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瓦列里·赫德姆丘克之墓

切尔诺贝利的午夜  作者:亚当·希金博特姆

2015年10月的一个傍晚,我重新来到莫斯科韦尔纳茨基大道(Vernadsky Prospekt)旁的一栋砖楼。10年前,就是在这里,我见到了亚历山大·谢甫琴科和纳塔利娅·谢甫琴科夫妇。太阳已经落山,外面冷飕飕的,但这年的第一场雪却还未落下。谢甫琴科夫妇位于九楼的公寓,之前豪华装修过,现代式的厨房闪闪发亮,洗澡间也焕然一新,但屋子里的气氛却显得冰冷单调。那只叫查理的宠物猫已经死了。纳塔利娅说她最近经常待在德国,她在那儿做着一份美容师的工作,偶尔才会回到莫斯科的家中。已经54岁的谢甫琴科太太,苍白而清癯,像一只鸟。她身上穿了一件绿色的短袖针织衫,上面点缀着粉色的滚边,染成深赭色的头发梳成蓬松的高髻。她为我泡了杯草本茶,端上一碟酥皮甜点,随后,给我讲了她丈夫的故事。

2006年与我见面时,亚历山大看起来一切都很好。年底时,纳塔利娅察觉到,他瘦了很多。即便是在那时,她依然觉得,减轻点体重对丈夫来说是件好事,这让他看起来更显年轻。他在核工程领域的新工作一切顺利,身体不错,心情也挺好。那年10月初,他们去希腊的克里特岛度了个假。有一天,他拿着一支船桨走到海滩上:“纳塔利娅,我想你跟我做个伴儿!”尽管他在二十多年前就放弃了赛艇运动,但对这项运动的热爱却一直留在心中,他从来不曾错过电视上的任何一场比赛。

他刚刚找到了一艘小艇,但需要有个搭档一起划。纳塔利娅这辈子从来没有划过船,她的丈夫却死磨硬泡:就划到海湾的那一边,就几分钟。她爬进船头,亚历山大坐在船尾。她轻点船桨,插入碧蓝的水中。这事并不容易。她太纤弱了,又没有经验,而她44岁的丈夫虎背熊腰,气力十足。她不得不疯狂地划动船桨,才能跟得上他的大长臂膀和训练有素的划桨动作,但她慢慢找到了节奏,全身心投入其中。他们终于划到岸边,纳塔利娅转过身,发现身后的丈夫高兴地喘着气,因为要跟上妻子超乎寻常的节奏而精疲力尽。“你是冠军!”他说。作为奖杯的替代品,他在附近的珠宝店为她买了一对海蓝宝石耳环。

假期结束,夫妻二人坐飞机飞回莫斯科,途中亚历山大突然感觉虚弱无力,脸上一下子血色全无。他认为这是机舱内气压变化的原因,没当回事。等到他们终于回到家中,他似乎好了起来,虽然脸色依然十分苍白。但是,常规血液检查的结果很正常,纳塔利娅以为,他不过是出差太多了,只需放慢点节奏就好了。

元旦假期之后,2007年1月初,亚历山大发了一场高烧。以为是病毒感染,他吃了点药把烧降了下来。然而,他的体温一直上下起伏,早上还很低,到晚上就蹿了上去。他们意识到,可能有些不对头。他们的儿子基里尔给医生打了电话。

他们发现,亚历山大的脾较正常已经增大了几倍,这是白血病的一个常见症状。他的血细胞计数之前误导了大家,他住进医院时,骨髓已经开始衰竭。他又回到了现在已改名为布尔纳江医学中心(Burnasyan Medical Center)的第六医院,1986年时的两位主治医生,已经82岁的安格林娜·古斯科娃和72岁的安热莉卡·巴拉巴诺娃,继续担任治疗顾问。开始时,纳塔利娅还希望,正确的治疗能让丈夫的病情得到控制,他还能再过几年正常日子。但在接下来的18个月里,他的体内长出了一个巨大的恶性肿瘤,令所有的疗法都失去了作用,就连从瑞士进口的某种试验性新药也于事无补。

