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夏天还是冬天，山毛榉的风从未停歇。客栈背后那间棚屋顶上的风车也永不停转。戈登一家搬来的时候，给风叶调整方向的棘轮和链条已年久失修。冬夏两季，它转啊转，偏心轮上的转轴未连接任何设备，也不完成任何工作，只是无效地上下移动，嘎吱作响。那嘎吱声如此扰人，偶尔来此地留宿的人总是难以入眠。戈登一家搬来后不久，因为房客投诉，丈夫约翰尼·戈登想试试让风车停转。他搭起一架摇摇欲坠的梯子，爬上了屋顶。忽然一阵劲风刮来，把风叶砸到他身上，划破外套，割伤了他的肩膀。从此他就放任风车自转了。

“我们一开始就不该搬到这里来。”他常常对妻子露丝说。每当他这么说，她就会用那双大眼睛看着他，无声地求他不要再讲了。她是个年轻女人，她的眼睛里盛着一切。

不过，最初吸引他的不光是她的眼睛。那时他在芝加哥一家小得可怜的医院实习，病人基本都是有色人种或慈善救济对象。为了逃离那个脏乱而又充满愁苦和惨痛的环境，他开始每周花几个晚上去电影院看电影。噢，他想，要是能遇到一个姑娘，像演员玛丽·毕克馥小姐那样温暖、柔情又刚毅，笑容和双眼能融化人心，那该多好。还有她的酒窝，她的眼神！有一次，他在微醺的情绪中对两个年轻医生诉说了自己的梦想，却被他们高声嘲笑。“你话太多了。”他们说。不过他还是紧抓着这个梦，继续编织，于是梦里多了一幢爬满葡萄藤的小屋，还有白色的篱笆墙。

有一天晚上，他坐在电影院前排，不远处就是给影片伴奏的钢琴。那架钢琴时而奏出轻快的旋律，时而奏出沉重的低音，解释和烘托着在他眼前明暗闪烁的戏剧情节。电影院的灯亮起来后，他仍然沉浸在美梦里不能自拔。钢琴前的姑娘碰了碰帽子，理了理头发，同时转过头来。想想吧！她就坐在那里，离他不到十英尺，而他以前每一次来看电影，她都坐在那里。他们对视，凝望，他微笑了。

他没有提议她去他的房间。她不像那种姑娘。不过换作之前嘲笑他的那些朋友，恐怕立马就约她去房间了。

“她要是不愿意，就说不愿意呗。”他们会这么指点他。

他不想这样。他的直觉是对的。想象一下，叫一个周日在教堂弹钢琴的女孩去你的房间。

他马上自我介绍是名医生，希望让她钦佩，树立起自己的形象。“湖边有个狂欢节活动，”他提议说，“他们说可好玩了。你喜欢狂欢节吗？”

“那是我最喜欢的事情之一。”

“那么，”约翰尼问，“你最最喜欢的是什么呢？”

“花儿。”她说。

“唔……”

“我可不是在暗示你什么。是你问我的。”

即便他自称是医生，她父亲还是把他仔细审视了一番。“我们不会晚归的，先生。”他说。她父亲瞥了他一眼，拿起报纸进了另一个房间。

“那么，戈登先生。”她母亲开口了。

“请叫我戈登医生，女士。”

“……她是我们的独生女。你能理解我们的心情吧。将来你或许也会有这样的心情。”

“我能理解。”看着露丝把他带来的紫罗兰别到外套上，他几乎无法呼吸。在她指间，他看到了从未见过的柔情。

她母亲叹了口气。“她一直喜欢花儿。她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就老是去摸别人的花儿。”

有一点他很确定：她真是会玩！什么游乐设施都不放过，包括过山车，坐上它，五脏六腑都要离你远去了。还有大摆锤，简直能把你晃到九霄云外。“啊！”她叫着，晃倒在他身上，他闻到了紫罗兰的香气。“我得说，”她缓了一口气，“作为一个声称没什么自信的人，你敢玩这些刺激项目真是很有自信。”

“啊，是这样。但在你身边，我就很有信心。”

不过，她不愿意进帐篷看那些畸形怪胎展览。他也并非想看，提出这个只是想知道她对畸形怪胎的看法。他很讨厌畸形怪胎，尤其是他们微笑的时候。

那就不去看畸形展览。于是他们决定去听一个胡子尖尖的年轻人唱小歌剧。接着，约翰尼和露丝哼起了《红磨坊》里的小调。露丝没有戴初次邂逅时让他喜爱的那顶漂亮小帽子——似乎装饰着花朵，而是绕了一条头巾，有点像吉卜赛人。

“这是束发带，”她对他说，后退了一步，以便他好好看看，“喜欢吗？”

“我觉得好看极了。”他说。

“我从杂志上订的，”她说，“是范德比尔特夫人[范德比尔特夫人（Gloria Morgan Vanderbilt，1904—1965），美国名媛，被视为时装设计之母。]戴的款式。”

“噢，我敢打赌，你戴着比范德比尔特夫人好看。”他说。

“我可不敢这么说。”

“我很肯定。”他认真地说。

他想起在什么地方见过一张照片，上面的范德比尔特夫人正走向一辆劳斯莱斯豪车。你相信吗，露丝确实有点像范德比尔特夫人，不过是个一口气就能吹散的范德比尔特夫人。“你知道吗，你长得很像范德比尔特夫人。”

“你说真的？”

