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本书中提及的这些事件，大体上（虽然不是所有方面）都与官方说法一致。整个项目的第一年都没有我的参与。在确信有必要请学术增援之后，项目的科学委员会才联系到我。至于他们为什么一开始不找我，我经常听到各种不同的说法。都是些分量很重的理由，可能没有一个是真的。不过我并没有因为自己被排斥而对项目同事抱有成见，尤其是对伊沃尔·巴洛因。项目的人事组织并不是完全自由的，虽然他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是说存在任何公开的干涉或明显的压力，但整件事显然是由一群精于演戏的专家管理的。在我被排除在外的那一年里，我相信政府高层插手了这个项目。其主之声计划几乎从一开始就是机密，也就是说，该项目的保密性是换取政府支持的先决条件，并且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我要强调的是，项目的几位科学主管都是逐渐了解到这一点的。按照规定，他们需要分别地、逐个地参加特别会议，其间还有人谨慎地要求他们具备政治觉悟和爱国情感。

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动用了哪些说服手段，又赢得了怎样的恭维、承诺和争辩，我无从知晓，因为官方记录中略去了这方面内容，唯有绝对的沉默。直到后来，科学委员会的成员（后来成了我的同事）也没有主动提及项目起步阶段发生的事情。如果有人不太配合，或者没表现出足够的爱国情怀，没有以国家利益为重，那么就会被请去参加“最高级别”的谈话。同时，该项目的保密性、封闭性，又被视为一种临时的、过渡性的安排，是迟早要改变的——这大概是有助于参与者情绪调节的最重要因素。这两种手段在心理学上很有效：尽管有个别科学家对政府代表的存在颇有疑虑，但该项目现在得到了国务卿和总统的亲自关注，还有那些鼓励的热情话语、对拥有“如此头脑”之人的殷切希望——这一切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下，即便是简单地问一句“项目解除保密的最后期限是何时”，也会显得不和谐、不礼貌、过于愚钝。

虽然当着我的面，从来没人就这个敏感话题吐露过只言片语，但我可以想象，尊贵的巴洛因要如何指导不懂人情世故的同事掌握与政客共处的种种“外交原则”；以他圆滑机智的性格，又要如何一而再地拖延时机，推迟邀请并准许我加入委员会。巴洛因一定已经向更不耐烦的人解释过了，项目首先必须赢得强大的“赞助人”的信任，只有在此之后，其主之声计划才有可能遵循科学舵手们选定的真正最合适的航线。我没有讽刺巴洛因的意思，因为我完全可以理解他的处境：他不希望与任何一方起冲突，而且他很清楚，在那些高层人物的圈子里，我是出了名的不可靠。总之，我没有参与其主之声计划的启动。而且我无数次被告知，这完全是为了我着想，因为项目的研究基地位于罗萨山脉以东一百英里处的一座鬼城，起初那里的生活条件相当艰苦。

我觉得最好按照时间顺序来讲述发生的事情，因此我要从项目的招募特使找到我之前开始讲起——当时我正在新罕布什尔州教书。当我加入其主之声计划时，许多一般概念已经形成了。作为一个“新手”，我需要先熟悉那里的一切，然后才能像匹新来的马一样，被套上挽具，开始拖动那台庞大的机器（共计两千五百人）。

当时我刚到新罕布什尔没多久。我的老同学斯图尔特·康普顿是那儿的数学系主任，他邀请我去给博士生办一期夏季研讨会。我接受了这份工作。每周只有三个小时的课，我可以整天在那儿的树林和田野里游玩。尽管我本可以享受完整的假期，因为那年六月我刚结束了为期一年半的与早川教授的合作项目；但是我了解自己，我需要至少断断续续地接触数学，只有这样我才能彻底放松下来。无所事事的休闲时光会让我立刻感到愧疚，觉得自己浪费了宝贵的光阴。此外，我一直都很乐于结识数学界的新鲜血液。数学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外行对它总有很多错误的认识，比对其他任何学科都多。

我算不上一个“纯粹的”数学家，我太容易被其他领域的问题诱惑。这种诱惑促成了我与年轻的索普的合作（他对人类学的贡献仍然未被认可，就因为他英年早逝。在自然科学界也是这样，科学家本人在场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比起研究成果本身的价值，它更需要有人宣传代言）。后来，我又与唐纳德·普罗瑟罗（后来我非常惊讶地发现，他也参与了其主之声计划）、詹姆斯·菲尼曼（他后来得了诺贝尔奖）有了合作，以及最后与早川教授的合作。早川提出了一种宇宙起源理论，我和他一起为该理论搭建了数学框架。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一理论后来竟介入了其主之声计划的研究核心——多亏了早川门下一位离经叛道的学生。

有些同行看不起我的这些合作项目，认为这是跑到自然科学的自留地里打游击战。但合作的益处是相互的：一方面，那些经验主义者得到了我的帮助；另一方面，我通过了解他们的问题，开始意识到数学这个柏拉图王国中哪些方面发展不够，哪些内容将成为我们征服未来的战略道路上的绊脚石。

你经常会遇到有人大发感慨，说搞数学唯一需要的就是“裸能力”，因为没有这种能力的人在数学界无所遁形。而在其他学科中，讲究人际关系、偏袒包庇、追求时髦，以及最重要的——缺乏数学特有的那种无可争议的证明过程，这些导致一个人的研究生涯成了专业天赋与非科学因素的结合体。我曾向怀有这种艳羡之情的人解释过，却是徒劳。要知道，在我们的数学乐园里也不是事事如意的。格奥尔格·康托尔创立了经典而优美的集合论，却许多年未被认可，正是出于与数学无甚关联的原因。

但是，似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羡慕的对象。我很遗憾自己不太擅长信息论，而在那个领域里，尤其是在递归算法方面，很快就会有惊人的大发现。作为信息论的助产士，古典逻辑和布尔代数从一开始就背负着组合上的僵化性。因此，从这些领域借来的数学工具从来都不太好使。在我看来，它们笨拙、丑陋、尴尬，尽管能产出结果，但运算过程毫无优雅可言。而接受康普顿的工作邀约能让我更好地钻研这门学问，因为我要在新罕布什尔讲授的正是数学前沿中的相关领域。通过授课来学习，这听起来或许有些奇怪，但我有过不止一次类似的经验。当面对着思维活跃并具批判性的听众时，我的思维也能得到最好的发挥。另外，谁都可以干坐着阅读深奥的著作，但若是给别人授课，自己就不得不好好准备。我正是这么做的，所以很难说我和学生哪一方从中受益更多。