2008年夏末,纳塔利娅开始做好最坏的准备。她以为,亚历山大最多活不过5天了,于是,她和儿子基里尔、亚历山大的弟弟弗拉基米尔一起昼夜轮班看护着他。纳塔利娅在家里为他做好饭,带到医院,亲自喂给他吃。然而,令所有人惊讶的是,到8月底,他居然扛了下来,突然又能站起来了。医生允许他周末回家,可以散散步,开开车,在市场里买些新鲜蔬菜。即便是在回到医院后,亚历山大依然在病床上工作。他坚持要求纳塔利娅按照原定计划在11月去巴黎出差。然而,尽管他依然保持活力,下定决心像以前那样生活,他的病情却持续在恶化。他的脸和身体都肿胀不堪,整个人完全变了个样子。

2008年10月初,病情发展已经十分确定,医生允许亚历山大回到家中,和家人共度两个星期。他每天下午都会开着车来到纳塔利娅的办公室,接她下班回家。10月25日,他过了47岁生日。他喝了香槟,许多年未有音讯的朋友和同事从全世界给他打来电话,祝他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之后一周,在他第一次踏进诺维科夫元帅大街上那栋褐色砖楼的22年后,亚历山大最后一次回到了前第六医院的大厅内。这天,他给纳塔利娅打了个电话,说他将被送入深切治疗部接受手术,没办法再打电话。那时候,25岁的基里尔已经成了一名实习外科医生,就在这家医院工作,依然每天可以见到自己的父亲。但当病房实行隔离后,禁止所有的探访,基里尔甚至告诫纳塔利娅不要到门诊去。星期六那天,两个男人还在一起说说笑笑,但到11月10日,星期一,亚历山大便陷入了昏迷。8个小时后,临近午夜之时,基里尔给妈妈打了个电话。

“爸爸死了。”他说。


在四号反应堆爆炸近25年后,2011年2月,核电站周围的30公里隔离区依然处于重度污染状态。每个地方的辐射水平变化极大且无法预料:一张看不见的放射性坠尘拼花大被,罩在这片土地之上,并深深渗入其中。在红树林的原址,苏联工程部队砍倒中毒的树木,将其埋在混凝土衬层的大坑里,上面用新鲜的泥土和沙子覆盖,又重新种上了草和松树。然而,这里的放射性依然极强,从中穿过的那条路不得不被废弃。现在,往核电厂去的车要取道东边几百米处的一条新路。一条沙土小径,穿过看似健康的针叶林,伸入远处枝干细瘦扭曲的稀疏松林,走在这条小径上,盖革计数器的电子指针从轻微的滴答作响逐渐变成稳定的洪流,直到一位导游告诉我,不该继续往前了。从这里往外,是一片光秃秃的空地,只有枯死的松针和断落的松枝覆盖其上,什么都无法生长,而盖革计数器发出的声音简直不堪入耳:一刻不停的白噪音啸叫,预示着此处的辐射水平较正常值高出了几千倍。

自从1986年夏天,第25机械化步兵师的先锋部队用篱笆桩和铁丝网立起第一道屏障墙起,几十年中,随着负责管理这里的新独立政府不断依据西方标准修正苏联对危险辐射水平的定义,隔离区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张。1993年,白俄罗斯的主要污染地区波列西耶国家辐射与生态保护区扩大后,新纳入了一块850平方公里的土地。1989年,乌克兰将隔离区西边另外一块占地500平方公里的狭长污染带也纳入隔离区中,其中就包括新疏散的波利西耶和纳罗季奇地区,由此形成的一个单独行政区,命名为隔离区和无条件(强制性)重新安置区。到2005年,彼此接壤、分属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隔离区,在乌克兰西北、白俄罗斯以南地区,形成了一块总面积超过4700平方公里的土地,根据官方定义,所有这些土地都因辐射而不再适合人类居住。

在被疏散的那些区域之外,爆炸产生的放射性核素对欧洲的污染波及甚广且为时甚久:事故之后几年,从明斯克到阿伯丁,从法国到芬兰,农场出产的肉类、奶制品和其他农产品都曾被发现含有微量的锶和铯,因此不得不被没收销毁。在英国,对北威尔士山地牧场上放养绵羊的销售禁令,到2012年才解除。后续研究发现,事故发生30年后,猎人们在捷克共和国境内森林里射杀的野猪,半数以上野猪肉中仍含有极强的放射性,不适于人类食用。

与此同时,一个引人注目的故事——生态重生与复兴的神话,也开始从隔离区中传出来。事故后,那些疏散区中的植物和动物,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不但没有被核废墟中的疾病和死亡纠缠,反而神奇地呈现出勃勃生机。这种现象的首个证据,来自爆炸后流浪于反应堆附近的三头奶牛和一头公牛。这四只动物被送往普里皮亚季附近的一座试验农场,研究者将其命名为α、β、γ和铀。起初它们均因事故后受到的急性辐射而丧失了生育能力,但慢慢地恢复了过来。1989年,在这个放射性农场,第一头牛犊诞生了。后来,试验牲畜增加到了三十多头牛,其中包括一些在隔离区外未经污染的土地上养大的个体。研究团队对两组动物的血液进行了检验。

