水留在了抑压隔间中,直到放射性岩浆流到达此处,“中国综合症”才终于宣告结束。当岩浆滴进抑压池内残留的积水时,它冷却了下来,没有造成任何危害,而四号反应堆熔化的堆芯,也终于停止了自己的旅行,形成了一块漂浮在放射性湖泊表面的灰色陶瓷状火山磨石,然而,此时它离隔开反应堆建筑和地下土层的地基,只不过是几厘米之遥。

直到1990年,综合体探查行动的成员才最终找到大多数的熔化燃料。他们在提交给政府委员会的报告中保证说,反应堆的鬼魂,“从目前来看”,不太可能重返人间兴风作浪。即便在事故发生4年后,某些燃料簇内部的温度仍高达100摄氏度,但除非它再次被水浸透,根据科学家们的计算,新的临界状态几乎不可能出现。他们也安装了一个新的监视系统,在临界状态万一开始的情况下提前发出警报。而那时,苏联内部的最终崩溃已经开始,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注意力焦点都已经远离了切尔诺贝利。

日益被人遗忘,资源也逐渐告竭,综合体探查行动却依然缓慢地向前推进。作为项目带头人,体型丰满的中微子物理学家亚历山大·博罗沃伊前后累计进到石棺之中一千多次。博罗沃伊说,他本身是个没什么勇气的人,只不过是对辐射的危险有充分了解,可以控制风险罢了。但每一次进到那栋庞大的黑色建筑物中,都会让他油然升起聆听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六交响乐第一乐章时的感受:一曲不详的前奏,预示着在生存与湮灭之间的挣扎。这位物理学家既没有计算机,也没有防护性设备,每次进入时,博罗沃伊都会带上一卷医用胶带,用来在塑料防护服万一被撕破时将其粘好。

到最后,这群人甚至连内衣都开始短缺。在BBC拍摄的探查行动纪录片播出后,科学家们开始收到来自西方的爱心包裹,里面装着亲手编织的袜子。博罗沃伊将它们作为奖励分发给在石棺中表现突出的小组成员。尽管条件如此艰苦,这些科学家们却发现,他们的工作令人着迷且极其重要,一些人甚至在指定任务期结束后拒绝离开,还有许多人故意将辐射剂量计留在办公室中,以免在官方登记的最大辐射暴露剂量达到后被送回家。继“大象脚”之后,他们又在四号机组的废墟中见到了放射性岩浆凝固成的其他怪模怪样的形状,他们分别给这些凝固物起了绰号:“水滴”,“冰柱”,“石笋”,还有“破烂堆”。在这些独特的发现中,他们将一种新物质命名为“切尔诺贝利石”(Chernobylite)——这是一种他们从废墟中铲下来的蓝色硅酸盐晶体,由锆和铀构成,极其美丽但也足以致人于死地。它只能被安全地检视很短一段时间,从四号机组中取出的样本,必须放在衬铅的容器中。此外,当经费逐渐花光,而发生新一轮自持链式反应的恐惧也暂告平息时,综合体探查行动小组开始发现一个新问题:在极度保密的情况下调动全苏联各方力量匆匆赶工建成的石棺,并不像苏联的宣传机器所鼓吹的那样,是一个工程的胜利。

尽管在建造过程中,建筑物本身的各种缺陷已经被小心地掩盖,博罗沃伊和他的团队如今依然在墙壁上发现了众多大到足以令人通过的缺口,以及一道道裂缝,水可能由此渗入,放射性尘土也会从此逸出。他们开始担心,在石棺内部,四号机组的混凝土残骸可能很快便会坍塌。等到博罗沃伊被召回莫斯科时,一切已经变得很明显:必须找到某些新的手段,才能保护整个世界免受依然炽热的反应堆余烬的威胁。


1991年9月11日,核电厂前厂长维克托·布留哈诺夫获释出狱,他已经服满了10年刑期中的5年,其中大部分时间在顿涅茨克的流放地度过。根据苏联司法系统的规定,他因服刑期间表现良好而被提前释放,可以在一个俗称“转化营”(khimiya)的强制劳动营接受余下的刑罚。那个转化营位于小城乌曼(Uman),离他身在基辅的妻子瓦莲京娜很近。55岁的他从监狱里走出来的时候,整个人羸弱不堪。瓦莲京娜搬到基辅后买给他的一件捷克制造的高级大衣,像只麻袋一样挂在他身上。回到家中,她带他在两人的新公寓里参观了一圈。公寓所在的小区,住着许多伤残同事和电厂员工,被人称为“小普里皮亚季”。他还见到了自己从未谋面的已经5岁大的外孙女。

