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已出版的文献和图书中，几乎没有提到我对这个项目最具“建设性”的贡献是什么。因为官方为了避免各种麻烦，决定掩盖我在“反政府阴谋”中扮演的角色。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这个阴谋本来可能会演变成“重大罪行”。而它最终没有得逞也并非由于我。现在来谈谈我的罪行。

十月初暑气仍未散去——但那是在白天，夜间沙漠的温度会降到零度以下。我整天都待在室内，到了傍晚，趁天还没变得太冷，我会出去散一会儿步。我总是小心翼翼地盯着塔楼，因为人们提醒我，在高耸的沙丘中很容易迷路。这事在某个技术人员身上发生过，但他在午夜前后回来了，楼群的灯光给他指明了方向。之前我对沙漠并不熟悉，只在电影和书里看到过。真实的沙漠完全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它既是单调无趣的，同时又变化万千。最吸引我的是移动沙丘，是那些巨大而缓慢的波浪。它们清晰优美的几何形状将大自然在此处的完美解决方案执行了出来。虽然生物圈的生命力时而莽撞无礼时而狂暴倔强，但在这里，它并没有冲击到无生命世界的领域。

一天晚上我散步回来，遇到了唐纳德·普罗瑟罗——后来发现这并非偶然。他是英格兰康沃尔郡一个古老家族的第二代后裔，是我所认识的美国人中最英国化的。

在科学委员会的会议中，普罗瑟罗坐在大块头巴洛因和瘦高个儿迪尔之间，正对着烦躁不安的拉帕波特和我们的时装模板尤金·阿尔伯特·奈伊。普罗瑟罗的古怪之处就在于他没有任何不寻常的特点。他的模样简直就是平庸的化身：一张普普通通的面孔，略微发黄，典型的英国长脸，眼窝深陷，下巴有力，嘴里永远叼着烟斗；他的声音里没有激情，神情平静不矫揉，也不比画任何断然有力的手势——只有通过这些否定句，我才能介绍出他的样子。然而，他的头脑是一流的。

我承认他令我不安，因为我不相信有十全十美之人。我不相信人可以完全没有怪癖，没有习惯性的小动作，不对任何事物痴迷，没有最轻微的癫狂，也没有一碰触就会爆发的弱点。倘若真有这样的人，我怀疑他要么是系统性地伪装出来的（我们以自身为参照判断他人），要么就是毫无个性可言。当然，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如何结识一个人的。如果我是通过文章著作第一次认识某人的（对我而言往往如此），因此也就是先从精神方面结识——我们这一行的著述是极其抽象的，那么遇见活生生的真人时我总会受到巨大的冲击，因为我总是本能地把对方想象成某种柏拉图式的流溢。[流溢（emanation），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术语，指宇宙万物都由一个本源流溢而来。]

我观察纯粹的思想或高傲超然的灵魂如何流汗、眨眼、掏耳朵，也观察它如何以各种方式成功地管理自己的肉身——肉身支撑了灵魂，也常常阻碍灵魂。对我来说，这始终是一种砸碎圣像般的款待，恶毒透顶。记得有一次，我搭乘一位接受唯我论的著名哲学家的车，半路上他的车胎瘪了。这事打断了他关于“一切存在皆是幻觉”的讲述，他以最平常不过的方式（甚至还咕哝了几声）把车子顶了起来，然后拿出了备用轮胎。我带着孩童般的喜悦看着他，仿佛看到了一个鼻塞的耶稣基督。他用幻觉中的扳手一个接一个地拧开了不存在的螺帽，然后绝望地看着沾满油污的双手；根据他的学说，油污不过是一场梦，但不知怎的，这事儿并没有进入他的脑中。

