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除专业术语之后，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如果唐纳德·普罗瑟罗没搞错，且进一步实验证实了先前实验的结果，那人类就有可能制造一种核爆，它能释放出毁灭性的能量，并以光速转移，因此它可以不作用于爆炸发生的地方，而是作用于地球上人们选择的任何一个地点。第二次碰面时，唐纳德给我看了仪器的草图以及他最初的计算结果。如果这种效果随着能量和距离线性增加，那么这两个参数的值是没有上限的。人们甚至可以把月球炸了——只需要在地球上积累足够多的可裂变物质，并把反应的作用点对准月球。

那些日子很难熬，夜里尤其糟糕，因为夜间我总是翻来覆去地想着这件事。唐纳德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把仪器安装好。麦克希尔继续负责仪器，而唐纳德和我对数据进行理论分析，当然那只意味着对现象的公式化。我们并没有刻意安排一起工作，这种合作似乎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我平生第一次不得不在计算中应用某种“阴谋最小化”手段；也就是说，我销毁了所有的笔记，总是清理电脑内存；即使是无关的事情，我也不给唐纳德打电话，因为我们之间的联系突然增加也会引起不必要的注意。我有点儿害怕巴洛因和拉帕波特的洞察力，所幸我们碰面的次数变少了。伊沃尔有很多事情要忙，因为有位颇具影响力的参议员麦克马洪即将来访，这是一位很有价值的人物，也是拉什的朋友；拉帕波特则被信息理论家们征召了。

虽然身为科学委员会的成员——也是“五巨头”之一，尽管没有职衔——但我不属于任何一个研究团队，哪怕是名义上的，所以我是自己时间的主人。因此，我在主电脑前度过一个个漫漫长夜并没有引起注意；况且我以前也做过同样的事情，尽管是出于其他原因。等麦克马洪到来的时候，唐纳德的仪器还没组装完。唐纳德不想通过项目管理部门下采购单，所以他只是向其他团队借了需要的设备——这也是一种常见的做法。但他必须想出一些任务让他手下的其他人去做，一些看起来合理而且不会惹出问题的任务。

很难说我们到底为什么急于做这个实验。我们几乎从未谈及如果大规模实验成功（实际上是一种失败）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但我承认，在我睡前胡思乱想的时候，我甚至考虑过这样一种可能性：宣布自己是这颗行星的独裁者，或者与唐纳德共同掌权，搞二头政治——当然是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不过我们知道历史上几乎每个人都曾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而奋斗，我们也知道这种奋斗后来演变成了什么。站在唐纳德的设备前面，你就可以用毁灭全人类来威胁所有的军队和国家。不过我对这个想法并不是认真的。并不是我缺乏孤注一掷的勇气——在当时的我看来，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但我确信，这样的尝试将不可避免地以一场大灾难告终。任何此类的举措都不能给地球带来和平。我提到这番幻想只是为了向读者展示我当时的心态。

这些事件及其后续事件已被描述过无数次，而每个版本都歪曲了事实。一些科学家理解我们良心上的不安，甚至私下同情我们——比如巴洛因。他们介绍其中原委时，说得好像我们是按照项目规定的正确方法行事似的，或者至少我们没有任何隐藏实验结果的意图。而另一方面，街头小报（例如，杰克·斯莱泽的著名系列报道“其主之声阴谋”）引用了我们的老朋友尤金·阿尔伯特·奈伊提供的材料，把唐纳德和我描绘成叛徒、敌方特务。这些愤怒的喧嚣并没有把我们——阴谋的始作俑者——带上国会听证会的复仇法庭，这要感谢项目官方的说法向着我们，要感谢拉什的幕后支持，最后我们还要感谢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当此事被捅到公众面前时，已经是相当乏味的旧闻了。

的确，我与某些政治人物进行了一些不愉快的交谈。我对他们重复了同样的话：我认为所有当代冲突都是暂时现象，就好比亚历山大大帝和拿破仑的统治都是暂时的。每一次世界危机都可以从战略角度来看待，只要这种战略的后果不会潜在地威胁到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存亡。但是，当全人类的命运成为等式中的一个未知元时，我们的选择必然只有一个，没有讨论的余地。这时候仍诉诸美国方式、爱国精神、民主或其他任何理念都是没有意义的。在我看来，任何不同意这一判断的人都是人类刽子手的候选人。项目中的危机已经过去，但未来还会有其他危机。技术的发展将扰乱世界的平衡，如果我们不能从这场危机中吸取实际教训，什么也救不了我们。

承诺要来的参议员终于带着随从到达了，并得到了应有的敬意。原来他是个圆滑老练的人，因为他不跟我们闲聊，那是白人和野蛮人之间惯常的“空谈”。巴洛因满脑子都是新财年和预算的问题，他希望参议员对项目的工作和成果有尽可能好的印象，而且巴洛因对自己的外交手腕颇有自信，因此他试图独占麦克马洪的时间。然而麦克马洪巧妙地挣脱了他的控制，邀请我去谈话。后来我才知道，华盛顿的项目启动者们认为我是“反对派领袖”，而参议员希望听到我的不同意见。但在那次晚宴上我还不知道这一点。巴洛因在这类事务和把戏中更为老练，他一直试图给我正确的暗示，但由于参议员坐在我们中间，巴洛因只能频频给我使眼色，摆出一副意味深长、既谨慎又严厉的表情。他先前没给我指示，现在很想弥补，当我们从桌子边上站起来时，他已准备一下子跳到我身边；可是麦克马洪热情地搂住我，径直把我带到了他的套间。

他给我倒了一杯很高级的马爹利酒，那可能是他带来的，因为我不记得在我们宾馆餐厅里见过那种酒。他转达了熟人的问候，并开玩笑说他完全看不懂我的著作。之后他突然却又看似随意地问我，代码破译了没有。我知道自己已经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我们的谈话是私下进行的；参议员的整个代表团都去参加我们所谓的“实验室之旅”了。

“既可以说破译了，也可以说没有破译。”我回答，“你能和一个两岁的孩子取得联系，进行沟通吗？当然可以，只要你稍花点儿心思就可以做到。但是，对于你在参议院发表的关于预算的演讲，那个孩子又能理解多少呢？”