那年夏天天气晴朗，就是太热了，即便在野外，土地也干枯得不行。我特别喜欢青草。我们的存在多亏了青草。唯有在为诸块大陆披上绿色的植被革命发生之后，多种多样的动物才在大地上立足。但我对青草的喜爱之情并不仅仅源自它在演化史上的作用。

时值八月仲夏，变化的预兆就这样出现了。迈克尔·葛洛修斯博士给我带来了伊沃尔·巴洛因的一封信，还有一段秘密口信。

我的宿舍楼是一栋仿哥特式建筑，黑砖砌成，发红的藤蔓把尖顶遮住了一半。就在那间透气不佳（老墙里没有通风管道，无法装空调）的宿舍里，我从葛洛修斯博士口中听到了那个消息。他是一位小个子的年轻人，像中国瓷器一样精巧，唇上蓄了一点半月形的黑胡子。他说地球接收到了一段广播，但其内容是好是坏仍无从知晓，因为经过一年的努力，他们还是未能成功破译。

尽管葛洛修斯没有明说，我朋友的信件中也没有提及，但是我意识到这个研究项目受到了高度保护——或者可以称之为高度监管。否则如此重要的事情怎么会没有泄露给新闻机构或者流入其他媒体渠道呢？显然有批一流的专家把消息捂得严严实实的。

葛洛修斯虽然年轻，却狡猾得像只老狐狸。由于不确定我是否同意加入该项目，他不能告诉我任何实质性的东西。他试图勾起我的虚荣心，于是强调说有两千五百人认为我是他们潜在的大救星，而这两千五百人又是从四十亿人里精挑细选出来的。但是葛洛修斯很有分寸，没把马屁拍得太明显。

大多数人相信“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如果真有这么一条规律，我就是个例外，因为我从来不在乎他人的赞誉。这么说吧，人们只会夸奖比自己差的人，而不是赞美比自己强的。而我很清楚自己的价值。葛洛修斯大概得到了巴洛因的指点，要么就是他很懂鉴貌辨色。他滔滔不绝讲了好多，似乎完满地回答了我的问题，但是等谈话终了之时，我从他嘴里撬出来的东西只用两张索引卡片就能写完。

最大的顾虑是研究的机密性。巴洛因意识到这可能是我最憎恶的一点，所以他在信中谈到他曾与总统本人会面，总统向他保证项目的全部研究都会公开，除了对美国国家利益有害的信息。五角大楼（或者至少是监管项目的那个部门）似乎认为，来自群星的信息是某种超级炸弹或其他终极武器的设计蓝图。乍一看这是个很奇怪的想法，它更多地反映了地球上的总体政治氛围，而不是银河中的智慧文明。

我把葛洛修斯打发走，换来三个小时的独处时间。我不急不忙地走向常去的野地。在火热的阳光下，我躺在草地上沉思。不管是葛洛修斯的话还是巴洛因的信，里面没有一个词儿提到要我发誓不泄密，但若要参加这项计划，就必须遵循这一“入会仪式”，这是不言自明的。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科学家要面对的典型情况之一。我们是最重要的标本，是众人关注的焦点，一言一行都会被放大。想要手上干干净净，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作壁上观，不要卷入任何可能导致人类毁灭的事件中去——哪怕只是间接些微沾点边儿也不行。但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永远都会有其他人顶替我们去做。人们说这不是什么道德议题，我同意。有人可能会认为，如果一个人同意参与此类工作，并且良心上十分不安，那么他就更有可能带领队伍在关键时刻扛住压力；如果是一个毫无道德顾虑的人顶替了他的位置，那就绝对没有抵抗的可能。

但是，我完全无意用这种理由为自己辩解。我加入其中是有其他动机的。如果我知道有什么极其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它同时又是潜在的威胁，那么我永远选择亲临现场，而不是问心无愧地袖手旁观，等着结果出炉。此外，我无法相信一个高出我们太多以至无法沟通的文明，会向宇宙广播用来制造武器的信息。如果参加该项目的人有不同的看法，那也没关系。还有最后一点，这个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的机会，彻底超出了我对人生的所有预期。

第二天，葛洛修斯和我乘坐航班飞抵内华达。一架军用直升机正在那儿等着我们，我就这样钻进了那台效率非凡、万无一失的机器之中。第二段旅途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几乎全程都在沙漠上方。葛洛修斯不想让我觉得有种被强迫参加黑社会的感觉，他故意表现得很低调，并没有兴奋地向我介绍有哪些黑暗的秘密正在终点等着我。

从空中俯视，研究基地的整片复合楼群像一颗不规则的星星半掩在沙海之中。黄色推土机在沙丘周围轧过，就像一群甲虫。我们降落在最高那栋楼的楼顶平台上，其建筑风格毫不令人愉悦，就是一堆巨大的水泥块。这里始建于五十年代，当时用作核试验新场地的指挥中心和生活区。随着爆炸冲击力的增强，旧的试验场已弃置不用。每次重要的试爆之后，即便远至拉斯维加斯，窗户也会被震碎。新的试验场坐落在沙漠腹地，距离建筑群约三十英里。这片楼群做了加固处理，能够抵御冲击波和放射性尘埃。

整片楼群周围环绕着一圈倾斜的护盾，盾面冲着沙漠，其功能在于打碎爆炸的冲击波。所有建筑都没有窗户，墙壁是双层的，中间很可能注满了水。通信部门设置在地下。而地面上方的员工住房和办公楼都是椭圆形的，选址也很讲究，即便在冲击波波阵面反复反射、偏转的情况下，也不会产生任何危险的共振。

不过这些全都只是当年的设想，因为建设尚未完工之时，当局就签署了暂停核试验的条约。建筑的钢制大门从此闩死，通风井封得严严实实，各种机器和车间设备被仔仔细细地包裹起来，放入灌满润滑剂的容器中，然后保存在地下。（街道下方有一层地下室，用作储物间和军火库；那下面还有一层，是高速地铁用的隧道。）这个地方保证完全与世隔绝，于是五角大楼的某人把它分配给了其主之声计划。这或许还有另一重考虑——当年投资数亿美元建造了这堆钢筋水泥，好歹也算物尽其用。