当我还是孩子时，我真诚地相信世上存在完美的人；首先就是科学家，而科学家中最神圣的当属大学教授。现实迫使我放弃了这种理想化的信念。

虽然我认识唐纳德已有二十年了，但似乎还是绕不开这一点：他确实是那种只有最不合时宜的、最狂热的人才会相信其存在的科学家。巴洛因也是一位伟大的智者，但同时也犯过不少错。我记得有一次，他恳求唐纳德偶尔（哪怕只有一次也行）放低身段，揭露一些关于自己的丑陋秘密；如果实在不行，那就做一些令人鄙夷的事情，以便让自己在我们眼中更像个普通人。而唐纳德只是抽着烟斗笑了笑！

那天晚上，在夕阳的红光下，我们俩走在两座沙丘之间的小山谷里。我观察着我们在黄沙上投下的影子，阴影中的沙粒就如印象派绘画的笔触一般，似乎发出一种紫丁香色的光，像显微镜下气体燃烧的火焰。普罗瑟罗开始向我讲述他关于“蛙卵”中的“冷核反应”方面的工作。出于礼貌，我聆听着，可当他说我们的处境让他想起曼哈顿计划时，我感到十分惊讶。

“即使‘蛙卵’中能大规模释放链式反应，”我说，“氢弹的威力也是一样，它们在技术上是不可控的，所以我觉得‘蛙卵’在这方面应该威胁不到我们。”

听完我这句话，他把烟斗收了起来——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卷已打开的胶卷递给了我；夕阳像一轮肿胀的红色圆盘，被我们用作光源。我对微观物理学懂一点皮毛，可以辨认出那是一系列气泡室里的离子轨迹照片。他站在我旁边，不慌不忙地把几个奇怪之处指给我看。在气泡室的正中央是一滴针头大小的“蛙卵”黏液，而在距离黏液大约一毫米的地方，是一个恒星般的散落的原子核，其碎片向外辐射的轨迹清晰可见。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奇怪的，但随后普罗瑟罗给出了解释和更多的照片。发生了一件不可能之事：即使那滴“蛙卵”完全被铅壳包裹，原子分裂形成的小恒星也会出现在气泡室里——在铅壳之外！

“这种核反应是远程的。”普罗瑟罗总结道，“能量随着破碎的原子从一个地方消失，而原子又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出现。你见过魔术师把鸡蛋放进他的口袋里，然后从嘴里拿出来吗？这也是一样的。”

“我看过，可那只是个把戏！”我还是没搞明白他的意思，也不愿意搞明白。“难道原子在衰变的过程中，穿过了屏蔽层？”我问。

“不是。它们只是从一个地方消失，并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出现。”

“可这违反守恒定律！”

“未必，因为这种现象发生的速度非常快——你看，有的飞进来，有的飞出去。平衡状态并没有改变。你知道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奇迹般的效应吗？一个中微子场，更确切地说，是经由原始发射信号调制过的中微子场——就像一阵‘神之风’。”

我知道这样的效应不可能是真的，但我相信唐纳德。要论我们这个半球谁最了解核反应，非他莫属。我问他这种效应的作用范围有多大。是的，早在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前，邪恶的念头就已经在脑中出现了。

“我不知道作用范围能有多大。无论如何不会小于我用过的气泡室的直径——六厘米。我在威尔逊也做过实验——二十五厘米。”

“你能控制反应吗？能决定这些‘位置变化’的终点在哪里吗？”

“可以，而且精度非常高。终点是相位的函数——中微子场达到最大值的位置。”

我试图理解这是一种怎样的过程。“蛙卵”内的原子核在衰变，但衰变的轨迹同时出现在这种物质之外。唐纳德说这种现象已超出了我们物理学的前沿；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它违反了所有的定律。如此宏观尺度上的量子效应是不允许的——不在我们的理论范围之内。渐渐地，他说得越来越直率了。他也是偶然发现了这个现象，当时他和搭档麦克希尔试图在物理学领域重复罗姆尼的实验，是完全盲目的尝试。他把“蛙卵”暴露在信号的辐射中，想看看是否会有什么结果，结果竟有了大发现。这就发生在他不得不去华盛顿之前。按照他们共同制订的研究计划，麦克希尔在他出差的一周时间里，建造了一个更大的装置。那台装置允许他们扩大实验的规模，并把核反应的半径扩展到了好几米。