“一点儿也理解不了。”他说道，“但是，既然我们破译不了，为什么又可以说破译了呢？”

“因为我们确实知道了一些事情。你已经看到了我们的‘展品’……”

“我听说了你的论证。你证明了那封信是对某种物体的描述，对吧？因此，‘蛙卵’就是那东西的一部分——我说得对吗？”

“参议员，”我说，“如果我解释得不够清楚，请不要生气。我已经尽力了。在外行看来，我们研究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到目前为止，在我们的无所建树中——最不可思议的就是，我们应该已经‘破译’了代码的一部分，但后来却毫无进展。而密码分析专家坚持认为，如果代码能够部分被破解，那么其余的工作应该是一帆风顺的，对吗？”

他只点了点头；我注意到他在认真地听着。

“大体来说，我们已经知道的语言分成两类。一类是普通的语言，也就是人类使用的语言——而另一类语言不是由人类创造的。这样一种语言适用于生物体与生物体之间的交流。我想称之为‘遗传代码’。这种代码不是自然语言的变体，因为它不仅包含了关于某种生物体结构的信息，而且它能够将这些信息转化为那种生物体。这种代码是超越了文化的。为了理解人类的某种自然语言，你最终必须要熟悉他们的文化，哪怕只是了解一点点。然而，要想理解某种‘遗传代码’，你不需要了解任何文化因素。为了达到此目的，从物理、化学等领域获得相关知识就足够了。”

“那么从某种程度上说，你还是成功了，你证明了这封信是用某种类似于遗传代码的语言写的。”

“如果这就是答案，那我们就可以自由回家了。现实情况更糟，因为和往常一样，现实要更加复杂。不幸的是，‘文化语言’和‘超文化语言’之间的区别并不是绝对的。我们坚信这种差别的绝对性，这种信念从属于一系列我们极难放弃的错觉。你提到的那个数学证明，我能把它做出来，仅仅说明了‘信’不是用我们目前使用的这类语言写成的。除了遗传代码和自然语言，我们不知道其他类型的语言，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我相信‘其他语言’是存在的，‘信’就是用其中一种写的。”

“那么这种‘其他语言’是什么样的呢？”

“我只能给你解释个大概。让我把问题简化一下。在演化过程中，生物体通过‘说出’某些句子来‘交流’。这些句子就是基因型，其中的单词就是染色体。但是，当一位科学家向你展示某个基因型的结构模型时，你看到的就不再是‘超文化代码’，因为那位科学家已经把遗传代码翻译成了符号语言——比如说化学符号。现在言归正传，我们开始怀疑所谓‘超文化语言’多少有点儿像康德的‘自在之物’。你既不能完全理解代码，也不能完全理解那件物体。当我们审视任何话语的时候，就会发现其中有些东西来自文化，有些东西来自‘自然’——或者说来自‘世界本身’。任何信息都是两种成分的‘混合物’。在墨洛温王朝的语言中，或者在共和党的政治口号中，‘文化’成分所占的比例非常高，不依赖于文化的成分——‘直接来自世界’的成分——只出现了少量。而物理学所用的语言，你可以说它正与前者相反：有很多‘来自自然本身’的‘自然’成分，很少有文化塑造的东西。但是，一种完全‘超文化’的纯粹状态在原则上是无法实现的。设想一个文明向另一个文明发送包含原子模型的信息，有人认为有可能从这封‘信’中根除所有的文化性痕迹——这想法就是一种幻觉。文化性痕迹确实可以大大减少，但是在全宇宙中，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都没有人能将之减少为零。”

“那封‘信’是用一种‘超文化’的语言写成的，但仍然含有发信者的文化成分，是这样吗？这就是困难所在吗？”

“这只是困难之一。发信者在文化和知识上都与我们不同，让我们姑且认为那是科学知识。因此，困难至少是两个层面上的。我们无法参悟他们的文化——现在不行，我相信一千年后也不行。他们一定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们发送的信息在被解读时，并不需要收信者对他们的文化有任何了解。这几乎是肯定的。”

“那么文化因素应该不会妨碍你们的研究咯？”

“参议员，我们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因素在妨碍研究。我们已经评估了整封‘信’的复杂性。其复杂性如此之高，大致相当于我们已知的一类系统——社会系统或是生物系统。我们没有关于社会系统的理论，因此只好使用基因型作为破译‘信’的模型——更准确地说，不是基因型本身，而是用于研究基因型的数学工具。我们已经知道，与代码最为相似的物体是活体细胞——或者一个完整的活生物体。这并不是说，这封‘信’实际上就是一种基因型，而只是说，在我们知道的所有东西中，基因型是最可以拿来与代码进行比较的。你意识到这么做带来的巨大风险了吗？”

“我不是很明白。似乎唯一的风险就是，如果最终发现代码不是基因型，那么你们的破译就不会成功。难道还有其他风险吗？”

“我们就像一个在夜里丢了东西的人，不是到处寻找失物，而只是在路灯下寻找，因为只有路灯下面是亮的。你见过自动钢琴用的纸带吗？”

“当然见过。一卷一卷的，上面有孔。”

“碰巧，一台计算机的程序纸带可以装进一架自动钢琴里。尽管这段程序与音乐毫无关系——它可能是某个五阶方程——然而，当它被放入自动钢琴之后，钢琴会产生音符。这些音符可能不都是完全混乱的，你有可能会听到一些乐句。你能猜到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吗？”

“我想我知道。你认为‘蛙卵’就是一个乐句，它是本属于计算机的纸带被插入自动钢琴之后产生的？”

“没错，这正是我的观点。把计算机程序纸带放进自动钢琴的人无疑是在犯错，我们完全有可能把这样的错误当成了成功。”

“话虽如此，但是你们有两个完全独立的研究小组，制造出了‘蛙卵’和‘蝇王’——它们是同一种物质！”

“假设你家有一架自动钢琴，而且你完全不知道有计算机这种东西存在，你的邻居也一样；那么，如果你们找到了一些计算机用的程序纸带，很可能你们俩会做同样的事情——你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卷纸带是为自动钢琴准备的，因为你们对其他可能性一无所知。”

