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0月，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夫从苏联科学院院长和库尔恰托夫研究所所长的职位上退休，但他一直工作到1994年2月去世为止，终年90岁。他从未承认自己对四号反应堆的爆炸负有责任，并在去世前不久接受的一次访谈中，继续将所发生的一切归咎于核电厂的操作人员：“你驾驶着一辆轿车，把方向盘打错了方向——一场事故就此发生了！”他说，“这难道应该怪在发动机头上吗？还是轿车的设计师？每个人都会说：‘该怪那个不熟练的司机。’”

尼古拉·安托什金少将于1989年调回莫斯科，升任上将，后来一手创立了苏联的第一支飞行表演队。作为俄罗斯联邦前线航空部队的指挥官，他主导了车臣战争期间的空袭行动。1998年，他从空军退休，随后于2002年成为苏联英雄协会主席。2014年，安托什金作为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成员，被选入俄罗斯国家杜马。

1997年，汉斯·布利克斯卸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3年后，他被联合国重新召回，出任联合国监测、核查和视察委员会负责人，负责监督检查伊拉克是否遵守了销毁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承诺。2003年2月，他主导的委员会得出结论，伊拉克不存在这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然而，一支以美军为首的由12.5万人组成的大军，依然在一个月后入侵伊拉克。这之后没多久，布利克斯永远地离开了联合国。

直到苏联解体前，中型机械制造部US-605建设小组第三班次的总工程师列夫·博恰罗夫，一直负责监测上报石棺是否完好无损。1996年，他作为俄罗斯小组成员，向乌克兰总统提交了俄方的结构替换方案，但因欧洲提交的方案更受青睐而被拒绝。20年后，已经81岁的他仍充满活力地与妻子生活在由他自行设计的、位于莫斯科西部兹韦尼哥罗德市的大宅中。

在事故发生后的近20年中，亚历山大·博罗沃伊继续负责对石棺内部进行探查和监控，并最终锁定了建筑物内95%的失踪燃料的位置。他帮助设计了新安全围堵体的初始概念，从那之后，一直致力于切尔诺贝利档案记录和实际操作教训的编目与保存工作。

普里皮亚季市委会解散后，亚历山大·叶绍洛夫被重新安置在位于基辅郊外伊尔平的一所新房中，并最终在乌克兰能源工业的某个政府机关找到一份新工作。他开始投身于写作，迄今为止已经发表了27本书，其中许多是儿童探险故事。他仍在案头保存着普里皮亚季市长办公室的官方印章，并在闲暇时间偶尔作为导游带领外国游客访问这座遭废弃的城市。

罗伯特·盖尔医生在事故发生后的几年中频频重返莫斯科和基辅，成为一个在苏联家喻户晓的人物。1988年，他发表了关于这段经历的回忆录《最后警告》（Final Warning）。该书后来被改编为电视电影，由乔恩·沃伊特饰演盖尔，贾森·罗巴兹饰演阿曼德·哈默。作为享誉世界的核灾难医疗应对专家，他到过多个大型辐射事故的现场，其中包括1987年的巴西戈亚尼亚和2011年的日本福岛。

跌下权力宝座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创办了一家总部设在莫斯科的慈善基金会和智库，努力维持其对俄罗斯政局的影响力。1996年，他参加了俄罗斯联邦总统大选，但仅赢得了不到1%的选票。后来，他一直坚持说，是四号反应堆的爆炸，而不是被他自己搞砸了的改革，促成了苏联的解体，尽管他拼命想要保全。2006年4月，他写道：“20年前的这个月，发生在切尔诺贝利的核灾难，或许是苏联在5年后解体的真正原因，而不是因为我推行了‘改革重建’。事实上，切尔诺贝利的浩劫是一个历史转折点：灾难之前，是一个时代；灾难之后，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

安格林娜·古斯科娃医生发表了大量论文，讨论她在第六医院治疗病患期间的发现。此外，她还在全俄罗斯的核电厂举行巡回讲座，教育那里的员工从事故中吸取教训。直到2015年以91岁的高龄去世，她一直都是核能发电的积极提倡者，并继续工作于布尔纳江医学中心。

在执行完对隔离区的最后一次侦察任务后，亚历山大·洛加乔夫开始四处游说，力图让民防军第427机械化团在事故前线发挥的带头作用得到莫斯科的承认。1987年，他获得了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及其夫人赖莎·戈尔巴乔夫面前陈述整个过程的机会。最终，该机械化团的64名成员均被颁发了奖章和奖金。然而，就在与总书记会面后，洛加乔夫接到命令，立即被派往西伯利亚。1989年，他从苏联武装部队复员，目前是一位替代疗法治疗师。

2014年5月，韦尼阿明·普里亚涅齐尼科夫死于胃癌并发症，终年70岁。

玛丽亚·普罗岑科仍在基辅教授艺术、设计和建筑。每年的4月26日，她都会带上因担任“清理人”而授予的奖章，并在悼念事故遇难者的纪念碑前献花。这之后，她会向学生讲述她记忆中的那场灾难及其后续事件，并回答学生的提问。她已有三十多年没回过普里皮亚季了。

1986年秋天，克利夫·鲁滨逊辞去了在福斯马克核电站实验室的工作。此后，他花了一年时间对当年春天降落在瑞典国土上的放射性雨进行研究，试图以此获得博士学位。但最终，他成为了乌普萨拉市的一位高中物理老师，至今仍生活在那里。

