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秋天的到来——只在日历上到来，因为沙漠里太阳的高度还和八月一样——我重新开始努力研究代码，尽管我不能说自己已重新焕发了活力。被视为项目中最伟大的成功的，从技术角度来看，绝对是“蛙卵”的合成。但在我试图构建的理论中，“蛙卵”不仅被忽视了，而且可以说是被无视了，好像我认为这东西是非法的似的。创造者们指责我有一种非理性的偏见，它根植于我个人对于这种物质的厌恶——听起来实在是荒唐。他们（迪尔就是其中之一）还认为，两个研究小组的人展示“核黏液”的环境和展示方式有些戏剧化，这导致我对“蝇王”这一物质本身态度冷淡；或者认为我只是厌恶这一事实：经验主义者们在一个谜团（代码本身）之上又增加了一个谜团——一种用途不明的物质。

我不同意这种指责。罗姆尼效应同样也增加了我们的无知程度，但当时我至少在其中看到了一丝机会，我们有可能了解发信者的态度，进而了解“信”的内容。为了丰富我的想象空间，我研究了大量关于人类和动物遗传密码破译史的文章。有时我模糊地觉得，我面对的是一种类似的现象——每个生物体都有“双重属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生物体既是它自身，又是信息的媒介，信息指的是要传递给未来后代的遗传信息。

但是，我们又能用这样的类比做些什么呢？在我看来，这个时代能够提供给研究者的概念性方法和手段贫乏至极。我们的知识仅仅在人类范围内发展到了极庞大的规模，但在世界范围内远非如此。在累积、爆炸、扩张的工具主义技术和人类生物学之间，就在我们眼前，出现了一个不可阻挡、日益扩大的鸿沟；这道鸿沟把人类分割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由信息搜寻者及其后卫队、预备役组成的前沿阵地，剩下的则是泰然自若、无动于衷的普罗大众，因为他们的脑袋里塞满了信息软浆，其预制程度不亚于为胃肠道准备的各种流食。

信息激增的狂潮即将开始，因为我们已经超越了那个阈值——具体是什么时候越过的，没人知道。一旦越过这道门槛，积累的知识总量就不能再被任何单一个体的头脑所掌握。

当代科学的首要责任是什么？在我看来，与其积累更多的知识，不如先设法剔除那些庞大的、次要而冗余的知识储备。据说信息技术创造了一个天堂，只要愿意，谁都可以知晓一切。但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选择就相当于顺从，这像呼吸一样不可避免。

人们因民族主义在当地互相折磨；因利益问题（通常只是表面上的）起冲突；资源在某些地区过度集中，同时在另一些地区过度匮乏（不过如今，在我们所有的技艺中，我们至少大体上拥有了解决此类矛盾的能力）。若不是人类不断地被此类问题刺激、触怒、挑衅，或许我们最终会意识到，这些由超级大国的核资本远程操控的、小小的血腥烟花，在多大程度上蒙蔽了人类的双眼，使我们看不见此时正在“孤立”发生的，任意运行、不受控制的事情。政治界仍然和前几个世纪一样，把全球视为竞赛的棋盘（但现在把月球轨道之外的空间也包含了进来）。但这张棋盘一直以来都处在悄悄的变化中；它不再是静止不动的地面，不再是基石，而更像是浮在水面上的木筏，在无形的水流冲击下四分五裂，漂往没人关注的地方。

请原谅我这番天马行空的比喻。但是没错，自赫尔曼·卡恩[赫尔曼·卡恩（1922—1983），美国未来学家，乐观主义未来学派的代表。卡恩是以数字、图表、曲线来预测未来的先驱。]把卡珊德拉[卡珊德拉是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女先知，她有预言灾祸的能力，但其预言不被他人相信。]的行当变成“科学”的那一天起，未来学家就像苍蝇一样大量繁殖。然而不知何故，他们之中却没有一个清楚地声明这一点：人类已完全听任技术进步的摆布。现在这两个角色已然颠倒：对技术而言，人类反倒成了一种手段，一种工具，用来实现未知且不可知的目标。对终极武器的探索已经把科学家变成了追求点金石的炼金术士，唯一不同于炼金术士梦想的是，终极武器确实存在。读者面前的未来学论文是一张张印在光面纸上的图表、表格，它们告诉大家氢氦核聚变反应堆什么时候会出现，头脑的心灵感应特性什么时候能产业化应用。这些未来的科技发现是在大量收集适当的专家意见之后得出的预见——这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因为这种做法创造了知识的假象，而以前人类普遍承认自己对这些事情是完全、彻底无知的。