“我明白了。那么，这就是你的假说？”

“这就是我的假说。”

“你说这会有巨大的风险。到底是什么风险？”

“如果只是把程序纸带当成了钢琴纸带，这当然不涉及任何风险；这只是一种无害的误会。但在我们的研究中，情况可能不同，犯下一个错误的后果可能是无法估量的。”

“这怎么说？”

“我也说不好。我想到的是这样一种错误：有人在看菜谱时把‘杏仁’一词看成了有剧毒的‘鹅膏菌’[杏仁（amandine）与鹅膏菌（amanita）的拼写相近。]，然后制作了一道菜，把所有客人都送进了坟墓。请记住，我们已经做了人类力所能及的事，并且由此把我们的知识——也许是我们过于简化的、错误的观念——强加到了代码之上。”

麦克马洪问，代码看起来像是已经破译了，怎么还可能是这样。他已见过“蝇王”。如果代码破译失败，为什么还能得到如此惊人的成果呢？用于制造“蝇王”的代码转译片段难道是完全错误的吗？

“有可能，”我回答，“如果我们通过电报发送了人类的基因型，但是在此基础上，接收者只合成出了白细胞，他最终会得到一些类似阿米巴变形虫的东西以及大量未使用的信息。在他的面前有人类的基因型，而他只造出了血细胞，你不能说他对信息的解读是正确的。”

“差距竟有那么大？”

“是的。我们只使用了代码的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四；这还没完，就在这一小点儿代码中，还有足足三分之一是我们的猜测，也就是说，把我们在立体化学、物理等方面的知识投入破译中。如果把人类的基因型以相似的低比例解读，甚至连白细胞也造不出来。顶多能得到一种没有生命的蛋白质悬浮液——仅此而已。顺便说一句，我认为如果能对人类的基因型——已被破译了百分之七十左右——精准地进行此项实验，对我们来说会是极具启发性的。但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资源。”

他问我，我认为发信者和人类在文明发展程度上有多大差异。我说，虽然冯·霍尔纳和布拉斯的统计数据表明，人类第一次接触的对象最有可能是一个拥有一万两千年历史的文明，但是我相信发信者所属的文明可能有长达十亿年的历史。否则，发射“促进生命”信号就没有任何合理的理由，因为这种效果在短短一千年的时间里根本不会显现出来。

“他们的政府必须有相当长的任期。”麦克马洪评价道。他还想知道在我看来，如果一切维持原样的话，继续进行这项研究是否还有价值。

“假设一个年轻的小偷抢走了你的支票簿和六百美元的现金，”我说，“虽然他无法兑现支票，也取不出你账户上的几百万，但他不会认为自己收获太少，因为对他来说，六百美元已经是一大笔钱了。”

“我们就是那个年轻的小偷吗？”

“是的。高等文明餐桌上的面包屑可以养活我们几个世纪……只要我们理智行事。”

我咬着自己的舌头，免得自己在这个话题上说漏了嘴。

他想知道我对“信”和发信者的私下看法。

“他们不是实用主义者——至少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那种实用，”我说道，“参议员，你知道他们付出的‘代价’是多少吗？假设他们有1049尔格的能量可供支配。那是一颗恒星蕴含的能量，也就是发送信号所需要的能量。一颗恒星的能量对于他们，就相当于一个大型水电站的能量对于我国。我们的政府会同意把胡佛大坝产出的能量，数百年、数千年地，用于促进其他恒星系中的行星产生生命吗？——假设这么点儿能量就够的话。”

“我们产不出那么多富余的能量……”

“是的，但在这两种情况下，利他行为所消耗的能量比例是相同的。”

“财务上讲，从一美元中拿出十美分，和从一千万美元中拿出一百万是不一样的。”

“可是我们确实有好几千万，不是吗？我们与那个文明之间的物理空间距离要小于道德距离，因为地球上还有大量人口在忍饥挨饿，而他们关心的是生命应该出现在人马座、天鹅座和仙后座的行星上。我不知道那封‘信’里写的是什么，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不可能包含任何会给我们带来伤害的东西。不过当然了，即便是吃面包也有可能被噎死。我是这样看的：如果我们的政治体系和历史代表了宇宙的平均水平，那么‘信’里就没有什么能威胁到我们。我猜这就是你想问的吧？因为他们一定很清楚宇宙的‘灵生常数’。如果我们的文明轻微地偏离常数，发展成了少数派，那么他们一定也会把这种情况考虑进去的。但是，如果我们对常数的偏离极大，是一种离奇的异常形式，是那种每一千个星系才出一个，每一百亿年才发生一次的异常，那么，在他们的计数和意图中，就不会把我们考虑在内，换句话说，不管怎样我们都不需要把罪责归咎到他们头上。”

“像是卡珊德拉会说的话。”麦克马洪说道。我看出他异常严肃。而我也异常严肃。我们又聊了几句，但我没有说出任何可能引起怀疑的话，也没有透露任何项目已经进入新阶段的意思。尽管如此，当我们分手的时候，我还是很不舒服，我觉得自己说得太多了——尤其是快结束的时候。我一定像是哑剧里的卡珊德拉，我的预言在表情上，而不在言语中，因为我对自己的话语严加控制。

当我重新埋首于计算时，参议员尚未离开。直到他离开后我才见到巴洛因。伊沃尔心境郁闷。

“麦克马洪，”他说，“来的时候焦虑不安，但走的时候心满意足。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不知道？这届政府害怕我们取得成功——太多的成功。他们担心这一发现会具有军事应用价值。”

这令我十分惊讶。

“他告诉你的？”我问道。巴洛因被我的天真气得直摆手。

“他怎么能告诉我这种事呢？但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他们希望并祈祷我们彻底失败，或者最终顶多发现我们得到的是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问候和祝福。是的，然后他们就会大张旗鼓地宣布这一消息。麦克马洪想得很远——你不了解他，他是个非常谨慎的人。而且他把罗姆尼拉到一边，质问他‘蛙卵’的长期技术意义。长期的！他对唐纳德也来了这么一出。”

