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0年的一个夏夜，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市16岁的斯蒂芬·梅里尔·克拉克因放火烧毁马厩而被捕。他来自体面的家庭，由于没有人因此而受伤，他希望能得到宽大的处理。但是，这一行为毁坏了他的名声，而且火势蔓延，摧毁了三栋住宅和五栋其他建筑。在马萨诸塞州，纵火焚宅罪是死罪，而塞勒姆市有老派的标准。克拉克受审，被判有罪，并被判处死刑。尽管有人慷慨激昂地恳求，州长还是立场坚定。在行刑那天，男孩爬着上了绞刑台，凝视着下面的数百人。他恐惧且虚弱，不得不被人扶着，听着牧师宣读自己要说的话。

愿在场的年轻人以我的悲惨命运为戒，不要抛弃父母教导的良好纪律……愿你们都向上帝祈祷，让你们及时悔改，睁开你们的眼睛、启迪你们的智慧，让你们避开罪恶的道路，余生遵循上帝的戒律。愿上帝怜悯你们所有人。别了这个世界！

伴随着群众焦急的叹息声和呻吟声，他被绞死了。可怜的克拉克。现代人对死刑利弊的争论始于18世纪。仅一两年后，他就会被送进监狱而不是被送上绞刑台。这是美国最后一个并不涉及人身伤害而被判处死刑的案例。现在看来，任何人，更不用说青少年，因纵火意外烧毁住宅而被处死这种行为似乎很野蛮。但是，如果与更加文明的现在相比，我们的过去似乎很严酷。克拉克的死将我们与历史上很久以前就已经盛行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了一起，也许这就是智人的开端。[Banner 2003,pp.1-2，基于Anonymous 1821描述了克拉克的案例。即使现在，世界上也有一些地方允许对非暴力犯罪执行死刑。在沙特阿拉伯，贩卖毒品、叛教、异端和巫术可以判处死刑。根据国际特赦组织2015年的数据，从1985年1月到2015年6月，在沙特阿拉伯至少有2208人被判处死刑。]

在17世纪，美国有数百种重罪是死罪。在新英格兰，你可能会因为巫术、盲目崇拜、亵渎神明、强奸、通奸、兽奸、鸡奸而被处死，而且在纽黑文，手淫也会被处死。如果你“已满16岁，是倔强或叛逆的男孩子，殴打或咒骂父母”也可能会被处死。这些刑罚与理论相去甚远。1622—1692年，马萨诸塞州的埃塞克斯和萨福克记载处决了11名谋杀犯、23名女巫、6名海盗、4名强奸犯、4名贵格会教徒、2名通奸者、2名纵火犯及被控兽奸和叛国的各2名罪犯。

死刑的规则十分大众化。罪犯被追捕、审判、定罪、判刑，并在宣布死刑后的4天内被处决的情况并不罕见。社区有时会扩大规则适用范围来实现预期的裁决。历史学家大卫·哈克特·费歇尔讲述了住在纽黑文的独眼仆人乔治·斯宾塞的故事。他“经常站在法律的对立面，他的邻居怀疑他有过许多堕落行为。一头母猪生下了只有一只眼睛的畸形猪，于是，这个不幸的人被指控兽奸。在巨大的压力下，他认罪、翻供、再认罪、再翻供。新英格兰的法律使定罪变得更加困难：作为死刑罪，兽奸需要两个证人才能做出裁决。但治安法官十分无情，那只畸形小猪被允许作为一名证人，而翻供后再认罪的罪犯则被认为是另一名证人”。斯宾塞被处决。

自发的暴民杀戮反映了公众对以暴制暴的热情。费歇尔讲述了在马布尔黑德，丈夫被印第安人抓走的女性如何“抓住两个印第安人俘虏，将其撕碎”的事件。此类事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从1622年美国记录的第一起死刑案件（因盗窃罪）到1900年，大概有11～13起合法裁定的死刑案件；在同一时期，暴动或私刑被认为杀死了一万人。偶尔发生的私刑和非正规的处决仍然困扰着弱势群体。

简言之，严苛的法律、态度坚决的公民和消灭被排斥者的热情相结合，传统上使美国成为对那些触犯社会规范的人来说致命的危险之地。直到18世纪末，死刑的流行程度才开始下降。在此之前，如果你挑战规则，就将面临死亡。这种对应关系令人印象深刻。这导致人们很少出现纷争，屋主可以敞开门睡觉，人们不必锁上贵重物品。只要你遵守规则，新英格兰就是和平之地。

* * *

根据死刑假说，类似的动态大体上也适用于我们这个物种。死刑一直是法律和秩序的最终来源。

每一个有文字记录的社会都记述了死刑及其执行原因。从古埃及、古巴比伦、亚述帝国、波斯、古希腊和古罗马到印度、中国、印加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所有最早的文明中都有关于死刑的记录。死刑不仅适用于暴力犯罪，也适用于不墨守成规者（如苏格拉底的案例）、轻度重罪，甚至是一些令人悲痛的琐事，如非法销售啤酒（根据《汉谟拉比法典》）或偷窃丈夫酒窖的钥匙（根据罗马共和国早期的法律）。死刑被公认为生活的一部分，经常吸引大量公众观看十分残酷的场面。在所有历史上已知的社会中，死刑一直延续到1764年意大利法学家切萨雷·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出版。贝卡里亚反对死刑的论点有助于公众对死刑态度的转变，这种变化持续至今。随后监狱越来越多地承担了社会控制的责任。

虽然对农业社会盛行死刑有广泛的记录，但并没有讲述有关人类的深层历史。直到20世纪80年代，人们还没有系统地研究过狩猎采集者中的死刑。这种疏漏很容易理解。死刑大多是秘密执行的。任何单一群体都太小了，不能执行大量死刑。传教士和政府试图阻止各种杀戮，西方知识分子往往不赞成死刑。文化快速变化，尤其是在控制暴力方面，一旦国家认定死刑是非法行为，它们就有可能从小规模社会中消失。