好几米。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唐纳德的神态处变不惊，他是那种即便被告知患了癌症也面不改色的人。他说理论上可以造出一种仪器，把这种效应的强度和范围扩大数百万倍。

我问谁知道这件事，他说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连科学委员会的成员也没告诉。他解释了其中的原因。他对巴洛因是完全信任的，但是他不想让巴洛因陷入困境，因为伊沃尔·巴洛因对全部研究的行政管理负有直接责任。正因此，唐纳德也不能告诉科学委员会的任何人。他可以担保麦克希尔也不会说出去。多大程度上你能担保，我问他。他看着我，然后耸耸肩。聪明如唐纳德，他自然知道一场残酷的游戏已经开始了，其中的风险之高，你无法为任何人做出担保。我们谈话时，尽管气温已经降得相当低，但我还是出了一身汗。唐纳德把他去华盛顿的原因告诉了我。他之前写了一份与这个项目有关的请愿书，没有告诉任何人，而是直接递交给了拉什，所以后来要飞往华盛顿听答复。是拉什要求他去的。在那里，唐纳德向政府部门解释了这项研究的保密性是多么有害。他认为，即使我们获得的知识增强了我们的军事潜力，这也只会加剧全球威胁。目前的局势基于一种流动的平衡性，无论天平朝哪个方向倾斜，只要倾斜得太剧烈，就会使对立方孤注一掷。其中一方每出一招，另一方都能招架住，平衡就系于这一点。军备竞赛和全球军演就是这样进行的。此事唐纳德甚至都没和我商量，虽然我有点儿生气，但我把情绪藏在心里，只问他得到了什么样的答复。不过我也能猜到。

“我与一位将军谈了。他告诉我，他们完全知道我所写的是真实情况，但我们必须继续像以前那样行事，因为我们不知道对方是否正在进行与我们完全相同的研究……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最终的发现就不会扰乱这种平衡，相反，我们倒能恢复这种平衡。我真是给自己惹了好大一个麻烦！”他总结道。

尽管我心里清楚这事情没完，我仍安慰他说，他们会直接把请愿书归档。但这并没有令他安心。

“动笔写的时候，”他说，“我真是畅所欲言，毫无保留。可是等请愿书放到了拉什的办公桌上，我突然意识到了后果。我甚至想过要撤回那份倒霉的文件，但那样只会让我显得更可疑！好吧，现在你可以想象他们会怎样监视我了！”

他指的是我们的朋友奈伊。奈伊已经收到了上面的指示，这一点我毫不怀疑。我问唐纳德是否想过停止实验，把仪器拆除，或是干脆毁掉。唉，我知道他会怎样回答。

“已经发现的事情无法撤回。何况还有麦克希尔。我们一起搞研究的时候，他是会听我的指挥，但是如果我选择走你建议的那条路，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做。即便我能说服他，也只是暂时拖延了研究进度而已。生物物理学家已经制订了下一年的研究计划。我看到了他们的草案，他们想做的研究与我的研究类似。他们有气泡室，有优秀的核子专家，比如匹克林，他们还有一台逆变器；他们希望在第二季度分析‘蛙卵’单分子层微爆的影响。设备是全自动的。他们每天能拍几千张照片，那个效应会非常显眼。”

“下个季度。”我说道。

“下个季度。”他确认。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们静静地穿过沙丘返回；红日沉入地平线之下，周围已几乎没有一丝天光。我记得在走那段路的时候，我格外清楚地观察周围，那景色在我眼中是如此美丽，就好像我快要撒手人寰了一样。在我们各自走上岔路之前，我本想问问唐纳德，他为什么要选择告诉我。但我没有问。真的没什么话可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