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八月底，我的精神枯竭了，比我以前任何时候都要枯竭。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会在人的一生中不断起伏变化，我们几乎无法控制。我有一种办法能检测自己的状态。我会重读自认最好的论文。如果我注意到其中的失误和缺漏，如果我意识到当时自己还可以做得更好，那么这就说明我的状态还不错。然而，如果我发现自己正带着赞赏的心情阅读，那就意味着我有麻烦了。而这正是那年夏末的情况。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我知道我所需要的是分散注意力，而不是休息。

我开始经常去拜访我的邻居拉帕波特博士，有时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关于恒星代码本身，我们很少提及，即便提到了也不多说。有一天，我在一大堆包裹里找到了他，包裹里散落出许多吸引人的平装书，封面油光水滑，上面绘着花里胡哨的图画。他试着把那些幻想文学作品当成“点子生成机”——因为我们已经想不出新点子了。因为顽固的错误观念作祟，这种通俗类型读物（特别是在美国）被称为“科学幻想”。拉帕波特以前从未读过这样的书；读过之后他很恼火，甚至愤愤不平，因为他本期待参差多态，却只发现千篇一律。他说“里头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幻想”。确实，这招就是一个错误。这些伪科学童话的作者向公众提供了他们想要的东西：陈词滥调、老生常谈、刻板印象，所有这些都经过充分地修饰，被制造成“奇观”，这样读者就能陷入一种安全的惊奇状态，同时又不会对自己的人生哲学产生质疑。如果一种社会文化产生了进步，那么这种进步首先是概念性的，但文学，尤其是科幻小说，与之毫无关系。

与拉帕波特博士的谈话对我很有价值。他的特点是充满掠夺性，提出构想时不拘礼节，真希望我也是这样。我们讨论的话题有点儿孩子气：我们滔滔不绝地谈论“人”。拉帕波特有点儿像是个“热力学精神分析师”；例如，他宣称，为人类行为提供动因的所有基本冲动，都可以直接从物理学推导出来——但这里指的是最广义的物理学。

他说，毁灭的冲动可以从热力学中推导出来。生命是一种欺诈，它企图盗用资源，规避原本不可逃避的无情法则。隔绝于世界的其余部分后，生命立即步入衰亡之路。这条倾斜的道路通向物质的常态，通向永恒的平衡，也就是死亡。为了继续存活，生命必须以秩序为食，但除了生命之外，世上没有高度组织化的秩序，因此生命注定只能吞噬自身。它只有通过毁灭才能存活，它必须从其他可以被摧毁的系统中汲取营养。决定这条法则的不是道德，而是物理学。

他说，薛定谔可能是首个认识到这一点的人；但薛定谔迷恋希腊文明，没能考虑到拉帕波特所谓的“生命的无耻之处”，这种与生俱来的污点就根植于存在的结构本身。我以植物的光合作用为例，提出质疑：由于利用了阳光，植物并不毁灭其他生物，至少不需要这么做。拉帕波特回答说，整个动物王国都寄生于植物王国。

拉帕波特继续说道，人类的第二种品质，也是几乎所有生物体共有的品质——性——同样可以从统计热力学中与信息相关的部分推演而来。熵隐藏在每个有序系统的背后，它总是使信息在传播时受到损失。为了抵消这种致命的噪声，为了使暂时得到保障的秩序能永久存在下去，生命有必要不断将自己与“遗传文本”进行比较。这种为了消除“错误”而进行的检查，或者说校对，成为双性繁殖兴起的原因和理由。因此，从信息论来说，性起源于传输的信息物理学。对每一代的遗传物质进行校对是势在必行的，这是生命维持自身的必要条件；剩下的一切——生理的、心理的、文化的——都是衍生物，都是那一颗坚硬的物理法则之核长成的森林。

我向他指出，通过这种论证，他将双性繁殖普遍化了，它成了宇宙中的一个常数。他只是微微一笑，始终没有直接回答我。换在另一个时代，我敢肯定，他会是一个坚定而严肃的神秘主义者，一个制度建设者。而在我们的时代，大量的新发现像炮弹碎片一样把所有的系统连贯性撕裂开来，进步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同时这个时代又对进步厌烦透顶。在我们的时代，他只能是一个评论者、一个分析者。

我记得，有一次他告诉我，他曾考虑过要创造一种具有哲学体系元理论性质的东西，或者说要写一段通用程序，以促进这种创造的自动化：一台配置正确的机器会首先生产已经存在的体系，然后，在因疏忽或因伟大的本体论者不够严谨而产生的空白中，这台机器将创造新的体系，就像生产螺丝或者拖鞋一样简单。他甚至已经开始着手整合字典、语法，建立换位规则、类别、层次结构，类似一种语义扩展的类型元理论，但后来他发现这项工作只是一个空洞的游戏，不值得付出努力，因为它创造出来的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可能生成一些文字构成的网络、棋盘、建筑物——如果你喜欢，也可以称之为水晶宫殿。拉帕波特是一个厌世的人，我看到他的床头有一本叔本华的书——就像我床头的是《圣经》——我并不感到惊讶。用意志的概念代替物质的概念在他看来很有趣。