1961年11月，迈克尔·洛克菲勒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死亡说明了记录杀人事件有多困难。彼时，23岁的美国冒险家洛克菲勒正在探索偏远地区，寻找异国的艺术品。他在奥茨贾内普附近失踪，这里居住着阿斯马特狩猎采集者。1961年12月，奥茨贾内普的4个居民向当地传教士讲述了他们的故事。他们发现洛克菲勒还活着，就将他抬到独木舟上，用长矛刺死，并吃掉了他。这场杀戮是回应4年前他们村子所遭受的死亡，当时一名荷兰军官杀死了4名奥茨贾内普居民。这些人描述了可信的细节。传教士认识这些人并了解其文化背景，就相信了他们的故事。但多年的调查并未发现任何实质性证据，如洛克菲勒的衣服或眼镜。传教士的教会、政府和洛克菲勒的家人都不愿意相信这个关于谋杀和食人的故事。

2012年，当作家卡尔·霍夫曼重新审视此案时，他碰了壁。他在2012年拍摄的视频说明了其中的原因。视频中，一名奥茨贾内普男子用阿斯马特语跟一群同龄人交谈。霍夫曼是唯一的局外人。说话的人不知道他的话以后可能会被翻译。他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不要把这个故事告诉任何其他人或其他村子，这个故事只属于我们。不要说，不要说，不要说这个故事……不要跟任何人讲，永远不要跟其他人或其他村子的人讲。如果别人问你，不要回答。不要跟他们说，因为这个故事只属于你。如果你告诉他们，你就会死……我希望你把这个故事永远留在自己家里，永远保密。永远。我希望，我希望。如果有人来问你，不要说，不要说。今天，明天，每天，你必须保密。即使为了一把石斧或一串狗牙项链，也永远不要说出这个故事。

1986年，小规模自给自足社会中的死刑成为科学研究的课题。人类学家基思·奥特伯恩受到了电影《伊丽莎白女王》的启发，影片中最后一幕是苏格兰女王玛丽一世的头颅在地面上滚动，他研究了死刑只出现在国家社会中这一假设。前提是，只有权威的政治领导人才有资格处置那些威胁到他们的人。奥特伯恩将死刑定义为“正当杀死在政治社会中犯罪的人”。令他惊讶的是，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死刑在人类社会中是普遍现象。[Otterbein 1986,p.107.其样本中有53个社会。]

狩猎采集者为我们了解死刑是否可追溯到史前时代提供了机会。民族志的记录并不准确。奥特伯恩发现尚不清楚有些狩猎采集者文化中是否有过死刑，如印度东部的安达曼岛人。但他判断，所有有足够信息的社会都符合大趋势。克里斯托弗·博姆后来扩展了奥特伯恩的工作，调查了数百份民族志，以确定研究得最彻底的狩猎采集者文化。他说，每个有人居住的大陆都有死刑，特别是在因纽特人、北美印第安人、澳大利亚原住民和非洲觅食者中。

与美国的合法处决和暴民私刑相结合非常相似，在狩猎采集者中，公众对杀人的支持是通过各种方式实现的。有时死刑是预先批准的，然后每个人都可能想参与进来。人类学家理查德·李研究了朱/霍安西人（或称昆桑）——博茨瓦纳的卡拉哈里沙漠中极为和平的狩猎采集者。李记述了公众是如何聚集在一起解决他们群体中某个杀死了三个人的成员。凶手的名字叫/Twi。“在罕见的一致行动中，”李写道，“公众在大白天伏击/Twi并对其造成了致命伤害。当他奄奄一息时，所有人都用毒箭朝他射击，用知情者的话说，直到‘他看起来像一头豪猪’。然后，在他死后，所有女人和男人都走近他的尸体，用长矛刺他，象征性地分担他的死亡责任，就好像在这个短暂的时刻，这个平等主义社会构成了国家，并掌握了生杀大权。”/Twi的死类似于尤利乌斯·恺撒，据说他的尸体被密谋反对他的20多名元老捅了35刀。他们都想表明自己是联盟的一部分。

或者将预先批准的决定留给单个执行者。弗朗兹·博厄斯在1888年出版的《中部因纽特人》（The Central Eskimo）一书中，描述了一个案例：一个名叫帕德鲁的男人与别人的妻子私奔。其丈夫来找妻子时，帕德鲁杀了他。后来，其丈夫的兄弟和一个朋友分别试图救走这名女子，也都被杀死了。在这之后，首领去了帕德鲁的营地，问大家是否应该杀死帕德鲁。“所有人都同意，于是他和帕德鲁一起去猎鹿，在海湾上游附近，他朝帕德鲁的背部开了一枪。”这看起来像是一对一的谋杀，实际上是执行者完成了集体的计划。

/Twi和帕德鲁因为杀人而被处决。除了暴力之外，许多违法行为都是处决的理由，这使得死刑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严重的威胁。罪行的重要来源之一是对文化规则的漠视。这些规则往往有利于男性。20世纪20年代，人类学家劳埃德·华纳与澳大利亚的姆林金人（Murngin），现称雍古族人（Yolngu）一起生活了三年。许多社会要求女性不得介入男性的秘密活动，否则将被处死。

几年前，利亚戈米尔（Liagomir）部落正在举行图腾仪式，给地毯绘上蛇图腾的标志（彩色的木制喇叭）。两个女人偷偷溜到仪式现场，看着男人们吹喇叭，然后回到女人的营地，告诉别人她们的所见。当男人们回到营地，听说了她们的行为，首领亚宁德亚说：“我们什么时候杀了她们？”所有人都回答说：“现在。”在另一个团体的男人们的帮助下，这两个女人立即被其部落成员处死。