“那他们是怎么回答的？”我问。我不用担心唐纳德，他的嘴就像一个有装甲的保险柜那么严实。

“什么都没说，真的。我不知道唐纳德怎么回答的，而罗姆尼只告诉参议员，他能坦白的只有自己的噩梦，因为一旦醒来，他什么名堂也看不出来。”

“那挺好。”

我没有掩饰自己的满意之情。然而，巴洛因却表现出了所有的阴郁：他用手捋了捋头发，又是摇头，又是叹气。

“勒纳要来这里，”他说道，“给我们带来他的理论和想法。具体是什么我不清楚，因为麦克马洪到最后一刻才告诉我，真的是最后一刻，在他上直升机的时候。”

我认识勒纳，他是一位天体物理学家，曾经是早川的学生。“曾经”是因为一些人说他已经超越了他的导师。我不明白的是，勒纳的研究领域与这个项目有什么联系——以及他是如何得知这个项目的。

“你到哪儿去了？你没意识到政府在重复我们的工作吗？他们老是监管我们还不够——现在又来这一套！”

我不愿意相信这一点。我问巴洛因他是怎么知道的。政府可能主持另一个项目，作为对我们研究活动的平行验证？巴洛因似乎对具体情况一无所知，而且他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这时迪尔和唐纳德走了进来，于是巴洛因大声宣布，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真正职责就是提出辞职！

这样的威胁时不时就会出现，伴随着他雷鸣似的洪亮声音。因为巴洛因没法低声细语地活着，对于他的生命活力来说，某种歌剧般的华丽元素是不可或缺的。但这次我们一起说服了他，直到他同意我们的观点。他安静下来，正要离开，又突然想起我和麦克马洪的会面，他开始质问我对那个人说了什么。我多多少少地复述了全部内容，只是没提关于卡珊德拉的那部分。这就是参议员来访的尾声。

此后不久，我们就发现准备设备的时间显然比唐纳德想象的要长。我这边的事情也没那么顺利——理论变得纠结混乱；我开始使用各种各样的小运算技巧；个人计算器控制台（他们就是这样称呼那台机器的）变得不够用了；我不得不继续去计算机中心工作，那可不算什么愉快的事情，因为当时的风力和飓风一样强，仅仅穿过一百英尺宽的街道，沙子就会钻进你的耳朵、嘴巴、鼻子和衣领。

“蛙卵”是如何吸收自身产生的核能的，其中的原理尚不清楚；我们同样搞不清楚的还有它清除微爆残留物的方法，而那些残留物都是不断释放强伽马射线的同位素的——主要是稀土同位素。唐纳德和我提出了一个基于现象的理论，这个理论在预测实验结果方面还不错，但这只是回顾性的，不超出我们已知的范围。实验规模一扩大，预测就与实际结果不一致了。唐纳德发现的这种效应被他命名为TX（瞬间移动tele+爆炸explosion）。TX效应是非常容易制造出来的。他把一小团“蛙卵”放在两层玻璃板之间压平，当它被压到单分子层时，衰变反应会在整个表面移动；在更大的“剂量”下，这个装置（以前的旧模型）就会被炸毁。但不知怎的，人们并没有注意到：实验室里有太多的噪声和太多的射击演练，就像军火库在搞测试。当我问及此事时，唐纳德不动声色地解释说，他的团队正在研究弹道波在“蛙卵”中的传播。这是他为手下想出的任务，隆隆的枪响有效地掩盖了我们的研究！

与此同时，关于TX效应的理论不断从我指缝间溜走；我知道实际上它逃避我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我没有对自己承认这一点。这项工作的要求非常高——更困难的是我对它没什么兴趣。我在与麦克马洪会面时所说的那些话又时不时地萦绕在我心头。几乎可以说，我们的恐惧通常并不存在，也不危险，直到我们清楚地把它表达出来。我正是如此。如今在我看来，“蛙卵”毫无疑问是一种人类的人工制品，是对代码错误解读的后果。我是这样看的：发信者绝对无意送我们一个潘多拉的盒子；但我们像窃贼一样强行撬开了锁，把地球科学中一切唯利是图、掠夺成性的东西都强加在了掠夺来的战利品上。而原子物理学的成功不就正发生在我们有机会获得最具破坏性的能量的领域吗？

核反应堆的建设总是跟在核弹制造的后面，而且步履蹒跚；我们有了氢弹，但仍没有核聚变反应堆；整个微观世界向人类揭示了它的内部，但被这种片面的研发路径扭曲了，因此，我们对强相互作用的认识远远多于弱相互作用。我和唐纳德讨论了这些话题，但他不同意我的意见。在他看来，即便有谁要为“物理学的片面性”（尽管他不相信存在这种片面性）“承担责任”，那也不是我们人类，而是这个世界本身，是它的结构属性导致了这种情况。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毁灭比创造更容易。从任何客观的角度来看都是如此，如果参照最小阻力定律就更容易理解了。毁灭这一梯度与宇宙进程的主要方向一致，而创造总是要逆流而上。

我提醒他普罗米修斯的神话。根据普罗米修斯对世界的认识，值得尊敬甚至令人敬畏的科学进步，都汇集于一个源头；但这则神话赞美的并不是毫无偏见地理解知识，而是对技术的攫取和掌控。这是一切经验主义的基础。唐纳德对我说，我的这番见解会让弗洛伊德学派的人高兴，因为我把求知欲贬低成了攻击性和施虐狂。我现在意识到我确实失去了一些判断力和谨慎，还有不偏不倚指导研究的冷静。通过这番推测，我把“责任”从未知的发信者转移到了人类身上。我真是一个无药可救的厌世之徒。

