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化综合征表明，在30万年前的非洲中更新世，较低的攻击性心理开始出现，并被用来给智人下定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智人的头骨变得越来越女性化，驯化综合征变得更加明显，人类的神经嵴细胞基因经历了积极选择。虽然这些趋势表明我们的祖先变得越来越温顺，但没有说明反应性攻击倾向被选择出来的方式和原因。幸运的是，死刑假说对此做出了明确解释。死刑假说只是科学解释，没有任何伦理意义，无意暗示当今的死刑是社会福利。然而，其核心主张还是有些令人不安。该假说提出，反对攻击性及支持温顺性的选择来自对极端反社会个体的处决。

令人惊讶的是，死刑假说可以追溯到达尔文，但达尔文认为人类并没有发生自我驯化。他曾问过自己，人类是否经历了被驯化的进化阶段，答案是否定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试图通过人工选择培育高大威猛的人类，但失败了。如果专横的最高统治者都不能培育人类，那么肯定没有人能够做得到。基于这一点和其他原因，达尔文得出结论——人类没有被驯化。

然而，1871年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中关于人类进化的讨论，还勾画了死刑假说的简单版本，并以此来解释两个重要特征——攻击性减少和社会容忍度提高——的进化，如今我们认为这两个特征是驯化的核心。尽管达尔文否定了自我驯化的观点，但他仍然想解释攻击性倾向是如何降低的，因为他认为进化中的攻击性降低是道德问题，而不是驯化问题。他急于为积极的道德行为提供进化方面的解释。

达尔文最关心的道德行为是无私帮助。达尔文时代的传统智慧认为，这种自我牺牲式合作的道德情感是仁慈的上帝所提供的恩赐。但是，道德由上帝赋予这一想法向达尔文的进化论发起了挑战，因为达尔文指出，所有生命特征的进化都没有神的干预。如果进化论要如达尔文所希望的那样保持完整，他就必须在不援引宗教影响的情况下解释道德。[表现出无私行为的动物：de Waal 1996,2006,Peterson 2011。Greene 2013讨论了达尔文对在不援引神灵的情况下解释道德的关注。]

达尔文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攻击性上，这是美德的反面。他想知道为什么人类在很多方面都不具有攻击性。他问自己，野心勃勃的男性身上发生了什么？他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男性往往比女性更暴力，这种性别差异已经完全得到了证实。[男性比女性更暴力：Daly and Wilson 1988,Wrangham and Peterson 1996,Pinker 2011。]

达尔文对于异常好斗的男性的命运得出了答案。“关于道德品质，”他写道，“即使在最文明的国家，某种程度上消除最恶劣的习性总是一种进步。罪犯被处决，或被长期监禁，这样他们就不能自由地传播不良品质……暴力且好争论的人往往会有血腥的结局。”

