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我拉进这个项目的人是巴洛因、贝尔和普罗瑟罗。我在最初的几周中逐渐意识到，虽然一开始交给我的任务取得了预期中的成功，但这并不是他们把我纳入科学委员会的主要原因。这个项目有很多专家，而且是最好的专家；可问题是，他们没有合适的专家，因为这样的人选根本不存在。我已经几次放弃了数学的纯洁，跨越广阔的领域在学科之间转换，从宇宙学研究到动物行为。在此频繁的转换过程中，我不仅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信息——这并不是最重要的，而且养成了敢于破除传统观念的习惯。

对于入侵的领域，我只是一个局外人，在感情上不受其神圣而悠久的规则束缚。有些东西是安于学科内的人从未梦想过要去挑战的，而我能轻易地提出质疑。我常做的事情不是建设新的东西，而是把现有秩序，把大量劳动、奉献的成果夷为平地。这样的人正是其主之声计划的负责人想要的。项目成员中的大多数——尤其是自然科学家——都满足于继续他们先前的研究，至于自己的研究能否与来自群星的信息摩洛神[摩洛神（Moloch）是古闪米特人信奉的神，通常与献祭儿童有关。该词在英语中引申指会引起巨大牺牲的可怖事物。]形成一个连贯的整体，他们并不过于关注。但是，这位摩洛神引发了很多有趣的、具体的问题，而且正如我所指出的，它将引导我们走向重大的发现。

与此同时，领导层（即“四巨头”）开始模糊地意识到，他们陷入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境；现已确定的研究流程得到了精细的调整，能相当有效地执行系统操作，但它可能会吞没项目本身，把它分解为一片汪洋，里面满是分崩离析的事实和发现；这样他们会丧失把握住事件整体的机会。地球收到了一段来自群星的信号，这一信息的内容丰富至极，从中啄下几块碎片就足以养活众多的研究团队数年之久；信息本身虽然仍笼罩在一片迷雾之中，但在一大堆微小成就的掩盖下，其不可穿透性已逐渐不再挑动研究者的神经。也许这只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在起作用；也许是研究人员受训后养成的习惯，他们揭示现象背后的法则，而不去质疑法则背后的成因，以及为什么是此法则而不是其他。

对于这样的问题，传统上认为应该由哲学和宗教提供答案，而不是由自然科学家来解答，因为自然科学家们已断绝了揣测世间万物背后动机的念头。在实证科学的历史发展中，动机猜测者的方法是非常不受信任的，但这里的情况恰恰相反，对动机的研究成了胜利的最后希望。当然，方法论上仍然禁止将拟人化的动机赋予引起原子属性变化的那一方；但是，代码的发信者与接收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之处——哪怕只是极细微的相似，这不仅仅是慰藉心灵的幻想；这一假设的前沿决定了整个项目的未来。我从一开始就确信这一点，从我踏上研究基地的那一刻起。我确信，如果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任何试图理解恒星代码的努力都是徒劳。

关于信号的种种猜想，我一分钟都没有相信过。什么传送过来的个体，什么“伟大头脑”、原生质“信息机器”的蓝图，还有什么征服地球的“统治者”的合成模板——这一切都是从贫乏的点子仓库中借来的。以当前的技术形式，人类文明也只有这些主意可供使用。就和科幻小说的主题一样，这些想象是对社会的反映，而且主要是对美国社会的反映。在二十世纪中叶前后，这些美国出口的点子在海外蓬勃发展。它们要么新奇时髦，要么就是建立在“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这一游戏原则之上的其他概念。我从未想到创造新理论还可以这么枯燥乏味，从未深刻地意识到在狭窄的历史阶段里平庸的发明束缚着地球文明，直到我听到了这些假说——它们看起来十分大胆，实际上格外天真。

项目的首席信息理论家麦肯齐博士主持了相关讨论，而我在会上批评了这些假说，成功地惹恼了所有出席者。麦肯齐的一位年轻同事反问，在我看来信号到底是什么。因为我如此激烈地批评他们，这说明我一定是掌握了真相。