十一月的第一周，设备开始工作，但小规模的初步试验没有成功。好几次爆炸失控，跑到了主屏蔽墙外面，尽管时间很短，但辐射值激增至了六十伦琴。有必要在屏蔽墙外围再加一道屏障了，可这样一来，设备结构的体积就太大了，没法隐藏。而且不知怎的，以前从不进物理实验室的尤金·阿尔伯特·奈伊，现在却多次出现在唐纳德的实验室里。奈伊并不明确提问，只是从旁观看，东摸西碰，这并不是个好兆头。最后唐纳德要求奈伊离开，并直言他很碍事。我责备唐纳德不该这么做，他表现得却远比我平静，他回答说，不管怎样事情都会很快有个结果的，而在那之前他不会让奈伊进门。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俩的行为是多么愚蠢，多么盲目啊。虽然我依旧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更合适，但那种阴谋活动——没有其他称呼方式了——唯一的作用就是维持了我们的幻觉，让我们以为自己的双手是干净的。我们越陷越深。我们既不能隐瞒研究进展，也不能某天突然宣布它——那样的话，保守秘密还有何意义。要么在发现TX效应后立即宣布，要么就永远不宣布。这两条路虽然合乎逻辑，但都已经被堵死了。想到另一个角落里的生物物理学家即将进入这个烫手的领域，我们的行动越发匆忙。世界的命运危如累卵，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东西受到威胁。这种担忧导致我们隐瞒了这项研究。如果现在从隐瞒的状态中走出来，就会招来一些大受震惊的问题，比如“好吧，那你们为什么现在来找我们呢？”“你们肯定有最终结果的咯？”以及“那你们为什么一开始不说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唐纳德隐隐约约地希望，在大尺度上，这种效应会展现出某种“反冲”——最初的理论指出了这一点。但是，首先，最初的理论被证明是毫无价值的；其次，它为接受某些假设打开了一扇门，而这些假设会进一步推演出一些我们不想要的可能性。

这段时间里我尽可能地避开巴洛因，因为对于他我有些良心不安。而巴洛因也有其他问题。除了勒纳，现在我们还在等待另一位“外人”来；这两位都将在月底给我们做报告。华盛顿清楚地承认他们拥有自己的“其主之声”专家，这些人跟我们毫无关系。这一事实令巴洛因在各个研究小组面前处于极不愉快的困难境地。不过迪尔、唐纳德和拉帕波特（还有我）都认为他应该背负着十字架（这正是巴洛因喜欢说的那种语言）一路走到底。不管怎么说，已对我们公布的这两位访客都有一流的头脑。

现在没人谈论项目削减预算的事情。看来，如果那两位不请自来的顾问不能用他们的想法推动研究（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不可能的），那么这个项目就会纯粹因为惰性而继续下去。因为在当局高层中，没有人敢动项目分毫，更别说彻底清算了。

科学委员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首先是在巴洛因和奈伊之间。我们确信奈伊知道幽灵般的第二个项目——“其主之魅”。尽管奈伊平日里口若悬河，他却从来没有提起过。（但在巴洛因看来，奈伊仍旧是个彬彬有礼的人。）我们的“二人阴谋组”和巴洛因之间的关系也很紧张，因为他最终还是听到了风声。有时候我能看见他用目光跟随着我，好像在等待解释或至少是某种暗示。而我尽力躲开他，我敢肯定自己的躲避技巧并不高明，因为玩这种游戏从来都不是我的强项。与此同时，拉帕波特对拉什有怨恨，因为拉帕波特是第一个发现“群星来信”的人，可即便是他，也没听说有个“其主之魅”计划。由此，科学委员会的会议变得越发令人不悦，会上弥漫着暴躁、怀疑和低落的情绪。我埋头苦干，给机器编写程序，这浪费了我的时间和精力，因为这任务是任何程序员都可以完成的，但出于对“阴谋”保密性的考虑，我还是自己承担了下来。

最后，我终于完成了唐纳德需要的运算，但他还没有把设备准备好。我变得无所事事，那是我加入项目以来第一次试着看电视，不过我觉得电视上的一切都虚假得难以言喻，并且毫无意义，包括新闻节目在内。我去了酒吧，但在那儿我也待不住。我紧张得坐不稳当，最后还是去了计算机中心，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关起来，开始做运算，但这一次并没有人要求我做这些。

我又一次使用了爱因斯坦那个堪称肮脏的质能方程。我计算出了在与地球直径相等的距离内，控制爆炸的逆变器和发射机需要多少功率。随之而来的一些技术上的小困难让我忙活了一阵子，但并没有持续太久。利用TX效应进行的攻击使预警变得不可能。届时会发生的只是人们脚下的地面变成了熔岩。人们也可以使爆炸不发生在地表，而是发生在地表之下的任何深度，因此本用来保护庞大地堡里的司令官、参谋长们的钢板护盾和整道落基山脉，都将失去意义。如果衡量个人价值的标准是看为了保全生命和肢体而投入的成本是多少，那么将军就是我们社会中最有价值的人。但他们再也没有希望成为放射性焦土上的最后一批幸存者，也不必期待他们在暂时脱掉不必要的制服之后会开始重建文明。在那种级别的爆炸中，不管你是核武力的最高指挥官，还是贫民窟里最可怜的居民，都一样难逃灭顶之灾。

我给所有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带来了校准后的真正的民主。金属寄存器的缝隙里吹出一股柔缓的热气，使我的脚暖和起来。计算机在纸带上打出一行行的数字，它才不关心那些数字代表的是百万吨级的核武器当量和死亡人数，还是大西洋海滩上的沙粒的颗数。过去几个星期的绝望情绪已逐渐变成一种令人窒息的负担，但此刻突然消失了。我麻利地、满意地工作着，不再与自己作对。不，我现在做的正是我应该做的。我是个爱国者。先前我站在攻击者的角度，现在则是处于防守者的位置——完全忠诚。

然而问题是，并没有一种能保证获胜的策略。如果爆炸的中心点可以从地球上任意一处瞬间移动到任意另一处，那么就有可能在一个任意大小的区域内毁灭生命。从能源效率的角度来看，经典的原子弹爆炸是对资源的浪费，因为在爆心投影点，爆炸带来的是“过度杀戮”。建筑物和尸体的分子经历了超过军事需要一千倍的破坏；同时，爆炸的威力随距离减弱，甚至在几英里以外的简易掩体中人类就能存活。

