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在窗户紧闭的土仓库里，在烛光下执笔成文——这是世人对父亲的印象。当然，这并非全部的事实。把土仓库作为书房使用，前后至多只延续了三年，而烛光更是天马行空的想象。

我就读小学时向父亲转述这样的传闻时，他仿佛老早就知道了，只是苦笑以对。不过有时父亲会在白天就关上所有的窗户，就着电灯的光源工作，所以也不能说这样的“传闻”是空穴来风。父亲似乎只有在工作的时候才需要夜晚的静谧、与外界隔绝的空间。因此只有在被截稿日逼得非在白天工作不可时，才会出现上面的状况。

然而为了创作而养成的日夜颠倒的习惯，尽管后来已经从工作的枷锁中解脱出来了也难以纠正过来。但父亲总是叮咛我要早睡早起，说自己如此是工作使然，迫不得已。由此可见，父亲对这样的状况似乎并不引以为喜。

不管怎么样，父亲与我因此不太有机会面对面交流。晚上父亲也多半在自己的房里进食，使得我们更成了一对“擦肩而过”的父子。

于是，我对父亲的印象、感想，有许多是通过父亲的朋友和母亲间接形成的。而通过这些间接的认识，无论好坏，我都认定了父亲是个极怪的人，这样的印象也在我心里深深扎下了根。但在有限的接触里，父亲是个非常平凡的父亲。

我对父亲最早的记忆，可以回溯到大阪时期，大概是住在门真的时候。当时我三岁。吃早餐的时候，只要开始打饱嗝，便叫我别再继续吃了。从此以后，我便深信只要打了饱嗝，就必须放下筷子。正因为我们极少碰面，偶尔被叮咛的话总会留下格外深刻的印象。

也差不多是在同一个时期，我有一段奇妙的经历。那次家里只留我一个人看家，我无意间打开了楼梯底下的柜子时，竟看见父亲背对着柜门蹲在里面，父亲颈窝中的小疤痕异常显眼。明明没人在家呀——我害怕地迅速关上橱柜的纸门。

后来我询问父亲，他当然否认了，所以那八成是我的幻觉，或是后来编造出来的记忆吧。但这段记忆实在过于鲜明，使我很难相信那是我的幻觉。若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或许是父亲总在橱柜这类暗处工作的“传闻”固定在我的大脑里，使得我对自己编造合乎情境的小插曲罢了。

接下来的记忆，是东京的筑土八幡时期。当时我六岁，父亲几乎每天都在练习河东节[净瑠璃歌曲的一种，曲风豪放。]，晚上则叫来一大帮朋友玩花合[一种纸牌游戏。]，似乎非常欢乐。夏季的夜晚，有时候他还会为我燃放大型的烟火。

最让我高兴的是，父亲曾经买了当时还很稀奇的电动玩具火车给我。但现在想想，父亲似乎比我还要兴奋。他撇下我这个孩子，自顾自组合好轨道，就要让火车发动，却不知怎么回事，火车上爆出一阵吓人的火花，才刚买来的火车竟变得焦黑，连一厘米都没跑过就坏了。原来是父亲忘了买变压器，直接拿电灯线来接电源造成的。

父亲丢下泫然欲泣的我，急忙跑出门去，很快他买回酒精动力的蒸汽火车给我。看来这样的玩具，单凭父亲的科学水平也能轻松驾驭，火车顺利地跑了一阵，这玩具我大概宝贝了半年左右。翻开父亲留下的《贴杂年谱》，那段时间是完成大作《阴兽》前后，他有时间稍作休息。

大概是第二年，我们家在早稻田大学前面经营公寓“筑阳馆”的时候，在从澡堂回来的路上，父亲带我到附近的餐厅请我吃西餐，还叫我向母亲保密。是只有一次或好几次我已记不清了，总之这很奇怪，让我这个做儿子的大为感激，铭记在心。

关于我在学龄前对父亲的回忆——当时父亲约三十出头——很遗憾，就只有这些而已。直至父亲过世，我们父子相处的模式似乎就像这样固定了下来。

至少父亲工作顺利，心情好的时候，不只是对我，还会对家里所有的人献殷勤，或者说些极为世俗的训话，是个称职的好家长、好父亲。

不知幸或不幸，我几乎没有被父亲责骂过的经验。父亲一生之中只发过三四次脾气，而且也不到大动肝火的程度。仔细想想，这也是当然的。父亲会出现在我面前，多是工作结束心情好的时候，就算我犯了什么错，他也不可能因为控制不住情绪而发怒。我经常从母亲那边听说父亲正在生气，但因为没看到生气的当事人，便没有切身的感受。

总之，在极少见面这一点上，我们的父子关系算是非常不普通且异常，但在偶尔见面的时候，他是个对儿子来说再好不过的父亲，我们之间并没有父子间常见的摩擦和隔阂。

虽然如此，但碰到关乎我一生的大事时，父亲不论怎么忙碌，仍然会给我许多建议。我上中学和高中时如此，结婚时也一样。尽管我们这对父子接触的机会很少，但他竟然对孩子的性格和能力了如指掌，令我佩服不已。

懂事之后，我一直觉得父亲的教育方针是大正民主潮流那种完全自由放任的方式，后来才明白那是一种错觉，其实他的教育更偏向明治式的。或者有可能是父亲中年以后才变得如此，不过他曾热衷于调查我们的祖辈，非常重视血统的延续。而且战前我刚进中学的时候，我们找到一个机会凑在一起去新宿看忠臣藏的电影，看到众家臣在主公面前五体投地顶礼膜拜的场面，父亲喃喃自语，“这真是好啊”！这句话彻底扭转了我对父亲的印象，原来他并不是自由进步的。

