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大沉默”[原文为拉丁文silentium universi，意为“宇宙的沉默”。“大沉默”是与费米悖论相关的一个问题，即如果生命在宇宙中普遍存在的话，为什么我们探测不到电磁信号。]被地方战争的喧嚣淹没了半个世纪，后来终于得到了许多天体物理学家的承认。这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因为从奥兹玛计划[指1960年美国国家无线电天文台从事的早期搜寻地外文明计划。]到澳大利亚人的多年努力，持续的无线电波检测始终一无所获。

与此同时，天体物理学家之外的其他专家也都在工作：他们设计了LOGLAN[人工语言LOGLAN 1955年由詹姆斯·库克·布朗（James Cooke Brown）博士设计，以验证萨丕尔—沃尔夫假说。Loglan语启发了Lojban、Ceqli等逻辑语言的设计开发。]、LINCOS[LINCOS是拉丁文lingua cosmica的缩写，意为“宇宙语言”，1960年由荷兰数学家、天文学家汉斯·弗勒登塞尔（Hans Freudenthal）博士提出。这种语言以数学符号为基础，以数学方法表达句法。]等一系列人造语言作为建立星际通信的工具。人们有了许多新的发现，比如，传输电视图像要比传输词句更经济。关于接触的理论和方法论慢慢增多，多到能建立一座图书馆。一个文明如果想同其他文明交流，现在我们已经确切地知道应该如何操作了。第一步是发送宽频带的呼叫信号，信号要有节奏，以首先展示其人工本质，然后通过频率告诉对方应该在哪个千赫或者兆赫范围内寻找真正的传输内容。传输内容应以系统地呈现语法、句法和词汇开始。这将是一本为整个宇宙编写的指南，即便对最遥远的星云也适用。

但实际情况是，这位未知的发信者十分失礼，他犯下了一个可怕的社交错误。其信件没有前言、没有语法也没有自带词典——就是一封冗长无比的信而已，记录在将近一千米长的磁带上。当我了解到这一点时，我的第一个想法是，这封信要么不是发给我们的，我们只是偶然躺在了两个“交谈中”的文明中间；要么就是发给那些已经跨过某道“知识门槛”的文明的——这些文明既能发现巧妙隐藏起来的信息，又能解码其意义。如果是第一种可能性，也就是偶然接收，那就不存在“不遵守规则”的问题。而根据第二种情况，这封信就具有一种新的、极耐人寻味的属性：在某种程度上（我是这么猜想的），发信者不想让这段信息被“没资格”的文明接收、解读。

据我们所知，在没掌握编码单位、句法和词汇的情况下，破译一条信息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筛选频率反复试错，在取得成功之前人们或许要等待两百年、两百万年甚至永恒。当我发现项目的数学家中有拜尔德和沙仑，而主程序员是拉德克利夫时，我觉得不太舒服，且毫不掩饰这种不悦。已经有德高望重的这几位坐镇，我却还是被请来了，这好像有些奇怪。同时，我也因此获得了一些勇气，因为数学中确实存在着不可解决的问题，不管是你三流高手还是一流天才。所以这似乎是一个机会——若非如此，巴洛因应该会继续重用拜尔德和沙仑。显然这两人已经得出了结论：如果他们无法在这非同寻常的遭遇战中取胜，那么别人也许能行。

尽管地球上的文化多种多样，但所有语言的概念都有惊人的趋同性。“外婆去世葬礼周三”这封电报可以被翻译成你所知的任何一种语言——从拉丁语、兴都斯坦语，到阿帕奇人、爱斯基摩人和多布岛上部落的各种方言。毫无疑问，我们甚至可以将之翻译为旧石器时代的莫斯特语——如果我们懂这门语言的话。原因是人人都有母亲，母亲也有母亲；凡人终须一死；处理尸体的仪式具有文化恒常性；计算时间的原则也有文化恒常性。但是，单性别生物无法了解父亲与母亲的区别，而像阿米巴变形虫那样通过分裂繁殖的生物，连单一性别亲代的概念都无法理解。所以，“外婆”一词的含义可能无法传达。不死的生物（不断分裂的变形虫就是不死的）无法形成死亡和葬礼的概念。因此，它们必须先了解人体解剖学、生理学、演化、历史和习俗，然后才能开始翻译这封对我们来说意义清晰的电报。

这个例子很简陋，因为它假设收信者知道哪些符号携带信息，哪些符号构成了非必需的背景。而对于“群星来信”，我们的处境则不同。我们记录下来的节奏可能仅代表了，比如说，对方语言里的标点符号，而真正的“字母”或者表意符号可能是记录仪器并不敏感的脉冲，因而根本没有办法被磁带记录下来。