在我手指的编程和运算下，这种不经济的状态将成为史前木乃伊。TX是一种非常高效的手段。我们可以把经典核爆所产生的火球压平、摊开，变成一张致命的锡箔纸，铺在人们脚下，覆盖整个亚洲或美国。从大陆架上选定的一块三维的固定层，几分之一秒内就可能变成一片火海。释放出的能量恰好足够杀死每一个人。但是，即将毁灭的战地指挥站仍有十秒钟的时间向核潜艇发出信号。垂死的一方仍能杀死敌人。既然有这种可能性，那就必须这么做。因此，技术陷阱最终将困住我们所有人。

我把自己放在全球战略家的位置上，一直在寻找出路，可是运算结果打败了每次搜寻。我熟练地工作，但感觉到自己的双手在颤抖。当纸带从计算机中缓缓蜿蜒而出，我俯身去看结果时，我的心脏怦怦直跳，同时觉得口干舌燥，胃里干涩得要灼烧起来，像是有人在用钢丝勒我的肠子。我观察自己发自肺腑间的恐慌症状，却带着一种奇怪而冷酷的讽刺，仿佛恐惧只影响了我的肌肉和内脏，而我的内心却在无声地窃笑，就像半个世纪前一样，没有变化，未曾衰老。我感觉不到饥渴，仿佛被一列一列的数字喂饱了似的。我花了将近五个小时，一遍又一遍地给计算机编程，然后把纸带从盒子里撕下来，塞进自己的口袋里。但所有这些劳动，最终被证明都是没有必要的。

我害怕如果我回到宾馆，一看见菜单或者侍应生的脸，就会大笑起来。我也不想回自己房间。但是我必须得去什么地方。唐纳德正专注于工作，他的情况比我好一些，至少目前是这样。我走到街上，觉得自己快窒息了。暮色已降临。楼群沐浴在水银灯的光线中，白色的轮廓衬在黑暗的沙漠上。唯有在照明区域之上的高处，在漆黑的夜空中，才能辨认出星星。如今再来一次背叛已经无关紧要了，所以我违背了对唐纳德的承诺，去找宾馆隔壁房间的拉帕波特。他在屋里。我把皱巴巴的纸带摆在他面前，简洁地告诉了他一切。我确实没选错人。他只问了三四个问题，那些问题说明他立刻抓住了重点，明白了我的发现意味着什么。我和唐纳德之间的阴谋丝毫没有使他感到意外，他甚至毫不在意。

我不记得他把纸带放到一边时对我说了什么，但我从他的话中了解到，他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期待着某种类似的东西。焦虑一直伴随着他，现在他的预感实现了，精神上的满足感——或者可能只是对末日的意识——令他感到解脱。我一定比我想象的更震惊，因为他首先关注的不是世界末日，而是我。他从欧洲漫游的经历中养成了一种令我觉得有趣的习惯：他按照“凡属我之物皆随身携带”[原文为拉丁文omnia mea mecum porto。]的原则行事，仿佛本能地做好了准备去搭乘下一架航班。这大概就是他在行李箱里放着类似“求生包”的原因吧，里面有咖啡壶、糖和饼干，还有一小瓶干邑白兰地——咖啡和白兰地都很适合现在喝。那晚的活动起初没有名头，但后来我们称之为葬礼宴会，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是葬礼宴会的盎格鲁—撒克逊或爱尔兰变体：守灵夜——在尸体旁举行的仪式。当然，我们为之守灵的那些死者仍在生者之列，甚至不知道他们必然会被埋葬。

我们啜饮咖啡和干邑白兰地，四周一片寂静，仿佛我们身处一片巨大的荒凉之地，仿佛即将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交换了只言片语，很快就理解了对方的意思。我们首先设想出了即将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就像两个一拍即合的电影编剧。所有的资源都会被投入TX设备的制造中。像我们这样的人是看不到光明的。

对于即将降临的死亡，参谋长们会首先向我们报复——当然了，是无意识地。他们可不会坐以待毙或者装死；当理性行为变得不可能时，他们就会诉诸非理性的行为。如果群山和一千米厚的钢铁都不足以保护他们免受攻击，他们就会宣布终极防护就是秘密行事。接着，参谋长的数量会倍增，然后散布到各处。他们在地下挖洞用作指挥站，而司令部则一定会搬到一艘巨大的核潜艇上，或者是一个专门设计的、可以监视周围活动的深海潜水球，蜷缩在海底。

最后的民主形式的空壳将会瓦解，虽然其血肉已经被六十年代的全球战略侵蚀殆尽。这可以从人们对科学家的态度中看出来。已经没有时间和空间，也没有人愿意去装模作样地应付科学家了：就好像他们是一群聪明而任性的孩子，最好不要让他们失望。

帕斯卡尔有句格言说，会思考的芦苇也渴望知晓自己是因何毁灭的[帕斯卡尔《思想录》：“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是，他却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引自何兆武译本。]。据此，我们粗略地预言了我们自己和其他人的命运。之后，拉帕波特对我讲述了他前一年春天的努力。在我加入“其主之声”计划之前，他曾向当时的项目负责人奥斯特将军提交了一份与苏联合作研究的计划。拉帕波特建议美国和苏联双方各自提供一支在人数和专业水平方面都相当的研究队伍，两个小组合力破译那封“群星来信”。奥斯特善意地向他解释说，这样的想法是多么天真。苏联会提供一群人做做样子，同时他们自己悄悄研究那封“信”。

我和拉帕波特相视大笑，因为我们都想到了同一件事。我们几天前才了解到的那件事，原来一年前奥斯特就那么直白地告诉他了。早在那时，五角大楼就已经采用了“唱双簧”这一招。我们就是那个“做做样子”的团队，而且一直浑然不觉；将军们则一直以来都有另一个团队，一个他们显然更信任的团队。

我们停了一会儿，揣摩战略家的心态。他们从来不把民众当回事，坚持认为重要的是人类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存续。那句著名的“在我看来，人类必须活下去”[原文为拉丁文，化用自“在我看来，迦太基必须被毁灭”。古罗马政治家老加图大力鼓吹彻底消灭迦太基，他在元老院中的任何发言都以这句话结束。]成了一句口号，就和其他所有口号一样：只是口头喊喊而已，其价值观并不包含在战略中。这会儿我们已经喝了足够多的干邑白兰地，以想象将军们的惨状为消遣。当他们被活活烤熟时，还会对着一个无声的麦克风发出最后的命令——因为海底就像地球上的每个角落和缝隙一样，将不再提供庇护。我们的结论是，对五角大楼及其民众而言，唯一安全的地方是莫斯科河的河底；但即使是我们勇敢的白头海雕也不太可能飞到那里。