沙漠虽未能进入这个楼群，却用黄沙将之吞没。所以一开始有大量的清扫工作要做。人们发现原来的输水管道已经不工作了，因为地下水位发生了变化，必须打新的自流井。同时，生活用水暂时依靠直升机从外部运输。人们把这些事巨细靡遗地讲给我听，好让我觉得应该庆幸自己来晚了。

巴洛因在楼顶平台上等我，这里是直升机主停机坪。楼里就是项目的管理部门。我们俩上一次见面是两年之前，在华盛顿。巴洛因身材臃肿，是常人的两倍；他智力更非凡，是常人的四倍——至少四倍。在我看来，巴洛因本人比他取得的成就更伟大，目前如此，将来也会永远如此。因为在才华横溢的人身上很少有这样的情况：所有控制精神力量的马匹都往同一个方向使劲儿。巴洛因有点儿像圣托马斯[指托马斯·阿奎那，欧洲中世纪经院派哲学家和神学家。]，我们知道托马斯也是个大块头，小点儿的门都钻不进去。他还有点儿像年轻的亚述巴尼拔[亚述巴尼拔是公元前7世纪的亚述国王。在他统治时期，亚述的疆土和军国主义达到了崩溃前的巅峰。]（但是没有大胡子），总是想要做更多超出自己能力的事情。我怀疑——这纯粹是我的猜测——巴洛因在这么多年中给自己做了很多次“心理整形手术”。本书前言在讨论我自己的性格时也提到过这种“手术”，但巴洛因的手术应该基于不同的原则，并且规模更大。巴洛因暗地里对自己感到悲哀（重申一次，这只是我的假设），因为他胖得像一大团黄油，而性格却羞怯到令人心疼。于是，他摆出了一副可以被称为“迂回讥讽”的行事方式，不管说什么都要带上引号，还有夸张而刻意的重音，好像是即兴发挥，搞了一连串角色扮演。因此，不太了解巴洛因的人在面对他时，往往感到十分困惑。他们几乎无法判断这个人到底觉得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也难以分辨他究竟是在一本正经地说事儿，还仅仅是在用言语自娱自乐。

这套充满嘲讽意味的“上引号——下引号”把戏最终成为他人格的一部分，而且使他能够说一些倘若从他人口中说出来就绝对无法被原谅的话。巴洛因甚至可以肆意嘲笑自己，因为这套把戏虽然简单，但是他经过坚持不懈地反复运用，已练得炉火纯青，叫人拿他完全没辙。

利用幽默和自我嘲讽，巴洛因在自身周围建造了一套隐形的防御体系，即使是我这样认识他多年的人也无法预测他的反应。我认为他为此付出了特别的努力。他行事有时候像小丑般滑稽，尽管看起来完全是自然的，但我觉得那其实是他偷偷计划好的。

我们的友谊始于这样一个事实：巴洛因起初看不起我，后来又嫉妒我。这两点我都觉得很有趣。一开始，巴洛因认为他自己作为一位哲学家、人文学者，这辈子都不需要数学；他关注精神层面的课题，认为关于人类的知识比关于自然的知识更重要。可是后来，就像卷入了一场不正当的情事似的，巴洛因卷入了语言学中；他开始与当时主流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搏斗，并极不情愿地喜欢上了数学。于是，他同样不情愿地踏上了我的领地。巴洛因意识到他的数学造诣远不如我，他承认了这一点，但把话说得仿佛我和我的数学才是笑柄。我提到过吗，巴洛因活得好像文艺复兴时代的名人似的？他家里永远有许许多多访客，不到半夜十二点，你根本没机会跟主人私聊几句。这可真是气死人。

目前我所谈到的仅仅涉及巴洛因围绕自己的性格所建筑的防御体系，而不是他的性格本身。我们需要用一个特别的假设来洞察高墙之内究竟生活着怎样的巴洛因。这个假设是恐惧。我不知道他在恐惧什么。可能是恐惧他自己。他肯定有很多东西要隐藏，所以才大费周章地使自己被喧嚣包围；他永远有如此多的主意、计划、项目，并且牵扯进大量没有必要的事务中。他是许多社团的成员，参加音乐学院，还热衷于回答科学家的各类学术问卷和民意调查。他故意让自己忙得不可开交，因为那样他就不必面对自己了——因为他永远不会有时间。他处理别人的问题，并且极其善于理解他人，所以旁人自然而然地认为他也很了解自己。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

多年来，巴洛因把各种制约强加于自身，直到它们硬化，成为他外在的、公众可见的本质——一位理性的、知识渊博的活动家。他主动选择成为西绪福斯；他努力的程度足以掩饰任何失败，因为如果他为自己的活动制定了规则律法，那么就没有任何人能够确定他是完成了所有预定要做的事情，还是有时候也会栽跟头。更何况他还吹嘘自己的失败，称自己的智力微不足道，而且这些话语都是炫耀般的引用。他天生就有一种特殊的洞察力，能够迅速把握任何问题。即便是对他而言完全陌生的问题，他也能立刻从合适的角度切入，像是受本能驱使一般。他是如此傲慢，以至于永远在委屈自己故作谦虚，仿佛那是个游戏。他又是如此热切，总是一遍又一遍地证明自己，维护自己的优点与价值，同时又加以否认。

巴洛因的书房就像是他灵魂的投影，里面的一切都庞大无比：抽屉柜、书桌，他的鸡尾酒壶大得能淹死一头牛犊。从巨大的窗户到对面墙壁之间是一片书籍的战场。显然他需要这种从四面八方扑面而来的混乱——在他的书信里也是一样。

我这样描述我的朋友，可能会引起他的不满，尽管我也是用这种方式剖析我自己的。我不知道究竟是项目人员中的哪个因素最终决定了项目的命运。也许未来能有别人搞明白这个问题。因此，为将来的研究考虑，我会在这里介绍一些我无法整合进大局中的零碎信息。

巴洛因热爱历史，痴迷于历史，他开着倒车驶向未来。对他而言，现代性只会摧毁价值体系，而技术是魔鬼的工具。即便我说得夸张了，也没有夸张太多。他深信人类的巅峰期在很久之前就已结束了，可能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现在人类已经走上了一段漫长而加速的下坡路。尽管巴洛因是一位复活自文艺复兴的智者，他却喜欢跟我认为最无趣的一群人交往，即便他们对人类产生了巨大的威胁——我指的是政客。巴洛因自己并没有政治野心；或者说，即便他有，就连我也瞒过了。但是，在他家里随时都能找到各种各样的州长候选人、他们的配偶、国会议员、希望挤进国会的议员、满头灰发步履蹒跚的参议员，还有那些只混了二分之一或是四分之一政客身份的人，他们的职位像蒙着一层迷雾般模糊（绝对是质量最棒、能见度最低的迷雾）。