他大笑起来。“真的，而且你也这么觉得吧。”

“现在你知道我的小秘密了。”那条小小的束发带是她的徽章。

“你去告诉他们吧，我说会结巴！”他说。那时候流行这么开玩笑[约翰尼的话化用自当时的一首流行歌曲《你去告诉她吧，我说会结巴》，歌词讲述的是一个结巴的男人请别人代他向心爱之人求婚。]。约翰尼哈哈大笑。

不过，几个晚上的约会之后，她同意嫁给他时，目光闪亮，嘴唇微张，像是等待被亲吻一样，他的眼眶里忽然涌满了泪水。他感到，他的人生，不管变成怎样，没有她都不会完整，这让他害怕。是为她害怕，还是为自己害怕？他也说不清。

“年轻人，我只对你说一句，”她父亲说，“永远对她好。”

“我向您保证，先生，我会永远对她好。”约翰尼说。

“你第一次打电话来的时候，”她父亲皱着眉说，“不是很清醒。”

“您很敏锐，先生。”约翰尼说，“我承认，我当时喝了几杯，给自己壮胆。”

“酒精是很糟糕的东西。”

“酒精是一种药，先生，”约翰尼说，“只要用对了场合。”

实习期结束时，医院没留下他。他一早就知道会是这结果，但还是有些失望。也许，这个事实让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有多脆弱。他觉得，要是他能早一点遇到露丝，早一点——用他的话说——奋力一搏，或许还能得到留院工作的机会。遇到露丝之前，他为什么做事只是走走过场呢？至少在主任看来，他是在走过场。

“但我得说，约翰，”主任对他说，目光越过桌上摆的头骨投射过来，“我有眼睛，我有耳朵，我知道你可能是我认识的所有年轻人中天性最善良的一个。”

“善良？”约翰尼问，“善良？先生，我从没留意过，我善良。”

“或许你没留意过吧。”主任说着，抽起烟斗来。约翰尼希望自己也能抽烟斗——能有资格在这儿抽烟斗。“所以我才说，你是天性善良。那些新潮的精神科医生告诉我，这种善良源自某种敏感。而且……”

“而且什么，先生？”

“我们有时必须控制这种敏感。它可能很危险。我们不确定它对医生来说是不是一种好品质。很遗憾，但事实如此。”

“那我该怎么做呢，先生？怎样才能找到工作？”

“去小地方吧，约翰。找个小地方，站稳脚跟。”

被称为“约翰”让他感到尴尬。他觉得自己不像“约翰”，更像“约翰尼”。这可能是他的毛病，因为他相信世上所有叫“约翰尼”的人都匆匆生活，一路欢笑，一路哭号，但总是匆匆。

他找到了小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山毛榉。而对于这个地方，他总是说：“我们一开始就不该搬到这里来。”然后露丝就会看着他。

但在当初，对一个前途未卜的年轻医生而言，这里看上去确实是个颇有可能安定下来、谋一份生计的地方。有铁路经过这里。他把露丝安顿在北边二十五英里外的横顿城的一家旅馆里，独自来到山毛榉考察，而这里的每一个人似乎都为将有一位医生而兴奋热情。

“二十五年来，我们从没有过医生。”酒吧里，有人对他说。

“那日子可不短。”约翰尼说。

噢，他们告诉他山后面的旱地农民会来这里，西边还有那些大牧场。他们还说，传言北太平洋铁路公司要修一条支线，接上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线路。山毛榉注定会作为交通要塞蓬勃发展。没几个月前，还有勘探员扛着设备过来工作，那是一群多么优秀的年轻小伙子呀！

沉浸在酒吧洋溢的热情里，约翰尼又为他的新朋友们买了一轮酒，新朋友们也都纷纷致辞，祝愿他有一个宏大的未来。那个愿景大得一如外面的土地，让他激动得喘不过气来。那么，他和他的妻子住在哪儿比较合适呢？

他有妻子？啊，这是好事。

他掏出了她的照片。

呵，他可真有福气。“我想起来了，”酒保说，“你也许可以看一下那个老旅店。‘客栈’，以前是这么叫的。”

那是一家小小的旅店，二楼有六个一模一样的小房间，配了一模一样的铁架床、盥洗盆和衣橱，每个房间的窗边都摆有一捆盘得整整齐齐的绳子，是用来防备火灾的。客栈荒废了太久，已经在孩童间建立起了鬼屋的声望。他们目击过忽闪的灯火，目击过窗边浮现的人脸，有个胆大的还扔了块石头过去，打穿了窗玻璃，据说还听到了一声尖叫。尤其当月光照在饱经风霜的棕色木隔板上，穿透窗户，突显出那块写着“客栈”一词的招牌上挂着的漂白鹿角时，这里特别像鬼屋。

但在日光下，它看上去还是结实可靠、纯良无害的。后面那座棚屋顶上的风车赋予了这个地方某种实用的气氛，而约翰尼认为，在他的医疗事业站稳脚跟之前，他们可以先把这个客栈经营起来——一张弓搭两支箭。他可真不切实际啊，不是吗？

房子的产权属于横顿的银行，银行的人几乎立即跟他达成了协议。房子的首付是用他姑姑的遗产解决的，当初正是这位姑姑建议他学医。他还用这笔钱买了一辆二手的福特汽车，以便出诊。剩余的钱足够把二楼的一间屋子改造成办公室。这里有一把精致的金属椅子，推平后就变成了一张体检台。还有一架人体骨骼，在玻璃柜中咧嘴微笑。