午夜过后，我们终于把这些尘世的话题抛在脑后，谈话变得有趣起来。我们开始研究物种的奥秘。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因为在我看来，这段为纪念智人而做的对话（或者说追思弥撒）意义重大。发言的是两名智人代表，他们因咖啡因和酒精感到头昏眼花，并且确信末日就在眼前。

我认为，发信者对整个银河系的情况了如指掌，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的灾难是由于他们没有考虑地球上的具体情况导致的。而他们之所以不考虑，是因为地球在整个银河系中是个例外。

“这些都是老掉牙的摩尼教思想，十美分能买一打。”拉帕波特评论道。

但我并不是想说世界末日是人类异常“邪恶”的结果。只是行星上的每一块灵生小群落都会从散布全球的状态逐渐演变到一体化。从三五成群到部落、氏族，氏族中又会诞生民族、王国、帝国、世界大国，最终实现全人类的社会统一。这一过程几乎从未导致两个对手旗鼓相当的局面，至少在即将实现最终融合的时候不会出现；相反，更可能出现的是多数人与弱势少数人之间的对立。即使只是从严格的热力学角度来看，出现这种强弱对抗的可能性也要大得多。这一点可以用数学上的随机计算来证明。对手之间的完全平衡，力量之间的精准等号，这是一种几乎不可能出现的状态。这样的平衡只有在偶然的情况下才能遇到。社会融合就是一个这样的系列过程，而工具知识的获取同样也是。

如果原子核物理学发展得过早，那么行星规模上的社会融合可能会在某个阶段“冻结”。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实力较弱的一方才能与实力较强的一方平起平坐——因为每一方都拥有核武器，每一方都可能消灭全人类。当然，社会融合总是建立在技术和科学的基础上，但原子能的发现应当通常发生在大融合完成后——那样就不会有什么可怕的后果。人类的自掘坟墓行为或者不自觉的自杀倾向，毫无疑问是一个关于拥有“终极武器”的原始社会数量的函数。

如果某个星球上有一千个相互敌对的政府，每个政府手里都有一千枚核弹头，那么与只有几个敌手的情况相比，一场纯粹的地方冲突滚雪球般演变成大灾难的可能性要高出很多倍。因此，两个进程之间的关系——一个是科学发现的进程，另一个是不同社会的融合进程——决定了银河系中每个智慧生命的命运。地球上的我们肯定是不走运的：我们从前原子文明到原子文明的转变发生得非常早，这是不寻常的，正是这一点导致了现状的“冻结”，直到那段中微子信号的降临。对于一个统一的星球来说，“信”的破译会是积极的，是迈向“宇宙文明俱乐部”的一步。但对我们来说，在当时的处境下，它是一声丧钟。

“也许，”我说，“如果伽利略和牛顿在童年时就死于百日咳，物理学的发展进程就会延后得足够久，核裂变现象要到二十一世纪才会被发现。那场从未出现的百日咳可能拯救了我们。”

拉帕波特指责我陷入了新闻业常犯的错误：物理学的发展是遍历性的，一两个人的死亡不会影响它的进程。

“好吧，”我说，“那么可能会出现其他能拯救我们的事情，比如说，西方出现了另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宗教，而不是基督教。又或者，在数百万年之前，人类的性别本质有了一种不同的构造。”

由于受到拉帕波特的质疑，我开始为这一论点辩护。物理学在西方崛起为“经验科学之王”并非偶然。由于基督信仰的缘故，西方文化是一种“原罪”文化。基督教所谓人类的堕落——第一项就是性！——使人类的全部人格都投入了向善[此处指社会向善论（meliorism），即相信人类社会必然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一切不完善都可以通过理性的研究和行动得到改进。社会向善论是自由主义的基本组成部分。]的追求中去，这种追求提供了各种形式的升华手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获取知识。

从这个意义上说，基督教偏爱经验科学，当然了，这种偏爱是无意的：基督教为经验主义打开了可能性，给了它成长的机会。另一方面，东方世界及东方文化的中心特点是羞耻感。在东方，一个人的不恰当行为完全不是基督教意义上“有罪的”，而顶多是“可耻的”，并且主要是外部意义上的可耻：不符合行为的惯例。因此，可以说羞耻感将人们从灵魂中剥离出来，转移到了礼仪习俗的领域。这个领域里根本没有经验主义的一席之地。随着对实质性行动的贬低，经验主义站稳脚跟的机会也消失了。种种欲望与冲动没有途径得以升华，唯有将之“礼仪化”。恶习不再被视为“人类的堕落”，而是被从人格中分离出来，甚至可说是被合法地归结为另一套行为方式。没有什么原罪和上帝的恩惠，取而代之的是羞耻和如何避免羞耻。也没有什么灵魂深处的触动：“何为恰当”“应当如何”取代了良心，最优秀的头脑被引导要做到脱离理性。

一个好基督徒可以成为一个好物理学家，但优秀的佛教徒、儒生，或者禅宗信徒就不可以。因为如果此人去研究物理，就等于忙于从事自己信仰所完全反对的东西。以此为出发点，社会选择机制聚集了人群中所有的“智力精华”，并只允许他们在神秘主义活动中发挥才智——比如练习瑜伽。这种文化就像一台离心机；它把有才华的人从可以发起经验主义的社会领域中赶走，它阻塞他们的头脑，令他们认为对工具的追求是“低级的”“不值得的”。但是，基督教固有的平等主义的潜力——尽管它与阶级结构发生了冲突，尽管在某些时期它屈服于阶级结构——从未完全消失，并间接地从中衍生出物理学及其后续。

“物理学是一种禁欲主义？”