他们希望在两组血液分析结果中找出某些不同水平辐射暴露的证据。结果,什么都没找到。

苏联解体后,随着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经济深陷衰退,政府慢慢丧失了进一步资助切尔诺贝利研究的兴趣。但有一位科学家继续留在隔离区中,他就是谢尔盖·加夏克。作为一名“清理员”,1986年夏天,他曾经连续6周、每天花12个小时清洗电厂附近汽车和卡车身上的放射性灰尘。深入这片废土之上的密林沼泽探险时,加夏克开始零星发现,很早以前就因捕猎和集体农业的影响而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其他地区消失的生物,如狼,驼鹿,棕熊,珍稀猛禽,居然在这里出现了。他的观测记录,促使人们开始以新的视角打量这片隔离区,尽管看起来十分有悖直觉:事实证明,大自然能够以全新的、不可预测的方式完成自愈。在没有人存在的情况下,植物和动物在一个放射性伊甸园里茁壮成长,欣欣向荣。

关于禁区奇迹的说法,借助电视纪录片和相关书籍的炒作,开始风行一时:传说中,慢性暴露于残留在许多区域的相对较低的放射性之下,不仅对动物种群数量明显无害,反而在某种情况下还是有益的。然而,关于这一假说的科学证据十分稀少,要不就是彼此矛盾。加夏克本人缺乏研究基金,无法对禁区内的野生动物数量开展大规模研究,其理论建立于大量猜测之上。而一支由独立研究者——来自美国的蒂莫西·穆索和来自丹麦的安德斯·佩普-莫勒担任领队——组成的科学小组,发表了数十篇与加夏克的结论相抵触的论文,并且指出,禁区内的植物和动物普遍呈现出提前死亡和畸形的模式。

1986年以来进行的关于低剂量辐射的大量研究清楚地表明,不同物种和群落对慢性辐射暴露的反应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松树的适应能力不如桦树。莫勒和穆索发现,迁徙的家燕显然对放射性十分敏感,但留鸟便不那么显著。灾难发生后数日在隔离禁区内收割的冬小麦麦种,种到未经污染的土壤中之后,长出了几千种不同的变异植株,而其后每一代的遗传特性都十分不稳定,即便是在事故过去25年后依然如此。然而,一项2009年的研究在分析了生长于反应堆附近的黄豆后发现,这种植物发生了分子层次的改变,以保护自己免受辐射影响。

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依然信心十足地坚称,禁区附近的人群不会因为事故导致的后果而产生遗传缺陷或生殖缺陷。此前数十年的研究表明,尽管哺乳动物的胎儿在子宫中接受辐射暴露会导致出生缺陷,但由此而导致人类遗传变异的风险,却小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但一些研究者坚持认为,没人能够真正确定,人类会不会像其他低等生物一样,受到持续性DNA损伤和长期适应性改变的影响,而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可能需要花上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他们争论说,针对慢性辐射暴露在每个物种身上造成的遗传缺陷的研究,结果通常都是程度轻微且多变的,只有在几代之后才会显示出决定性的结论,而人类的潜在遗传改变可能需要数百年的时间才会完全展现出来,毕竟,到2011年为止,随着清理员的子女开始为人父母,切尔诺贝利的影响也只不过传到了第三代。“这是我们想要知道的,”莫勒解释说,“在辐射导致的变异问题上,我们到底是更像家燕呢,还是更像黄豆?”