现在，他要做最后一件必不可少的事了。“过来看一下，露丝。”他说。她正蹲在房边，打理着她种的加州罂粟，他微笑着看她站起身来。据说加州罂粟是少数能在此地严苛的酸性土壤中蓬勃生长的花。他手里还握着铲子，那是他用来给木杆挖洞的。杆顶有个形似绞架的结构，挂着招牌。招牌是他亲手打磨、抛光、上漆，然后挂上去的。他用了四个螺栓来固定，以免它被风吹跑。

约翰·戈登医学博士

“哇，不过这里风真大啊。”她看招牌在晃动，说，“但我现在很少听到风声了。真好，看起来非常不错。”

“这风听着听着就习惯了。”他说。然后他们回到屋里，铆足干劲，开始清理。来苏水和大量的热肥皂水把陈年老鬼都吓跑了。

儿子是他亲自接生的。他亲手把这个有福的儿子从母亲的子宫中接了出来，然后他们一起犯了个错误，给孩子取了一个有点不辨男女的名字，彼得。因为露丝的父亲就叫这个名字。后来人们改用“皮特”来称呼那个魁梧的男人了。

约翰尼觉得此生从未见过比这更美的画面：妻子斜躺在床上，给孩子喂奶。他照顾她，坐在她身边，给她读拜伦的作品，为新生命的神奇与美丽而着迷。每个人都来祝贺他，而他那么笔直地坐在福特轿车的方向盘后面，咧嘴笑着，给大家发雪茄。有一刻他在镜子里瞥到了自己，便看着自己陷入了思考。他想，每一次不管她在做什么，只要抬起头来，总是微笑着的。他好奇以前有没有人留意到这一点。

罂粟花开了，又凋谢了。冬日的寒风从远山呼啸而来，大地铺满白雪，罂粟花开又花谢。戈登夫妇感到有些不安，但没有跟彼此聊过的是，这个金发小男孩开始走路的时间有点晚，开始说话的时间也有点晚。当他终于迈步走路的时候——那一天真是令人难忘！——他的姿势机械而僵硬，几乎不会弯曲膝盖，这种步态也暗示了，两脚直立行走是一种历经痛苦才能学会的技巧，而非人类的本能。当他终于开口说话时，夫妻俩大吃一惊，因为他似乎有一点口齿不清，但说话的节奏有种成年人的顿挫，这让他们相信自己的孩子是有天赋但未开蒙，而非迟钝，尽管他的额头有点过于宽广，一双大眼睛显得茫然无知，还有个令人不安的习惯：喜欢聆听远处的声音。他四岁的时候就识字了。

约翰尼很快就意识到一个令人费解的事实，尽管一开始这并未令他困扰：那些大牧场主及其妻子、家人需要看医生的时候，会直接开车去横顿，把看病的行程和其他活动结合起来——比如购物，去横顿大酒店或糖碗咖啡馆吃饭。他们喜欢坐在酒店大堂里宽阔的绿皮椅上，跟朋友们打打招呼，透过高大的玻璃窗看着外面不知在忙些什么的市民，看着停靠在门口路沿的他们自己的汽车。他们喜欢在市里慢悠悠地转一转，看看法院和监狱的哥特式黄砖建筑，赞叹铺展在建筑前方的大片草坪多么整齐。而监狱后面，醉汉和流浪汉被警长像宠物一样收留着。他们欣赏着住宅区绿树成荫的街道，看到药店橱窗里的塑料疝气带时既惊讶又尴尬，还会步行去火车站，看火车怎么进站、停车。那地面震得！那蒸汽响得！然后他们回到横顿大酒店，订个房间，泡个澡，享受一下荣华富贵，微笑着等待晚上去看电影。而客栈里没有荣华富贵，山毛榉没有荣华富贵，只有狂风呼号。这样一个充满绝望与挫败的地方，并不适合让人驻足放松。

在山毛榉行医的这些年，约翰尼·戈登一直忠于希波克拉底誓言，彻底忠于，从未因为收不到钱而拒绝出诊。他的病人是山后面的旱地农民，他们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与他如出一辙。是铁路公司的彩色传单把他们诱惑到了这里：说这里有廉价的土地——上帝知道，这是真的；说这里有充沛的雨水——上帝知道，这是假的。只有控制了小溪和河流的大牧场主能兴旺发达。不过至少，那些旱地农民——那些挪威人、瑞典人和奥地利人——在干净的环境里也不见得能成功。

“天啊，露丝，”约翰尼曾经说，“可他们都很干净。简直可以直接拿那儿的地面当餐桌。哪天坐我的车一起去吧，我们去野餐。”

他曾被请去给人接断骨，他们的胳膊被圆锯切断，血肉模糊。这些曾经的城市居民太笨拙，还会被牛马踢到腹股沟。又或是他们的妻子要生孩子。约翰尼开着福特抵达时，他们已经煮好开水，以便他给器械消毒。当他接生的宝宝对着这个世界发怒或哭号时，他便大笑着赞美新生儿；他会坐在擦得干干净净的厨房餐桌边，和添丁的丈夫一起庆祝，开开玩笑，让他们的心情能从对妻子的担忧中稍稍转移。“山姆大叔为什么穿红白蓝的吊带裤？”他唱着歌，一路疾驰回到山毛榉，后备厢里装着一两加仑的苦樱桃酒。“他们有钱了会把钱补上的。”他向露丝保证。而他们确实会给，只要能有钱。