规则十分重要，一个人可以不顾自己的偏好，为了规则而杀人。20世纪初，业余民族志学者黛西·贝茨撰写了有关西澳大利亚人的文章。男性应当在性关系中举止得体。他们会因与已订婚的女性发生性关系而被杀，或因带走在月经期间的女性而被杀，或因在成年之前就发生性关系而被杀。贝茨在那里的时候，一个年轻女子爱上了一个男青年，这个爱慕他的女子向他表达了自己的感情。这个年轻人知道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他不希望自己被杀，于是杀死了这名女子。“他向她的同族者证明自己的行为合乎情理，并逃脱了惩罚。”

一种浪漫的观点认为，小规模社会的生活会令人十分愉快。在许多方面确实是这样。与中央集权的暴政不同，游牧狩猎采集者的无领导群体或刀耕火种的村落是真正的多元社会。人们共同解决争端。任何人的声音都可以被听到。没有人有悲伤的必要。社会支持感很强，而且正如我们所见，日常生活的主调十分平和。为了增加乐趣，这些群体或营地不是任何政体的主体，它们是更大的群体网络的成员，其中每个人都说同样的方言或语言、分享同样的文化。邻近的群体有时可能会发生纠纷，甚至会彼此施暴，但它们都在同一政治层面上运作，群体之间没有等级之分，也没有群体镇压。

因此，在许多方面，这些小规模社会中的个体比那些更大的农耕群体中的个体更自由，用社会人类学家厄内斯特·盖尔纳的话说，在那里，个体受“国王暴政”制约。但自由也有其局限性。在没有统治者的情况下，传统的社会牢笼要求人们封闭地遵守群体规范。盖尔纳称之为“表亲暴政”。文化规则至上，个人的自由有限，他们的生死取决于是否愿意遵守规则。盖尔纳所说的“表亲”不一定是真正的亲戚。“表亲”在小规模社会的背景下，象征着掌握决定权的成年人群体。他们拥有绝对的权力。如果你不遵照他们的指令行事，就会有危险。

卢卡斯·布里奇斯正好经历过这种威胁。1874年，作为最早定居在那里的传教士之子，他成为第一个出生在火地岛的欧洲人。该岛位于南美洲的南端，存在着两个狩猎采集者社会，即沿海的雅马纳人和内陆的塞尔克南人或奥纳人。布里奇斯像体验欧洲生活一样亲密体验了狩猎采集者的生活。他说着雅马纳语长大，也广泛参与了塞尔克南人的生活。这些深入体验让他很敏感。当他加入男性社会时，人们告诉他，如果他把他们的秘密透露给女性或未被这一社会接纳的男性，就会被杀死。告密者可能会被其父亲或兄弟杀死。男性联盟比亲属关系更重要。布里奇斯等了半个多世纪才发表了他与狩猎采集者一起生活的不寻常记录，那时，他小时候了解的那些社会已经消失了。

文化人类学家布鲁斯·科诺夫特有机会了解到，在小型平等主义社会中，男性之间的流言蜚语是如何导致某人被排挤出这个群体的。20世纪80年代初，他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偏远的低地雨林中与格布斯人（Gebusi）相处了近两年时间。格布斯人是狩猎耕种者（或刀耕火种的农民），他们在1940年与现代人类有过首次短暂的接触，然后在20世纪60年代由政府控制。他们的社会规模很小，总共约有450人。像流动的狩猎采集者一样，他们生活在小村庄里，平均每个村庄不到30人，团体中没有权威首领。社会内部关系是典型的温和模式：安静交谈，十分幽默，没有吹嘘。他们的政治制度是平等主义，但和以往一样，并非人人平等。在格布斯人中，巫师和女巫一样，可能被指控给他人带来不幸。但是，女巫是天生的，巫师据说是按自己的意愿作恶。也许这让他们更难被原谅。当然，他们经常被杀害，通常是由于一些微不足道的理由。杀人是为了解决冲突、维持社会凝聚力。[Knauft 1985.在此我用“意志的”与“天生的”两者划分巫师与女巫，是对Knauft 1985,pp.340-345中对差异进行充分讨论的极简略总结。]

科诺夫特描述了人们如何就死刑达成共识。根据对真实对话内容的记录，他描述了村民为治疗社区的重病成员而召开会议的场景。正如万物有灵论社会中的情况，病人的疾病被认为是由邪恶引起的。这样的会议通常是在晚上、在长屋里、在令人兴奋的氛围中进行的。人们的脸只由火中的几块炽热的煤炭照亮。柔和的声音提供了背景音乐。某个人是通往精神世界的媒介，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处于昏睡状态，沉默不语、一动不动。

有时，这位灵媒会醒过来，摇摇晃晃、大喊大叫。他打人、打燃烧的木头，扔掉他能找到的一切东西。人们欢呼、大叫，四处打滚以逃离混乱。然后一切又变得平静。

当病人似乎变得更加衰弱时，就开始有麻烦了。原告提出过错方一定是巫师。他温和地说出理由：

唉，我不知道谁会送来这种病，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们开了这个降神会，嗯，灵媒说这个人来自这片居住地，而且，他摘了这里的叶子，应该是巫师的魔法叶子。而且除了（指认某个人），没有别的人了。

被指认的巫师在场，他现在很危险。如果他生气并否认自己应对疾病负责，可能会被视为不知悔改。他最好是承认犯了小罪，换句话说，承认自己是巫师，并同意停止让病人生病。他应该极力保持镇静，为自己的生命进行辩护：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也是我的亲戚，我不可能让他生病。我不知道。当我听说他生病时，我很难过。我几天前才听说。我们一直在丛林中，我甚至不知道这件事。当我听说时，我就对妻子说：“我们得去看看他是否没事。我想知道他可能得了什么病？”我不知道这件事，但我相信现在叶子被摘掉了，如果你把它们扔掉，他就会好起来。我可能因为最近没有吃到足够的鱼而有点生气，但我肯定不会让自己的亲戚病成这样。[同上，pp.98-99。科诺夫特根据几个实际指控的完整记录阐释并简化了谈话内容。]