1990年底，苏联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逐渐在苏联经济改革问题上与戈尔巴乔夫分道扬镳，随后突发心脏病。第二年，他在俄罗斯联邦第一次总统大选中输给了鲍里斯·叶利钦。从此，他便开始大声呼吁恢复苏联与计划经济。2014年，84岁的他因为在克里米亚半岛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而遭到美国政府制裁。

鲍里斯·谢尔比纳继续负责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后续清理工作，直到1988年12月，一场夺去2.5万人性命的灾难性大地震发生于亚美尼亚，他随即被戈尔巴乔夫派往当地，担任一个新成立的委员会的负责人，统筹调配苏联的灾后应急工作。然而，当谢尔比纳赶到那里时，在切尔诺贝利吸收的辐射已经显著损害了他的健康，而新的灾情的巨大压力也令他不胜重负。6个月后，他卸下了在部长会议上的所有职责。1990年8月去世，终年70岁。

事故后，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一直坚决反对“公开性”和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兴起，并继续掌权数年之久。1989年9月，他被戈尔巴乔夫从中央政治局开除后，将乌克兰共产党的控制权交给了他的副手，并宣布退休。备受打击的他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之后不到一年，便于1990年2月16日离世，终年71岁。1993年4月，刚刚独立的乌克兰检察长办公室在长达一年的调查后得出结论：谢尔比茨基及其资深内阁成员有意隐瞒了切尔诺贝利事故的真相和乌克兰境内的灾后辐射水平，未能履行其保护共和国人民的职责。因为谢尔比茨基已经死亡，按照乌克兰法律规定无法被起诉，这起更像是一出政治闹剧的案件在审判开始前被撤回。

乌克兰能源部部长维塔利·斯克利亚罗夫很快便适应了后苏联时代的世界，成为国有电力能源基础设施私有化的热情鼓吹者。不过，基于经济和生态考虑，他反对建造新的核电站。1993年，在当了30多年“电力人”之后，他辞去了部长职位，成为当时担任总理的维塔利·马索尔的个人顾问。在核心禁区工作的那几天，他吸收了80雷姆的辐射，但直到年过八旬，他的身体还一直十分健康，并继续去以前政府分配给他的位于孔恰-扎斯帕的别墅度假。

在被强制退休后，叶菲姆·斯拉夫斯基在莫斯科的一所豪华公寓中度过余生。晚年，他的听力日益下降，而且常常陷入对当权岁月的回忆。愤怒地目睹他奉献终生的政治体系分崩瓦解后，他于1991年11月去世，终年93岁。

事故当晚身处四号机组控制室的鲍里斯·斯托利亚尔丘克，在辐射暴露后幸免于难，并在事后重返核工业工作。2017年，他被提名为乌克兰国家核管理监察局的代理局长。

因辐射患上白血病的尼古拉·塔拉卡诺夫少将在第六医院接受治疗后，重返苏联救灾部队，并参与了1988年亚美尼亚地震的灾后救援。他在医院中开始写诗，前后出版了30本书，并在美国巡回演讲，介绍自己在核心禁区的工作以及核事故的后续风险。2016年，82岁的他宣布，由他撰写的名为《最高总指挥官》（Supreme Commander in Chief）的弗拉基米尔·普京传记即将出版。

用在“特别禁区”担任“清理员”工作6周赚到的1400卢布，弗拉基米尔·乌萨坚科为自己买下了第一台彩色电视。1990年，他被选入乌克兰议会，担任一个专门负责乌克兰境内与这场灾难和核能相关的科学、社会及法律问题的小组委员会主席。

在瓦列里·列加索夫自杀、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夫退休后，叶夫根尼·韦利霍夫院士在1988年被任命为库尔恰托夫研究所所长。他于1992年当选该机构总裁，成为多国协作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反应堆计划（ITER）中俄罗斯团队的带头人，共同研发试验性质的等离子聚变反应堆。2001年，在俄罗斯总统普京于联合国千年峰会上倡议多国协作研发新的核能技术后，他被普京任命为俄方项目负责人。

检察官谢尔盖·扬科夫斯基没有参加对他亲自帮助定罪的六名事故责任人的审判，而是回到他原本负责的方向，继续办理谋杀和腐败案件。1995年，他被调到乌克兰拉达（议会）工作，开始推动将关于切尔诺贝利事故的57卷调查材料从莫斯科转回基辅。8年后，当他离职时，那些装有文件和录影带的档案箱，依然保存在俄罗斯最高法院的地下室中，被列为最高机密。2017年春天，61岁的他住在基辅的一家国家疗养院中，刚刚从一场疾病中恢复。“在那些文件里，有很多东西，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他说。

纳塔利娅·谢甫琴科如今生活和工作在莫斯科，住在离儿子基里尔、儿媳和三个孙辈很近的地方。

抽空四号机组地下室积水后，彼得·“驼鹿”·兹博罗夫斯基大尉被提升为少校。他还被颁予红星勋章，并因为“对新设备和武器的出色掌握”而获得通报嘉奖。1993年，他被转到民防预备役，开始时担任护理员，随后成了一名保安。但他逐渐失去了引以为傲的力量，经常休克，骨头也越来越容易骨折。他死于2007年，年仅5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