我尝试与这些人对话（感觉就好比扶着一具尸体的头部，但为了巴洛因我愿意这么干），可五分钟后就崩溃了，而他能够连续几个小时与他们交谈——只有上帝知道为什么！不知怎的，我从来没直截了当地问过他这个问题，但现在事实证明，他维持那些人脉有了成果。在筛选其主之声计划的科学总监候选人期间，所有人——所有的顾问、专家、理事会成员、委员会主席和五星上将——都只想要巴洛因，都只信任巴洛因。然而我知道，他根本不愿意担任这个职位。他是多么聪明的人，自然早就意识到即将形成的两个团体之间迟早会产生丑陋的冲突，而他的工作正是要维持项目内部的团结。

关于曼哈顿计划和该项目指挥者的命运，人们要记住的只有那些科学家，而不是那些将军。在后者都加官晋爵并平静地着手撰写回忆录时，前者却以令人惊讶的一致性齐齐受到了来自“两个世界的排斥”，即政治界和科学界。与总统会面之后，巴洛因改了主意。我不相信他能被任何话语说服。总统只是提了一个请求，一个巴洛因有能力完成的请求。仅此一点就使他有足够的理由去冒险，赌上一切，赌上他的整个前程。

此处我陷入了劣质新闻稿的笔调，因为除了一切外部因素，巴洛因必然也受到了真正的好奇心驱使。还有一个原因是，拒绝会显得怯懦。只有一个对恐惧感日渐生疏的人，会在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怯懦时表现出怯懦；而一个胆怯的、对任何事情都没把握的人，是没有勇气这样彻底暴露自己的，他没有勇气去承认怯懦支配着自己的人格。但是，即便这种绝望之情影响了巴洛因的最终决定，事实也毫无疑问地证明了他是该职位的正确人选，他能胜任整个项目中最苦的差事。

有人告诉我说，奥斯特将军（也就是其主之声计划的首席行政官）没法好好和巴洛因打交道，所以他主动辞去了职位。与此同时，巴洛因表现出一副异常渴望退出项目的样子，并且大肆抱怨华盛顿方面不接受他的辞呈。而奥斯特的继任者急切地想避免与政府高层进行不愉快的交流，于是尽一切可能满足巴洛因的要求。等巴洛因觉得自己的位子已经坐稳了，他才提议让我加入科学委员会，他无须再以辞职作威胁。

我们的会面现场没有记者也没有闪光灯；当然了，任何形式的宣传都不允许有。当我从直升机里出来踏上楼顶时，我能看出他真的很激动。他甚至想要拥抱我（我可受不了）。他的随从恭敬地站在较远处，那阵仗像臣民迎接领主一样，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人都清楚感受到了这情形是多么荒唐可笑。楼顶上一位穿制服的军人都没有，我当时猜想这是因为巴洛因小心翼翼地把他们排除在了我的视线之外，这样我就感受不到敌意。但是我错了——不过仅错在低估了他的影响力，因为我后来发现，他规定自己管辖范围内的人员都不许穿军装。

在他的办公室门上，有人用口红写了几个巨大的字母COELUM[拉丁文中的“天空、天堂”，该词是中世纪各类文本中的标准拼写方式。]。当然了，巴洛因滔滔不绝地对我说个不停，但是当他一刀切般地把随行人员都挡在门外之后，他才真正显得神采飞扬满怀期待。我们终于可以直视彼此的眼睛了，而且无人打扰。

我们凝视着对方，那种眼神我称之为“纯粹的动物般的同情”，此时尚没有任何事情能损害这种老友重逢的喜悦。尽管我对项目涉及的机密非常好奇，但我首先询问的是其主之声计划与五角大楼的关系，还有项目的行政管理问题，尤其是研究的潜在成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自由使用。他半心半意地试着用国务院那套冗长沉闷的官腔来回答我，而我的态度变得比预想的更加尖锐，结果是我们俩之间的关系闹得有些紧张。直到晚餐时两杯红酒下肚我们才和好如初（巴洛因无酒不欢）。后来我才知道他根本没有沾染官场的恶习，他当时打官腔只是为了投入尽可能多的音节，传达尽可能少的含义——因为他的办公室里藏着各种窃听设备。几乎所有的办公楼和实验室里都有那些电子小玩意。

我是几天之后从物理学家那里听说此事的，而他们似乎完全不受困扰。他们把这看作一种自然现象，跟沙漠里的沙子差不多。但是，这些物理学家不管走到哪儿都随身带着一个小小的干扰设备，挫败了周围无所不在的保护，他们幼稚地为此喜悦。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为了让那些整日呆坐着监听所有谈话的神秘小角色（我从未亲眼见过任何一个）不会感到太过无聊，我们在讲笑话，尤其是讲低俗笑话的时候，会把反窃听设备关闭——习俗就是如此。但大家建议我不要在电话里谈论任何事情，除了跟行政部的女孩子约会。如前所述，整个社区里都没有任何人穿制服，连提都没人提起。

参加科学委员会会议的唯一非科研人员是尤金·阿尔伯特·奈伊博士（不过是法律博士[在美国，法律博士仅仅是法律教育的基础学位，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学术型博士。]），整个其主之声计划中最讲究穿着的男士。他是代表马斯兰德博士出席的（巧的是，马斯兰德博士正好是一位四星将军）。奈伊很清楚，年轻的科学家特别喜欢嘲弄他。他们互相传递索引卡片，上面的图表和数字看起来跟天书一样；或者，他们悄悄地交流极端激进的观点，假装没看见他。

奈伊以圣徒般的镇定容忍这些恶作剧，他总能很好地控制自己，做到了令人钦佩的程度。有次在宾馆的餐厅里，某人给他展示了一个小小的、带拾音器的信号发射机，不比一根安全火柴更大。那东西是从某间客房的电源插座后面找出来的。这一切都丝毫不能使我发笑，尽管我有敏锐的幽默感。