达尔文的观察来自当代社会。他说，如今罪犯和好斗的不法分子受到了法律的惩罚，如果“他们不能自由地传播不良品质”，他们的特征就不太可能由下一代继承。如果类似的惩罚适用于整个人类进化过程，促进攻击性行为的基因就会被稳定地淘汰掉。一代又一代，攻击性更低、更积极的道德行为将易于扩散。乍一看，这个想法似乎与更新世无关。在达尔文时代，即19世纪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惩罚罪犯可能是通过当代社会的一些手段来实现的，但这些手段在游牧的狩猎采集者中并不存在。警察、成文法、审判和监狱都有助于制裁暴力。直到最近的研究依然表明我们的祖先尚未创立这些机构。但达尔文意识到，即使史前人类社会与今天不同，他们可能仍然找到了严厉对待“暴力且好争论的人”的方法。如果总是以降低繁殖成功率的方式对异常好斗的男性进行常规惩罚，那么在史前年代，对暴力男性的淘汰可能会导致进化变化。达尔文的结论直截了当。道德问题可以通过古老的死刑制度来解决，这种制度根除了自私的不道德个体，这将导致不利于自私倾向而有利于社会容忍度的选择。他写道，通过这种自然选择，“人们最初就这样获得了基本的社会本能”。[Ibid.,p.876.尽管达尔文对死刑和惩罚的潜在选择性效应令人印象深刻，但他无意评估其相较于积极道德行为的社会认可的重要性。达尔文的下一句话（在写完“人们最初就这样获得了基本的社会本能”之后）显示了其矛盾心理：“但是，关于引起道德进步的原因，我在论述低等种族时已经说得够多了，即同胞的认可、通过习惯而增强的同情心、榜样和模仿、理性、经验与自身利益、青年时期的教育及宗教感情。”鉴于这一总结性陈述没有提到他在前一段中讨论的社会惩罚的影响，并不令人惊讶的是，他关于暴力倾向降低的进化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达尔文有关这个话题的著作揭示了显著的矛盾。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第4章中，他否认人类可能发生自我驯化，因为人类的“繁殖从未受到长期控制，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选择”。但在同一本书的第5章中，他提出具有攻击性的人的繁殖在受到社会控制时——无论是通过监禁还是死刑，可能发生所谓的社会本能的进化，这显然与自我驯化近乎相同。因此，达尔文对人类自我驯化的考量既包括对其攻击性降低这一核心特征的解释，又包括对其发生的全盘否定。显然，这位伟大的进化论者从未注意到这种前后矛盾。他认为道德是攻击性降低的演变结果，但他并未以同样的方式看待驯化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甚至把他关于道德进化的设想与驯化过程进行比较。“在饲养家养动物的过程中，”他写道，“尽管数量不多，但淘汰那些明显低劣的个体，绝不是通往成功路上无足轻重的因素。”达尔文所说的“低劣”是指过度的攻击性。他是说，制约暴力人类生存的人类法律与制约暴力动物生存的人类行为具有相同效力。这两种情况的结果都是降低攻击性，达尔文把这种效力归结为道德进化，而如今，多亏了别利亚耶夫，使我们得以认识到这是驯化或自我驯化的关键组成部分。达尔文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类比。与养家养动物一样，他推测人类在生物学上被赋予道德这一结果（由于对攻击者的处决）将是偶尔的基因倒退。这也许解释了在品行端正的家庭中也可能莫名其妙地出现异常暴力的人。“对人类来说，”他写道，“某些最糟糕的性格，偶尔在没有任何可指定原因的情况下出现在家庭中，也许是从我们没有经过很多代人的努力就脱离的状态逆转到野蛮状态的。”（Darwin 1871,p.876）。在此，他再次设想，通过我们认为的与驯化非常相似的过程，人类的攻击性已经降低了。]。他的混淆是可以理解的。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别利亚耶夫通过试验表明，针对反应性攻击的选择是家养动物出现的关键。

不过，尽管达尔文没有认识到自己对于死刑的想法意义重大，但在思考道德问题时，他提出了严格而简单的概念，这也适用于自我驯化的问题。由于“暴力且好争论的人”会有“血腥的结局”，选择倾向于道德行为。因此，选择会不利于极端暴力。他推测，这一趋势持续了足够长的时间，有利于形成“社会本能”。

多亏了达尔文，人类的温顺性——反应性攻击倾向降低——开始有了进化意义上的解释，即死刑假说的初始版本。

达尔文对“社会本能”进化的解释带有合乎情理的挑衅，你可能认为这会引起很多人的兴趣。然而并没有，有关积极道德行为进化的第二个解释掩盖了这一解释，现被称为“狭隘利他主义假说”。

达尔文是第一个提出狭隘利他主义假说的人，尽管他并没有这样称呼这一假说，而且后来他也认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尽管如此，狭隘利他主义假说仍然很受欢迎。它是对死刑假说的补充，而不是替代，这两种观点旨在解释道德行为中略有不同的部分。狭隘利他主义假说论证了合作受到青睐的原因，而死刑假说则提出了攻击性降低的原因。我也相信狭隘利他主义假说是错误的，但这一假说如此流行且具有吸引力，并且在转移学者对死刑假说的注意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其价值和问题值得细想。与死刑假说一样，有关合作进化的狭隘利他主义假说的早期版本也出现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中，其根据是合作的好处而不是攻击的代价。达尔文观察到，竞争型社会的成功往往受双方战士无私地相互支持程度的影响。在将人类社会的两个本质特点——合作和战争——巧妙联系起来的论述中，他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特殊合作是特殊战争的结果。他在著名篇章中写道：