此外，战后三四年我结婚的时候，依据新宪法迁出户籍，从三重县的津搬到东京，当时父亲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这无情的家伙”，也让我心里一惊。

不管怎么样，父亲对我的升学方向，总是在关键时刻严肃地给予建议和忠告，但令人庆幸的是，他一次也不曾唠叨过我的学业成绩。硬要找出类似的经验，就只有他偶尔会自言自语似的，说“学业成绩中等是最好的”。我的成绩不管好坏，就是那种程度，所以也没有什么好辩驳的。但如果成绩进步，父亲好像也会挺高兴的。

当我顺利考上旧制一高时，父亲还说要参加我的开学典礼，让我和母亲吃惊极了。但仔细想想，当时正处于战时体制，父亲正忍受被禁笔的苦难，所以才有空闲陪伴家人吧。

间接导致父亲死亡的帕金森症，八年前就已经出现征兆了。但是四年前父亲获颁紫绶褒章令[日本政府颁发给对学术、艺术、运动领域有贡献的人的奖章。]时身子还非常健朗，甚至可以和常人一样活动，他是在这一年多才变成一个行动不自由的病人的。

若不论晚年，从父亲日夜颠倒、完全不运动的颓废生活来看，他应该是健康得不可思议的。撇开宿疾蓄脓症不谈，他一直无病无痛，也非常强健。父亲从那些土仓库的传闻开始之后，就被看做是一个与运动无缘的人，而事实上也是如此，不过他曾经在江之岛的稚儿渊海上，背着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我，轻松自若地游泳；此外，让我垂挂在他水平伸直的手臂上，夸示自己的臂力，应该也是那个时候吧。

搬到池袋的家后好一阵子，父亲的心情都极佳，甚至陪我在院子里玩接球游戏。父亲投球相当精准，让我十分意外。战时虽然体力略不如从前，但父亲也担任了町会副会长，确实地执行职务，战后的生活远比战前操劳，而且好像持续了将近二十年，我想这都是拜他天生的好体魄所赐吧。

我的祖母年过九十依然硬朗，我想父亲应该是继承了这种长寿的血统。如果不过分操劳，父亲一定可以轻松地再活上十年。

父亲有一部自传兼日本推理小说史般的著作，战后在《宝石》上连载，几年前出版了限量版，那就是《侦探小说四十年》。

书中详细说到了父亲的身世、性格与自我剖析，实在不需我啰啰唆唆地重复叙述。简而言之，父亲这个人非常忠实、细心，重视家庭与血统，又兼具行政人员的严谨和策划力。并且就像他自己说的，也有害羞和爱慕虚荣的时候，但若是碰上紧要关头，或是被人吹捧时，胆子就会变得相当大，大多时候，都能轻松自如把事情做完，而且也会变得善于交际。

战时就像前文说的，父亲的本职工作被迫陷入有名无实的状态，但他主动揽下时局演讲会的演讲工作，积极地参与。他常说习惯之后，演讲也挺有意思的，看来他从中也获得不少信心，建立了一定的自信。就像这样，怯懦与勇气以微妙的关系在父亲体内和平共处。

我想这说穿了就是父亲性格中的严谨、耿直、不会说谎的特质吧。他完全不会虚张声势，所以才会有时候看起来强势，有时候看起来软弱吧。

父亲即使在家里放松的时候，也绝对不会对别人说长道短。若是询问他的意见，他会评论一个人的事业成就，但我从来没听过类似人身攻击的言辞。不知是刻意避免如此，还是性格造就的。但如今回想起来，这似乎是亡父最值得一提的优点了。

父亲认真、严谨的个性，从撑着晚年的病体完成《侦探小说四十年》这种需要耐性和韧性阅读完数量庞大的资料才能完成的工作上也看得出来。此外，我想这也显现在他对世人近乎异常地讲义气这一点上。

不过这在家庭生活中，就成了顽固、倔犟了。尽管他手脚不灵活，却仍然拒绝他人的帮忙，因而受不必要的伤这种事一再发生。

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已经快四周了。我坐在平日不会进入的父亲的起居室里，看着成为《侦探小说四十年》的材料，看着从他少年时期直到接近人生终点的各种剪报和注释的贴杂帖（父亲这么称呼它），我觉得好似正与父亲对话一般。父亲生前，我们极少说话，但他留下了补偿的事物，虽然不是亲口对我说，但应该对我说的话，父亲都写下来了。

不知幸或不幸，父亲生前，即使他在家，我也极少见到他。或许正因为如此，父亲过世以后，我也完全没有父亲离开了的感觉。父亲脑溢血倒下之后的短暂时间里，我曾陪侍在侧。他咽气的瞬间，突然睁大了眼向我们望了一眼，那戏剧性的场面，清楚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

尽管如此，我早已习惯了父亲不在、不与父亲碰面的家庭生活，到现在依然不觉得哪里不同了。

也许是出于一板一眼的性格，关于自己的丧礼，父亲也在生前就大致计划好，并做了相应的准备了。但他似乎也没料想到能获得推理作家协会“会葬”这样的荣誉，但其他方面，几乎都照着父亲的计划处理了。法名和墓地也都准备好了，我想接下来的法会等，也不要我操心就能按部就班地顺利开展。

到现在我都还深深地感觉到，这次的葬礼是在父亲的亲自指挥下进行的。到底什么时候，父亲对我来说才会真正辞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