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项目的源起，可以追溯到多年前的一个故事。最早在新闻中听到它时，我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几十年后，作为一名作家，我又重新将它拾起。在这期间，我得到了世界各地的朋友与同事的大力帮助。这本书的灵感，来自那些生活被四号反应堆爆炸所改变的人们，那些同意与我分享他们在普里皮亚季、切尔诺贝利电厂和苏联其他原子城市与设施中所度过的时光的采访对象；也正是因为他们，这本书才成为可能。从我在莫斯科与亚历山大·谢甫琴科和纳塔利娅·谢甫琴科第一次见面的那个阴郁的下午开始，许多人向我敞开了他们的家门，对我展示了极大的善意、殷勤与耐心，即便是在谈论那些最令人痛苦难忘的事件之时。对于所有那些同意接受一个来自外国的陌生人的交叉质询，只是为了让他们的经历为更多人所知的采访对象，我深怀感激。我还要感谢Anna Korolevska，她帮我联系上了许多灾难的目击者，以及Elena Kozlova、Tom Lasica、Maria Protsenko和Nikolai Steinberg，他们为我提供了关键线索和情况介绍，这些信息对于准确重现事件经过至关重要。

我在切尔诺贝利的首次采访之所以能够成行，要感谢《观察家杂志》的编辑Allan Jenkins和Ian Tucker。一番激烈讨论后，他们充满信任地把一厚沓现金装在信封里交给我，派我前往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之后，《连线》杂志位于伦敦和旧金山的编辑帮助我完成了对隔离区的几次后续短期访问，尽管每一次动身之前，我都跟他们发誓这会是最后一次。在我开始为这本书而进行采访时，我很幸运地从Piers Paul Read那里得到了许多忠告。他从来不吝付出他的时间，总是鼓励我。此外，从Natalia Lentsi、Andrey Slivka、Micky Lachmann、Fiona Cushley和Matt McAllester那里，我也得到了许多在曾经的苏联国家旅行访问的实用指南。

Katia Bachko、Peter Canby、David Kortava、Tali Woodward、Joshua Yaffa和Polina Sinovets都帮助指点我采访到了那些只说俄语的著名研究者和我在别处提到的事实核查者。在Eugenia Butska、Anton Povar和Gennadi Milinevsky的帮助下，我才得以探访普里皮亚季城、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和隔离区的许多一般人难以履及之处，这对于本书的叙述至关重要。我也想要向Andrea Gallo、Inna Lobanova-Heasley、Michael Wilson、Michael D. Cooper和Gunnar Bergdahl在整个过程中的协助表示感谢。

在乌克兰采访的这些年，我有过许多令人难忘的愉快经历，其中，我想特别感谢Roman Shumeyko的极品手抓羊肉饭，还有在湖边畅饮的那个美妙的晚上。在美国这边，我对Rose George、Greg Williams、James和Ana Freedman、Yudhijit Bhattarcharjee、Brendan Koerner、Julie Satow、Ted Conover、Evan Ratliff、Nick Thompson和Keith Gessen给予我的宝贵建议与支持深表感激。

感谢乌克兰国家记忆研究所的Ihor Kulyk和工作人员，以及威尔逊中心冷战历史项目的Christian Ostermann和研究人员，他们帮我找到并翻译了乌克兰的许多关键档案文件。感谢纽约公共图书馆研究部门的Melanie Locay和工作人员，让我有机会接触到那些我本来不敢奢望有可能亲手触碰的材料，并给予我使用艾伦阅读室的特殊待遇，我十分享受在那里度过的时间，而宁静的氛围也令我可以充分地利用那些材料。

在最初起念到最后成书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一直依赖着来自图书代理人Edward Orloff温和有礼、冷静自若的指点。我还要感谢Millicent Bennett、Henry Vines、Michelle Kroes和Scott Rudin，他们都从很早的时候就对这一项目充满信心。在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Jon Karp和Ben Loehnen从一开始便和我一样，对这个故事充满热情，对手稿提出了精到的反馈意见，最后还帮我起了这个超级棒的书名。在常常令人迷惑的图书出版过程中，Amar Deol扮演了一个极其专业的牧羊人的角色，而Kayley Hoffman、Phillip Bashe和Josh Cohen则改正了我无数的拼写和表达错误。

Katie Mummah、Rob Goldston、Frank Von Hippel和Alexander Sich为我解释了复杂的原子物理和核工程理论，并审阅了手稿中关于RBMK-1000反应堆设计和缺陷的部分，对此我深表感激。在帮助我理解放射生物学和辐射医学的科学与术语方面，Timothy Jorgensen显示了同样的慷慨与耐心。书中的任何错误或过度简化，都完全是我的责任。

当我终于回到纽约的杰伊街上、试图把堆成山的材料写成一本书时，多亏了Chris Heath、Lau-ren Hilgers、Nathan Thornburgh和Roads and Kingdoms出版公司的那些好人们，我才没有发疯。还有我所有的朋友，这么多年中，他们对我采访本书和其他项目时的拖拖拉拉、朝三暮四给予了极大的宽容，并借出了他们的沙发、床垫和客房，让我有地容身——Toby Amies、Andrew Marshall、Peg Rawes和Tom Corby、David Keeps、Ian Tucker、Michael Odell、Dan Crane、Kate和John、Micky和Lisa、Rupert、Julie、Stella、Soren和Nancy、Matt、Pernilla和Harry——感谢你们。对了，请接收我迟来的道歉：我本该勤洗点儿衣服的。

但最重要的，我要感谢我最坦诚直率的批评者和最不知疲倦的啦啦队员Vanessa Mobley和我们的女儿Isla。感谢她们的爱和忍耐，容忍我常年在外采访不在家中，容忍我无休无止地修改书稿，容忍一个摆满可能存在放射性污染的鞋子和成堆有关苏联经济的书籍的走廊，以及不得不每天穿过这条走廊才能进入公寓的日子。没有你们，我不可能走到如今这一步。

纽约，201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