奈伊代表了一股真实的力量，他的礼貌和对胡塞尔[指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名德国哲学家，现象学之父。]的热爱都没有令他变得招人喜欢。他当然知道同事们针对他的玩笑、挖苦和失态其实是一种补偿，因为事实上他才是整个项目背后静静微笑的动力之灵——或者说是戴着天鹅绒手套的统治者。他就像是派驻在土著中的外交官。绝望无助的土著往这位可敬的先生身上发泄怨恨，有时在怒气的驱使下，土著们甚至会粗暴行事，搞搞破坏。但是，外交官却能轻易容忍这种示威行为，因为这正是他被派到那里的原因。他知道，即便自己受到侮辱，那侮辱也不是针对他个人的，而是针对他所代表的权力。因此，他会更加认同那种权力——一种很实用的思维方式，因为这种非人格化为他提供了一种持续而安全的优越感。

有些人并不代表自己，而只是一个有形体的、物质化的符号，他们本质上是抽象的，尽管可能打着领结、夹着吊裤带；他们代表着一个视个体为物体的组织，他们是这种组织在本地的化身——我憎恶这种人，而且我无法将这种憎恶转化为滑稽或讽刺之类的情绪。从一开始奈伊就感觉到了我的敌意，他对我总是敬而远之，仿佛我是一条恶狗；若非如此，此人就无法实现他的作用。我向他展示了我的蔑视，而作为回报，他以非人格化的方式对我产生了兴趣，尽管他永远是彬彬有礼的。这当然只会让我更加恼火。在此类人眼中，我的人类形态只是一个外壳，里面装着实现更高目标所需的工具——他们知晓那些目标，而我无从得知。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他居然真的能提出切实的观点，但那也有可能只是他出色的模仿。

拉帕波特对待奈伊的态度更加非美国化，更加“缺德”。还记得索尔·拉帕波特博士吗，首位发现“群星来信”的人？他曾把某本十九世纪图书中的章节读给我听，书中描述了怎样训练猪寻找松露。那是一篇不错的文章，作者用那个年代典型的高雅腔调告诉读者，人类的理性为了达成目标，是如何利用猪的贪婪食欲的——猪每拱出一块松露，人就扔一把橡子给它们吃。在拉帕波特看来，科学家们即将成为这种理性养殖业的一环，事实上它已经在其主之声计划中得到了实践。拉帕波特做出这番预言时态度极其严肃。松露收购商对于这些猪的内心生活没有任何兴趣，对他们来说唯一重要的是猪搜寻活动的结果。当局与我们的关系亦是如此。

不可否认，科学家的理性养殖业受到了传统遗俗的阻碍，也就是法国大革命之后产生的那些欠考虑的情绪，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这只是一个过渡阶段。除了装备精良的研究场地——也就是说，闪亮的实验室——还应提供其他设施，以便使我们摆脱任何可能的沮丧情绪。比如说，在一间大厅里摆满专门用于殴打的人体模型，做成将军和其他高级官员的形象，以满足科学工人的攻击本能。或者这名科学家还可以去专门地点释放性欲等等。拉帕波特解释说，通过适当地使用这样或那样的发泄方式，科学之猪就可以心无旁骛地致力于寻找松露。这是新的历史阶段对科学家们提出的要求，为统治者的利益服务，同时也为人性毁灭埋下祸根。

拉帕波特丝毫不掩饰他的观点。我饶有兴致地观察同事们对他这番声明的反应（当然不是在正式会议上提出来的）。年轻人只是哈哈大笑，这令拉帕波特很生气，因为他的思考和发言都是很真诚的。但是他无计可施。个体的人生经验是无法向他人传递的。拉帕波特来自欧洲，在军方人员和参议员的思维里，欧洲就等同于威胁。因此，若不是他意外地成了“群星来信”的发现者，他是绝无可能加入其主之声计划的。当局之所以批准他成为我们的一员，仅仅是怕他“泄密”。

拉帕波特1945年移民到了美国。在战前就有不少专家听说过他的大名。很少有哲学家在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受过真正彻底的学校教育，而拉帕波特就是其中之一，后来他果然在其主之声计划的研究工作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研究基地的宾馆里，拉帕波特就住在我隔壁房间，我们俩没过多久就熟络了。他三十多岁时孤身一人离开了祖国，他的全部家人都在纳粹的大屠杀中惨遭杀害。他对往事绝口不提，除了那天晚上，在我把我和普罗瑟罗的小秘密告诉他之后。或许是为了回报我对他的信任，或是出于其他什么原因，拉帕波特告诉我，他曾在自己家乡目睹了一场大规模行刑，我想时间大概是1942年。

当时他只是一个普通行人，被随机从街上拉走。他们把人分成小组，然后一组组击毙。行刑场地设在一座监狱的院子里，那里不久之前遭到了轰炸，一侧翼楼还在燃烧。拉帕波特讲述这些细节时异常冷静。无辜的人群被驱赶着走向那栋建筑，他们看不见行刑的场景，只能感受到背部像有巨大的烤箱在灼烧；枪击是在一堵破墙后面完成的。剩下的人排队等着轮到自己，有的已经神情恍惚，比如拉帕波特；另一些人疯狂地试图自救。

他记得有个年轻人冲向一个德国宪兵，大吼说他不是犹太人——说的却是意第绪语，大概因为他不懂德语。拉帕波特感受到了这场面中蕴含的疯狂的喜剧意味，他突然意识到最宝贵的就是保持头脑清醒，这能让他与眼前的现实拉开一种智力上的距离。他客观而缓慢地对我解释此事，因为他不指望我这个“大西洋对面”的人能理解这种经历。当时他必须找到一种外在的价值，作为他头脑的支柱。但这完全不可能，于是他决定相信轮回转世说。坚信这个念头十五到二十分钟应该就够了。可他还是做不到，因为轮回转世实在太抽象了。他看到有一群军官在离行刑地点稍远的地方站着，于是他从中选定了一个，那人的样貌十分出众。