不过现在，绞架上写着他大名的那块牌子久经风霜，已经看不清字迹了。漂白的鹿角也在一天夜里被风刮落。客栈需要刷漆了，但里面还是无比整洁，窗明几净。维持这一切的钱不是约翰尼出诊赚来的，而是靠路过此地、兜售布匹和小商品的旅行推销员，以及偶尔住宿用餐的牛贩子。

彼得不但受尽各种儿童疾病的折磨，感冒发烧也没少得。这极大地损耗了他的元气，让他的手脚只剩薄脆的骨头包着柔弱的骨髓。约翰尼不知人们会不会依据儿子久病难医的情况来推测他的医术，不知古籍里有没有“医生的儿子总生病”这样的矛盾谚语，就像那句“鞋匠的儿子总光脚”一样。不过彼得从不抱怨，也不要求什么，只是接过父母给他的玩具，尽着儿子的本分。他很早就体会到了被排斥的感觉，用他那双深陷的没有情绪的眼睛看待生活，像是看到了一切，又像是什么也没看到。他从来不打球，更喜欢读书和独处，厌恶阳光，在阳光下总是停下来眯起眼，遮挡住光线。

山毛榉的夜晚，人们很早就熄灯了——对着煤油灯吹一口气即可——然后世界就只剩下某个病房窗户后的一盏孤灯，火车站旁控制室玻璃窗里闪烁的苍白火光，有时还有月光。而这才是彼得想出门的时候。

“你做什么去？”露丝或约翰尼会问，而彼得总是会回答，不做什么。

他们以为不做什么的意思是他要去走走，随便走走。但是当厨房里的钟一圈圈地转过两个小时，约翰尼忽然慌乱起来，感觉腹中有什么在翻滚。他又玩了十五分钟指甲，不敢跟露丝袒露自己奇怪的恐慌。“我还是出去看看他在做什么。”约翰尼说。

大地很平，在月光下很亮。三齿蒿上的露水被映得透亮，一条小径在月色里十分清晰，就像月光照在水面。他想，能吸引儿子的地方应该只有河流了，不过河岸上除了一丛柳树什么也没有。儿子一定在那儿。如果不在，又在哪儿？他靠近柳丛时，放慢了脚步。

约翰尼看到了儿子，他背靠柳树坐在河边。河中的沙洲上有一截树桩，河水撞上去，被打散，分成两道。淙淙的流水声或许盖过了约翰尼轻轻的脚步声，因为小男孩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脸蛋沉浸在阴凉的月光里，瘦削的眉骨向深陷的双眼投下阴影，宛如一张面具。约翰尼觉得自己在闯入一个神秘的领域，所以迟疑了。他之前也有过这样的迟疑，比如有几次，他发现儿子在凝视盥洗盆上方的波浪形镜子中的自己。从儿子平静的眼中，约翰尼看不出他是在寻找什么、自省什么，还是单纯在与镜中的自己为伴。然后儿子转过身来，毫无尴尬的情绪——他看上去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不妥，或是任何异常。倒是约翰尼感受到一股内疚的刺痛。这几次撞破让他有了某种负担，他想告诉露丝，但最终都保持了沉默。

现在，有什么东西，在男孩外套的衣摆中，在男孩模糊了表情的阴影中，在他头顶布开的茂密如网的柳条中，让他看起来像个正在祈祷的虔诚僧侣。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让约翰尼震惊了：也许这孩子一贯的孤僻行径，不是医生或科学家的冷静超然，而是术士、牧师的与世隔绝。约翰尼开口时，被自己反应过度的声音吓了一跳：“彼得？”

“我正要回去呢。”他毫不惊讶。

“我好奇你在做什么。”

“我在看。”

“看什么？”

“月亮。”

在围栏里，家禽会把残废或畸形的同类啄死，同样，在学校里，彼得也被凌辱、被嘲讽、被人叫娘娘腔——到处都有人这样叫他。但是，只有在他们嘲讽他父亲是酒鬼的时候，他才会奋起反抗。他们的速度比他快，能轻松躲过他的攻击，围着他站成一圈，嘴里发出整齐划一的残酷嘲弄，眼里洋溢着快乐的光芒。他知道，他们的父亲也曾这样站成圈，嘲弄某个贱民、某个怪胎。他们的祖父也曾这样，他们的子孙也会这样。

约翰医生是个酒鬼。

他又一次拱起单薄的肩膀向前猛冲，但是忽然站住了，看着一个人，然后另一个：看着弗雷德，那个每天用价值五十美元的马鞍骑马上学的孩子；看着迪克，那个酒保的孩子，会在厕所墙上写字，还钻了个洞偷看女同学，不过学习成绩几乎跟彼得一样好；看着“滑头拉里”，体重已经有两百磅了，老是咧嘴笑，不怎么说话。彼得注视着他们，像一个狡猾的老头一样意识到：他应该用自己的方法反抗他们，而不是用他们的方法。他知道，他这种古怪、冰冷、不针对个人的仇恨并不仅指向他们，还指向那些正常的、有钱的、受人艳羡的、养尊处优的人，那些人可能侮辱他心目中的戈登家的形象。