我们不能忘记，虽然高标准的道德对每个个体及其子女来说，相较同一部落的其他人优势甚微，或没有优势，但道德标准提高、天资高的人数量增多肯定会使一个部落相较另一个获得巨大优势。毫无疑问，部落中许多成员拥有高度的爱“国”主义、忠诚、服从、勇气和同情心，随时准备互相帮助并为共同的利益牺牲自己，战胜其他大多数部落……世界各地总是会有部落取代其他部落；道德是他们成功的要素之一，因此每个地方的道德标准都会提高，天资高的人数量都会增多。[Ibid.,p.872.在这段引文中，我省略了自认为是干扰的短语：“而这将是自然选择。”虽然这个附加的短语可以被解释为达尔文认为自然选择是爱国精神、忠诚等增加的原因，但从《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这一章（第5章）中的其他段落可以看出，他不认为这些特征是通过遗传变化传播的。]

达尔文的观念是，与邻近群体有矛盾就要内部团结。他的想法得到了热烈响应。1883年，政治哲学家和散文家沃尔特·白芝浩将其应用于现代生活：“关系密切型部落获胜，这种部落也最温顺。文明开始了，文明的开端就是军事优势。”[Bagehot 1883,p.32.在白芝浩看来，关系密切型部落是指那些社会内部紧密团结的部落。他还说：“与其他动物不同，人是所有动物中最强壮的，他必须成为自己的驯化者，他必须驯服自己。发生的方式是，最顺从、最温顺的部落在真正的生活斗争的第一阶段是最强壮的，是征服者……”]

这种类型的解释——群体内部团结促进了群体间竞争的成功——直到今天还在吸引着学者的注意。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吸引力。正如历史学家维克托·戴维斯·汉森所言，那些士兵合作得更好的军队确实在战争中更成功，例如，在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战役中，1万名团结的雅典人可以击败3万名波斯人。面对敌人时团结的好处解释了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的团体精神，或以色列人从埃及作战到迦南的故事，或《三个火枪手》中的箴言：“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地球上出现外星人时我们想象中的反应往往是国际团结。在虚构和现实中，战争可以促进群体内部合作。

2007年，经济学家崔成奎和塞缪尔·鲍尔斯将狭隘利他主义定义为战争中的自我牺牲，并量化了这种行为会被正向选择的条件。为保护自己的战友而扑倒在爆炸的手榴弹上是个极端的例子。崔成奎和鲍尔斯认为，就像上面所引用的达尔文的那段话一样，当群体打败对手的价值大于群体内部的自私行为时，狭隘利他主义就会在进化上受到青睐。鲍尔斯后来用狩猎采集者在战争中的死亡率，以及狩猎采集者群体间的遗传差异来支撑这一观点。该论点援引了“群体选择”的观点，即群体之间的选择会导致有利于群体的特征进化，即使某些个体因此遭受损失。[Choi and Bowles 2007;Bowles 2009.Choi and Bowles 2007中有对狭隘利他主义的明确定义，指当“行为人的群体成员因其对其他群体的敌对行为而受益”时，个体承担“致命风险”或放弃“联盟、共同担保和交易的有利机会”（p.636）。]

狭隘利他主义理论这个想法很高雅，但有一些证据恰好与此相反。崔成奎和鲍尔斯认为这一理论是为了解释人类的具体特征，即积极道德倾向的进化，因此应该援引具体的人类选择的力量。然而，在群体间的冲突中，黑猩猩的死亡率与狩猎采集者的战争死亡率十分相似。根据鲍尔斯及其同事的观点，黑猩猩在战斗中应该有自我牺牲的迹象。然而，在黑猩猩中尚未发现狭隘利他主义。狭隘利他主义理论的难题尚未得到解决。