随着切尔诺贝利灾难25周年(2011年)纪念逐渐临近,乌克兰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方案,将隔离区开放为旅游景点。“切尔诺贝利地区并不像整个世界想象的那么可怕,”一位女发言人对某个英国记者说,“我们希望同大型旅游公司合作,吸引西方游客,这个市场需求很大。”有关当局已经容忍了一千多名农民偷偷回到他们位于禁区内的祖传老宅,他们选择在那里与世隔绝地度过余生:作为“核保护区中的土著”,靠着自己种植的水果和蔬菜维持生存。如今,在当地工作的研究者开始担心,这一新的提议会成为重新开放禁区、全面允许居民入住的前奏,而这让他们不寒而栗。谢尔盖·加夏克便是其中一个,他希望这个区域可以成为永久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让驼鹿和猞猁在猎人无法进入的地方自由生活;莫勒和穆索,则担心暴露于环境中残留的诱变剂之下,会给居民带来长期的健康影响。

但在25年之后,关于这场世界上破坏力最大的核事故的集体记忆,已经慢慢变淡,慢慢缓和。随着石油价格的飙升和全球变暖的加速,各国政府开始重新考虑核电的可行性。三十多年来,首个在美国境内建造新核电厂的合同已经在酝酿中。2011年3月初,乌克兰宣布在离切尔诺贝利不远的地方兴建两座新反应堆的计划。2011年3月11日,基辅城中的政府仍在紧锣密鼓地筹划着禁区的未来,这时,传来了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核电站的消息。

这场灾难牵涉3台由通用电气公司建造于本州岛(Honshu)东北岸的反应堆,它的发生过程,如今人们已经很熟悉,只不过这一次是在电视上现场直播出来了而已:冷却剂流失导致反应堆熔毁,氢气逐渐累积到危险的程度,随后发生了数起灾难性的爆炸。没有人因为直接的辐射释放而丧生或受伤,但从邻近区域疏散了30万人,而那里将在未来几十年中一直处于污染状态。在紧急清理行动早期,机器人显然无法在核电厂安全壳建筑内的高放射性环境中运行。日本士兵被派进去执行这一任务,生物机器人再次打败技术,赢得了这场皮洛士式的胜利(Pyrrhic victory)[Pyrrhic victory,皮洛士是一位古希腊国王,曾率兵至意大利与罗马交战,付出惨重代价后取得胜利。译者注。]。

那种发生在切尔诺贝利的一切,都不过是百万年一遇之意外的论调,被福岛事故一击即溃,而这起事故,也将新一轮核能复兴扼杀在摇篮中:日本政府立即将余下的48座核反应堆断网停堆;德国也关停了17座反应堆中的8座,并宣布打算在2022年前将剩下的也一律关停,转向可持续能源;在美国,所有关于新建核反应堆的既有方案都被中止或取消了。

然而,经历了重重考验的核电,依然顽强地坚守着阵地。日本福岛灾难发生七年多之后,美国仍拥有100座合法运营的反应堆,其中就包括位于三里岛的一座;法国75%的电能仍由核电厂发出……一些环保主义者指出,人类根本无法对和平原子的承诺与恐怖转过身去视而不见。全球电能需求正呈现着几何级数的增长:据预测,到2050年,人类的能源需求量将翻倍。尽管人们日益确定,燃烧化石燃料导致了灾难性的气候变化,从而令稳定碳排放变得势在必行,煤炭仍是全世界使用最广泛的能源。在美国,化石燃料电厂排放出的细颗粒物每年导致13,000人死亡,而在全球范围内,每年有300万人因为燃煤电站和石油电站排放的空气污染而丧生。即便只是开始正面应对气候变化,在接下来的35年中,整个世界需要创造出来的额外发电能力,也必须是使用清洁能源的发电能力,然而,无论是风能发电、太阳能发电、水力发电,还是地热发电,或是将它们组合在一起,都不具备填补供应缺口的潜力。

核电站不会释放二氧化碳,而且从统计数据上看,比任何一种与之竞争的能源工业——包括风力机在内——都更安全。而且,在这项技术问世七十多年后,工程师们终于开始研发设计重点为发电,而不是制造炸弹的反应堆了。原则上,这些第四代反应堆要比它们的前几代更廉价,更安全,个头更小,效率更高,也更少毒副作用,因此可能成为一项拯救世界的技术。

1986年,距离四号反应堆爆炸发生不到一个月,在美国爱达荷州西部的阿尔贡国家实验室(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一个核工程师团队不事声张地成功展示了第一个这样的集成式快中子反应堆(integral fast reactor)。即便发生了曾经摧毁三里岛二号反应堆,或是在切尔诺贝利和福岛带来灾难性后果的那些情况,这种新型反应堆也是安全的。而由位于田纳西州的橡树岭国家实验室(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研发出的、以钍(thorium)为燃料的液态氟化钍反应堆(liquid fluoride thorium reactor,LFTR),是一个更先进的概念。钍的储量比铀更丰富,更难加工处理为制造炸弹的原料,而且在反应堆中燃烧得更高效,生成的有害放射性废料更少,且半衰期只有几百年而不是上万年。液态氟化钍反应堆可以在大气压力下运行,甚至不需要达到临界状态,因此也就不需要建造巨大的安全壳来防御因冷却剂流失而导致的事故或爆炸。它的建造规模可以相当紧凑,每座钢铁厂或小城镇都能拥有自己的地下微型反应堆。