另一个问题是文明程度之间的差距。面对阿蒙霍特普的黄金死亡面具，艺术史学家会解读其年代与风格；宗教学者能从面具的装饰中推断当时的信仰；化学家可以展示出当时处理黄金的工艺；人类学家能判断六千年前的人种标本与现代人是否不同；医学家能根据阿蒙霍特普变形的下巴诊断出他患有激素失衡导致的肢端肥大症。通过这种方式，六十个世纪前的一件物品能给现代的我们提供的信息量，甚至远远大于物品制造者所拥有的信息量——当时的工匠懂得什么黄金化学、肢端肥大症、文化风格？如果我们能穿越时空，在今天写一封信，发给阿蒙霍特普时代的一个埃及人，他一定无法理解。不仅因为他不懂得我们的语言，而且因为他掌握的概念无法跟我们相提并论。

这就是关于“群星来信”的大概审议结论。按照惯例，关于它的信息被压缩成为标准文本并录制在磁带上，为前来视察的贵宾播放。我不用自己的话介绍，而是逐字引用如下：

“其主之声计划的任务是研究所谓外太空信息的方方面面，并且尝试破译它。这串信号很有可能是在某种人工技术装置的帮助下，有意向外发出的。发信的个体或群体来自某种未确定的外星文明。承载特定通信的介质是一束粒子流，这种粒子叫作中微子，其静止质量为零，其磁矩是电子磁矩的一千六百分之一。中微子是我们所知的基本粒子中穿透性最强的。这些粒子从天空的各个方向到达地球。我们可以区分这些粒子是如何产生的：有些粒子产生于恒星中（包括我们的太阳），它们是自然过程（如β衰变和其他核反应）的产物；有些粒子是中微子与地球大气或地壳中的原子核碰撞产生的。这些粒子的能量有大有小，在几万到几十亿电子伏之间。什古博夫的研究表明，构建所谓的中微子激光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该激光可以发出单频粒子束。地球上接收到的信号，可能正是由一台基于该原理的发射机发出的。多亏了休斯、拉斯卡利亚和杰弗里斯的工作，现已建造了一种称为逆变器或中微子转换器的装置，以记录中微子辐射中的不同能级。这一设备基于艾因绍夫原理（‘伪粒子交换’）建造，它利用穆斯堡尔——童效应，可以将辐射量子过滤到三万电子伏的精确度。

“在冗长的低能量子记录里，在五千七百万电子伏的频段中，发现了一个人造信号。转换成二进制码后，它包含二十多亿个单位。信号连续不断地传输。它有一个相对宽阔的辐射点，覆盖了整个小犬座α星所在的区域，以及这颗恒星附近弧度角为一点五度的区域。信息的内容和目的不明。由于通信信道的冗余度可能接近零，因此信号表现得像噪声。我们能确认这段噪声是一串信号，因为每隔四百一十六小时十一分二十三秒，整个调制序列就会重复一遍，保真度至少相当于地球上使用的仪器。

“要发现并记录这种人工信号，必须满足以下条件：第一，必须有一台仪器来接受这串中微子粒子流，该仪器的分辨率至少要有三万电子伏，并且要对准小犬座的一个辐射点，该点可能从小犬座α星的任何方向偏离一点五度。第二，必须要从那一扇区的全部中微子辐射中，过滤出五千六百八十万至五千七百二十万电子伏之间的频段。第三，信号的接收时长必须大于四百一十六小时十二分钟，而且必须要把下一轮发射的开始处与前一轮发射的开始处进行比较。如果这个条件无法满足，那么接收到的信号只会被视为一种正常（自然）的噪声现象。由于许多原因，中微子天文学家对小犬座很感兴趣。因此，只要有此类专家，只要有合适的设备，第一个条件就可能相当普遍地得到满足。然而，选择出正确频段的可能性就比较低了，因为那一扇区的辐射包含了三十四种其他能量的极值（这是目前统计出的数字）。在整个辐射的光谱中，五千七百万电子伏频段的极值确实显示出了锯齿峰；也就是说，它比其他由自然过程产生的能量更敏锐、更集中，但仍谈不上显著；在实践中，奇点只可能被事后发现，也就是说，只有当你已经知道该频段的信号是人工的，从而将注意力放在那里时，才能发现它。

“让我们假设，在世界上约四十座拥有拉斯卡利亚—杰弗里斯逆变器的天文台中，至少有十座在持续观测小犬座的中微子辐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其中之一能过滤出信号的概率大约是三分之一（10:34）。但四百一十六小时的记录时间是相当长的。平均需要九个或十个研究项目，才能遇到一次这样的长时记录。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做出这样的推断：信号被发现的概率大约是四十分之一到三十分之一，而且这一发现能够以相同的概率在美国之外的地方重复。”

我一字不漏地引用了整篇文本，因为第二部分也很有趣。概率的计算过程并不是非常严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部分被纳入其中是由项目负责人的政策决定的。他们的想法是要提醒那些贵宾，因为三十分之一的发现概率并不低，而受到提醒的大人物可以利用他们的影响设法增加项目资金。（除了大型计算机之外，最大的开销是用于自动化学合成的设备的。）