出狱后,布留哈诺夫走进了一个面目全非的世界。他曾忠贞不二地效劳过的苏联,曾经的铁板一块,如今正烟消云散,甚至连他作为切尔诺贝利灾难罪魁祸首的污名,也已经在更高级别、更不可告人的秘密罪行接连揭露时变得无足轻重。1991年12月26日,苏联最高法院刑事案件委员会主席给布留哈诺夫身在莫斯科的律师寄去了一封只有两行字的信,告知他,针对其当事人判决的上诉,已经在未复核的情况下被驳回,因为负责做出这个判决的国家已经不复存在。

一开始,布留哈诺夫还渴望着重返普里皮亚季,尽管发生了所有这一切,他依然存着能在自己亲手建造的核电厂里找到一份新工作的希望。最终,喜欢冷嘲热讽的前党内大员、此时仍在独立后的乌克兰能源部主持工作的维塔利·斯克利亚罗夫,在该部位于基辅的国际贸易部门为布留哈诺夫谋到了一个位置。1992年初,布留哈诺夫静悄悄地回到了工作岗位上,此时,他已经是一个被人遗忘的家伙。

这位下了台的厂长,是因在四号反应堆爆炸中负有责任,而被判刑的切尔诺贝利电厂员工中,最后一个恢复自由身的人。科瓦连科和罗戈日金此前已经上诉成功,提前获释,重新回到电厂工作。前核安全监察员劳什金也已获释,但出狱后不久便死于胃癌。总工程师尼古拉·福明一直都没能从事故带来的震惊中完全恢复过来,被捕两年后(1988年),他被诊断为“反应性精神病”,转入一家精神病院接受治疗。1990年因健康原因提前获释后,福明在莫斯科北部的加里宁(Kalinin)核电厂找到了份工作,尽管据说此时他的精神状态依然极度脆弱。

阿纳托利·佳特洛夫,这个独断专行的副总工程师,服刑期间一直在对苏联法庭做出的判决进行抗辩,他到处上书并在狱中接受采访,希望将他得知的那些RBMK反应堆的缺陷公之于众,从而洗脱自己和手下员工的罪名。他直接写信给维也纳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汉斯·布利克斯,指出他们的技术分析中的漏洞,也写信给列昂尼德·托图诺夫的父母,向他们描述他们的儿子是如何坚守岗位、试图挽救出了故障的反应堆,以及他如何不公正地承担了导致这场事故的罪名。他解释说,这座反应堆根本就不应该投入使用,托图诺夫和他死去的同事,都不过是用司法手段掩盖事实真相的替罪羊。“我全心全意地向你们表示同情,与你们一样深感悲痛,”佳特洛夫写道,“没有什么比失去自己的孩子更让人难以忍受了。”

在狱中,佳特洛夫继续受着恐怖的辐射烧伤的折磨,那是因他在事故发生当晚,在四号机组的断壁残垣中走来走去时遭受的辐射暴露所导致的。1990年10月,他因健康状况恶化而提前获释。在自己位于特罗耶希厄纳(Troieshchyna)的公寓中,这位身体日渐虚弱的工程师继续大声疾呼,揭露反应堆设计缺陷的真相,曝光列加索夫院士和苏联代表团向国际原子能机构粉饰事故真实原因的劣行。

包括格里戈里·梅德韦杰夫《切尔诺贝利笔记本》在内的许多出版后大获流行的回忆录,都对苏联官方公布的事件经过提出了质疑。然而,政府委员会的事故原因调查报告却依然被列为保密文件,公众对一系列事件的认知——一群无能的操作人员把一座完全可靠的反应堆搞炸了,也一直没有得到改变。但随着这个保密国家的森严舆论禁制的进一步松弛,关于四号机组爆炸源头的真相终于开始透露出来。顶着能源技术科学研究与设计院(NIKIET)和原子能部的反对,国家独立核安全委员会还是启动了姗姗来迟的事故原因独立调查。委员会从RBMK设计团队的中层人员和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前专家那里搜集了许多意见建议。委员会中负责此项调查的人与佳特洛夫开始了大量书信往来,核实发生在爆炸前的一系列事件。苏联当局提交给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附录文件,已经开始对官方的故事版本进行否定,到1990年7月,一位赴维也纳代表团的高级成员终于公开承认,设计师才应为这场浩劫负主要责任,操作人员的所作所为并不关键。

这份由核安全调查委员会在1991年1月提交给苏联部长会议的报告,彻底推翻了1986年列加索夫讲给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故事。所谓的“一件精工细作的设备被一群接连违反关键安全操作条例的莽撞操作人员搞到最终爆炸”的说法,纯属谎言。但他们的发现并不能完全洗脱佳特洛夫的罪名,因为佳特洛夫坚称,不仅核电厂的工作人员与事故完全无关,而且在事故酝酿发展的关键时刻——列昂尼德·托图诺夫将反应堆的功率从零向上提升,从而保证降负荷试验可以进行之时——他根本就不在控制室中。但他们澄清了一件事,那就是,尽管操作人员的行为促成了事故发生,但他们却不应当为这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慢慢铸成的灾难负责。