2015年,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开始资助与这些第四代反应堆类似的研究项目,试图找出面向未来的碳中和电源(carbon-neutral power source)。到这时为止,中国政府已经召集了700名科学家,攻关建造世界上第一座工业级的钍反应堆,作为向污染宣战举措的一部分。“煤电的问题已经很清楚了,”这个项目的工程负责人表示,“核电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随着事故30周年纪念的临近,禁区开放了从基辅出发的常规观光旅游项目,表面上看起来,国际科学界已经就切尔诺贝利浩劫的长期健康影响达成了共识。因为苏联的医学档案记录在重重保密和掩盖真相的措施下,已变得支离破碎、敷衍了事,联合国下属的众多非政府组织便充当了解读这场灾难的官方科学权威的角色。每一个事故五周年纪念到来时,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原子辐射影响问题科学委员会(UNSCEAR)和国际原子能机构都会步调一致地得出同样的结论: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公共健康影响“并不像最初担心的那么严重”。

根据切尔诺贝利论坛(Chernobyl Forum),一个与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等国政府有合作关系的联合国研究小组的估算,到2005年,约有4000名事故发生时处于儿童期的人,因为来自反应堆的碘131而患上了甲状腺癌,其中9例因此死亡。他们预计,在污染程度最严重的那些前苏联地区,事故释放出的辐射可能会导致多达5000人患上可致死的癌症,这只是整个欧洲预计会因该次灾难而额外增加的25,000例癌症中的一部分。联合国的科学家认为,相对于生活在受影响地区的500多万人口来说,这些数字很难说有统计上的显著性。他们更倾向于将放射性坠尘污染区的大多数疾病归因于心理因素——“令人丧失能力的宿命论”(paralyzing fatalism),相当于苏联时代的“放射恐惧症”(radiophobia)这个词的最新版本。在10年后的一份跟踪报告中,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在清理员中最新发现的白内障患病趋势,使得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Radiological Protection)下调了核工业工人的安全辐射暴露值。他们还注意到,接触过慢性、低剂量辐射的清理员中,心血管发病率有所提高,但也同时指出,这可能是由其他原因导致的,比如不合理的膳食、缺乏锻炼以及心理压力等。

因为在第六医院的工作,罗伯特·盖尔医生一度成为大众媒体上的小名人和辐射医学领域中的大人物。他已经公开发表声明,从医学的角度来看,是时候跟切尔诺贝利告别了。“基本上这儿没什么可搞的了,”他说,“没什么可搞的……也不会有什么可搞的。”

然而,这些结论所依据的几乎所有研究,要么是以清理员人群——通常是暴露于大剂量辐射下的那些人——为对象,要么是针对甲状腺癌患者的,要么就是根据宽泛的风险—保护模型而推算的。几乎没人试图确立一个国际公认的数据库,对这场灾难对普通人群的长期影响进行跟踪调查,就像那项1945年原子弹爆炸后对日本幸存者长达70年的研究一样。联合国机构以民间人士进行的辐射剂量测量不可靠为理由,放弃进行任何全寿命周期研究,因此,理解低剂量辐射对人类长期影响的宝贵时机,就这样失去了。因为没有大规模的流行病学研究,来自世界各国的独立科学家只好继续零散地记录下受影响地区居民的“内分泌、肌骨骼、呼吸道和循环系统问题,以及恶性肿瘤发病率的上升,尤其是乳腺癌和前列腺癌”。

而在这个留下来的空白地带,对放射性和核能真实威胁的焦虑与误解,继续泛滥蔓延。


在莫斯科、基辅和明斯克,以及遍布前苏联境内的城镇村庄,对于那些亲历了发生在1986年4月的一系列事件的幸存者们,生活仍在继续,尽管他们的年岁渐长、健康状况日益恶化。

在乌克兰东部城市第聂伯罗(Dnipro),我和率领第一批直升机飞行员在反应堆上空进行空投的鲍里斯·涅斯捷罗夫上校聊了聊。他说,外科医生已经切除了他1/5的肠道,但已经79岁的他,还在继续飞行。

