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曼先生正在敲我家的门。我已经熟悉了他的拳头重重地落在门上的声音，每一下都很慎重，一直响个不停。于是，我把手中的碗放回水槽，朝花园望去：果然，衣服又被扔了一地。我暗想，事情怎么总像这样依次发生，连最反常的事也不例外。思考时，我在脑中谨慎地搜索着恰当的词语，精准地调整着词序，仿佛要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大声说出来似的。洗碗的时刻最适合思考，一打开水龙头，我就能理顺脑中凌乱的思绪。然而，顿悟一闪即逝，要是我关上水龙头，准备把它记下来，所有的词句就消失了。这时，威曼先生的敲门声又响了起来，甚至比刚才更响。威曼先生并不是一个暴躁的人，他只是个可怜的邻居，被妻子折磨，不知生活该如何继续，但是，他仍艰难地与命运做着斗争。威曼先生的儿子去世时，我参加了悼念仪式，当我向他表示慰问时，他冷冰冰、硬邦邦地抱了我一下，跟其他几位客人聊了几分钟后，才回来低声对我说：“我刚知道是哪些孩子弄翻的垃圾桶。已经没必要为这事操心了。”他就是这样的人。只要他妻子把死去儿子的衣服丢进我们家的花园，他就会来敲门，把那些衣服一一捡走。我儿子——按理说他已经能算是家中的男主人了——说他们简直疯了。这事每两周就会发生一次，每当威曼先生来敲门，我儿子就会表现得很不耐烦。而我得去开门，帮他把衣服捡回来，拍几下他的背，在他保证没什么大问题、都已经解决好了的时候点点头。但是，他离开不到五分钟，我们就能听到他妻子的咆哮。我儿子觉得，肯定是威曼太太打开衣柜，又看到了儿子的衣服，才大发雷霆。“他们是在耍我们吗？”每当这轮混乱再次重演，我儿子就会说，“下次我就把这些衣服全都烧了。”我穿过玄关，威曼先生站在门口，右手搭在额头上，几乎遮住了他的眼睛。看到我出现，他疲惫地放下手臂，开始道歉：“我本不想来麻烦您，但……”我打开门，他走进屋，熟门熟路地走向花园。他走开后，我从冰箱里拿出新鲜的柠檬汁，倒在两个杯子里。透过厨房的窗户，我能看到他在草坪上四处搜寻，绕着天竺葵捡起散落一地的东西。我走了出去，带上了纱门，因为我不想打扰他的收集工作，想为他保留一点隐私。我慢慢地靠近他。他直起身，手中拿着一件毛衣。他的另一条胳膊下夹着一大摞衣服，看来他已经把地上的衣服都捡起来了。“这些松树是谁修剪的？”他问。“我儿子。”我回答。“修得很好。”他说着点了点头，望着那排树。那是三棵矮小的松树，我儿子将它们修剪成了圆柱形，虽然有一点人工的痕迹，但我得说，非常独特。“喝杯柠檬汁吧。”我说。他把衣服都夹在一条胳膊下，我把杯子递给他。时间还早，太阳还不是很晒。我用余光看着我们的水泥长凳，就在前面一点，现在这个时间坐在上面不冷不热，坐一会儿就能忘掉几乎所有烦恼。“威曼……”我说。我叫他“威曼”，是因为这听起来比“威曼先生”更亲切一点。我想说：“听我一句，把衣服扔了吧，这是您妻子唯一的愿望。”但谁知道呢，也许把衣服扔出来的是他自己，事后他又后悔了，这样的话，就是他在折磨他的妻子，每次都看见他把这些衣服找回家，威曼太太该有多难受啊。也许他们已经把所有的衣服装进一个大袋子，试图把它扔掉，但清洁工又找上门来，把衣服还给了他们，就像上次他把我儿子的旧衣服还回来一样。“女士，您为什么不把这些衣服捐掉呢？要是我把它们装上垃圾车，这些衣服就派不上任何用场啦。”那袋旧衣服至今还堆在洗衣台上，这周总得想办法把它扔到什么地方去，得尽快。威曼等待着，等待着我开口。阳光照亮了他长长的、稀疏的白发，他两颊边花白的胡须和他清澈而忧郁的双眼——这双眼睛在他脸上显得格外的小。我什么也没说，我相信威曼先生能猜到我想说什么。有那么一会儿，他垂下了目光。之后，他一边喝柠檬汁，一边盯着自己家的方向，一棵女贞树隔开了两家的花园，树后就是威曼先生的家。我想说点有用的话，告诉他我看到了他的努力，再笼统地提出一些乐观的对策。他转过头来看着我。