“你不妨称之为‘谜之意志’，”他说道，“然后将之量子化，发射出去，用晶体衍射，稀释或浓缩它。如果人们发现意志可以与众生的内心完全分离，并且认为它可以‘自动运行’——原子中永恒的忙乱是如此令人恼火，因为这种运动只会制造问题，而且我指的不仅仅是数学上的问题，那么还有什么能阻止我们同意叔本华的观点呢？”他宣称叔本华哲学的复兴时代即将到来，然而他绝不是在为那个疯狂的小个子德国人辩护。

“他的审美观是不一致的。也许他无法表达这一点；也许是时代的精神不允许他这么做。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目睹过一次核试验。您知道吗，霍格思先生，”——他总是这么称呼我——“没有什么比蘑菇云的颜色更美的了。它超出了语言的描述，任何彩色照片都无法捕捉这奇迹，它只持续了十到二十秒。当火球膨胀时，尘土在吸力的拉动下升腾起来。然后，火球就像突然被放了气的气球般从云层间消失，在那片刻里，整个世界变成了一尊粉红色的雕塑——玫瑰色手指的黎明女神……十九世纪的人坚定地认为，但凡是能致人于死地的凶残之物，必然是面貌丑陋的。今天我们知道，那东西可能比樱桃园更美丽。而在那之后，所有的花朵都暗淡凋零，那里的辐射毫秒之间即可致命！”

我坐在扶手椅上听着，我承认，有时我会走神，搞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我的大脑像一匹拉着送奶车的老马，总是固执地重返那条路——恒星代码。我不得不强迫自己不要回去，因为在我看来，如果我让那块地休耕，它就会自己冒出新芽。有时确实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也和蒂豪梅尔·迪尔交谈—小迪尔，那个物理学家。我认识他的父亲，其中也有一段往事。老迪尔曾在伯克利大学教数学。当时他是相当有名的老一辈数学家，并被认为是一位优秀的教师——性情平和、有耐心，但要求严格。可是不知何故，他对我没有好感。的确，我们两人的思维方式不同；我对遍历过程很感兴趣，老迪尔却对这个领域颇不在乎。尽管如此，我总觉得他的态度与数学无关。我带着自己的想法去找他——我还能去找谁呢？他对我嗤之以鼻，像吹灭蜡烛一般，还把我想要展示的东西扔到了一边。与此同时，他却对我的同事迈尔斯青睐有加，他护佑在迈尔斯身边，仿佛那是一朵新鲜的玫瑰花蕾。

迈尔斯追随着老迪尔的脚步，我不得不承认，他在组合分析方面做得还不错——即便在当时，我就认为这一分支已经枯竭了。学生发展了导师的想法，所以导师把自己的信仰寄托在学生身上——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难道老迪尔对我有一种本能的、动物般的反感吗？难道我太过前卫，对自己和自己的未来太过自信？我当时肯定是非常迟钝的，我什么都想不明白。另一方面，我对他毫无怨恨。我倒是真的很讨厌迈尔斯。我仍然记得多年后，当我碰巧遇见他时，我所经历的那种无声的喜悦。他在某家汽车公司当统计员——好像是通用汽车吧。

虽然老迪尔在选择门徒方面彻底失败了，但这对我来说是不够的。我并不希望他被打败，我只希望他能对我寄予厚望。在我年轻时的研究工作中，我写每一篇论文时都在假想老迪尔阅读我手稿时的样子，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篇就是证明迪尔变量组合学只是遍历定理的粗略近似。这篇论文花了我多大的精力啊！我敢说，在那之前或之后，我从未如此小心翼翼地打磨过一件东西；后来被称为“霍格思群”的整个概念都可能是源于这种誓要击溃迪尔定律的安静而持续的激情。然后，就像要额外做些什么似的，虽然当时已没有什么真正要做的了，我搞起了元数学——为了从高处审视整个不合时宜的错误观念。不止一个人曾预言我的研究会一路高歌猛进，而他们对我耽于这种边缘兴趣感到惊讶。

当然，那项研究背后真正的动机和隐藏的原因，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到底期待着什么？当然不是期待老迪尔幡然醒悟，转而欣赏我的价值，为迈尔斯道歉，承认自己错得有多严重。一想到那个像鹰一样精神矍铄、似乎永不会衰朽的老人不得不服输的样子，我就觉得这实在是太荒诞了，我片刻也不能以之为乐。所以我并没有什么特别想要实现的梦想：这件事太尴尬，太微不足道了。有时，一个人广受他人重视、尊敬甚至爱戴，但在灵魂的最深处，他最关心的却只是某一个人的看法，此人冷淡地站在崇拜者的圈子之外，在世人看来，可能只是一个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的平庸之辈。