撇开理论问题不谈，关于狭隘利他主义的基本问题是，它尚未被证实发生在人类狩猎采集者中。崔成奎和鲍尔斯承认，狩猎采集者的大多数战争都遵循黑猩猩所表现出的保守风格，除非肯定能获胜否则就会避免发生冲突，但他们也声称有证据表明人类在激战（相对于突袭）中存在自我牺牲的情况。他们援引了澳大利亚的一场战斗来支持这一主张，这场战斗至少涉及700名战士。崔成奎和鲍尔斯大概认为澳大利亚原住民战士会像现代战争中获得勋章的英雄一样，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相互支持。然而，在澳大利亚这个例子中，没有死亡，也不存在任何利他的冒险行为。从争夺结束的方式可以判断其特点，在一个男人因被三根长矛击中而发怒时，据目击者说：“他愤怒地大叫，吐出一连串母语咒骂，奔向住处拿出一把藏起来的枪，填入弹药回到战场对付敌人，但那时敌人已经逃窜了。”[Bellinger Centenary Committee 1963,p.14.Choi and Bowles 2007所引用的澳大利亚原住民之间的“激战”出自Lourandos 1997。Lourandos 1997没有描述战斗，引用的是Coleman 1982的说法。Coleman （1982,p.2）提到了这场涉及700人的战斗：“早期定居者在贝灵格河的北岸海滩目睹了一场战斗，来自麦克利河和贝灵格河的人与来自克拉伦斯河的人对抗，总共约有700人。”（Bellinger Centenary Committee 1963）。妇女、儿童和老人经常陪同着战士们，战斗之后是长达一个月的宴会、婚礼和狂欢。贝灵格百年纪念委员会（1963）的报告是一个30页的小册子，其中几乎有一半是关于农业机械等农场用具的整版广告。它没有假装自己是学术出版物，也没有参考文献。其主题是该地区农场的情况。关于这场战斗的记录没有指明作者，据说是约翰·格瑞尔先生的所见。“（他）和许多其他早期定居者有幸在黑人专门为其划出的‘安全区’里观看。这是在部落战斗中一贯采取的做法。”（p.13）。这场战斗被暗示发生在1862年之后的某个时间，当时第一批正式定居者抵达了新南威尔士州东北部地区的贝灵格山谷。]显然，没有人想受伤，更没有人想被杀，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相互支持。这一事件是典型的狩猎采集者的斗争。政治学家阿扎尔·盖特回顾了澳大利亚原住民之间的战争。他发现许多证据表明，突袭时受害者的死亡人数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攻击者显然是为了避免受伤而出其不意地杀人）。然而，战争“主要是在远处投掷长矛”，因此“很少流血”。狩猎采集者发生正面冲突时往往在第一次受伤后就停止战斗，就像卡尔·海德研究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丹尼族农耕民众一样。

除非有证据表明狩猎采集者在战争中存在自我牺牲，否则狭隘利他主义应被视为文化上的诱发行为，而不是选择的进化产物。二战期间驾驶飞机撞向敌舰的日本神风特攻队队员，或伊斯兰教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更多是迫于强烈的文化压力，而非先天的倾向。目前还没有证据能够充分证明狭隘利他主义是人类这一物种普遍存在的倾向。[文化对自我牺牲行为的影响：Kruglanski et al.2018。]

达尔文还认定战争对促进群体内部团结的影响是文化上的。他说，社会本能不可能因群体间斗争而进化，因为即使在最具合作精神、道德最高尚的部落里，有些人也会比其他人更自私；而更自私的人也会比道德高尚的人有更多孩子。“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生命的人……往往不会留下后代继承他高尚的天性……因此，似乎几乎不可能……具有这种美德的人的数量会通过自然选择，即适者生存而增加，其美德标准也几乎不可能因此而延续。”狭隘利他主义或战争中的自我牺牲，在特定社会中也许可以通过军事文化或努力实现冒险的理想来解释，但不能通过进化来解释。

总之，狭隘利他主义假设，战争可能导致自我牺牲，似乎只适用于其文化效应方面，而不能解释为进化上的选择力量。然而，该理论一直很重要，因为它主导了解释人类社会性异常积极方面的努力。对自我牺牲的关注分散了人们对人类为何如此温顺这一问题的注意力，使达尔文关于“暴力且好争论的人”会有“血腥的结局”的推断黯然失色。一个世纪以来，攻击性降低的问题被遗忘了，死刑假说也被忽略了。