这种形象是什么时候开始成形的？是他用旧杂志做剪贴簿的时候。乡下地方没几个人听过这些杂志——《城乡》《国际工作室》《导师》《世纪》——都是山谷里一个不太寻常的女人送给学校的，多年来无人翻阅，只是堆放在衣帽间的阴影里，旁边是一箱箱无人认领的雨鞋和手套。彼得把杂志上的照片、插画和广告剪下来，收集到自己的剪贴簿里。他的老师是一位善良但不苟言笑的女士，经常回忆童年以及她养过的一只小猫，并不认为这些杂志不能剪。毕竟她和其他学生都不觉得它们有什么价值。彼得用苍白的双手剪贴收藏的，通常是荣华富贵的画面——航行的远洋邮轮，出发的高速火车，珠宝藏品，英格兰乡村风情，厚重的帷幔，皮革旅行箱，纽波特的海滩以及把时尚泳客带去那里的豪华汽车——洛克莫比尔、伊索塔-弗拉西尼、密涅瓦。但荣华富贵不是他唯一的选择标准：每一张照片、每一幅画、每一则广告，上面都有能让他联想起自己父亲或母亲的人物，比如母亲站在阳台上看着带雕塑的草坪，比如父亲在豪华酒店登记入住。就这样，他创作着一本梦想之书，击溃家庭的失败，击溃永不停歇的风声，画出未来世界的蓝图。他会让这张蓝图成为现实，方法就是成为一名伟大的外科医生，在法国的鸿儒面前朗读论文，听陌生人议论他母亲多么美丽、他父亲多么善良。

现在，当学校里的人说他父亲跟妓女聊过天时，他只是一动不动地站着。

他父亲确实跟一个妓女聊过天。那个妓女起初在盐湖城的一家酒吧工作，当青春不再，又跟人吵过几架后，她坐火车来了横顿，在那里的红白蓝会所上班。到了横顿，她开始经常祈祷，甚至多次被人看见跪在床边祈祷。她会在夜里去教堂（有两个教堂从不锁门），人们说她疯了。

要不是这频繁的跪拜和祈祷招人注意，那目光敏锐的老鸨可能还发现不了她肺结核的症状。老鸨想让妓院干净，就建议这个名叫阿尔玛的病女人去山毛榉，说那里需要妓女，那儿的客人也不那么挑剔。

“也许上帝会帮助你的。”老鸨说，“你在祂身上花了那么大心血。”

她拖着一个纸板做的行李箱来到了山毛榉，里面装着几套和服、一盒紫罗兰、一张她父亲的旧照片——当初正是那个老汉把她赶出了家门。假如她当年听他的话就好了。他要是不爱她，就不会管教她。

约翰尼医生那天早上走进酒吧想喝一杯的时候，就发现阿尔玛的问题不是肺结核那么简单。这是他通过对方的眼睛、肤色还有心智状态做出的判断。他在诊断方面有惊人的天赋。如果是多年以后，在属于专门医师的时代，他或许能大获成功，或许能有一间办公室，能布置上西班牙家具和波斯地毯——但有时候，我们就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生在了错误的地点。检查病人时，他仿佛能听到一阵低语告诉他结论，也许是从听诊器里传来的，而这种诊断的天赋也被他遗传给了儿子。

约翰尼把妓女阿尔玛拉到一边，给她买了一杯酒。“你不应该工作了，你知道吗？”他说。

“上帝叫我工作。”她说着，抿了一口酒。

“这不光是为你自己。”

“我不欠别人什么。”她说。

“欠的。你知道你欠的，否则你就不会提起上帝了。你知道上帝想要什么。”

她抬手碰了碰太阳穴。“要是上帝骗了我，我该怎么办？”她已经在床上躺了几天，现在走路都摇摇晃晃的。

“不要跟任何人接触了，暂时。”但一个月过去，又过了许多个夜晚，许多个黎明。

“也就是再挨一个星期了。”约翰尼对露丝说，“或许更久一点，但她永远下不了床了。他们说不希望她死在那里，不过，死在那种地方本来也很糟，那样一个小房间。”他看了露丝一眼，拿出一包甜开普罗烟。“当然，有人说她本就不配死得安生。”

“你可真冷酷啊，约翰。”露丝说，“我已经在这里替她收拾出一间房了。”

他的微笑有点调皮。他走向她，微微钩起她的下巴。“这才是我的小范德比尔特夫人。”

“不，”她说，“戈登夫人，约翰·戈登夫人。”

于是这里的人开始管客栈叫妓院客栈，因为有一个会祈祷的失心疯妓女死在了这里。横顿和山毛榉的很多好女人都想把露丝砍死在街头，哪怕她丈夫是一个医生。她确实长得很美——无用也无心的那种美，像蝴蝶一样——美得让人难以原谅。她刹那的微笑和自信的仪态同样让人难以原谅。

“噢，他以后绝对会当医生。”约翰尼规划着，“他总是在读书，不是吗？眼睛瞪得大大的——你注意到了吗？重点在这儿，眼睛瞪得大大的。他喜欢书里的知识。”

彼得确实喜欢书里的知识，时常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和《大英百科全书》待在一起。十二岁时，他就已开始研究维萨里的人体构造图，阅读希波克拉底的医学著作、维吉尔的某些诗作，还有他父亲不再开封的医学杂志。

“噢，”约翰尼说，“他会走得比我远。”他畅想着儿子的未来，变得骄傲起来，“你拭目以待吧。”