“哦，没那么简单。基督教是对犹太教的一种变异，而犹太教是一种‘封闭’的宗教，因为它只适用于被选中之人。因此我发现，犹太教有点儿像欧几里得几何；一个人只需要思考最初的公理，通过外推法，他就可以得出一个更普遍的信条，一个可以将所有人都归入‘选中之人’的信条。”

“基督教对应于一种广义的几何学？”

“是的，在某种意义上，在纯粹的形式层面上——通过改变一个具有相同价值观的系统中的符号，它做到了这一点。这一操作产生了很多成果，其中之一就是承认了理性神学的有效性。这是一种不放弃任何人类品质的尝试；既然人是理性的产物，人就有权使用这种能力。经过一定量的混合和转化，它最终产生了物理学。当然，我解释得还是过于简单了。

“基督教是对犹太教的一种泛化变异，是对一个系统结构的改造，使之适用于所有可能存在的人类。这是犹太教的一种特性，它首先是纯粹结构上的。对于佛教和婆罗门教，我们无法进行类似的操作，更不用说孔子的教诲了。因此，这一判决在几千年前犹太教兴起的时候就流传下来了。但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这世界上每个宗教都必须面对的主要问题就是性。一种宗教可以崇拜性——也就是说，认为性是积极的，把它奉为中心教义；也可以切除性，把它排除在外——这是一种中立的态度；但也可以将之视为敌人。最后一个方案是最坚定、最不妥协的，也正是基督教所选择的。

“如果性是一种没那么重要的生理现象，如果它只是周期性的、循环的，就像某些哺乳动物的繁殖那样，性作为一种短暂的、间歇的发生，就不可能具有那么重要的意义。但这一切都是在一百五十万年前决定的。从那以后，性就成了每一种文化的核心点，因为它不能被简单地否认。必须把它变得‘文明’。西方人总是觉得‘我们诞于屎尿之间’[原文为拉丁文inter faeces et urinam nascimur，据传为圣奥古斯丁所说。]对自尊心是一种伤害……根据奥秘的法则，正是这种反思，把原罪放进了《创世记》中。事情就是这样。另一种性周期，或者另一种宗教，可能会让我们走上不同的道路。”

“停滞吗？”

“不——只是会推迟物理学的发展。”

拉帕波特指责我是“无意识的弗洛伊德主义”。他说，我是在一个清教徒家庭中长大的，我把自己的偏见投射到了这个世界上。事实上我眼中的一切都被诅咒和拯救的色彩所笼罩，我并没有从这种幻象中解脱出来。因为我认为地球人彻头彻尾都是该死的，所以我把拯救灵魂的希望转移到了银河系中。我的诅咒把人类扔进了地狱——但没有触及发信者，他们仍然是完全善良的，没有瑕疵的。这就是我的错误。在思考这些问题时，首先必须引入“友谊门槛”的概念。所有的智慧都朝着越来越普遍化的方向移动，这完全是恰当的，因为宇宙本身也同意这一方向。正确的普遍化可以控制范围不断扩大的现象。

一种演化意识——能理解心灵是“登山”对抗熵增之流的自我平衡的结果——使得我们团结一致拥抱演化树，正是演化之树产生了有情众生。但是，我们不能与整棵演化树上的所有物种都产生友谊，因为最终更“高等”的生物不得不以“低等”生物为食。友谊的界限必须划在什么地方。在地球上，从来没有谁把这条线划在植物与动物分道扬镳之处的下面。而且在实践中，我们也不能把某些动物，比如昆虫，包含在技术世界内。如果我们了解到，由于某种原因与宇宙文明交换信号需要消灭地球上所有的蚂蚁，我们肯定会认为牺牲蚂蚁是“值得的”。现在对其他智慧生物来说，处于当前发展阶段的我们可能就是蚂蚁。从那些智慧生物的观点来看，友谊的范围不一定会涵盖像我们这样的行星害虫。也许他们对此有合理化的解释。也许他们知道，根据银河系的统计，地球类的灵生生物注定会在技术演化上失败，所以使我们面临的威胁增多也并不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因为无论如何“我们很可能无所建树”。

我在这里展示的是实验前夜“守夜”活动的要点，而不是按照时序记录谈话，我无法那么精准地记住这场长谈。我不记得拉帕波特是什么时候告诉我他在欧洲的经历的——就是我之前描述过的那段。我想是在我们谈完关于将军的话题之后，在探寻即将到来的结局的成因之前。当时我对他大概说了下面的话：

“拉帕波特博士，你比我更坏。你把发信者奉为‘更高等的种族’，觉得他们只认同银河系中的‘更高等形态’。既然如此，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努力推动生命的起源呢？如果他们能够执行扩张和殖民的政策，为什么还要播种生命呢？在推论过程中，我们双方都无法超越自己所能理解的概念。你可能是对的，我把人类失败的原因定位在地球上是因为我儿时的养育方式。不过，我认为把我们逼入了死胡同的不是‘人类的罪恶’，而是一个随机过程。你，受害国家的一位难民，在面对毁灭的时候总是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无辜，因此你把灾难的源头归结到他处：发信者一方。我们不是自己选择了灾难——是他们为我们选择的。每一次试图超越的尝试总是终结于此。我们需要时间，但现在没有时间了。

“我一直说，如果有一个足够明智的政府，知道应当把全人类——而不仅仅是它自己的国民——从那个洞里拉出来，我们最终还有可能爬出来。但联邦预算的资金只对研发‘新武器’的人敞开。我告诉政客们，我们应该在人类学领域启动一个应急项目，用相当于在导弹和反导研究上投入的资金，建造一台模拟社会进化过程的机器。听闻此言，他们对我微笑着耸了耸肩。没有人认真对待这件事，而我是对的，至少现在我对此感到苦涩的满足。我们应该先研究人——这才是正确的优先顺序。但我们没有这么干，现在我们对人类的了解不够用了。让我们承认吧，这就是事实。我们现在不了解，将来也无法了解，[原文为拉丁文Ignoramus et ignorabimus。]因为我们没有时间了。”

好心的拉帕波特没有试图和我争论。他把酩酊大醉的我送回我的房间。

在分手前，他说：“别往心里去，霍格思先生。即便没有你，事情也会变得同样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