在一位前克格勃少校位于基辅郊外的别墅花园中,他解释说,前一天晚上他生病了,本想取消我们的这次会面,但他的妻子劝他改变了主意:这或许是他最后一次有机会把所知道的一切说给别人听了。坐在自己位于国家公园旁、银装素裹的乡间小屋中,曾经参与扑灭三号机组屋顶起火的亚历山大·彼得罗夫斯基,认为是新鲜空气和每天在附近河里游泳的生活方式救了自己,才让他免于被在前战友中蔓延成灾的抑郁和酗酒所困。然而,当年一边对着瓶子痛饮苏联香槟、一边飞速赶往爆炸现场的彼得·赫梅利,却仍在工作,并且坚持要从他办公室桌上手枪形状的酒瓶里为我倒一杯上乘干邑白兰地。

我第一次见到玛丽亚·普罗岑科时,这位普里皮亚季的前任总建筑师已经快70岁了。她自己一个人和六只猫住在基辅近郊的一间公寓里,靠着一副磨损严重的铝手杖艰难地走动。有一次她把自己锁在了门外,于是试图从邻居家的阳台上爬进自家公寓,那是她从前轻而易举便能做到的事,但这次却从四楼上摔了下来。医生告诉她,她可能没办法再走路了。但她却证明他们全都错了,并且继续每天前往城中的萨尔瓦多·达利艺术学院(Salvador Dalí Art Institute)教授室内设计。身穿一件优雅的深灰色套装,搭配乳白色衬衫,领口上别着一枚苏维埃建筑师协会(Union of Soviet Architects)的徽章,她说,那场浩劫刚过去时,她曾经很害怕谈起自己所亲历的一切:“因为我知道结果会是怎样……我祖父的前车之鉴对我来说已经够深刻了。”但如今,她会细致入微地描述每一件事的细节,带着那种老兵对旧日辉煌大加渲染、却略过那些最黑暗时刻的怀旧情绪。她仍在为丈夫和儿子的故去而悲痛,两人均已因癌症去世。她的女儿,曾和父亲一起看着电影度过了在普里皮亚季的最后一个下午,则完全不想讨论发生的一切。第二年我们再次见面时,普罗岑科给我带来了自制的复活节礼物,她的清理员证件的原件,以及在禁区中那漫长的几个月里使用的笔记本。“这上面仍有辐射的臭味……有点儿像雨——那是臭氧。”她说。当我无法分辨出这种气味时,她在桌旁俯下身去,将页面上的尘土直接吹进了大惊失色的我的鼻孔中。

“哈!”她嗤笑了一声,眼睛里闪着顽皮的神气,“如果你需要为这个担心,我就根本不会把它带来啦!”

我找到维克托·布留哈诺夫的那天,是个秋日的上午,离他的80岁生日只有几天时间。他和妻子瓦莲京娜还住在他出狱后两人一起居住的那间4层楼的公寓里。布留哈诺夫已经因为视力下降而从乌克兰能源部退休了,那之后,他变得日益离群索居。两次中风让他几乎失明,整张脸也变得麻痹无力,但他的思维依然敏锐。他回忆起了自己刚到切尔诺贝利那几个星期里的意气风发和雄心壮志,以及与各级党内领导打交道时的艰难。他谈起了在普里皮亚季的一片沼泽中,从无到有地兴建一座城市所面临的重重挑战,以及越来越庞大的计划,越来越多的反应堆,准备在河对岸兴建的核电厂二期工程。但当话题转到摧毁了四号机组的那场事故发生当晚时,他缓缓地从椅子中站起来,走进了另一间屋子,留下他的妻子继续讲述这个故事。

几个月后我重新拜访他们时,布留哈诺夫遭遇了第三次中风。他重重地摔倒在地,左臂骨折了,医生用灰色泡沫吊臂带给他打了个十分复杂的固定,悬垂在小腹之前。躺在公寓后间的一张绿丝绒沙发上,脑袋后面垫着一堆枕头,布留哈诺夫上身穿一件浅蓝色的T恤,下身是海军蓝的运动裤,脚上裹了一双厚厚的袜子。他的头发全白了,剪得很短,皮肤干枯如纸,颜色也惨白如纸。他那双深蓝色的眼睛茫然地注视着半空,没受伤的那只手不停地颤抖着。但当他说话时,尽管麻木的嘴唇和松弛的舌头令词句混淆不轻,语速却还是和以前一样快。他为自己在爆炸当晚所采取的行动辩护,坚持说,他是直到第二天坐在直升飞机里绕着四号反应堆飞行时才首次获知反应堆全毁的消息。在审判中,他承认自己作为一名管理者对所发生的一切负有罪责,但这只不过是他的工作而已。“厂长对核电厂中发生的一切及其员工都负有主要责任。所以我必须负责。”