只要纵观科学史就能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未来是由我们今日不知也不可预见的事物所决定的。而一出“镜像双人舞”使这种情况越发复杂化，因为冷战中的一方不得不尽可能准确而迅速地照搬另一方在军备领域所做的一切。而且通常你无法分辨是哪一方先迈出了某一步，哪一方只是忠实地模仿。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想象力已被核爆灭世的景象冻结——尽管其迹象已明显到足以令双方停止继续扩核。人们如此痴迷由战略家和科学顾问描绘的核末日场景，以至于毫不关注事态发展中隐藏着的其他可能性，即便它们可能比核末日更危险。要知道新的发现和发明在不断破坏平衡状态。

七十年代[本书波兰文版最初出版于1968年，这段对七十年代的描述系作者虚构。]有段时间流行一种说法，要对所有潜在的敌人实行“间接经济消耗”；国防部长凯泽用一句格言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在胖子变瘦之前，瘦子会先饿死。”核武器当量方面的竞争让位于导弹竞赛，这又反过来导致双方制造越来越昂贵的反导导弹。竞赛升级的下一步可能是建造“激光盾”，这是一种伽马激光发射器阵列，能用破坏性的射线把整个国家包围起来。安装这样一个系统的成本在四千亿到五千亿美元之间。这一步棋走完之后，我们可以期待装备有伽马激光的巨型卫星被送上绕地轨道，这些卫星群经过敌人领土上空时，可以瞬间用紫外线辐射将敌国彻底焚毁。据估计，打造这一死亡环带的花销将超过七万亿美元。这场经济消耗战——通过生产越来越昂贵的武器，对整个敌方政府机构造成严重的压力——虽然是认真策划的，却无法落实，因为就目前的技术水平来说，打造超激光武器的难关尚无法逾越。这一次，仁慈的大自然以其固有的机制，把我们从我们自己手中救了出来；但这次只是我们碰巧走运而已。

这就是政客的全球思维以及由这种思维决定的科学战略。同时，整个文明的历史传统开始在我们面前崩塌，就像一艘剧烈摇晃的货船。伟大的历史哲学概念在根基上就被削弱了，伟大的综合体则根植于过去的价值观，它们全都像即将遭遇灭顶之灾的雷龙，将在未来新发现的海岸上被拍得粉碎。如今，隐藏在物质世界内部的所有力量和怪物，都会在现身的那一刻被当成武器拖上历史舞台。所以事实上，我们不是在和苏联较劲，而是在和大自然较劲，因为决定我们下一个大发现的不是苏联而是大自然。如果你认为人类是大自然的掌上明珠，认为她只会给我们提供有益于人类生存的东西，那你就太愚蠢了。如果有一项科学发现能保证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的绝对优势，那它刚露出苗头的时候就会吸引权力的重视和投资，因为谁率先实现了这个目标，谁就会成为无可争议的全球领袖。人们总是如此侃侃而谈。但是，你相信处于弱势的对手会被动地屈服于强加在身上的枷锁吗？当然不会。这一整套学说是自相矛盾的，同时它还会打破现有力量的均衡状态，导致局势永不停歇地升级更新。

我们发现人类文明落入了技术的陷阱，我们的命运现在完全取决于对能量与物质层级之间尚未可知的关系的安排。当我说出这番话时，通常有人说我是失败主义者，尤其是那些把自己的良知租赁给国务院的科学家。从骑着骆驼、骡子到搭乘二轮、四轮马车，再到驾驶蒸汽机车、飞机坦克，人类始终处于互相撕头发、掐喉咙的争斗状态，但这个种族仍有存活下去的希望——打破这种武力竞赛的束缚即可。在本世纪中叶，一种全然的恐惧使政治瘫痪了，却并没有改变它，战略依旧是老样子。我们把几天之内的形势看得比几个月更重，把数年的规划看得比几个世纪更重，但真正该做的正与之相反；为全人类福祉着想的理念应该被写进道德伦理标准之中；技术的崛起应当受到遏制，以防盛极而衰。