“也许是一篇《启示录》，”我回答说，“《圣经》并不一定要印在纸上，并不一定要用烫金布料装订。它也可以是一团原生质……比如‘蛙卵’。”

我是在开玩笑，但他们急于用自己的无知换点儿什么，任何东西，只要它表面上是确定的。于是他们开始认真地考虑我的话。很快，他们再一次顺利地找到了答案：这段信号就是“道成肉身”（指“有利于生命起源”的罗姆尼—默勒效应）。有某一方支持银河系规模内的生命发展，无论其动机如何，他们都不可能是“实用主义的”、自私的、技术型的……因为，他们首先必须把整个宇宙中的生物发生视为一种可取的、有益的现象，才可能采取这样的行动。可以说，这是一种反映出“宇宙善意”的行为，从这个角度看来，相当于宣告了一份有效的、正在上演的“福音”。值得注意的是，该行为是一种自我实现——听众并没有出现在发信者面前。

我离开会场，返回自己的公寓，而他们正讨论得热火朝天，甚至没注意到我的离席。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罗姆尼—默勒效应：恒星代码增加了生命诞生的可能性。没有它，生命起源当然仍是有可能的，但需要更长的时间，因而发生的概率可能更低。这一判断中蕴含着一些令人振奋的东西——我可以理解如此行事的发信者。

这段信号有益于生命的纯物理属性是完全独立于其内容的吗？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吗？也许这段信号不代表任何实际内容？除了“保护”生命之外，没有任何意义？不，这不可能，且不论其他，单是“蛙卵”就能证明这一点。那么，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是否与其媒介所产生的影响相平行呢？我知道自己已经踏上了容易犯错的湿滑境地。这段代码，连同其内容，是要“创造快乐”“行善事”——这种看法似乎不言自明。然而，正如伏尔泰所说：“苏丹打发一条船到埃及去，可曾关心船上的耗子舒服不舒服？”[这句话引自伏尔泰《老实人》第三十章，傅雷译本。]

我们对外来访问者的称呼不是“贵宾”，而是“弱宾”——弱智的来宾。这个贬义词并不是用来形容高层访客的整体智力的，而仅仅是因为当项目中典型的问题需要向那些不懂专业术语的人解释时，我们的麻烦就没完没了。为了能让他们理解恒星信息“促进生命的形式”和其“内容”（当时我们只从内容中提取出了“蝇王”）之间的关系，我想到了这样一种类比：

让我们假设，有位排字工人，在一台莱诺整行铸排机上给一首诗排版。这首诗的词句中蕴含着某种语言意义。而与此同时，还可能发生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根弹性足够好的、可以产生震动的触针，从铸排机的金属字母上划过，发出声音，而这声音可能偶然产生泛音和弦的效果。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声音，几乎不可能结合起来构成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第一小节。可是，这样的事情如果真的发生了，我们会自然地认为它不是偶然的产物，而是有人故意在排版上做手脚，比如给字母选择正确的字号，精心调整空格等等。对于印刷铸排来说，产生这样“偶然的音乐”是极不可能的；同样，对于通信来说，“群星来信”产生了偶然的效果也是极不可能的。

换言之，这段通信附带的促进生命的属性不可能是偶然的。发信者一定是有意将调制过的振动赋予了中微子束，从而带来了支持生物发生的效果。现在，这种形式和内容的共存必然要求某种具体解释，而最简单的假设是，如果信号的形式爱护生命，那么其内容也应该是有益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拒绝了这种“宇宙善意”理论（即认为在信号能直接促进生命的属性之上，发信者还增加了相应的有益于收信者的信息），那么我们就注定要或多或少地接受相反的理论——仁慈的、爱护生命的发信者邪恶地在信号中附加了可能导致收信者毁灭的内容。