解释人类极高的合作倾向比解释我们极低的反应性攻击倾向获得了更多的关注，但最终攻击性问题被再次提起。在鲍尔斯及其同事提出“战争中的自我牺牲是人类善良根源”观点的30年前，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亚历山大提出声誉是关键所在。虽然亚历山大没有提出任何关于人类反应性攻击倾向降低的问题，但他的设想会将人们引回达尔文对“暴力且好争论的人”的关注。亚历山大的问题是，自然选择怎么可能有利于良性道德的进化？核心问题是，为什么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人类的美德意识已经发展到超越其他物种的水平。亚历山大重提了达尔文曾概述的想法，把重点放在良好声誉的生物学价值上，这意味着两个或多个评判者对个人特质的评价是相同的。亚历山大于1979年在《达尔文学说和人类事务》（Darwinism and Human Affairs）中提出，在我们进化过程中的某个未知点，语言技能发展到了可能存在流言蜚语的程度。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声誉将变得很重要。公认的乐于助人预计会对某人在生活中取得成功产生很大影响，品行良好会得到回报。美德将是适应性的。

这种解释将有助于解决“为什么在人类中合作是特别复杂的”这一问题，主要归因于只有人类才有的特征——语言。如果声誉取决于评判者互相分享评价，黑猩猩估计不会关心这个问题。黑猩猩会对他人表现出负面情绪，但它们不能解释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它们不能八卦某个家伙咬了对手，或打了雌性一耳光，或偷盗食物，也不能说某只黑猩猩是否可靠、是否慷慨、是否善良。它们的沟通能力不足。很明显，这意味着黑猩猩不关心其声誉。

为了确定黑猩猩是否关心自己的声誉，认知心理学家英格曼研究了黑猩猩在被其他黑猩猩注意时是否会改变自己的行为。英格曼及其同事计划让一只黑猩猩从另一只黑猩猩那里偷走食物。有时，打算偷盗的黑猩猩会被第三者看到。如果被注意到对黑猩猩来说有关系，那么当有第三者看到时，它们应该不太可能偷东西。不出所料，第三者的存在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试验是关于帮助而不是偷窃时，情况也是如此。黑猩猩根据自己的倾向表现得自私或乐于助人，不会根据是否被注意到而改变自己的行为。对它们来说名誉似乎并不重要。

黑猩猩确实有个性。有的比较胆小、有的比较好斗，还有的比较慷慨。一只黑猩猩可能更乐意互相梳毛，而另一只可能更自私。这种差异是可以注意到的。个体选择与谁交往，取决于它们过去被对待的方式。好的合作者往往会受到青睐。不好的合作者往往会被回避。在许多物种中也是如此[Kurzban and Leary 2001引用了从鱼类（刺鱼）到灵长类动物（狒狒、黑猩猩）中“不好的合作者”被回避的案例。对于刺鱼而言，被寄生虫侵扰的个体是“不好的合作者”。]。因此，黑猩猩不关心声誉并不是因为缺乏个体差异，也不是因为没有能力评价他人。黑猩猩知道伙伴的特性各不相同，但由于它们不能谈论这些，就只能自己使用这一信息了。

人类则没有这种难题。流言蜚语围绕着我们，所以我们关心自己的声誉。我们的关心可能是潜意识的。人们在被注视时比独自一人时更有可能伸出援手或收拾残局。观察者甚至不一定是真人。在杯子上画两个像眼睛一样的大圆点，放在配有慈善捐款箱的房间里，就足以增加捐款数额。我们对他人的想法的敏感始于幼时。英格曼对5岁的学龄前儿童进行了测试，方案类似于对黑猩猩的测试。与黑猩猩不同，对学龄前儿童来说，观察者的存在很重要。当他们被注视时，偷东西的次数减少了，帮助他人的次数增多了。

亚历山大认为，好的或坏的声誉所带来的社会压力是道德进化的基础。从短期来看，名声不好的个体可能会改过自新，成为社会中的合格成员。但从长远来看，坏名声的影响会有遗传进化序列。那些过于好斗、易怒或自私的人，如果不能根据同龄人的批评成功地做出调整，他们生存和繁殖的机会就会受限。这些不遵循社会常规的人被群体排斥，就会比那些声誉良好的人传递更少的基因。因此，选择会倾向于善良、合作、宽容的类型：道德上积极的类型，比其祖先攻击性更弱。我们的祖先会进化成更好的物种。语言带来了声誉，而声誉带来了道德。