他坚称,他之所以没有费力气在法庭上替自己辩护,是因为心知肚明,上面已经对将会发生的一切做出了决定。而苏联解体之后,他更没兴趣向乌克兰当局提出澄清罪名的请求。“这完全没意义,”他说,“没人会管这事的。”

但就算他承认说,自己仍会为对这场事故负有的责任而愧疚,可在谈起这件事时,他的口气仍像是在讨论某个行政上的技术细节。“我依然觉得对那些人员和建设安装负有责任。”

而当我请他说说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时,那些潜伏已久的雄心壮志重新又复苏了。他挣扎着要坐起来。

“我最遗憾的,是没能活着看到我位于10层楼顶楼的办公室,那能让我将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尽收眼底。”他说。

瓦莲京娜明显被这突如其来的苏联式技术专家的狂傲自大搞得不知所措,她用一条波点手绢拭去丈夫嘴角溅出的唾沫星子。“我没听懂,维佳,”她跟他说,“我没听懂。”

“根据计划,要建起一座10层的高楼……”他刚开了个头,便转移了话题,“我开玩笑的,当然。”

之后,这位老人失明的双眼迎上了我的视线,他的眼光凌厉,闪着蓝宝石的光芒。有那么一刻,我感觉核电厂厂长维克托·布留哈诺夫,这位社会主义劳动红旗手奖章和十月革命奖章的获得者,正直直地盯着我,而很可能,他根本就没有在开玩笑。


2016年4月26日那天早上,普里皮亚季美丽宜人的天气骤然变冷,寒风如刀,沿着普里皮亚季河直向电厂那边刮去,暴雨如鞭,从铅云低垂的空中倾盆而下。摇摇欲坠的石棺上,立起了一个高达数百米的巨大拱形建筑,曾经的“巧克力大王”、乌克兰总统彼得罗·波罗申科就站在那下面,对着一个话筒。他那被放大的声音回旋在不锈钢的屋顶下,听起来就像是一部粗制滥造的希腊神话电影中的众神之王宙斯正在发话:

“撒旦沉睡在普里皮亚季之旁。

他躺在那里,这个该受诅咒的魔王,伪装成普里皮亚季河岸上的一株枯柳,躺在这条曾经蔚蓝清澈的河流的岸上。”

正对着总统讲台的,是一群身着灰蓝色夹克的建筑工人,他们被拦在荧光橙色隔离带之后,跺着脚取暖。

“一支黑烛在原子钟上为他点亮。

荒弃的村庄也躺在那里,因为他而悲怆。

他的根如利爪插入沙土。

风声呼啸着钻进他空洞的耳孔。”

在波罗申科身后,重型卡车和挖掘机费力地堆起了一个土坡,穿着橡胶靴子、带着口罩的男人们,巡行在矗立于四号机组废墟周围的一栋新建筑的阴影中。每当一阵冰寒彻骨的冷风向这位总统刮去,γ辐射的水平便会急剧升高。便携式辐射剂量计不停发出报警声,这个施工现场依然处于严重污染之中,在外面进食或饮水都是被禁止的。

“他在房子上涂写下流的语句。他偷走了圣像,丢下自己的面具。现在,他要安睡了。

这是他的国度。他是这里的君王。”


朗诵结束后,波罗申科发表了一席演讲。国家电视台对他的演讲进行了现场直播,以此纪念切尔诺贝利灾难30周年。他谈到了这起事故在乌克兰独立和苏联解体中起到的催化剂作用,并将这件事定义为一系列危及国家存亡的事件之一,列在苏联卫国战争和2014年里米亚事件之间。他谈到了事故的长期代价,11.5万人永远无法回到自己在隔离禁区中的家,250多万人生活在被放射性核素污染的土地上,还有数十万计的切尔诺贝利事故受害者,仍将需要来自国家和社会的支持。“这场浩劫所导致的后果,仍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他说,“它的沉重负担落在乌克兰人民的肩膀上,很不幸,我们离永远战胜它的那一天还很远。”