与此同时，超级大国和第三世界之间的物质差距在拉大——经济学家把这种差距称为“不断扩大的和谐”。位高权重之人手握着他人的命运，他们声称自己认识到这种状态不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但他们什么也没做，好像在等待奇迹出现。协调发展是有必要的，但不能像信赖机器那样信赖它，因为这是一个不断加速的自决进程。我们不能把技术上的可行性等同于明智和安全，这种信念毫无疑问是疯狂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依赖大自然神奇的援助之手，要知道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变成了我们的食物和机器的燃料，我们已经把这部分自然纳入了人类的文明。然而，我们接纳的东西可能变成一匹特洛伊木马，一颗糖衣毒药。它变得有毒并不是因为这个世界憎恶我们，而是因为我们前进得太盲目。

我无法在研究中忽视这个背景。在思考“信”的双重属性时，我也始终牢记着这一点。外交官身着僵硬的燕尾服，膝盖因愉悦而颤抖。他们在等待，等待我们非官方的、不那么重要的、初步的劳动终于结束的那一刻，等待他们缀满勋章飞向太空的那一刻。届时他们要递上国书，并与一个拥有亿年历史的文明交换外交备忘录。而我们只是在为他们搭建一座桥，落成时由他们负责剪彩。

但实际情况如何呢？在银河系的某个角落出现了一些生物，他们意识到生命异常稀有，于是决定干预宇宙，并匡正它。这一古代文明的继承者能够精确地发送一种促进生命诞生的脉冲，同时把对当地每一条演化道路的干涉降到最低。可见他们必然拥有超出我们想象的知识，且付出了巨大牺牲。那条信息并不是什么道成肉身，因为它完全没有指明会发生什么。这一操作从原理上来讲是非常简单的，但它被重复了那么久，几近永恒；它就像两道相隔甚远的恒久河堤，在这两道河堤之间，物种形成的进程仍需要依靠自身的力量。他们在给予帮助时尽可能地谨慎，没有说明书，没有具体指令，也没有物理或化学性质的指导——除了巩固热力学上不太可能稳定的状态之外，什么都没有。

概率增强的程度弱得无法形容，它之所以能起作用，仅仅是因为它无处不在，穿透了银河系中某一部分的所有障碍。（或者不是某一部分，而是整个银河系？我们不知道他们还发射了多少此类不可见射线。）这不是一次性的行为，而是一种恒久的存在，其恒久性堪比恒星本身；但与此同时，一旦生命演化的过程开始，它的促进效用就停止了，因为这种辐射对已成形生物体的影响几乎为零。

发射持续的时间久得令我害怕。是的，发信者群体可能已经逝去了；这一过程可能是由他们的天体工程师在一颗或一组恒星内启动的，只要太阳能发射器还能运转，发射就会继续下去。在我看来，我们的秘密研究相比之下更像是一项犯罪行为。重要的不是某项新发现，甚至也不是堆积如山的新发现，而是我们能开眼看世界。在此之前，我们就像一窝还没睁眼的幼犬。在银河系的黑暗中闪耀着一种智慧，一种并不试图将其存在强加于我们的智慧，相反，它极其小心地隐藏了自己。

在其主之声计划存在之前就流行着一些假说，这些说法在我看来非常肤浅。它们在悲观主义和盲目乐观主义的两极之间来回摇摆。悲观主义者将“大沉默”视为自然状态，而盲目乐观主义者认为其他文明会清晰而缓慢地宣布自己的存在，他们指望散落在恒星之间的文明会像幼儿园里的孩子那样互相交流。现在又一个神话破灭了，而另一个真理却从我们头顶冉冉升起，令我们难以承受——真理通常都是这样。

信号还有第二个层次，语义层次。一个孩子可以理解从哲学著作中摘取的零散句子，但他不能理解整本书。我们的情况是相似的。孩子可能会被这句话或那句话的内容迷住——我们也对已破译的小片段感到惊奇。我长时间研读这篇恒星文本，反复努力与之交流，终于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熟悉了它，我不止一次地瞥到——虽然这纯粹是凭直觉，我总觉得那东西高耸在我之上，像一座山——瞥到了它的宏伟结构，但总是模糊不清。就这样，我把一种数学上的知觉换成了美学上的感受，也许两者兼而有之。