被告很可能会离开长屋，他理应对可能发生的事情感到紧张。

科诺夫特说，被告的命运将取决于病人死亡后的占卜。除非结果对其案件有明显帮助，否则他肯定会在几个月内被处决。原告会悄悄地确保得到集体的支持。他和他信任的朋友可能会在知道过错方家里男性亲属很少时召开降神会。在长屋里高声谈笑的不眠之夜，男人们会越来越热衷于认为被指控的巫师应对病人之死负责。所有人达成共识，判定被告有罪。

黎明时分，他们进行了伏击。他们用棍棒或弓箭杀人。有时会先用酷刑，然后进行屠宰和烹饪。在本地人与外来文化接触之前的时代，食人现象很普遍，但只有巫师会被吃掉。

科诺夫特的叙述让我们对无政府小团体的社会动态所存在的危险有了十分详尽的了解。他的经历与最近接触到的特殊园艺种植者群体有关。然而，指控和达成共识所产生的致命性似乎是小规模社会中引发死刑的典型政治网络。

对于大多数在舒适国家社会中长大的人来说，一群关系密切、彼此熟悉的人会同意杀死自己人的想法往往令人感到不安和奇怪。然而，在危机时期，最富裕的国家也存在同样的做法。这种情况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集中营里，那里的囚犯极需要食物。尽管遭受着苦难，但分享食物也很普遍，这是黑暗时期人性的标志。偷窃也很普遍，而且会遭人唾骂。囚犯想到了阻止这一行径出现的方法。鲁道夫·弗尔巴曾写过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面包法”：“如果某个人偷了你的食物，你就杀了他。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力量独立执行判决，还有其他刽子手，这是简易且很公平的裁决，因为夺走一个人的食物无异于谋杀。”据特伦斯·德斯·普雷斯所说，其他纳粹集中营也执行了面包法。这非同小可。德斯·普雷斯将其描述为：“一部法律，也是唯一一部所有囚犯都知道并接受的法律。在明确清晰的意义上，这部特殊‘法律’是集中营道德秩序的基础和焦点。”[Des Pres 1976,p.140。Futch 1999描述了美国内战期间，在安德森维尔监狱中与面包法类似的风气。]面包法支撑着受难者群体。尤金·温斯托克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幸存者，他描述了这一法则的优点：“如果一个人因为饥饿而士气低落，偷了别人的面包，没有人向党卫队甚至营长举报他，房间里的其他成员自会处理他，如果他没有被打死，且不能正常生活，只能被送去火葬场。我们赞同这一规则，因为这实际上帮助我们维持了一定程度的士气，让我们相互信任。”

在国家社会和小规模社会中，死刑在某些方面的目的是不同的。在国家社会中，死刑往往是为了清除那些挑战领袖权威的人。依照这些目的，国家经常公开执行死刑，特别是在国家存续早期、权力结构还不稳定的时候。

在国家社会中，死刑通过保护“国王暴政”，实现了小规模社会中不存在的目标。小规模社会不会保护单一领导人的权力基础，只是因为正常情况下没有领导人、没有“国王”。在狩猎采集者和其他平等主义群体中，死刑的目的是保护“表亲暴政”，既是为了防止人们挑战社会规范，也是为了预防自私的攻击者。

杀害具有攻击性的男性所代表的社会控制形式，在人类进化中显然具有深远意义。有关智人自我驯化的观点，关键的问题是反应性攻击倾向特别高的个体是否容易被杀死。平等主义关系中的典型事实表明，处决潜在暴君的确是系统性的。即使是现在，尽管已婚的男性狩猎采集者通常会尊重彼此的自主权，但偶尔也会听说某些个体试图控制他人。就像黑猩猩领袖一样，这些潜在暴君通过野蛮地反抗挑战者来捍卫其最高地位。在没有监狱或警察的世界里，只能通过死刑来阻止那些实施特别恶劣的反应性攻击的恶霸。因此，所有流动的狩猎采集者中出现的平等主义表明，最具攻击性的个体都已经被消灭了。讽刺又令人不安的结论是，平等主义这个因为不存在专横行为而具有吸引力的系统，可能是由人类武器库中最专横的行为促成的。

为理解平等主义的含义，需要考虑狩猎采集社会的结构。典型的社会平均有近千人，享有相同的独特语言（或方言）和文化习俗，如葬礼仪式。社会太大的话，不能使所有人都住在一起，因为环境不能提供足够的资源在小范围内维持数百人的生命。所以人们通常生活在平均不到50人的部落中。每个部落在社会领土范围内占有自己的分区，往往一次在一个地方停留几周。当附近的资源耗尽、觅食变得过于艰难，部落就会继续前进，通常会再次居住到以前的营地。这些有规律的转移解释了为什么狩猎采集者被认为是“流动的”或“游牧的”。部落中通常只有10～20个已婚成年人；大约一半人口是儿童，有些成年人未婚，要么很年轻，要么丧偶了。部落成员不固定，人们可能为了与亲戚相聚或逃避麻烦关系，而举家搬到另一个部落。部落规模各不相同，但总是很小。[Marlowe 2005发现，341个最知名的民族语言狩猎采集者社会，总人口数量平均为895人。]

平等主义是男性狩猎采集者之间关系的特色，以部落中5～10个已婚男性为中心。这几个丈夫是“长老”，或盖尔纳所谓的“表亲”。在火地岛发现的体系具有其他狩猎采集社会的典型特征。卢卡斯·布里奇斯将有关奥纳人（塞尔克南人）坎科特的逸事记录了下来：