1991年5月,当这份报告仍在接受部长会议燃料与能源部(Fuel and Energy Department of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的审议时,其主要执笔者、前切尔诺贝利总工程师尼古拉·施泰因贝格尔,在召开于莫斯科萨哈罗夫中心(Sakharov Center)的国际人权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Human Rights)开幕式上报告了自己的发现。他告诉与会代表,切尔诺贝利灾难之所以会发生,是苏联特有的“科学上的、技术上的、社会经济上的和人员上的种种因素”叠加后的结果。甚至连最基本的安全操作都付之阙如的苏联核工业,一直依赖着操作人员日以继夜犹如机器人一般的精准操作——尽管他们经常要面对提前完成任务和“超过计划指标”的压力,而这些会让他们几乎不得不无视操作条例上的规定。他在报告中指出,佳特洛夫和如今已经离世的四号控制室中的操作人员,的确令反应堆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下,但这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当时面对着必须完成涡轮测试的巨大压力。

“在这些环境因素影响下,”施泰因贝格尔说道,“机组操作人员和管理者做出了一个很可能导致了随后事故的决定。”但没人能够确定,因为他们都仍无法确知,当测试一旦开始,反应堆是不是会没有任何风险地停堆。尽管佳特洛夫、班组长阿基莫夫和高级反应堆控制工程师托图诺夫违反了某些操作条例,他们却对RBMK-1000反应堆的致命缺陷一无所知,而这意味着,在测试结束时插入控制棒——而不是关停反应堆——可能也会引发链式反应失控。

做出这份报告的每一个调查人员,如今都一致同意,摧毁了反应堆的那次致命的功率浪涌(power surge),在控制棒插入堆芯时便已开始。“因此,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发生,遵循了世界上最严重的安全事故的标准模式:众多小的违规操作日积月累……催生了一系列不如人意的后果和异常,尽管单独看上去都没什么特别危险的地方,但最终被某个事件触发,酿成大祸。在这个具体案例中,操作人员的主观行为让反应堆潜在的破坏力和危险得到了释放。”

施泰因贝格尔意识到,这场事故的根源,不仅在于那些设计了反应堆的人,也在于那个默许反应堆投入运行、欺瞒成风、官官相护的官僚体制。但他总结道,追问谁应该负有罪责——到底是“那些把步枪挂在墙上、意识到子弹已上了膛的人,还是那些漫不经心地扣下扳机的人”——已经不再有建设性。

但原子能工业的大佬们,对于真相的胃口并不比5年前更佳。克里姆林宫负责核工业的部长,没有立即接受施泰因贝格尔报告中的调查结果,而是下令由一个新成立的委员会进行第二次调查。这一次,委员会的成员中,满是当初撰写了1986年维也纳报告的同一拨人。迫于来自能源技术科学研究与设计院的反应堆设计师们的压力,他们把兴师问罪的罗盘指针再次转向操作人员。国家核安全委员会推选出来的两位新一届委员会成员,辞职以示抗议,而他们的顶头上司也拒绝在新的文件上签名。直到1991年8月,苏联开始滑向灭亡深渊,这个问题仍争议未决。

直到第二年,在这个苏联核安全团队所属的机构已经解散之后,它的发现,才最终作为一个附件,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最初的关于切尔诺贝利事故报告的修订版本一道出版。根据所谓的“新信息”来解释1986年报告中的不准确之处,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专家们终于揭露了围绕事故原因而进行的一系列技术上的隐瞒遮掩:在这之前发生过的一长串RBMK反应堆事故、此种反应堆的危险设计、它的不稳定性,以及操作人员在反应堆状态问题上受到的种种误导。报告用大量的科学细节描述了正空泡效应与生俱来的问题,以及控制棒“末端”效应的致命后果。

尽管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专家委员会仍旧认为,切尔诺贝利操作人员的行为,“在许多方面……都不能令人满意”,但它确认了,这场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核灾难之所以发生的主要原因,不是四号机组控制室中的那些人员,而是RBMK反应堆的设计本身。在这些人被葬入米金诺公墓6年后,这份报告终于以某种方式洗雪了亚历山大·阿基莫夫、列昂尼德·托图诺夫和其他在第六医院去世的操作人员头上的污名。但那时,这份充满诘诎聱牙的技术术语的修订版报告,除了在专业人士的小圈子里流传,几乎没有引起太多注意。回到基辅,依然对此不满的前副总工程师佳特洛夫,继续孤独地在媒体上辩称着自己的无罪,直到1995年12月死于骨髓癌,终年64岁。2008年,事故发生二十多年后,阿基莫夫和托图诺夫,以及核电厂另外的12名工程师、电工和机工,终于因为他们在4月26日那天晚上的英勇表现得到了嘉奖。乌克兰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为他们每个人追授了乌克兰勇气奖章,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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