我说我们注定要接受那种邪恶的解释，这并不是我个人的观点；我只是注意到了项目内部切实存在的一连串的思想。理论化过程中表现出的顽固气息在有关其主之声计划的报道中是显而易见的。这种顽固始终是两极化的：要么认为“信”是一种“仁慈的援助”行为，即给予科技知识，这被我们的文明认为是至善；要么认为它是一种伪装巧妙的侵略行为——将“信”物质化后产生的东西，将会统治地球、人类，甚至灭绝我们。我总是反对这种瘫痪般的想象力。发信者有可能是，比如说，理性的智慧生物，他们只是利用了一种现成的“能量条件”：他们早些时候启动了一场促进生物发生的发射，之后他们又希望与其他行星上的智慧居民通信，出于单纯的经济上的考虑，他们可以利用已经在运行中的能量源，而不是为此目的再建造特殊的发射机；他们可以在中微子流上叠加特定的文本，这段文字不一定与中微子流促进生物发生的特性有关。同样，我们发送的电报内容与无线电报电磁波的性质并没有任何一对一的关系。

虽然有人能想出这样的理论，但是类似的点子在项目内并没有吸引到追随者。有些假设甚至是非常具有独创性的。比如说，认为“信”在两个层面分别起作用。它对生命起源的影响就像园丁把种子撒在地上一样；但后来它再次出现了，来看看这些冒芽的作物长得端不端正。这时候，“信”开始在第二个层面——也就是说，通过其内容——发挥作用。它就像园丁修枝用的大剪刀：一种能够移除“衰落的灵生[灵生（psychozoic），地质学术语，指与人类智力出现相关的，如灵生代、灵生纪。现已较少使用。]小群落”的手段。这意味着发信者们想要速战速决地、毫不怜悯地摧毁那些在演化过程中发展得“不恰当”的文明，比如说，那些具有“自我吞噬”“好战”等属性的文明。因此可以说，发信者管理着生物起源的开始和结局，同时照料着演化之树的根和冠。“信”的内容部分设计成这样，是为了给某类不受欢迎的收信文明提供一把剃刀，这样它就可以割断自己的喉咙。

这种天马行空的奇想我也不认同。一个文明竟要用如此不寻常的方法去铲除那些“堕落的”“迟钝的”文明？我对这种看法不屑一顾，它不过是又一次把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恐惧投射到了“信”的不解之谜上，就像心理学上的联想测验，仅此而已。罗姆尼—默勒效应似乎表明，发信者认为存在——以生命的形式——是一件好事。但我还不准备进行下一步推论：我既不能断言代码的“内容层面”也具有善意，也不敢说这一判断是错误的。“阴暗论”的提出者则是不假思索地产生了那些想法，因为在他们看来，“信”给予我们的是一匹特洛伊木马，只值得怀疑：一种工具，一种能征服地球的工具；一群异星人，一群想要统治我们的异星人。

所有这些想法都在至善与至恶之间摇摆，就像夹在双层玻璃中的苍蝇。我试着从发信者的角度思考。我不会发送任何可能违背我本意的东西。把工具提供给未知的接收对象，这就像把手榴弹分发给儿童一样。那么，发送来的究竟是什么呢？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还包含了对能量来源（以“蝇王”形式呈现）的实例说明？但是，这样一张蓝图是一个依赖于其自身要素的系统，也就是说，依赖于个体成员。不可能存在一张适用于任何地点、任何时代的最优蓝图。它还必须考虑到特定的生理特征——我不相信人类在这方面代表了宇宙的常数。

乍一看，“信”似乎不太可能是我们无意中听到的星际对话的片段，因为信号在重复不断地发射。一场对话不会只有其中一方年复一年地重复同样的内容。但是，又一次地，我们需要考虑时间尺度这一因素。这段通信源源不断地发往地球，至少已经有两年了，这是可以肯定的。也许“交谈”是由自动装置完成的，一方的设备会不断地发送己方的陈述，直到它收到确认信号，知道陈述已被对方接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所涉双方彼此离得足够远的话，信号的重复可以持续一千年。我们不知道“促进生命”的中微子束是否可以作为各种内容的载体——我们先验地认为这是很有可能的。