某位科学家访问了我们这个地方，当他问到这个问题时，我告诉他，奥纳人没有他们所了解的那种首领。见他不相信我，我叫来了坎科特，当时他已经会说一些西班牙语了。当来访者重复他的问题时，坎科特很有礼貌地否定说：“是的，先生，我们奥纳人有很多首领。男人都是船长，女人都是水手。”

这个故事大体上适用于流动的狩猎采集者。部落可能会有首领，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受尊重，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人平等，每个人都必须努力为自己提供食物，而且已婚男性无权管束其他人[Fried 1967;Woodburn 1982;Flanagan 1989;Boehm 1999.最不平等的流动狩猎采集者是澳大利亚原住民，其社会被称为“老年政治”，指的是长者（大约50岁的男人）对年轻妻子进行垄断（Berndt 1965;Meggitt 1965;Hiatt 1996）。长老们对宗教信仰进行绝对控制，以此获得了无上权力，但“从任何意义上讲，他们都不是酋长委员会成员……他们往往是原住民权威的象征，而不是正式的领导人”（Liberman 1985,p.65）。与其他平等主义社会一样，据说原住民“并不渴望向其他原住民发布命令”，原因似乎很明确：“与其说是不渴望社会权力，不如说是害怕面对，自以为比同伴强所产生的社会后果。”Liberman 1985,p.259.]。当需要进行群体决策时，由当下的形势决定谁最具影响力。长老们表现得像是没有董事长的董事会。每个人都有发言权，但他们都相当不愿意使用这一权力。人们十分厌恶自大狂，自嘲在公共行为中备受重视。人类学家肯尼思·利伯曼记录了澳洲原住民中的这种情况。他写道，表现出羞愧和尴尬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在“向别人表明这个人不自负”。

正如坎科特所说，对于女性和儿童，平等主义可以不那么严格。父权制的程度各不相同。据称朱/霍安西人中的平等适用于所有成年人，但如果男性殴打女性，至多会有最低限度的惩罚。据说坦桑尼亚的哈扎族狩猎采集者是平等主义者，但如果炎热的地区能遮阴的树极少，男性就会得到树荫，而女性只能坐在太阳下。不过，即使某些个体的意见没什么影响力，也不存在可以要求别人服从的群体领袖。

将平等的流动狩猎采集者体系与较大的、典型的等级制农耕群体体系形成对比，在后者中，酋长、君主、独裁者或总统等个人担任有权管束他人的职位。当然，即使是由个体领导的定居社会，也可能坚定地包含平等主义成分。当《独立宣言》指出“人人生而平等”时，可能看起来是革命性的，但在小群体中，人们总是倾向于采纳平等的规范。那些试图在小群体中提升自己地位或掌握指挥权的人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

与人类相比，大多数群居灵长类动物都有明确的统治阶层，由野蛮的战斗力强制执行。通常情况下，首领是男性，但无论性别，首领都是在体格上击败了所有挑战者的个体[这种概括也有很有趣的例外。倭黑猩猩在雄性和雌性之间建立起独立而重叠的等级制度，因此每个性别都有一个首领，雄性或雌性都可以占主导地位。表面上看，少数灵长类物种与移动的狩猎采集者相呼应，都有雄性—雄性关系系统，这个系统没有首领位置，也没有明显的等级制度。然而，这类灵长类动物的平等主义与人类的平等主义不尽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没什么野心：平等的雄性灵长类动物对相互竞争不太感兴趣（如狨猴）。]。狩猎采集者中的男性完全不同于黑猩猩或大猩猩等灵长类动物，男性的地位通常并不取决于暴力。类人猿和其他灵长类动物个体通过在肉搏中彻底击败先前的首领而成为首领。相比之下，在遵循社会规范的流动狩猎采集者中，没有斗争，也没有相当于男性首领的个体。

在某种意义上狩猎采集者部落中存在领导权，例如，在主动进行群体决策时，威望是重要的标准。人们的竞争影响力主要是通过提出好的论据、制订好的计划、成为最好的中介者、讲最好的故事或最令人信服地预见未来等获得的。在这些方面有能力的人可能会被认为是领袖或首领，但这个角色是通过智慧和说服力赢得的，而不是因为这个人过分自信、咄咄逼人或者是一名好的摔跤选手。虽然领袖会受到人们的钦佩和尊重，但他们不能强制执行自己的想法，也不能利用其地位从部落其他成员那里拿走任何东西。不能支配他人意味着在流动的狩猎采集者中不存在领袖地位。

为什么狩猎采集者中没有首领？鉴于人们认为狩猎采集者是和善的、爱好和平的人，理论上他们有可能生来就如此。有几种灵长类动物可以证明心理状态确实可以进化到明显没有竞争意识。例如，不同的雄性绢毛猴可以共同与一只雌性绢毛猴繁殖，从不为争夺雌性绢毛猴而争吵。然而，人类很少会不介意这种共享。相反，游牧的狩猎采集者在心理上似乎和我们相似。婴儿无论出生在卡拉哈里还是纽约，都表现出以自我为中心的一意孤行和乐于助人这一矛盾个性。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有同样的潜在竞争心理，而且，正如我们所见，有时男性狩猎采集者长大后确实会试图滥用权势以挑战社会规范。[通常，南美洲的小绢毛猴群体只有一只雌猴和两只成年雄猴。两只雄性都会与之交配，但它们很少相互攻击，因此没人描述过雄性之间的支配地位。雄猴经常互相梳理，分享食物。雌猴经常会生下双胞胎，但两个幼崽的父亲可能不同（Goldizen 1989;Huck et al.2005;Garber et al.2016）。]