“你也是个好男人。”露丝提醒他。

“好？有个人曾经说我善良，而不是好。我不会骗自己，这是我的优点。不知你留意到了没，几乎所有男人都希望儿子能比自己更好。露丝，我留意到了。然而，我从来没什么信心。不过，反正每个男人都会缺点什么。”我们就这样通过承认失败，为自己的失败找到了借口。

有时，约翰尼喝醉了，会觉得自己跟那些大牧场主是平起平坐的：他们有钱，他有学识。他们把牛赶到这镇上时，他会等待尘埃落定后，漫步到酒吧。那些牛仔在酒吧里欢闹取乐时，他会开口——用酒保的话说，是“横插一嘴”。他会站在他们当中最优秀的人旁边，穿着医生的黑西装，衣领挺括，阐述自己对政治、教育和欧洲的看法。

“等着瞧吧，”他说，“他们会去那边打仗的，我们会卷入这场战争，你们会卷入，我也会卷入。”他们觉得他脑子有病。他似乎没有注意到，当他开始口齿含糊，或是把酒溅在自己身上，或是激动地拍着别人的胳膊时，他们会悄悄远离他。他们多数还是尊重他，也有人怜悯他。有人想起，他第一次来镇上时在大路上乱转，正为人生第一次参观庞大牛群而激动，却被人擦着头顶放了一枪，还挨了骂。他仓皇地逃到了货仓后面。天啊，他肯定在那里窝了好几个小时。

不过有一天，约翰尼跟一个不该搭话的牧场主搭上了话。你能看出那家伙端着酒站在那里，被约翰尼唠叨烦了。约翰尼谈论的是最近萦绕他脑海的那个幽灵——山毛榉居民缺乏的公民自豪感。他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不粉刷一下校舍呢？为什么要把垃圾扔在山上，亵渎这美丽的山野，让全世界都看到？

“看看外面呀！”他指示道，酒吧窗外的丘陵间，阳光照射在人们近来丢弃的烂瓶破罐上。“再过十英尺，垃圾就要扔到墓地里了。要我说，这真碍眼。”

那牧场主开口了。“要我说，你真碍眼。”

“你说什么，先生？”约翰尼没听明白。

那牧场主没有回答，但酒吧里响起一片赞许的低语。

“又比如花儿，”约翰尼提起了建议，“你到一个小镇，如果看见到处都是花儿，你就知道，这里的居民有公民自豪感。公民这个词怎么来的？拉丁语的civatas，词源是城市的意思。再看看火车站吧，哪怕是横顿，火车站前也有一片整齐的草坪，上面种了许多漂亮的花儿。坐火车的人望向窗外就能看到这些花花草草，离开的时候一定对这个小城印象好极了，要是有人来这里定居，也没什么奇怪的，对吧？”约翰尼顿了一下，若有所思地看着自己的酒。屋子里的安静鼓舞了他。“比如花儿，”他又开始说，“看看我们是怎么做的，我妻子、我儿子，还有我。”他和妻儿把客栈打扮得这么漂亮，他们没看到吗？门廊侧面攀爬的蛇麻草藤蔓可不容易照料，如果线架没有布好，藤蔓就会垂下来变成一团。不光是蛇麻草，还有加州罂粟，还有旱金莲。这些植物都能在山毛榉好好生长，只要浇水。“你们可能见过我们在那儿给植物浇水。”

那牧场主又说话了。“几年前我一枪从你头上打过去的时候，你就是在干那事吗？”

“你说什么，先生？”

“我说，那年我一枪从你头上打过去的时候，你是不是在那儿给花浇水呢？”

“噢，是你开的枪？噢，我必须承认，先生，那是我自找的。当时我不太了解这里的规矩。”约翰尼说。

“真的？”牧场主说。

“冬天要来了。”约翰尼说，“你们这儿也没有花儿，对吧？我儿子跟我妻子这个秋天去了平原地区，找了些种子回来，染上色，这儿的冬天就会有花儿了。”

“真的？”牧场主低声道。有人咳嗽了一声。

“还不只这样，”约翰尼说着，小心地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我儿子有一双外科医生的手，非常灵巧。他能把皱纹纸折折叠叠，变成纸花。冬天，在我们家的餐桌上，就摆着这种纸花。想想看吧，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就能研究维萨里的人体解剖图，阅读深奥的文献，才十二岁！”

“还会做纸花。”牧场主说。

“先生？”约翰尼将吧台边的人扫视了一番，从一张脸到另一张脸。他忽然感觉有必要让他们更加钦服，于是说了一句跟花儿有关的希腊语。

“你说什么？”牧场主问。

约翰尼微笑着，神采奕奕。“这是希腊语，先生。做医生要学希腊语，这是艰苦的医学训练的一部分。”

“听起来可不像希腊语。”牧场主说。

“我敢打包票，先生。”

牧场主大笑起来。“你最好回你的小学校重修一下，不管你是在哪儿读的。希腊人管那种花叫Jóos。是拿去上坟的。”

哄堂的笑声就像是开了一枪，约翰尼有点站不稳。他努力理解着眼前的状况，想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张能让他稍感安心的脸上，但没有找到这样的脸。“那个，先生……”

牧场主说话了，屋里又安静下来，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你听过这个吗，大夫？”然后牧场主用拉丁语念了一句奥维德的诗，“你觉得这段怎么样？”

约翰尼听懂了，脸变得通红。“你为什么对我说这个？”他问。

“因为我喜欢说真话，大夫。你能不能告诉大伙儿，这是什么意思？”

“不，先生，我不能。”