那么，老迪尔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一位普通的数学教授。在美国，像他这样的教授还有好几十个。但这样理智的说法对我没有什么帮助，尤其考虑到当年我自己甚至都没意识到我的雄心壮志中藏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和目的。后来，我从出版商那里收到了那篇论文的副本，它们新鲜、硬挺、闪亮，仿佛沐浴在崭新的荣光中，我猛然清醒了过来；我眼前出现了老迪尔的模样，他干枯、僵硬，像一根竹竿，他的脸就像黑格尔的肖像——我讨厌黑格尔，我读不下他的著作，因为他是如此自负，仿佛“绝对”概念只是借他的嘴唇把自己说了出来，为的是普鲁士更大的荣耀。现在我意识到了，我的厌恶与黑格尔毫无关系；我只是把他想象成了另一个人。

有几次，我在学术会议上远远地看见了老迪尔；我避开了，假装没认出他来。还有一次，他主动和我说话，礼貌而含混，但我借口有事便离开了。现在我真的不需要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东西了；我似乎只在想象的世界里才需要他。我的主要作品出版后，得到了一阵赞扬，还有人写下了第一本关于我的传记。我感到自己埋在心头的目标快要达成了，我将与他偶遇。他生病的传闻飘进了我的耳朵里，没错，但我没想到疾病能令他变得判若两人。我是在超级市场里看到他的。他推着一辆装满了罐头的购物车，就站在我前面。我尾随在他身后。我们周围有一大群人。我偷偷地瞟了他一眼，发现他脸颊肿胀，像两个囊袋，还带着一股疾病确诊后的绝望。这是一个干瘪皱缩、挺着圆肚子的老人，眼睛呆滞，下巴松弛，脚上是一双松松垮垮的橡胶雨靴。雪花在他的衣领上融化。他扶着购物车，被人群推搡着，而我好像害怕似的，匆忙后退走开；我只想尽快逃跑。顷刻之间，我失去了一个敌人，而他可能从来都不知道他是我的敌人。一段时间之后，我感到空虚，仿佛失去了一个非常亲近的人。那种挑战曾激起我的斗志，曾要求我调动全部精神力量，而它现在突然消失了。也许那个一直跟着我、在我肩头阅读画满标记的手稿的老迪尔根本不存在。多年后，当我读到他去世的消息时，我没有任何感受。可我心里还始终留着那块空缺之处的伤口。

我知道他有个儿子，但我是在加入其主之声计划后才第一次见到小迪尔。他母亲似乎是匈牙利人，因此给他取名蒂豪梅尔，这个名字总让我想起帖木儿。虽然是叫“小”迪尔，但他已不再年轻。他是那些衰老的青年之一。有些人的年龄仿佛是固定的。比如，巴洛因注定是一位伟大的族长，那似乎是他应有的形态。他急切地想要实现这一身份，因为他知道他非但不会失去活力，反而能摆脱任何对其弱点的质疑。还有一些人保留了青春期毫不负责的特征。小迪尔就是这样。他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庄严的表情和各种矫揉的姿态：他无时无刻不在注意着自己手上的动作和脸上的神态。他是一个不安分的物理学家，就像我是个不安分的数学家一样，因为他不断地从一个领域转移到另一个领域。他曾在安德森的生物物理学小组工作过一段时间。我和迪尔在拉帕波特那儿建立了友谊；为此我颇付出了一些努力，因为我真的不太喜欢他，我能克服自己的抵触情绪全是看在他父亲的分上。如果这对读者来说有些难以理解，我只能说我自己也难以理解，但事实就是如此。

跨多学科的专家，有时被我们称为“万事通”，是极受重视的人物；迪尔就是“蛙卵”合成项目的创造者之一。但在拉帕波特的晚间座谈会上，我们通常不谈与项目直接相关的话题。在与安德森共事之前，迪尔曾任职于另一个研究小组——估计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他们的任务是提出应对人口爆炸的建议。他对此津津乐道。那里除了人类学家之外，还有一些生物学家、社会学家和遗传学家。当然，还有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作为名流代表。

有一位名流认为核战争是对“人山人海”的唯一救赎。他的逻辑是完美的。避孕药物和政策宣传都不能降低出生率。当务之急是在家庭层面进行“管理干预”。比如，有人提议“子女许可证”制度，公民只有在积满一定分数之后才可以获得生育许可，分数反映的是公民的心理生理素质、育儿技能等。诸如此类的各种方案听起来都阴森可怕、怪诞至极，不过这并不是问题所在。