1982年，人类学家詹姆斯·伍德伯恩是坦桑尼亚哈扎族狩猎采集者主要的民族志学者，他记述了哈扎族男性试图通过命令他人、夺走他人妻子或财产对其进行支配的案例。他还注意到带有致命武器的男性之间发生冲突所固有的危险。他写道，哈扎族人意识到“晚上在营地里睡觉有被射中的危险，或独自在丛林里打猎有被伏击的危险”。他认为，游牧的狩猎采集者中没有首领是由杀戮导致的：“秘密杀害任何被视为威胁的人的手段直接充当了强大的平衡机制。在缺乏有效保护手段的情况下，财富、权力和威望的不平等对持有者来说可能很危险。”

1993年，克里斯托弗·博姆调查了几十个十分著名的狩猎采集者社会，以弄清伍德伯恩认为平等主义是通过杀死首领来实现的这一观点是否不仅仅适用于哈扎族。他发现，普遍的社会规范是男性不应当试图支配他人。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博姆发现了许多自夸的男性试图恐吓或欺骗对方。他的结论支持了伍德伯恩的观点：尽管有社会规范，“潜在的恶霸似乎总是在等待时机”。虽然他们是出了名的平等主义者，但男性狩猎采集者可能求胜心切，这十分令人不快。

博姆甚至发现偶尔有男性取得领袖地位的记录，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新组建的因纽特人群体由几个被驱逐出原部落的男性聚集在一起组成。其中一个特别好斗的男人抢走了另一个男人的妻子，宣布她是自己的，还嘲讽被打败的男人。后来，他又从第二个男人那里抢走了其妻子，并命令他永远不要再和他失去的妻子说话。

问题是，为什么这位因纽特偷妻者所表现出来的专横行为并不常见？答案是，潜在的暴君会受到任何必要社会压力的制约。

社会控制的过程通常开始于非常低级的冲突，也许是由小小地显露了骄傲所引起的。人类学家理查德·李描述了自己被贬低的经历。当时他还是个年轻人，想给自己所研究的朱/霍安西人狩猎采集者部落送一份圣诞大礼，所以他买了一头大牛准备给他们个惊喜。朱/霍安西人没有钱，通常要打猎好几天才有可能得到一头大型动物。他们对这一华丽的肉食礼物的反应让李震惊。这些人侮辱了他。他们说这头牛身上没有肉，说它骨瘦如柴，他们只好吃牛角。

最后，托马索长老解释了其中的原因：礼物让李看起来很傲慢。“当一个年轻人杀了很多肉食动物时，”托马索说，“他就会认为自己是酋长或大人物，而把其他人当成他的仆人或下属。我们不接受。我们不希望有自夸的人，他的骄傲有一天会让他杀人。所以我们总是说他的肉没有价值。这样，我们就能让他的心冷静下来，让他变得温和。”

对李的侮辱是典型的平衡机制。朱/霍安西人想要李的肉，但他们不想让李有优越感。同样的态度也解释了为什么用伍德伯恩的话说，“哈扎人射杀了大型动物后回到营地应当保持克制。他和其他人一起安静地坐下来，让箭杆上的血替他说话”。通常寥寥数语就够了。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应该如何表现。人类学家伊丽莎白·卡什丹记录了这种风气：“大杀四方的昆族（朱/霍安西人）猎人恰当的做法是不以为然地顺便提一下，如果一个人不贬低或轻描淡写地提及自己的成就，他的朋友和亲戚会毫不犹豫地为他这样做。”

“最轻微的手势或面部表情，”欧内斯特·伯奇在谈到因纽特人营地时写道，“足以传达复杂的思想或情感。”如果罪犯没有对微妙的反对产生任何反应，他的这种反抗的表现显然是故意的，然后这种反对变得更加明显，会出现羞辱、嘲笑和尖酸刻薄的话。当罪犯站在聚集的人群面前时，人们可能会当着他的面唱一首“嘲笑之歌”。

如果需要更严厉的措施，回避或排斥往往是有效的，因为被回避和被排斥对大多数生活在小群体中的人来说都是非常痛苦的，而且通常会奏效。人类学家让·布里格斯与偏远的北极群体乌特库人一起生活时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发脾气。融雪的冰从冰屋屋顶掉到她的打字机上。她把一把刀扔进了一堆鱼里，抱怨无休止的鱼类饮食。她的冰屋很快就被清空了，在随后几个星期里，布里格斯发现自己被单独留在帐篷里，再也没有人拜访她了。她发现这种经历非常痛苦，最终她找到了方法为自己辩解。

在人类社区中，人们通过羞辱、嘲笑和排斥来控制彼此。这一概念最早由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凯姆于1902年提出，自此一直是人类学的核心原则。伍德伯恩假设将这种控制延伸到狩猎采集者的死刑中，解释了男性首领的缺失，现在看来很有说服力。控制那些对语言和社会压力免疫的人需要终极裁决，这时除了死刑之外没有什么能够奏效的。死刑通过打倒最专横跋扈的人，成为平等主义等级制度这一独特人类现象的基础，在这种等级制度下，人们通常能成功抑制对统治地位的渴望。

然而，如果罪犯无视社会上最强烈的反对意见，“人们就会根据自己的理念准备好立即处理这种威胁”。这就是发生在格陵兰岛因纽特人身上的事情，他偷了同伴的妻子，嘲笑其丈夫，并命令他们接受他的所作所为。他最终被自己所触怒的两个人杀死了。[同上，第83页。Boehm发现了一个特例，恶霸没有被杀。这个恶霸是格陵兰岛一个因纽特萨满，他杀死了本群体的竞争对手，这让幸存者十分恐惧。他的行为报告来自一群访问因纽特人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他们只访问了因纽特群体几个星期。Boehm的调查让他相信，如果来访者待得更久，他们会记录下那个萨满遭到处决的过程。]