“那我来告诉他们吧。”牧场主说，“它的意思是，你是一泡马屎。说到这个，你那个娘娘腔儿子也是。”

约翰尼脱下帽子，理了理头发，又把帽子戴了回去。他的目光没有离开牧场主。“我儿子不是娘娘腔。”

“这儿的男孩都说他是。”

“因为他读书。因为他思考。”

“因为他做纸花。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打球算犯规。”

约翰尼太傻了，才会朝那人冲过去。他太傻了，才会大叫着“你不能说我儿子是娘娘腔！”因为牧场主能这么说，会这么说，并且一说再说。

牧场主揪住约翰尼白衬衣硬挺的衣领，抓着他晃了晃，然后手臂一抡，像扔湿抹布一样将他扔向了对面的墙壁。约翰尼摔落在地上瘫成一团，想要站起来，但又跌坐下去。过了一会儿，他谁也不看，站起身来。他们看着他走过马路，穿过空地，朝客栈走去。他的步伐惊起了一些喜鹊，它们刚发现一只死地鼠，对他大叫起来。

“天啊，你这是怎么了？”露丝喊道，“是谁，是谁把你的衬衣撕破了？”

“我打了一架，露丝。”

“拜托，你受伤了吗？”

“没有，露丝。我没有受伤。我只是想上床躺躺。”

“上床躺躺？约翰，如果你没受伤，为什么要上床躺着？”

“我不知道。我就是想躺着。”他从椅子上起身。“儿子呢，露丝？”

“不知道去哪儿了。”

“你觉得他在哪儿？”

露丝小声说：“我觉得他去河边了。”

“我不希望他看到我打架。”

“拜托，别担心这个。”

“露丝……露丝？”

“怎么了，约翰？”

“露丝，我刚刚没说实话。我不是怕他看见我打架。或许我的问题在于，我接受不了事实？”

“我不太明白你在说什么，约翰。”

“就在刚刚，我说我不希望彼得看到我打架。我是这么说的。”

“是的。”

“但事实不是这样。”

“为什么不是？你肯定不希望他看到你打架呀。”

“不，我希望。”

“为什么？你为什么希望？”

约翰尼的脸扭成一团。“希望让他看到我是打架好手。”

“你的志向可以更高远，你知道的。”

“如果你是打架好手，你就能打倒任何人，如果他撕烂你的衬衣，把你扔到墙上，还说你儿子……说你儿子是娘娘腔。”约翰尼闭上了眼睛。“好了，我说出来了。”

“说出什么了，约翰？”

“说出事实。我不希望他看到父亲被人扔到墙上，还被围观。”

“他没看到，约翰。”

“谁能肯定呢？那里那么吵。你知道人们一听到动静，就会凑过去看热闹吧。”

“我敢肯定他在河边。那里有个地方他总去。”

“你看，多么屈辱。”约翰尼说，然后，他凝视着妻子的双眼，“这是多么可怕的屈辱。对一个男孩来说。”

“屈辱？”露丝说，“对孩子来说还是对你来说？只要我们谦逊，怎么会有屈辱？这是上帝说的呀。”

“上帝。”约翰尼说，“能不能给我一条冷敷的毛巾？”

她为他准备了冷敷的毛巾，替他敷上，陪着他，等他睡着。她估计他醒来后照例会要酒喝。接下来几天她会小心控制他的酒量，让他至少能正常生活。他向来是她给多少就喝多少，从不多要。

不过这次，他醒来后就躺在那里，大睁着眼，什么也没要。她主动问他，想不想喝一杯，因为他常常告诉她威士忌可以止痛，而他现在正痛着。

“不用。”他说。

她给他盛了汤。汤凉了，没被动过。他躺在那儿，手露在被子外面，紧捏着拳头。白天变长了，日光昏暗了，大雁南飞了。空地对面的酒吧里，自动钢琴奏起了轻快的乐章。

“麻烦把窗户关上，露丝。”

回答他的不是露丝，而是彼得。“我带了样东西给您看，父亲。”

约翰尼睁开眼，微微一笑。儿子站在屋子中央。“你要给我看什么？”

“这里光线会不会有点暗，父亲？”

“噢，我能看见。”

“我给您做了这些，这个夏天做的。”

约翰尼坐起身，儿子替他把枕头垫在了背后。“这枕头可真舒服，彼得。给我看看，是什么？”

“这些画儿，父亲。”

父亲，约翰尼想，这个词，责任多么沉重。他接过画来。共有十张，画的都是河边植物的根系。约翰尼闭上眼，咬住嘴唇。画得太好了，让他想起自己的画是多么蹩脚。

“我实在太骄傲了，”约翰尼说，“我从来画不到这么好。”

“是您教会我的。”彼得说。彼得出去后，约翰尼转头面向墙壁。所以，这孩子是知道了，或者听说了，不然，如果不是出于同情，为什么要给他礼物呢？

接下来的一年里，他滴酒不沾，也不再唱歌。他的双颊逐渐消瘦，双眼再无亲密的神采。他很少与人说话，也没人再叫他约翰尼了。一个秋天的傍晚，风中弥漫着雪的气息，约翰尼从镇子后面的丘陵地带出诊回来。他是去给一个妇人接生，结果接下来一个死婴。太幸运了，这孩子太幸运了，他想。这是一个永不失败的灵魂，永远不会在坚不可摧的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面前畏畏缩缩。开着老福特前往丘陵地带那座油纸棚屋的途中，他从山顶往下望去，看到了最后一批被赶出山谷的印第安人，他们的马车和马匹扬起一路尘灰——三十个家庭，现在要被赶去政府管制下的印第安保留地，享受一种悭吝的慈善。强者就是这样驱逐弱者的。有的人注定会被排挤。