这位总统随即转向在他四周的建筑工地上拔地而起的亮闪闪的拱形建筑,设计师将其命名为“新安全壳”(New Safe Confinement)。他宣布,这个新的建筑结构“将像一个巨大的穹顶一样把石棺盖起来”。仍未完工的这个项目,源自当初库尔恰托夫研究所1990年综合体探查行动所唤起的恐惧,1997年,七国集团(G7)制定了一系列实施方案,却因为谁该为此买单的争执与角力而推迟了十多年。尽管对建设资金加以严格管理,以防贪腐成风的乌克兰政府从中渔利,这一项目最终完工时的官方造价还是高达最初预计的3倍,超过了15亿欧元。全球43个国家联合捐献了这笔巨款。按照设计,这一建筑可以将老化的石棺稳定地密封起来。它是人类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民用工程项目之一:这座108米高的巨型钢拱足以将自由女神像装在其中,里头安装了各种通风和除湿设备,其体量相当于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3倍。

“新安全壳”的建筑师们所面对的各种问题,自打1986年中型机械制造部US-605建设小分队的专家们放下手中的工具后,就从来没有在任何其他建筑项目中遇到过。四号反应堆的放射性仍相当强,无法在其周围开展工作,因此这座钢拱是在400米外的一个单独的施工现场建造起来,然后再由法国承包商使用轨道和数十个液压活塞将其滑动就位。重达36,000吨的钢拱是人类建造过的最大的陆上可移动结构。即便有着专门建造的混凝土辐射屏障的保护,现场地每个工人都需要被严密监测辐射暴露水平。工作时间长则几小时,短则只有几秒。

然而,波罗申科表示,他有信心,在国际援助的支持下,其中包括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uropean Bank of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新注入的8750万欧元,他的国家会见到工程完工的那一天,从而最终将这场灾难变成历史。“乌克兰人民是坚强的人民,”他说,“就算是核恶魔,我们也可以战胜。”


6个月后,薄雾和雪再次降临,将普里皮亚季城边的原野变成了一片银白。波罗申科站在欧洲银行的高管、法国驻乌克兰大使和已经88岁高龄的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汉斯·布利克斯身边,参加一场盛大的落成典礼。就在维克托·布留哈诺夫与来自莫斯科的苏联党政高官曾经喝着干邑白兰地,为他们的宏大项目打下奠基桩的那个地方不远处,立起了一座有暖气的帆布帐篷,那里面,一群西装革履、衣食无忧的人也在以香槟、开胃小吃和一盘盘的泡芙庆祝。入口处,身着海蓝色套装、系着鲜红颈巾的年轻女子,将可以挂在脖子上的纽扣式辐射剂量计分发给宾客,用来监测辐射暴露水平。另外一些人走进了雪地里,以外面那座伟大的民用建筑奇迹为背景自拍。终于推送就位的“新安全壳”巨拱,将石棺黑魆魆的剪影完全包在了里面。当阳光透过阴沉沉的云层射下,钢拱在秋日里闪闪发亮。

作为好大喜功的最新证据,完工的建筑结构以体量之巨大弥补了造型优雅的欠缺,但倒也颇符合一座飞机库或市郊购物中心式的审美。在莫斯科,最早的那些石棺的建筑师们对它大加嘲笑,坚持认为这是个荒唐而徒劳无功的工程。但如果它真的能发挥预想中的作用的话,“新安全壳”可以将四号机组的废墟万无一失地再封闭个几百年。“我们合上了一个伤口,一个核伤口,一个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伤口。”汉斯·布利克斯对在场群众说。新的建筑还将成为瓦列里·赫德姆丘克最后安息之地的一座纪念碑,一座放射性陵墓,用以纪念成为事故直接受害者的那几代人。

工程师们希望,环绕在它遗体周围的“新安全壳”,可以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令拆解四号反应堆熔化堆芯残骸的工作最终得以进行。然而,即便在最终竣工期限即将到来时,也没人知道,到底该怎样完成这项工作。不止一位资深核专家担心,即便到了现在,那场浩劫发生三十多年后,无论是人还是机器,都无法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工作。

切尔诺贝利的午夜
2016年4月的普里皮亚季城,地平线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和新安全壳的拱形建筑依稀可见。事故发生三十年后,这座原子城已经几乎完全被大自然重新接管

上一章:十九 下一章:尾声
网站所有作品均由网友搜集共同更新,仅供读者预览,如果喜欢请购买正版图书!如有侵犯版权,请来信告知,本站立即予以处理。
邮箱:yuedusg@foxmail.com
Copyright@2016-2026 文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