一本书中的每句话都有意义，即使只是断章取义；但在语境中，一个句子的意思会与其前后句子的意思混合在一起。通过这种渗透、吸积和聚焦融合，思想终于浮现，并凝固在时间中，形成一本著作。在恒星代码中，重要的不是各个元素的意义，或者说“伪句”的意义，而是整段代码的意义，可我却无法参透。但是，代码拥有一种内在的和谐，一种纯粹的数学和谐。一个人可以在大教堂里感受到这种和谐，即便他不明白大教堂的宗教意义，不懂静力学法则和建筑学法则，甚至也不知道石料中体现出的风格。我就是那个一无所知的、目瞪口呆的旁观者。代码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没有“纯粹的局部性”。一块没有拱顶也不承重的拱顶石就不是拱顶石，这就是建筑中的非局部性。“蛙卵”的合成是通过将元素从代码中剥离出来而实现的，而后那些元素才被赋予了原子学和立体化学上的“意义”。

这里面似乎有一种肆意破坏的意味，好比根据《白鲸》中的描写，人们开始捕鲸，熬炼鲸脂。这是有可能实现的；《白鲸》中详细描述了捕鲸业，尽管是以一种截然相反的方式。但人们可以无视这一点，把这部小说随意切成碎片，重新排列。同样，恒星代码中蕴藏着很多智慧，但它和《白鲸》一样，对这种破坏行径似乎毫无防御能力。很快我就会发现，实际情况可能更糟；我心头的恐惧将滋生、扩大。因此，回想起来，我并不否认这番多愁善感的评论。

如频率分析所示，代码的某些部分似乎像句子中的单词一样重复出现，但每个不同的邻域在脉冲的形状上都产生了微小的差异。我们使用的二进制版本的代码并没有考虑这些差异。而那些（终于）可以指着锁在“银穹”里的宝藏夸耀一番的经验主义者，他们毫无耐心地坚持认为这些微小的扭曲必然是由中微子流穿过许多秒差距的空间造成的，考虑到信号的去同步化和模糊脏污，这种现象可以忽略不计。可我决定检查一下。我要求把整段信号重新录制一遍——或者至少是其中的一大部分。然后我把从天体物理学家那里获得的新文本，与过去五次连续独立接收的相应片段进行了比较。

奇怪的是，竟然还没有人这么做过。当我们检查某人签名的真实性时，如果放大镜的倍数越来越大，那么最终被放大的线条，也就是纸上的墨迹，就开始分解，只沿着离散的、绳子一般粗的纤维分布。此人的书写及其“性格”对字母的形状会产生影响，但我们无法确定这种影响在签名被放大到多少倍时就终结了，我们也无法确定放大多少倍之后墨迹就不再受书写者的控制，而是取决于统计学意义上的运动，取决于手和笔的轻微颤动以及墨水流动的不均匀性。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比较一系列的签名来判断——必须是一系列的，而不仅仅是两个。因为通过这种比较，一种规律性就会凸显出来，它完全不受到可变波动的影响。

我能够证明，信号的“去同步化”“模糊脏污”完全是我的反对者的想象。那些重复部分的精确度已达到了天体物理学家使用的记录设备的分辨率极限，而且我们当然不能荒唐地认为对方信号发射机的精度正好校准得跟我们的接收设备一样，所以这就意味着信号的分辨率比我们检验信号的精确度要高。因此我们无法知晓对方发射机的最大性能。

这在项目内引起了骚动。从那时起，我被嘲讽为“耶和华的先知”或“旷野的呼求者”[指《圣经·旧约·以赛亚书》第40章第3节“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当预备耶和华的路”。]。于是随着时间接近九月底，我的工作环境越来越孤独。有时，尤其是在夜里，在我无言的沉思和代码文本之间，一种亲密的纽带建立起来，仿佛我已几乎把握了它的全部。有时我突然觉得呼吸急促，像是无形地跃起，我感觉到了彼岸，但即便我尽了最大努力也总是不够。

现在想来，这些状态都是我的错觉。当然，对我来说，如今更容易看清这一点：这项任务不仅是我没有能力完成，而且以任何人之力都无法完成。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始终觉得这道谜题也不是人类组团战斗就可以攻克的。这需要有人能打开枷锁，摆脱固有的思维习惯，也许根本就找不到这么一个人。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忧虑当然是一件遗憾的事情，或许还有些自我中心主义的意味。我像是在给自己找借口。但是，若说有什么事情能让一个人抛弃倨傲自尊之心，忘记心中争强好胜的魔鬼，我觉得就非此事莫属了。当时我的孤独感尤其强烈。最奇怪的是，那次毫不含糊的失败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一丝高贵的味道。那一个个小时，那一个个星期，今天回忆起来，令我觉得弥足珍贵。我从没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