死刑的实践可以减少社会的攻击性行为发生，其方法之一是鼓励人们遵守规定。惩罚在任何地方都很重要。20世纪60年代，泰国中部的乡村班章（Bang Chan）的主要居民是由佛教徒组成的水稻种植者，被誉为世界上最和平的社会之一，在那里几乎没有打架、家庭暴力和虐待儿童的现象。心理人类学家赫伯特·菲利普斯的研究揭露了班章人的温和，他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平静来自何处：“在班章人中，更令人印象深刻的不是他们不具有攻击性，而是他们对攻击性进行控制的数量和种类。”在流动的狩猎采集者中也有相似的力量，他们的社会与班章人类似，以温和、克制和十分恭敬的关系为特点，但其讨人喜欢的天性也主要归功于教养和社会控制。朱/霍安西人中的儿童和成年人经常被提醒不要太爱出风头。人类学家波利·威斯纳发现，在朱/霍安西人狩猎采集者的对话中，批评的频率是赞美的8倍[朱/霍安西人的规范执行：维斯纳2005。数据源于308场谈话。]。每一种文化似乎都学会了通过社会化来驯服下一代的技巧，而且多是通过社会控制而不是奖励的方法。对死刑的恐惧无疑有助于鼓励人们培养遵从和克制的精神。

然而，尽管死刑的威胁这种社会文化效应可能很重要，但这并不是死刑假说的重点，该假说关注的是长期遗传影响。死刑假说的观点适用于史前几千代人，死刑的受害者大多是那些反应性攻击倾向较高的人。杀戮或压制这些人的情况应当很频繁，因而我们这一物种进化出了更平静、攻击性更小的性格。不幸的是，要量化过去的死刑率或计算出更新世的选择压力，是不可能的。然而，驯化综合征起因于死刑的概念得到了男性平等主义这一人类系统的支持，因为人类社会中所缺少的灵长类动物式的雄性首领是典型的反应性攻击者。

在找到控制恶霸的方法之前的几千年里，与大多数社会性灵长类动物如黑猩猩、大猩猩和狒狒等相同，反应性攻击会控制人类的社会生活。在这些物种中，雄性首领通过在肉搏，通常是血腥战斗中轮流击败每个对手来获得其在群体统治阶层中的最高地位。这一过程可能需要经过数年时间。在恐吓每一个挑战者之后，首领可以成为宽容的统治者，但在他平静的外表下隐藏着潜在的暴力反应。如果另一只雄性动物未能发出适当的服从信号，首领就会进行爆炸式的反应性攻击以达到目的，如有必要，首领会野蛮地殴打对方。首领恃强凌弱的行为与其体内高浓度的睾丸雄激素密切相关，这似乎支持了他想要控制他人的动机。从这种行为在社会性灵长类动物中的普遍性来看，我们的祖先曾经遵循过同样的野蛮方式，而且考虑到智人祖先的粗大面孔，他们很可能继续一对一地进行肉搏，至少到更新世中期之前一直是这样的。人类的竞争性仍然具有灵长类动物系统中通过个人战斗来获得地位的要素。睾丸雄激素浓度高的男性除非受到挑战，否则不会特别具有攻击性，但当他们遇到挑战时，会比睾丸雄激素浓度低的男性更有可能做出反应性攻击。总而言之，灵长类动物雄性首领是反应性攻击倾向高的个体。处决雄性首领其实是选择了对抗反应性攻击。

尽管死刑一直很普遍，但认为其频繁程度足以对攻击性产生进化影响的想法起初似乎十分令人惊讶。但考虑到时间跨度，以及这段时期内的代际数，自我驯化的进化速度似乎比较缓慢。正如我们所见，自我驯化的过程可能至少在30万年前就已经开始了。30万年大约相当于1.2万代，驯化综合征显然在后期被加强了。这个代际数比任何哺乳动物被驯化的代际数都要多得多，例如，狗从狼进化而来的时间大约是1.5万年。狼的平均世代长度在4～5年，这表明狗与狼分离还不到4000代。更快的是从野生水鼬进化到家养水鼬，只用了80年；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有意地选择每一代的温顺个体，大大加快了驯化的速度。因此，人类可能是在比较温和的社会压力下缓慢进行自我驯化的，偶尔淘汰那些表现出特别高反应性攻击倾向的个体只是影响人类进化的众多因素之一。问题是对反应性攻击倾向高的群体成员的杀害率是否足以成为重要的进化力量？

群体内部杀戮的死亡率可能很高。小规模平等主义社会中所记录的最大概率不是在狩猎采集者中，而是在布鲁斯·科诺夫特研究的格布斯园艺种植者中。格布斯人群体内部的杀戮是为了解决冲突和维持社会凝聚力。据说受害者通常是充满“致命怒火”的人。

科诺夫特收集了1940—1982年这40多年间394起死亡事件的数据。他发现，1/4的男性（24.4%）和约1/6的女性（15.4%）被杀是由于被控使用巫术。年轻（未婚）男性和已婚男性的死刑率没有区别。[这些数字根据原文中的表4和表5计算而来。表4显示，在230名成年男性死亡事件中，有81人（即35.2%）死于凶杀；在164名成年女性死亡事件中，有48人（29.3%）死于凶杀。表5显示，在101名成年谋杀受害者中，有70人（即69.3%）是巫师，而在55名女性谋杀受害者中，有29人（即52.7%）是巫师。因此，巫师被杀的概率为69.3%的成年男性中的35.2%（即24.4%），以及52.7%的成年女性中的29.3%（即15.4%）。其他杀人案被列为“直接与巫术有关”“巫术突袭”“战斗”“与精神错乱有关”以及“其他/原因不明”。]

如此高的死刑率显然会迅速产生选择效应，但我并不是说格布斯人的杀戮率可以代表人类进化的情况。我们甚至不能假设人类是典型的格布斯人。自1982年以来，他们已经发生了变化，跳起了迪斯科，并开始信仰基督教。在科诺夫特分析的那些年里，死刑率高可能部分由于他们未能恰当地组织婚姻，这是来自其他格布斯氏族的人口压力作用的结果。他们异常高的杀戮率可能是在特定的文化、时间和地点下出现的特有现象。

