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决定在三天之后的科学委员会会议上说明TX效应的情况；我们还需要一点时间来整理实验结果，把更详细的观察记录组织起来，并选定一些照片放大。但第二天中午我就去找伊沃尔了。他非常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消息，看来我低估了他的自控能力。最让他生气的是，我们直到最后才让他知道这个秘密。在这一点上我对他解释了许多，我发现自己的处境与我刚来到项目时正相反：当时是巴洛因尽力“解释”我先前被排除在项目之外的原因。但TX效应这件事的重要性是无可比拟的。

巴洛因抱怨连连，而我搜肠刮肚说尽了一切的好话来安慰他。他的怨恨颇持续了一段时间，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我想他最终还是理解了我们的苦衷。与此同时，唐纳德以同样的私人方式通知迪尔，所以，等到开会时方才知晓此事的人就只有尤金·阿尔伯特·奈伊了。尽管我很讨厌这个人，但我还是不得不佩服他：唐纳德介绍TX效应时，我一直在看着他，发现他面不改色，连眼睛都没眨一下。此人是天生的政客，但不是外交家——因为外交家不应该怀有报复心。而奈伊呢，在这次会议几乎过去一年之后，也就是项目解散的时候，奈伊在第三方（某位记者）的帮助下，把我和唐纳德的那点事全都抖给了媒体，黑材料的数量简直车载斗量。他用别出心裁的评论把此事放到了聚光灯下，令我们一时间成了热门话题。要不是奈伊，这件事绝不会引起轰动，也就不会迫使包括拉什和麦克马洪在内的诸多高层人物来解救我们。

如读者所见，如果说唐纳德和我有任何过错，那就是事情办得不合逻辑，因为无论如何，我们的秘密研究最终必然会成为项目的官方财产。但整件事被描述成一件极有害的拙劣之作，一种令人发指的破坏项目的企图：我们没有立即去找有资格的专家（也就是军方的弹道导弹人员），反而像喜欢自己动手的巧手匠，在小范围内磨蹭混事，这就给了“另一边”一个超越我们的机会——而且是致命的一跃。

我说起后来的事情，是为了证明奈伊并不像看上去那么无辜。在那场臭名昭著的会议上，他唯一显露态度的动作就是好几次把目光从眼镜框上方射向巴洛因。毫无疑问，他怀疑巴洛因参与了我们的阴谋。我们试图以这样一种措辞来陈述，即研究之所以保密，似乎是因为研究方法的迫切需要以及不确定能否成功（当然，“成功”指的是我们最害怕的事情）；但是奈伊没有被这些理由欺骗，一分钟也没有。

然后进行到讨论阶段。迪尔的评价出乎我们的意料。他认为如果TX成功了，可能会给世界带来和平而不是毁灭。因为这将终结“远程预警”教条，该理论充分利用了一个时间差，即从攻击者发射洲际火箭，到火箭出现在防御者位于亚轨道飞行顶点的雷达屏幕上的时间间隔。但是，倘若有一种武器能在地球直径的范围内以光速摧毁敌方，那就排除了任何预警的可能；这相当于敌对双方互相用枪指着对方的太阳穴。这种情况可能引发全球裁军。但唐纳德在回应中指出，这种休克疗法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结局。

会议期间，巴洛因感觉到自己成了奈伊怀疑的对象。接着，科学委员会开始分崩离析，在该项目存在的剩余时间里，这种崩溃状态始终没能得到修补和治愈。从那时起，奈伊撕掉了伪装，不再扮演军方的中立大使或是观察员的角色；这表现在许多方面，但没有一项是令人愉快的。例如，会议结束二十四小时后，军方的核专家和弹道专家已经开始入侵了——像要占领敌方领土似的，直升机如蝗虫一般从天而降——而奈伊这才给巴洛因打电话通知他这一事实。与此同时，平行项目要员的访问活动被推迟了。军方的核专家会在试验场重复实验，而我敢肯定，除了证实我们的结论，他们不会有什么新发现。我一点儿也不认为他们称得上是“科学家”。他们把实验数据、仪器、胶片和笔记统统从我们手中夺走，这种行事方式令我把所有仅存的幻想都抛在了脑后。

唐纳德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备受排挤，但他以哲人般的冷静接受了这一切。他甚至向我解释说，军方不会有其他行事风格，因为若非如此，那么唯一能保持的表象就是那些并不真正重要的东西……因为这种行动是世界形势的必然结果。诸如此类。从某种意义上说，唐纳德是对的。之后有个人一大早来找我（我还没起床），问我要几套计算过程。我问他有没有搜查令，是不是来逮捕我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镇住了他，至少在他在大厅里等候的时候，我还能从容地刷牙、刮胡子、穿衣服。当然，我是真的觉得自己要完蛋了才那么问的。但我反复对自己说，我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因为如果我不得不交出那份关于地球毁灭的演算，我的灵魂会处于什么状态呢？

