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一部历史，但也是新闻报道作品。我依托自己从2006年开始的对目击者的采访、公开发表的第一人称回忆和解密的苏联档案，重新构建了那种亲历灾难的切身体验。如果没有那些极其优秀的翻译、居间联络者和研究人员的大力帮助，这是不可能的。这些人包括俄罗斯的Olga Ticush、Misha Smetnick、Anna Sorokin和Artemis Davleyev，还有乌克兰的Alex Livotka、Ostap Zdorovylo、Natalia Mackessy、Tetiana Vodianytska和Dmytro Chumak。在纽约，James Appell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帮我追踪那些独家信源、翻译档案和通信记录，而Anna Kordunsky则接下了对手稿进行事实核查的工作，从反应堆设计的技术细节，到俄语词源学上的微妙含义，都做到了一位不知疲倦、无与伦比的合作者所能做的一切。

但是，如果没有Taras Shumeyko的渊博知识和大力支持，这本书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在12年的采访过程中，Taras是我的向导和搭档，我们一起在地处偏远的城市和大雪覆盖的乡村走访这场浩劫的幸存者，一起参加国际会议，一起进入隔离区。他帮助我追踪到了许多采访对象，他们的证言对本书的叙述至关重要。他用自己的魅力打动了那些不愿发言的老兵和档案管理员，令许多档案得以重见天日，并完成了许多为这个故事奠定基石的采访。

有几本俄文著作报道了事故发生后几个月里的事件，它们为我提供了极好的一手证言来源，这些亲历记录塑造了整本书的叙述风格。比如Iurii Shcherbak的Chernobyl，Vasily Voznyak与Stanislav Troitsky合著的Chernobyl: It Was Like This——The View from the Inside，这两本书中充满了亲历者从个体角度对所发生之事的审视，极有价值。此外，还有A.N.Semenov主编的Chernobyl: Ten Years On: Inevitability or Accident，收录了清理行动参与者写下的个人陈述，让我们得以获知被卷入这场灾难中的那些部长、核工程师和其他专家的切身体验。对于与石棺有关的各项工作，几乎完全以石棺建造者原话写成的Elena Kozlova的The Battle With Uncertainty，则提供了切实可靠的记录。

在英文资料方面，Nikolay Karpan在审判维克托·布留哈诺夫现场速记下了证人证言，翻译后收入了他的From Chernobyl to Fukushima中。在帮我建立对导致爆炸的一系列事件和态度的大致了解这一点上，它是不可或缺的。在1990年和1991年，为了拍摄电视系列纪录片The Second Russian Revolution，BBC进行了一系列采访，未经编辑的采访文字记录被保存在了伦敦经济学院的图书馆中。这些材料透露了某些年高望重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其他苏联高官对这场事故的十分坦率的叙述，若非如此，他们的观点看法通常都不为外界所知。在探索那些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工作者的个人历史时，Piers Paul Read的Ablaze:The Story of the Heroes and Victims of Chernobyl充当了我的路线图，他采访了这个故事里的几乎每一位主要演员，第一个用英语对所发生的一切进行了全面讲述。

苏联解体、乌克兰革命以及灾难过后的这30年时间，令许多曾经加密的官方档案记录得以大白于天下。中央政治局和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主持下的切尔诺贝利行动小组的会议记录和文字记录，在帮助区分事实与苏联关于这场意外的虚假宣传时，相当有用——尽管我对这些材料依然持谨慎态度。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的记录形式各异，每份的长度、细节、可靠性均有不同，有些是以原始文件照片的形式出现的，有些则是获准查看苏联档案的研究者誊写下来的。这些档案曾经短时期开放过，后来又被封锁了起来。我很感谢哈佛大学俄罗斯与欧亚研究中心（Davis Center for Russian and Eurasian Studies）冷战研究项目的项目主管Mark Kramer，以及俄罗斯的切尔诺贝利历史学家Vladimir Maleyev，他们在这一领域为我提供了许多指点。关于许多重要的决定，以及普里皮亚季和切尔诺贝利政府委员会的所有初期讨论，文字证据依然十分稀缺。一些采访对象指出，这些文档很可能在当时或其后不久便被销毁了，一方面是为了限制信息传播，一方面也为了减少污染。因此，我对基辅切尔诺贝利博物馆的科学部门副主管Anna Korolevska格外感激，在她允许下，我才得以查阅乌克兰内务部关于该事故的工作日志的原件。这些工作日志是在1986年4月26日凌晨到5月6日期间记下来的，显然，将其保存下来的官员深知这场事故的破坏性。这份珍贵的材料，让我得以深入了解到伴随事件发展而不断升级的回应措施。

关于这场事故的大背景——从20世纪60年代末在基辅附近建造核电站的最初决定，到那场浩劫本身，再到今时今日——在几部纪录片中都有了很好的展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Fond 89: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on Trial，它是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RGANI）以照片形式保存的900余万份前苏联共产党秘密档案记录的一部分，藏于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中。我有幸在哈佛大学的拉蒙特图书馆（Harvard’s Lamont Library）看到了它的副本。更多的原始素材，汇集于乌克兰历史学家Natalia Baranovska的著作The Chernobyl Tragedy: Documents and Materials之中。乌克兰国家记忆研究所已经建立了一个规模不断扩大的网上档案库，收录与这场灾难相关的各种文档。此外，乌克兰克格勃在切尔诺贝利核电厂中的活动，也以121份详尽文档的形式出现于Yuri Danilyuk的The Chernobyl Tragedy in Documents and Materials中。最重要的是，我还查阅了切尔诺贝利博物馆在二十多年的过程中收集到的众多原始材料——工作日志、个人通信、地图、照片和政府官方记录等。

关于这场灾难，迄今为止已发表了海量的技术文献，但为了理解促成发生在四号反应堆之内的那场灾难的苏联核工业的态度和策略，我主要借重了Sonja D. Schmid和Paul Josephson的研究，尤其是二人分别发表的著作Producing Power和Red Atom。为了理解复杂的辐射科学，我从Robert Gale和Thomas Hauser的Final Warning，以及Timothy Jorgensen的杰作Strange Glow中获益颇多。为了准确地复述事件发生的经过，我从国际原子能机构名为INSAG-7的报告中汲取了大量细节，并参考了Alexander Sich极为优秀的博士论文“The Chornobyl Accident Revisited: Source Term Analysis and Reconstruction of Events During the Active Ph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