看起来，他似乎能预知这场尚未开始的谈话的未来走向，正打起精神，试图理解。“如果有什么东西没地方放……”我说到一半，未说出的字消逝在空中。威曼点点头等待着。上帝啊，我心想，我们正在对话。这个男人十年前曾把扎破的球拿来还给我儿子，还曾剪掉我家的杜鹃花，就因为它们越过了两家之间根本不存在的分界线，如今，我竟然在和这个男人对话。“如果有什么东西没地方放……”我看着他胳膊下的衣服，重新拾起话头。“请说。”威曼先生说。“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东西，但是，如果是这样，就需要挪动其他东西，腾出位置来。”要腾出位置，我心想，所以，要是有人能把洗衣台上的那袋旧衣服拿走，我会很高兴的。“是的。”威曼明显是想我继续往下说。我听到有人进门的声音，威曼也许不会在意，但对我来说，那声音意味着我儿子安然无恙、饥肠辘辘地回到了家。我朝长凳跨出一大步，随即坐下了。我想，被晒得暖烘烘的水泥长凳或许对威曼先生也有好处，于是我为他腾出了一点位置。“把衣服放下吧。”我对他说。他乖乖地照办，四处寻找放衣服的地方。威曼能做到的，我想，当然能做到。“放在哪儿？”他问。“放在那排树边上吧。”我说着，指了指那几棵矮松树。威曼先生照我说的放下了衣服，拍了拍沾在手上的草叶。“请坐。”他坐了下来。现在，我该对这位老人说什么呢？他身上的某种东西鼓舞着我，促使我继续。这种感觉就像我把手放在水龙头下，感受着水从手上流过，这种平静让我能挑选词语，整理词序，让每件事情按照既定的顺序井井有条地发生。威曼似乎越来越期待我开口，仿佛在等我下达行动指令。这是一种权力，也是一种责任，让我不知如何是好。他清澈的双眼湿润了，这令我确定，我们之间确实有一种不同寻常的默契。我肆无忌惮地打量着他，没给他留下丝毫私人空间，因为我不敢相信这种默契真的存在，也不能承受这份默契的重量。我已经让威曼先生坐下了，现在我想说些什么来解决问题。我将柠檬汁一饮而尽，同时搜肠刮肚，想找到一句响亮、有效的咒语，或一句对所有人都好的口号，例如：“您扎破了几个球，就给我儿子买几个，事情就了结了”，“要是您哭的时候不把柠檬汁放下，您的妻子就不会再扔衣服了”，或者“晚上把这些衣服扔在松树顶上，要是第二天是个晴天，问题就能解决”。上帝啊，凌晨时分，抽一天最后一根烟的时候，我也可以把旧衣服扔掉，我应该把旧衣服和其他垃圾混在一起，这样清洁工就不会上门还衣服了。我就应该用这种方式处理我儿子的那些旧衣服，这周就行动。快点说些什么来解决问题。为了不打乱刚才的思路，我又一次对自己说。我已经说过很多话了，这些话起到了它们的作用。靠着这些话，我留住了儿子，赶走了丈夫，而这些都是我在洗碗的时候在脑中组织的。此刻，在我的花园里，威曼已经喝完了杯中的柠檬汁，他的双眼中不再有泪水，仿佛刚才的眼泪是被酸出来的，或许这杯柠檬汁对他来说太酸了，我想。或许有时起作用的并不是言语本身，有时，把在脑中组织好的言语说出来这件事本身就是不可能的。“是的。”几秒钟前威曼先生说，这个“是的”意味着“继续说”，意味着“请讲”。此刻，我们两人坐在一起，坐在水泥长凳上，身侧各放着一只空杯。此时我脑中忽然浮现了一幅画面，产生了一种期待，我希望我儿子打开纱门，向我们走来。他光着脚，年轻的身体有力地踩着草坪。他气我们，气这个家，气这个一切都千篇一律、按同样的顺序反复发生的家。他向我们走来，身躯越来越显伟岸。他体内充满了力量，威曼和我等待着他的到来，毫无畏惧，甚至有些渴望。他高大的身躯有时会让我想起我丈夫，我忍不住闭上双眼。他离我们只有短短数米的距离了，他的身影几乎将我们遮没。然而他没有碰我们。我又睁眼看了一眼，我的儿子转身走向了矮松树。他愤怒地抓起树下的衣服，把它们统统塞进一个袋子里，随后，一言不发地沿着来路返回了。他背光的身影渐行渐远，越来越小。“是的。”威曼说着，叹了口气。这不是他第一次重复“是的”。这个“是的”更具有开放性，让人不禁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