拉帕波特向我描述那人的样子，仿佛眼前就有一张照片似的。那是一位年轻的战争之神：身材魁梧，相貌英俊，身着作战服，衣服的银边似乎因受热微微变得灰白。他全身装备齐全，领子下戴着铁十字徽章；望远镜装在盒子里，挂在胸口；头盔压得很低；左轮手枪的皮套方便地移向腰带扣环；他戴着手套，手里还捏着一块干干净净的手帕，叠得整整齐齐。他不时地举起手帕捂住口鼻，因为行刑的时间太长了——从那天一大早就开始了，而翼楼仍在燃烧，火焰蔓延到了院子的角落，那里堆放着早些时候倒下的尸体，开始飘散出人肉烧焦的恶臭。可当时拉帕波特并没有意识到尸体的甜腥气息，他是看到那位军官使用手帕时才醒悟过来的——这个细节他印象很深。那时拉帕波特告诉自己，在他被击毙的一瞬间，他就会转世变成那个德国人。

他非常清楚，不论从哪种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包括轮回转世说在内，这个想法都是完全的无稽之谈，因为“那具身体中的空间”已经被占用了。但不知何故，他并不在乎这一点；事实上，他盯着这个男人看得时间越长、越贪婪，他就越能牢牢地抓住那个念头，支撑到最后一刻。他好像已经得到了那个男人的支持。那个男人会帮助他。

拉帕波特讲述这些时神情依旧冷静，但我觉得他的嗓音里存有一丝对“年轻神祇”的钦佩之情。那位军官如此专业地、铁石心肠地指挥了整场行动，脚都没有移动过一步。他没有大吼大叫，也不像他的下属那样陷入对囚犯拳打脚踢的迷醉状态。在那一刻，拉帕波特甚至理解了这一点：那些下属不得不如此行事，他们为了回避这些受害者，只能躲在对受害者的憎恨里，但这种恨是无法自然产生的，唯有通过粗暴的行为激发。他们必须用步枪的枪托不停地痛打犹太人，打得他们头破血流，直到血在脸上结痂。因为这能让那些面孔变得丑恶，变得不再像人类。这样一来——用拉帕波特的话说——他们在作恶时，心中就不会产生恐惧或同情。

但是，那位穿银边制服的年轻的神并不需要这些或是其他任何方法，他的行事姿态完美无缺。他站在一个稍显位高权重的位置，举起白手帕捂鼻子的动作像一位颇有教养的决斗者。他既是这座监狱的主人，又是司令官，一人身兼二职。在那些厚墙之后，隔着徒剩格栅却无玻璃的窗户，火焰在咆哮。升腾的热气推动灰烬像雪花般在空中飞舞，但没有一星半点落在军官的身躯和他的白手帕上。

面对着如此完美的场景，拉帕波特成功地忘记了自己。这时监狱的大门突然打开了，一个电影摄制组驶了进来。有人用德语给出了各种各样的命令，枪击立刻停止了。拉帕波特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对我讲述这件事时也还是不知道。也许德国人是要拍摄一堆尸体，把这个镜头剪辑在新闻影片里，充作敌方的行径（此事发生在东线战场附近）。这些被屠杀的犹太人有可能被展示成敌方的受害者。实际情况大概就是这样，但拉帕波特并没有提供任何解释，他只是讲述了他所看到的一切。

紧随其后的是拉帕波特的失败。还活着的人被排成一队接受拍摄，这时，拿手帕的军官要求出一位志愿者。拉帕波特立刻意识到自己应该向前迈一步。他并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应该自告奋勇，他只是觉得，如果不这么做，他的下场会很惨。这一刻到来了，他用上了全部的意志迈步，但脚一点儿也没动。军官给了他们十五秒的时间思考，然后转过身去，随意地对一个年轻士兵柔声说话。

拉帕波特的哲学博士学位是凭借一篇精彩的逻辑学论文获得的，他无须运用整个三段论就能想明白：要是没有人站出来，所有人都得死；因此，现在站出来的那个人谈不上“冒风险”。其中的逻辑简单、清晰、确定无疑。他再次鼓起勇气——这次真的全无后顾之忧，脚却还是动不了。还差最后几秒时间就要到了，这时终于有人挺身而出。两名士兵架着那人消失在一堵破墙后面。传来几声左轮手枪的枪击声。年轻的志愿者又回到了队伍里，满身血迹，不知是他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傍晚时分，大门终于敞开了，在清冷的暮色里微微晃动。捡回了一条命的人们走向空荡荡的街道。

他们一开始还不敢跑，但德国人对他们毫不理睬。其中的缘由拉帕波特也不知道。他并不试着分析德国人的行为；就像命运，根本无须解释。

那位志愿者——需要说说他吗？——他的任务是移动被处决的尸体，里面若还有活着的人，士兵就用左轮手枪击毙。拉帕波特认为我完全不理解这个故事，像是要验证一下自己的判断是否正确，他问了我几个问题：那名军官为什么要找志愿者？他们已经准备屠杀更多的人，为什么还要饶了这一个志愿者？根据那天的情况看，这是毫无必要的。再者，他为什么不提前说一句“志愿者不会受到伤害”？我承认，这几道测验题我都考砸了：我回答说，也许德国人这么做是出于蔑视，他们不屑于与受害者对话。拉帕波特听了大摇其头。

“我也是后来才理解的，多亏了另一些事情。”他说，“虽然那位军官对我们说话了，可是你看，在他眼中我们并不是人。他知道我们能听懂人类的语言，但尽管如此，我们依旧不算人。他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即便他想跟我们解释清楚，也没必要这么干。这个男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我们，但他绝不可能与我们谈判，因为受邀谈判的那一方至少要在某些方面与发起方是平等的，而在那个院子里，只有一方——他和他的手下。这是一个逻辑矛盾，没错，但他完全按照这个矛盾行事，并且一丝不苟。他的手下头脑愚钝，并不具备这种更高级的认识；而我们的身体、四肢、面孔和眼睛之中呈现出了人的属性，这使他们在履行职责时有了一些顾虑；因此他们不得不屠戮那些身体，使它们看起来不像人。但对那位军官而言，如此原始的手段已不再必要。这种解释通常是隐喻性的，被视为一种寓言，但在这里，我说的完全是字面意思。”

关于他的这段往事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事情，我们都再没提起过。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只要一看见拉帕波特，就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他向我绘声绘色描述过的那些场景：到处是弹坑的监狱院子，因头部受伤而满脸黑红的人们，还有那位军官——拉帕波特欺骗自己，令自己想要占据那具躯体。我不知道那场浩劫在他脑海中还残存着多深的印记。不论何时，拉帕波特都是一个相当敏感的人，但同时他也很滑稽。此处我要描述一下他每天是怎么离开房间的（我并非有意偷窥），这一定会引起他的不满。在宾馆走廊的电梯旁边有一面大镜子。拉帕波特的胃不好，他口袋里总是塞满了一瓶瓶五颜六色的药片。每天早上出门时，他总会对着镜子吐舌头，看看舌头是不是被染色了。这是他每日必做之事，要是他哪天略去了这个步骤，我会觉得格外异常。