即便如此，“偷听对话”的假设仍是不太可能的。当“问题”与“回答”相分离，等待答复的时间以世纪为单位计算时，我们很难把这种交流称为“对话”。相反，我们会认为双方都在把关于自己的重要事实传达给对方。因此，我们接收到的通信应该不是一段，而是至少两段。然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根据天体物理学仪器所能做出的判断，除了那一个传输频段之外，中微子“以太”完全是空的。这也许是谜团中最难理解的部分。最简单的解释是，没有什么对话，没有第二个文明，只有那一个文明，正发出各向同性的信号。做出这样的判断之后，你又回到了上一步，在信号的双重性质上绞尽脑汁……从头再来。

是的，“信”可能包含了一些相对简单的东西。例如，它可能仅包含了一幅图表，我们可以利用它制作出一台通信机器，与发信者联系。这样一来，“信”就是一张发射机的蓝图，其组件由“蛙卵”物质构成。而我们，就像对无线电设计图百思不解的小孩一样，只能组装出几个最原始的螺丝。或者，“信”可以是一种心理宇宙学理论的具体化，它展示了在总星系中智慧生命是如何形成、分布、运转的。当一个人抛弃了摩尼教徒般的二元偏见（这些“轻声低语”认为发信者要么祝福我们，要么诅咒我们，也可能两者兼有之——以他们的标准是对我们行善，而我们觉得那是恶），他就会更自由地构想出类似于前文所述的理论，并陷入另一个泥沼动弹不得。这泥沼的僵化程度不亚于职业惰性，项目中的经验主义者就是被职业惰性困在了由轰动性大发现筑成的金笼子里。他们——至少是其中一些人——相信，通过研究“蝇王”，人类最终可以破解发信者的秘密——就像解开打结的线团一样。我认为这只是对一项事实的文饰作用[文饰作用（rationalization），心理学上自我防御机制的一种。个体为自己的失败找托词，否认自己的理性所不能容忍的事实，以避免精神上的痛苦。]：因为除了“蝇王”他们什么都没有，所以在研究中只能紧紧抓住它不放。如果这是一个自然科学的问题，我就会承认他们是对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只对“信”的墨水做化学分析，我们永远也无法推断发信者在智力上的特质。

也许有必要给野心套上缰绳，以循序渐进的方式研究发信者的意图。但那个尖锐的问题再次出现：为什么他们要把发给智慧收信者的信息和亲生效应结合在同一个东西里？

这很奇怪，甚至有些可怕。首先，从整体上考虑，发信者的文明一定古老得令人难以置信。根据我们的最佳估计，信号的发射需要消耗至少一个太阳的能量。这样的能耗，即便对于一个天体工程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来说，也不可能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因此，发信者必然确信，这样的“投资”——尽管不是用于自身——确实能够有效地促进生命诞生。但目前，在总星系中存在的、所处环境与四十亿年前的地球相当的行星是比较少的。其实是非常少。如果把总星系比作一种恒星——星云构成的有机体，可以说它的壮年早已过去；再过十亿年左右，它就会开始衰老。它的青年时代是生机勃勃的、暴烈的，大量行星在此期间形成，包括我们的地球。可这样的时代已一去不返。发信者必然知道这一点。那么，他们发送信号就不是几千年的事情了，甚至也不是几百万年。我怕——除了害怕，伴随这种想法而来的还能有其他情绪吗？——他们这样做已经有几十亿年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完全无法想象一个社会在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地质时期后会是什么样子；但撇开这个问题不谈，信号具有“双面性”的原因变得相当简单。他们可能从最早期就在发送“生命促成因素”，然后，当决定开展星际通信时，他们发现利用已在宇宙中搏动的发射流就足够了，不需要为此目的研究特殊的发射机和技术。他们只需要对载波进行正确调制。那么，他们给我们送来这个谜题，只是简单的工程经济问题吗？毫无疑问，这一调制程序在技术上和信息上是巨大的挑战——没错，对我们来说是如此，但对他们来说呢？这里，我再一次迷失了方向。与此同时，研究还在继续：人们不断地尝试将信号的“信息内容”与其“亲生性”分离开来，但没有一种办法能奏效。我们感到困惑，但仍不愿承认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