我们像苍蝇一样在研究基地闲荡，而军方从空中倾泻下似乎无穷无尽的人员和补给。这一行动肯定不是最后一刻临时决定的；他们做好准备肯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或许是以某种行动大纲的形式，毕竟谁也不知道这个项目会产出什么结果。三个星期的时间足够他们开始一系列合适的微吨级爆炸实验了。得知实验结果时，我一点儿也不惊讶。这还是多亏了与我们接触的低级技术人员泄露了消息。当风向正确时，整个楼群里都能听到爆炸声。由于炸药量少，爆炸的强度可以忽略不计，这意味着几乎不会产生放射性沉降物。军方没有采取任何特别的安全措施。没有人联系我们通知任何事情；我们被无视了，就好像根本不存在。拉帕波特说，这是因为唐纳德和我违反了游戏规则。也许吧。奈伊连续几天不见踪影，以超音速往返于华盛顿、研究基地楼群和测试地点之间。

十二月初，在风暴来临之前，沙漠里的设施被尽数拆除打包。能吊起十四吨重物的起重直升机、载人直升机和各种气垫飞行器，所有这些东西都在某一天同时起飞了，就像它们到达时一样突然而高效。军方就这样离开了我们。我听说他们带走了几十名技术人员，这些人在最后的几轮实验中暴露在了高水平的辐射中。据传闻，在那几轮实验中，爆炸的威力相当于一千吨TNT。

接着，我们就好像被解除了魔咒一般——有点儿像《睡美人》里那样——我们都变得活跃起来，在很短的时间里发生了许多事情。巴洛因递交了辞呈；唐纳德·普罗瑟罗和我要求项目组把我们俩“释放”了；拉帕波特出于一种忠诚感，也跟着这么做了，尽管我相信他很不情愿。只有迪尔没有任何表示；实际上他还建议我们绕着楼群游行，还可以挥舞标语喊口号什么的。他显然没把我们的行动当回事儿，而我不能否认，他确实是有道理的。

我们“叛逆四人组”立即被送到了华盛顿。四个人被单独约见，也参加了集体谈话；除了拉什、麦克马洪和我们的将军（我是第一次见他），总统的科学顾问也出席了。巴洛因显露出外交家和政客的手腕，在其中一次会面上，他说既然当局对奈伊完全信任，而对他的信任减少，他们现在大可以让奈伊去招募更好的人，由奈伊来运营这个项目。可最终结论下得又快又重。他们对待我们就像对待一群坏脾气的、被宠坏的但依然心爱的孩子。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想的，但这个项目我真的已经待够了。

有天晚上，巴洛因来宾馆房间找我；当日白天他和拉什有一场私下谈话，现在他来告诉我为什么高层要不断地劝说我们留下。这些顾问们得出结论，认为TX只是系列研究的第一次失败而已，实际上它清楚地指向了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成果，现在这样的研究就是一切的一切，关乎我们的生死。虽然这理由是无稽之谈，但我思考了一番，意识到如果政府能满足我们的条件，回去也未尝不可。于是我和巴洛因当场就开始着手起草条件。我知道，如果研究继续下去而我不参与，我就无法获得内心的安宁，也就无法回到纯洁的数学世界中去。因为尽管我相信发信者在恒星代码中设置了安全机制，但那只是我的想法，并不是肯定的事实。我对巴洛因说得更简洁：让我们遵循帕斯卡尔那句关于芦苇的格言吧，如果我们不能抗争，至少我们要知情。

我们四个聚在一起，弄明白了为什么项目没有交给军队。军队一直在私下培养自己的专门科学家，这类科学家能执行基本任务，自主权相当有限。当这些军方科学家知道要从哪里开始、在哪里结束时，他们能出色地完成工作。但是，像宇宙文明、发信者的动机、信号的促生作用、促生作用和信号内容之间的关系，对他们来说，这些都是黑魔法。“是的，对我们也一样。”永远都言语刻薄的拉帕波特说道。最终我们同意把研究继续下去。我们如愿以偿：法学博士尤金·阿尔伯特·奈伊从项目中消失了（这是我们的条件之一）。然而，他的位置很快就被另一位平民休·芬顿取代。就这样，我们送走一恶又迎来一恶。预算增加了，平行项目的人（我们还在那些略显窘迫的高层面前大肆谈及它的存在）加入了我们的研究团队，而平行项目本身应该已经不复存在了——但这也不是真的，因为根据官方的说法，它从未存在过。于是，在我们把怒气发泄完，一起商议好，又提出了必须被严格遵守的条件之后，我们回到了“家”，回到了那片沙漠。元旦已经过去，其主之声计划的下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篇章就这样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