亚历山大的设想符合小规模社会的迹象。生物人类学家迈克尔·古尔文领导了关于庇里阿西人的研究，庇里阿西人定居在巴拉圭，近期曾是狩猎采集者。不论通常施予的数量有多少，一些个体以慷慨而闻名。当那些以慷慨而闻名的人遇到困难时，会比那些有吝啬名声的人得到更多的帮助。例如，他们会得到更多的食物。正如所预测的那样，名声很重要。

有了黑猩猩的对比和人类数据的支持，声誉假说看起来很有前景。精神病学家伦道夫·内瑟认为这一假说可以从合作扩展到温顺。“这似乎是合理的，”内瑟于2007年写道，“人类已经被其他人类偏好和选择所驯化。取悦他人的个体会获得资源和帮助，从而提高身体素质。具有攻击性或自私的个体得不到这些好处，并有可能被群体排除在外，对其健康产生严重影响。结果是出现完全驯化的人类，其中一些人非常讨人喜欢。”在这段话中，内瑟无意中提出的问题让我们回到了对达尔文观点的思考上：为什么“具有攻击性或自私的个体……有可能被群体排除在外”？

亚历山大的假说假定个体关心自己的声誉。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对此表示关心。部分人类也会忽视其他人的抱怨。如果名声不好的人只是为自己觅食呢？我们可能都记得学生时代欺凌弱小的人，他们十分强大，不关心那些与他们关系不太紧密的孩子对自己的看法。他们身材高大、十分大胆，就算别人怨恨他们，那又怎样？恶霸在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时，不需要经过那些咕哝抱怨的人的同意。他们不会简单地被流言蜚语阻止。他们只会被反击的人阻止，或者被成年人阻止，然后被送去拘留所。

把这些典型放到过去，我们就要面临声誉假说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为什么名声不好会对足够大胆、足够强大并能够承担暴力行径的男性产生影响？如果他像黑猩猩领袖一样，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名声不好如何能阻止他呢？类人猿没有进化到对社会批评十分敏感的程度。在黑猩猩中比在人类中更容易诱发反应性攻击。在我们进化出更平和的性格之前，我们会表现得更像那些类人猿，会有很多场斗争，最强壮、最强硬、最坚韧的战士会获胜。

雌性可能更想要比较善良、温和的雄性作为配偶。但它怎么阻止专横的雄性逼迫自己呢？更宽容的雄性可能提供更多的肉食。但有什么能阻止仗势欺人的强大个体拒绝被否定，咄咄逼人地夺取超出其应得份额的食物呢？不在乎自己声誉的暴君可以通过霸凌获得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无论是更多的食物、更多的交配机会、最好的睡觉场所，还是更多的社会支持。这就是黑猩猩之间发生的事情。在中更新世人中，谁能阻止这些暴君呢？

回避并不能在战斗中恐吓或击败所有其他个体。服从者的怨恨只有通过联合的力量才能转化为有效的抵抗。弱者之间需要合作。

社会力量的用途之一是教会攻击者接受失败。在倭黑猩猩中，当某只雄性过于咄咄逼人时，一群雌性就会追赶它，它大概率可以学会自此不去惹恼雌性。雄性倭黑猩猩的攻击性倾向在进化的过程中可能已经减少了，部分原因是雌性的联合力量能够弱化雄性的暴力优势。早期人类女性是否也会在男性领导者过于自私的时候联合起来阻止他？

尽管这个假设在逻辑上具有吸引力，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狩猎采集者中，女性在与暴力男性进行肉搏时并不懂得相互支持。在更新世，男性比今天更强大、更健壮，所以女性在战斗中与其对抗的风险会更大。女性能否像倭黑猩猩那样相互依靠，似乎也值得怀疑。在狩猎采集者中，男性作为食物的提供者和保护者，对群体来说十分重要，女性为了成为最好男性的妻子而相互竞争。而在雌性倭黑猩猩中不存在这样的分裂力量。