“我看到那些印第安人了。”晚上，他对露丝说。

“也许他们在某些方面能过得更好？”

“某些方面？但他们被驱逐了呀，被驱逐了。露丝，孩子呢？”

“在后面的棚屋里。他说他还有东西要给你看。”

“他不该在油灯下看东西。对眼睛不好。”

“约翰？”

“露丝？”

“约翰，你没事吧？”

“当然没事。”

“你看上去有点怪怪的。”

“怪怪的？”

“你刚刚好像不在这儿了。离开了我。”

“我没事。”他笑了笑，忽然凑上前，亲吻了她。

“你是一个勇敢的人，”他说，“我现在去看看彼得，然后就上楼了。”

“你想要什么吗？要帮你做点什么？”

“不，什么也不用，露丝。”

棚屋是连着客栈的，风车就在棚屋顶上呼啸。屋里有一架小小的柴火炉，让这里舒舒服服的，同时让人闻到烟和煤油的气味。彼得靠墙搭了一些架子，但约翰尼的医学书太厚，压得架子都有些向下弯了。架子上还摆着地鼠和兔子的标本，以及烧杯、蒸馏瓶之类的化学仪器。在这里，彼得可以远离每日在学校遭受的嘲讽与折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个他坚信不疑的世界。他坐在桌边，聚精会神，看上去就像一个聋子。他苍白的脸如此光洁，令约翰尼好奇他是不是永远不需要刮脸。他没有任何表情，只有右边太阳穴的血管在微微跳动。

“你母亲说你有新的东西要给我看。”约翰尼说。

“这张新幻灯片，父亲。”

约翰尼靠近了些。“彼得，你好像在听什么。”男孩把一个手电筒固定在木架上，令它的光束从镜片下面穿过。“唔，这很少见。”幻灯片上是一种能够杀死啮齿动物的芽孢杆菌。“而且画得真好。”约翰尼慢慢直起身，像老人一样把手伸到背后，按了按腰，做出痛苦的表情。“你的手很灵巧，彼得。给我看看。”他拿起彼得的一只手，端详那光滑的手掌。“这真好笑，你知道吗。”

“什么好笑，父亲？”

“噢，”约翰尼笑了，“我觉得好笑的是，作为父亲，要开口居然这么难。或许我父亲也是这么觉得的。或许这就是他从来不开这个口的原因。但我要把我的心意说出来一次。我想说的是，彼得，我爱你。”

彼得沉默了，只是用他的大眼睛注视着父亲。那双眼睛那么大，仿佛能反射出整间屋子，整个世界。他右边太阳穴的蓝色血管像小虫一样扭曲着，粗壮了一些。约翰尼正要转身走开，彼得开口了。“父亲，”他说，“我也爱您。”

约翰尼咬住了嘴唇，等到终于能出声的时候，他说：“好。这样就好。另外，如果有一件事是我必须告诉你的，你知道那会是什么事吗？”

他们头上的风车不断卷进干冷的风，叶片无用地转动着，毫无灵魂地走着过场。约翰尼连这架风车都没能征服，它攻击了他，割伤了他，在这个聪明儿子出生的很久之前。

“我不知道，父亲。”彼得低声说。

“我会告诉你，彼得，不要理会旁人怎么说。人是不会知道别人的心的。”

“我不会理会旁人怎么说。”

“还有，彼得，不要说得那么绝对。大多数不理会旁人的人——大多数，都会成长，变得强硬。你一定要善良，你一定要善良。我想，你会成为一个能把别人伤得很深的男人，因为你太强大了。你理解善良吗，彼得？”

“我不确定我理不理解，父亲。”

“好吧。做一个善良的人，就是要为爱你或需要你的人除掉路上的障碍。”

“我理解这一点。”

约翰尼又咬住了嘴唇。“我自己就一直是个障碍，彼得。但现在我感觉很好。谢谢你的理解。那么现在，我要走了。”但他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嘴角挂着一丝微笑，忽地向前，把手掌放在彼得的头顶。“好孩子，好孩子。”他说。然后他走出棚屋，去了客栈楼上的一间屋子。

后来，彼得听到一声动静，便上楼找到了他。

“彼得？”露丝叫道，“彼得？你到底在上面做什么呀？”

彼得没有回答。她又叫了一声，在楼梯底部轻呼：“不要吵醒你父亲。我感觉他很累了。”

“我马上下来。”

然后他下了楼，站在厨房门口。这回他叫她“母亲”，而不是“露丝”。这个词从他嘴里说出来是这么奇怪、这么正式，令她从烧水泡茶的灶边转过身来。

“怎么了，彼得？”

他显然刚梳过他的黄头发，因为右手还拿着那把黑色的小梳子。她还没再次开口，他便拿大拇指在梳齿上划了一下，又划了一下，又一下。那声音让她不寒而栗。“别这样，彼得。”

他的目光越过她，投向了对面的墙壁。她顺着他的视线转过身去。“你在看什么？”

彼得站在那儿，不知该用什么话语告诉她，他刚刚在楼上发现父亲上吊了，他割断绳子把他放了下来，那捆搁在窗边以防火灾的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