在科学委员会的会议上，拉帕波特总是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非常惹眼，但他极反感尤金·阿尔伯特·奈伊博士的发言。奈伊的话不多却都圆滑老练。要是不想听他说话，你可以观看拉帕波特的面部表情，他总是在戏仿奈伊。拉帕波特会皱起眉板着脸，仿佛突然察觉到舌头上沾了什么脏东西。他还会拉长鼻子，抓耳挠腮，对着正在发言的奈伊挤眉弄眼。那副表情像是在说“你开玩笑呢吧”。终于有一次，奈伊失去了耐心，他直率地问拉帕波特是不是有什么议题要争论。而拉帕波特一副惊恐又无辜的样子，他连连摇头，举起双手，说自己无话可说，绝对无话可说。

我描述这些细节，是为了从一个不那么官方的角度向读者展示该项目的核心人物，同时介绍这个与世隔绝之所的特殊气氛。要知道，这确实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巴洛因、奈伊、拉帕波特和我，我们这些彼此毫无相似之处的人，为了完成“建立星际接触”的任务，竟然聚在了一起。而这样一支差劲的外交队伍，竟要代表全人类面对宇宙。

尽管性格各不相同，我们却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有机体，共同研究“群星来信”。我们这个群体有自己的习俗、节奏和社交模式，而且在官方、半官方及私人层面上有着微妙的差异。所有这些共同铸就了研究所的“精神”，且不止于此——社会学家定然乐意称之为“当地亚文化”。其主之声计划最红火的时候有将近三千人，而笼罩着该项目的氛围异常独特，时间久了令人厌倦不堪，至少我感觉如此。

李·莱因霍是其主之声计划最老资格的成员之一。这位物理学家年轻时参与了曼哈顿计划。他告诉我，这两个研究项目的气氛完全不相同：曼哈顿计划是自然科学的一次大突破，尤其是物理学；而我们的其主之声计划仍根植于人类文明之中，无法摆脱这种依赖性。莱因霍称其主之声计划为“对人类文化的宇宙不变论的一场考验”。这说法惹恼了我们的许多同事，尤其是人文学者。因为莱因霍天真地用人文领域内的发现来夸耀他自己。他除了在自己的（物理）小组内搞研究，还研究与之无关的材料——过去几十年间来自全世界的各种资料，最主要的就是讨论宇宙通信的语言学资料，尤其是“封闭语义语言的破解”。

项目中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些堆砌成山的已有研究资料现在毫无用处。这些参考书目我也都很熟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概有五千五百多种。而有趣的是，此类书籍和文献仍以相当可观的数量继续涌现于世，而除了一小撮被选中之人，整个世界都对“群星来信”一无所知。接着，在半官方的研讨会上，莱因霍又为我们介绍了“星际语义学”领域的最新动态——他刚从邮件中收到了一大堆相关文献。这使得在场语言学家们的专业自豪感和忠诚感遭受了巨大的折磨。他们的一句句论证之词缀着数学的蕾丝花边，但毫无价值且漏洞百出。场面着实滑稽，同时令人沮丧。

会议上剑拔弩张。语言学家指责莱因霍恶意嘲讽他们。人文学者与自然科学家之间的争执成了当天最重要的议事日程。前者我们戏称之“精灵”，后者则是“矮人”。项目内部两“党”共存，而且黑话词汇丰富，这对于未来的社会学家是颇有价值的课题。

巴洛因把一整套人文研究领域都纳入了项目的研究组框架，这个决定背后有相当复杂的原因，不仅仅因为他自己是个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文学者，并且也热爱这一行。但是这种竞争并没有带来什么产出，因为我们的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以及哲学家们拒绝使用那些数据作为研究的原始材料。因此，只要“精灵”部门一开研讨会，就有人在公告板研讨通知的标题旁边写上SF两个字母，意思是“科幻小说”。不幸的是，这种幼稚的涂鸦玩笑正适合这些贫瘠荒芜的会议。

大型会议几乎总是以公开的争吵作结。要我说，最任性的莫过于精神分析学家，他们提出的要求尤其激进——他们想要合适的专家解读出星际信息的“字面层次”，以便他们着手分析发信文明所使用的整个符号系统。当然，这不可避免地招来了他人的反驳，反驳者提出了大胆的假设，比如说，那个文明可能是无性繁殖的，而这必然导致其“符号词汇”的去性别化，因此任何精神分析方面的努力都注定要失败。发表这番见解的人会立刻被贴上“无知”的标签，因为现代的精神分析不再是原始的弗洛伊德式的泛性论。在这样的会议上，如果一位现象学家也开口发言，那么各种反驳和异议亦会无穷无尽地涌出来。

因为我们陷入了名副其实的“丰富的窘境”[原文为法文embarras de richesses，指因某物过剩造成负面的结果。]，我们富余了太多没必要的“精灵”专家——甚至涉及像精神分析史和古文字学这样的神秘领域（我始终记不住古文字学到底是研究什么的，尽管我记得有人对我解释过）。

从这个角度来看，巴洛因接受五角大楼的委任似乎是个错误的决定。那些顾问只记住了一条准则，而且他们任何时候都奉行：如果一个人挖一立方米的坑需要十个小时，那么十万个人一起挖，只需要一瞬间就能完成。要知道，这一大群人在挖出第一铲土之前，就会用铁锨把彼此敲得头破血流；与之相似，我们那些可怜的“精灵”并不从事“生产”，而只是扭打在一起——主要是他们内部混战，但有时也会跟我们战斗。

如果五角大楼坚信投入和产出必然成比例，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他们认为一个问题如果五个专家解决不了，那么五千个专家一定能解决。一想到我们的保护者竟然持这种观点，我就觉得毛骨悚然。我们那些不幸的“精灵”饱受沮丧情绪和各种情结的折磨，因为他们被谴责完全无所事事，尽管这种无所事事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呈现。在我刚加入其主之声计划的时候，巴洛因私下对我坦言，他的梦想——压根不可能实现——是抛弃全部的学术压舱物，好让这艘船开得更快。这根本想都别想，理由非常现实：不管是谁，一旦加入了其主之声计划，就不能简简单单地说走就走；离开的人可能会“撕开封条”，也就是说，会把这个大秘密泄露给外面那个广阔的、尚未起疑心的世界。