要开始研究这封“信”，你必须迈出第一步，而这是最糟糕的事。前两个分句从表面上看是毫无意义的赘述，其实不然。历史上有过无数的思想家，他们真的相信一个人可以在知识上从零开始；他们把头脑看作一页白纸，认为可以用且仅用一种必要的秩序来填满它。以此构想为基础，人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这种操作是无法真正实现的。因为如果不做出假设，人是不可能开始进行任何事情的。我们意识不到这一点决然不代表这不是事实。这些假设存在于人类的生理构造中，也存在于文明的混合物中。这种混合是生物与外界环境之间的接口，之所以有这种混合物，是因为环境并没有明确规定生物为了生存必须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相反，环境给生物留了足够大的自由选择余地，其中足以容纳数千种可能的文化。

在关于恒星代码的研究工作开始时，最初假设的数量必须控制在最低限度，但如果完全没有任何假设，我们也无法展开研究。如果这些假设被证明是错误的，那基于其上的工作就必然是徒劳。假设之一：代码是二进制的。总的来说，这一判断与记录下来的信号是一致的，但是人类自己的表示法系统也促成了这种记录形式。物理学家们不满足于磁带上的信号，他们还仔细检查了中微子辐射本身，即“原始代码”（记录下来的信号只是一幅图像）。他们最终认定，代码可以被认为是二进制的“合理近似”。这句话不可避免地散发出一种“证明完毕”的专横，不容置辩。下一个问题是确定这封“信”属于哪一类信号。

据我们所知，这封信可能是用一种陈述性、事务性语言“写”出来的，以意义为单位进行操作，与人类的语言类似；或者，它可以是一个“建模”信号系统，比如电视信号；它还可以代表一个“配方”，也就是说，它是生产某物所必需的一组指令。最后，这封信也可能是“超文化”代码，其中包含了一段对某个特定物体的描述，发信者只提及自然界中的某些常数，可以通过物理和数学方法被人类发现。代码可能从属的这四种类别并不是完全独立的。电视图像是将三维现象投射到二维平面上的结果，其帧率符合人眼和大脑的生理机制。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东西，对于某些在演化层面上非常先进的生物来说是不可见的。例如，狗不会在电视上（或者照片里）认出另一只狗。此外，“物”与“物的配方”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卵细胞是一个物质实体，而对于它将长成的生物体来说，卵细胞也是一个生产配方。因此，信息载体与信息本身之间的关系可以是多元的、纠缠的。

我们知道这种分类模式很粗劣，但又没有更好的办法，于是我们开始着手一个接一个地排除这四种变体。相对而言，最容易验证的是“电视信号假说”。有一段时间这一假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被认为是最经济的。信号被列成各种不同组合，然后输入显像管中。得到的图像看起来完全不像任何东西，但也并不是完全混乱。白色的屏幕上出现了黑点，这些黑点增加、生长、流动、消失，整个画面呈现出“沸腾”的效果。当信号以千分之一倍的速度播放时，画面就像一群群处于扩张、相互吸收和崩溃阶段的细菌。在此过程中，人眼能捕捉到一定的节奏和规律性，尽管这种节奏和规律性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对照组的实验也同时进行，研究人员将中微子的自然噪声记录输入了电视。结果是画面上没有固定形状和凝结中心，只有噪点在飘动闪烁，最后分解成均匀的灰色。当然，我们可以争论说，发信者的电视机与我们的不同——比如，不是光学电视，而是嗅觉或嗅触觉电视。然而，即使他们与我们有不同之处，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在知识上比我们先进，因此他们必然能认识到，信号接收的成功与否不应该取决于收信者与发信者在生理上是否相似。

第二种可能性因此被排除了。而验证第一种假设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正如我所指出的，如果没有字典和语法系统，就不可能破解一门真正的“外语”。所以只剩下两种假设待验证，这两者被合二为一对待，因为（又一次如前所述）“物”和“过程”之间的区别是相对的。长话短说——其主之声计划正是从这里开始的，研究人员取得了一些成果，“实现”了“信”的一小部分（也就是说，成功破译了信号的一个片段），但后来又停滞了。

布置给我的任务是判断把这封信视为“物—过程”的假设是否正确。我不能引用基于该假设得到的结果，因为这将构成逻辑谬误（一个恶性循环）。一开始，从没有任何人在我面前提及任何研究成果，这并不是出于恶意，而是为了防止我带着先入之见去解决问题。因为在某种意义上，那些研究成果可能只是“误解”的产物。

我甚至不知道项目原有的数学家们是否尝试过我的任务。我认为他们已经试过了。假如他们失败了，而且我了解他们的失败，那么我就可以少做一些无用功；但是迪尔、拉帕波特和巴洛因都觉得最保险的做法是什么也不告诉我。

总之，我被召唤来挽救这个星球的荣誉。我不得不认认真真地运用我的数学才能——有点儿紧张，但很高兴。我花了半天时间聆听人们解释项目的概况，与他们交谈，参与神圣的群星来信记录转交仪式。“四巨头”护送我到宾馆，他们互相盯着彼此，以确保谁也不会在我面前说出任何我不应该知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