设计出相对合理的各种计划是有可能的，但将它们付诸实施是不可能的。这最后总是会导致对一些自由的侵犯，而自从文明诞生以来，没有任何社会秩序敢触及这些自由。没有哪个现代政府有足够的权力，或足够的权威这么干。这意味着要与人类最强大的冲动，与大多数教堂，与人类神圣传统和基本权利对着干。而另一方面，在核灾难之后，国家对婚姻和生育的严格控制将是迫在眉睫的必要任务，否则，被辐射破坏的遗传物质将导致无数的畸形怪胎。这种紧急管控可以逐渐被一种管理人口繁殖的法律制度所取代，这种制度有利于引导人的进化和数量。

核战争理所当然是一件丑陋的、令人发指的事情，但其长期后果可能是有益的。正是本着这种精神，一部分科学家发表了意见，另一些人表示反对。两派之间没有达成任何一致的建议。

这个故事把拉帕波特惹恼了；迪尔始终带着淡淡的笑，他的反应越冷静，拉帕波特火气越大。

“把看似理智的推论奉为统治者供在王座上，”拉帕波特说，“就等同于把自己拱手交给了逻辑带来的疯狂。父亲会因为孩子的样貌举止都像自己而感到快乐，但这种快乐是没有任何理性基础的，尤其如果父亲只是个毫无才华的平庸之辈，这种快乐就更没道理了；因此，我们应该建立精子库，捐精者应该都是社会栋梁，我们应该通过人工授精培育与他们相似因而具有重要价值的孩子。组建家庭的过程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交资源的浪费；因此，我们应该根据特定的选择机制来给男女配对，使伴侣双方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呈正相关。欲望无法满足会使人产生挫败感，这将不利于社会进程的顺利运行；因此，我们应该满足所有的欲望，无论是用自然的方式还是通过等价的技术手段，或者，我们最终应该通过化学方法或外科手术来移除产生这些欲望的生理中枢。

“短短二十年前，从欧洲旅行到美国需要七个小时；我们花了一百八十亿美元，把时间缩短到五十分钟。现在我们知道，再增加数十亿美元的开支，飞行时间还可以缩短一半。一名生理和精神上都消过毒的乘客（以免他把亚洲流感或亚洲思想带到我们伟大的土地上），辅以充足的维生素和娱乐设施，将能够从一座城市去往另一座城市，从一块大陆去往另一块大陆，从一个星球去往另一个星球——而且旅行的速度和安全性都在不断增强。所有的交通工具都效率惊人、服务妥帖，这番前景理应让我们兴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我们永远不会去问，如此迅如闪电的旅行究竟能带来什么好处？对于我们古老的、动物性的躯体来说，这样的速度太快了。从一个半球飞往另一个半球，如果太突然，生理的昼夜节律就会被打乱。幸运的是，我们研发了一种可以抵消时差干扰的药物。没错，这种抗时差药有时会导致抑郁，但我们还有其他药物可以提升你的情绪。那些抗抑郁药确实会引发心脏病，不过我们可以把聚乙烯管插入冠状动脉以防止堵塞。

“在这样的环境下，科学家的行为就像一头训练有素的大象被迫面对障碍。他使用智慧的方式和大象使用肌肉的方式一样——听令行事。这是最方便的，因为科学家可以同意做任何事情，只要他无须负责任。科学变成了一座修道院，里面净是放弃抵抗的修士。逻辑演算应该取代人类，成为道德家。我们屈服于‘高等知识’的讹诈。通过推导，它断言核战争可以是一件好事，因为核战争遵循简单的算术规律。今天的罪恶将是明天的善行；因此，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善的。我们的理性不再遵循情感的直觉暗示；理想是一种完美构建的机制带来的和谐，文明整体和它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该追求这种理想。

“因此，文明的手段取代了它的目的，人类的便利取代了人类的价值。瓶口的软木塞被金属瓶盖取代，金属瓶盖又被塑料瓶盖取代。这背后的法则是无辜的，这只是一系列改进，使我们更容易打开存放液体的容器。但同样的法则被用于完善人类的大脑时，就变成了纯粹的疯狂。每一次冲突，每一道难题都被视为一个顽固的软木塞，我们应该将之丢弃，并替换成一个合适又省力的装置。巴洛因将这个项目命名为‘其主之声’计划，因为这句箴言含义模糊：我们该听哪位主子的声音，是来自星星的那位，还是来自华盛顿的那位？其实应该称之为‘压榨柠檬’计划——被压榨的柠檬不是我们可怜的大脑，而是那条宇宙信息。如果项目成功了，但愿别有灾祸降到主子们和奴仆们的头上！”

其主之声计划的第二年，在日益增长的不祥气氛中，我们通过这样的晚间谈话自娱自乐。这种预感很快就会被一件事证实。它令“压榨柠檬”不再只是一句讽刺，而是切实地带上了一种威胁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