所以巴洛因必须是一个机智的外交天才。他时不时地就能想出一些任务——或者说，看似任务的东西——交给“精灵”们去做。针对人文学者的笑话只会激怒他，而不是逗乐他，因为这些俏皮话揭开了他的旧伤疤。举个例子：有一次意见箱里出现了一份提议，建议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调离原岗位，不再研究“群星来信”，而是转到医生岗位上，为那些因无法破译信息而遭受巨大压力的科学家提供心理咨询。

华盛顿的顾问们也令巴洛因抓狂。他们隔不了多久就会冒出一个新点子，比如说，他们一直坚持按照流行的“头脑风暴”原则组织大型跨部门研究团队。这将会取代独立思想者的头脑，仅专注于一个问题，由一个庞大的集体团队在某个特定主题上进行“出声思考”。为了抵制此类金玉良言，巴洛因尝试了各种不同的策略——被动的、主动的，甚至报复性的。

我自然而然地被“矮人”吸引，这会被视为心有偏袒，但我必须要说，最开始我是没有任何偏见的。加入其主之声计划后，我立即开始研究语言学，因为它对我来说似乎是绝对必要的。我很快就惊讶地发现，当涉及该领域最主要、最基本的概念时，语言学家们根本没有达成任何共识——要知道语言学已被视为一门精确的、量化的、数学化的科学。语素和音素到底是什么？老天哪，语言学权威们甚至连这些最基本、最初级的问题都谈不拢。

可当我诚心诚意向合适的人请教：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到底是如何取得任何成果的？这天真的问题却被他们认为是嘲讽。在最初的那段日子里，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被交火的两方夹在了中间，我原以为要劈柴就不用在乎木屑四溅。只有像拉帕波特和迪尔那样善良的人会把我拉到一边，给我介绍精灵——矮人共存的复杂心理社会学，这有时也被称为“冷战”。

我必须说，“精灵”们的工作并非毫无价值。以韦恩和特拉克斯勒的跨学科团队为例，他们的理论工作被证明是非常有趣的。该研究致力于开发“被剥夺潜意识的有穷自动机”，即能够“完全自描述”的系统。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来自“精灵”那一边，只是这些研究与“群星来信”之间无甚关联。我说这些不是为了嘲笑“精灵”——我确无此意，我只是想告诉读者，为了应对第一次接触，地球上运行着一台多么庞大而复杂的机器。这台机器为其自身、其工作带来了多少麻烦，而且这对于进一步实现其正确目标显然没有任何帮助。

另外，就物理舒适性而言，我们的日常生活条件也很差。在这片楼群里我们没有汽车可用，因为原先铺好的道路已被沙丘覆盖。居住区域内运营了一条迷你地铁线路，也是当年建造的，当时他们需要搭乘地铁去往核试验场。所有建筑都支撑在巨大的混凝土柱子上，柱子由沉重的灰色长方块堆叠而成。在那下面，只有灼热的风穿过空荡荡的停车场。热风强劲有力，像是从冶金高炉里吹出来的。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风会卷起那些可怕的、微红的、细得异乎寻常的沙子。在你离开气密住宅区的一瞬间，沙子就吹得到处都是。我们的游泳池都设置在地下，否则完全不可能游泳。

但是，当需要从一栋建筑去往另一栋建筑时，很多人宁愿顶着难以忍受的热浪走地面的街道，也不愿使用地下交通设施。因为在地下，人们活得像鼹鼠一般，仿佛这还不够糟糕似的，你每走一步都能发现各种提醒你楼群历史的标志。比如巨大的橙色SS标志——我记得拉帕波特跟我抱怨过——它们白天都会发光，提醒你通往避难所的路径。我认为SS是“避难站点”的缩写，不过我现在不太确定了。不仅仅是地下，就连我们的工作区域也有发光的“紧急出口”“辐射隔离屏障”指示牌。在建筑入口处的混凝土盘上印着“冲击承受力”的字样，旁边的数字表示该结构可以承受多大的波阵面冲击力。走廊拐角和楼梯平台上立着红色的大型辐射净化柱，还有许多手持式盖革计数器可供选择。

宾馆也是如此，大厅里所有的非承重墙、轻薄隔墙和窗格玻璃上都相应地贴上了鲜红的大字警告：在核试验过程中，停留在此处是不安全的，该区域不能承受冲击。最后，街道上仍保留了一些巨大的箭头，它们指示了哪个方向的冲击波最强，以及在给定位置上冲击波反射的矢量分量是什么样的。总的印象就是，你正站在臭名昭著的“爆心投影点”，热核爆炸随时都可能把你头顶的天空撕裂。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标志中只有少数被涂抹了。我问为什么不把所有标志都移除，人们笑着告诉我，已经移除了一大批了，还有警报器、盖革计数器和氧气瓶，但楼群的管理方要求剩下的这些维持原样。

作为一个新来的人，我对环境的感知更敏锐。楼群的核试验背景起初令我相当烦躁。可后来，当我开始沉浸于“群星来信”的问题时，我就和其他人一样，不再注意到那些标志了。

一开始，研究基地各方面的条件都令我无法忍受——我指的不仅仅是气候和地理位置。假如在新罕布什尔时葛洛修斯就告诉我，我将飞往一个每间厕所、每台电话都被窃听的地方，假如我能够从那么远的距离之外观察尤金·阿尔伯特·奈伊，我就不仅能在理论上理解，也更能直观感受到这一点：一旦我们实现了当局的期望，我们的全部自由就将在那一刻消失。那样一来，我可能就不会这么快同意加入了，谁知道呢。不过即便是红衣主教团也有可能受引导而犯下食人的禁忌，只要负责引导的人足够耐心且循序渐进。心理适应机制是谁也无法阻挡的。

如果当年有人告诉居里夫人，她创立的放射性理论在五十年后将会导致百万吨级的炸药量和超量毁伤力，她也许就不敢继续研究了——在听到这么可怕的预言之后，她肯定无法恢复到原来的平静心态。而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这些，估算尸体数量的人动辄以十的八次方、九次方甚至十次方计数，没人会觉得他们疯了。适应并接受一切的能力正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危险之一。完全灵活可塑的生物是没有固定的道德可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