我们会看到，在狩猎采集者中，攻击者不是被反复联合追赶阻止的，也不是被女性自身行为阻止的。当戏弄、恳求、排挤和迁移营地都不能改变男性的暴力行为时，正如达尔文所预见的那样，联盟的最后手段就是死刑。

如果我们回到智人的起源，可能两种性别的人都比今天的人好斗。但是，从面部解剖学来看，两性中现代男性的行为与智人男性相差极大。回想我们中更新世祖先的强壮男性力量，男性的脸大且有气势、宽而长，眼睛上方的眉脊厚而突出。更新世人和早期智人夸张的男性面部特征通常与攻击性增强有关。在倭黑猩猩中，雄性头骨相对雌性化，在黑猩猩中雄性黑猩猩相对雄性化，且更具攻击性。在别利亚耶夫选育的银狐中，雄性头骨变得雌性化；在未选育的品系中，雄性的头骨更加雄性化且更具攻击性。一般来说，家养动物与其野生祖先相比，头骨的性别差异会变小，而且家养动物中雄性的攻击性较弱。这种影响可能部分是由青春期睾丸雄激素分泌水平的差异造成的。例如，脸部较宽的男性往往会分泌更多的睾丸雄激素。

自2008年以来，人们发现在今天的男性（而不是女性）中，面部宽度与反应性攻击倾向有关。男性在青春期面部相较女性变得更宽，显然是受到睾丸雄激素的影响。在职业曲棍球比赛中，脸宽的男性往往比脸窄的男性在犯规球员禁闭区等待的时间更长。一般来说，在欧洲白人中，脸宽的男性不仅攻击和报复倾向更高、以自我为中心和欺骗行为更多、合作谈判的机会更少、在精神病特征“无畏的支配”上得分更高，且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冲动性方面得分也更高。脸宽的男性也是更好的战士，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在一项对1000多具美国尸骨的研究中发现，脸宽的男性比脸窄的男性在战斗中死亡的可能性更小。即使在不到100人的样本中也反复发现了这些统计效应，但这并没有说服力，我们无法通过面部比例预测人的攻击性。然而，在试验中，不了解这些发现的受试者往往会警惕地对待脸宽的男性，他们似乎认识到相对宽大的脸是攻击信号。这种对男性面部宽度表现出的无意识敏感性表明，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脸宽的男性会在社会中产生更多不良行为，而我们脸宽的更新世男性祖先是更加冲动、无畏、不合作的伙伴，他们会迅速采取攻击性行动来捍卫自己的自私需求。

声誉假说的难题在于并没有解释反应性攻击倾向降低的原因。攻击对方身体的攻击者已经以欺凌的方式成功地到达了顶端。所有解释人类善意进化的观点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这些想法没有解决控制攻击性的问题。进化人类学家莎拉·赫迪提出，当我们的祖先开始互相照看孩子时，合作倾向加强了，他们能够比以前养育更多的后代。灵长类动物学家卡雷尔·范·谢克认为，合作对于狩猎来说十分重要，而狩猎有利于男性之间宽容关系的发展。心理学家迈克尔·托马塞洛认为，随着男性学会识别他们的后代，他们将通过降低攻击水平、更多地参与养育子女受益。他还认为，在面对捕食者时，对团队合作的需求会选择有利于合作的个性。这些推断有很多值得一说的地方，所有这些都可能有助于理解合作倾向，但都没有解决专横跋扈的攻击者的问题。即使一个人狩猎成功的概率很低，而且没有人愿意和他一起狩猎，但如果他的攻击性足够强，也可以抢夺别人的猎物。

唯一足以解释我们的祖先如何解决顽固的恶霸问题的方案，肯定是阐述合作行为的关键一步，也是对达尔文认为“暴力且好争论的人”会有“血腥的结局”这一观点的阐述。死刑假说认为，在更新世期间，新的能力已经成型。男性联盟开始有效地故意杀死社会群体中打算对自己使用暴力，并且根本不在乎他人看法的成员。最终，死刑是阻止这种男性成为暴君的唯一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