不过，这让我们认识到，群体内部的杀戮可能频繁到足以成为非常重要的选择力量。大约在同一时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雷·凯利正在记录艾托罗人的巫术杀戮，受害者通常是以“典型的自私和对他人缺乏同情心”而闻名的人。凯利发现，在55起成年人死亡事件中，9%被执行了死刑。谣言、恐惧、竞争和无知可以组合成惊人的致命混合物。

然而，反应性攻击者成为死刑受害者的概率只是猜测，死刑施行的时间跨度同样是未知数。即使最古老的直接线索也是试探性的，而且在进化上也是很新的。大约在8500年前，狩猎采集者在西班牙东部岩石上的画，有的被解读为处决场景。在其中一幅画中，10个人排成一排，拉开他们的弓，似乎在看着躺在地上被5支箭射中的人。其他画展示了被箭射中的尸体。但这样的绘画是否意味着真的存在死刑，尚未可知。尽管就死刑对人类产生驯化综合征的重要性而言存在这些不确定性，但相关证据似乎确实有足够的说服力，可以证明死刑可能始于某时的想法。在人类身上发现的所有特征，如语言或狩猎采集，通常被认为至少出现在6万～10万年前，这时智人携带着这些“摇篮特征”，从非洲迁移到世界其他地区。人们认为死刑是这种“摇篮特征”中的一种。用奥特伯恩的话说，这一人类原始特征已经“成为所有人类思维的基础”。

考虑到语言的演变，我们可以猜测出死刑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实行。正如我将在第11章中所讨论的那样，黑猩猩有时会杀死自己族群的成年黑猩猩，但没有证据表明它们可以有计划地这样做。语言对于有计划地杀害特定个体似乎十分必要。批评、嘲笑攻击者取决于流言蜚语的阴谋力量。当这些较温和的社会控制方法不起作用时，人们开始提出杀死罪犯的构想。为此，语言能力至关重要，并且需要大量技巧。用博姆的话说，“战术问题显而易见：谁先开口说话谁就可能有生命危险。这种危险可能涉及人身攻击，在有巫师的部落中可能也包含巫术”。我们可以看到，这也许就是科诺夫特所描述的格布斯人会如此谨慎地处理彼此之间的猜疑的原因。

流言蜚语允许个体谨慎地测试他们的感觉、产生共同计划，解决了协调性问题。杀死尤利乌斯·恺撒的20多名长老在秘密小团体内讨论了数周，以获得彼此的信任。在个体充分试探彼此的意见后，达成了共识，如果闹事者没有做出恰当的反应，就可以通过协同决策将其杀死。即便如此，这对发起人来说也很危险。恺撒的第一个袭击者卡斯卡，在其同谋都参与行动之前，只能喊自己的兄弟来帮助他。

虽然我们不能确定语言在6万年前形成的速度有多快、时间有多长，但我们可以设定一些范围。一种观点认为，语言在6万～10万年前发展到了现代的复杂水平，或者换句话说，不早于可以说明其成为当今人类的普遍能力的时间。更激进的思想家则认为现代语言的实际起源更早。与尼安德特人的比较是有用的“试金石”。回想尼安德特人在4万～20万年前居住在欧洲和西亚的记录，遗传学数据表明，尼安德特人在27.5万～76.5万年前与我们的世系分化开来，在尼安德特人的头骨和骨骼上，没有发现智人那种自我驯化的迹象。由于尼安德特人未达到与智人相同的文化复杂程度，特别是由于其符号文化更为有限，大多数专家认为其语言能力不及我们。也有一些不确定的生物学迹象支持这一说法。例如，智人中涉及语言功能（以及记忆和社会行为）的大脑颞叶比尼安德特人的更大。头骨和骨骼、文化复杂性和大脑的证据都表明尼安德特人没有我们所知的语言。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27.5万～76.5万年前智人和尼安德特人世系分裂之前，我们中更新世祖先的语言明显没有今天这么复杂。这一切意味着，在76.5万年前之后，尽管我们无法直接评估其发展的速度，但语言在我们的直接祖先身上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大。

因此，最可能的情况是，与所有其他人类相比，智人世系的语言能力有了大幅提升。随着这种能力的提升，群体中的个体得以形成联盟，排斥或驱逐群体中已成为专横攻击者的成员。这些联盟使得人类的选择不利于攻击性过强的人。其结果是人类向有着更美观的头颅、更幼稚的形态、更宽容的物种方向持续变化，或者说是自我驯化。

简言之，能够私下抱怨我们对其他人有多反感，并提出对其采取激烈的行动，肯定是人类遗产的一部分，至少几千代以来都是如此。如果良好的语言在50万年前就开始发展，其日益增长的社会意义将有助于解释我们的祖先如何开始控制男性首领，从而培育出新的人类。在这种自我驯化的模式中，语言作为智人的关键特征，使得许多社会控制工具成为可能，从流言到杀戮。

但是，语言并不是唯一被提议作为解开驯化综合征谜底的关键特征。许多学者把注意力集中在武器的使用上，以此来解释从灵长类动物的雄性首领系统向人类的平等主义和合作系统的转变。武器在由雄性首领组织和发起的行动中十分实用，因为投掷石头或长矛可以使主动进攻更势不可当、更容易安全实施。然而，在我看来，与语言的发展相比，有些观点似乎削弱了武器的重要性。

死刑不需要使用武器。狼、狮子和黑猩猩等动物通过合作而不是武器进行杀戮。人类也可以不用武器杀人。奥特伯恩在对世界范围内小规模人类社会的调查中，确实发现投石、用矛刺和射击是经常使用的死刑手段，但也记录了诸如绞刑、焚烧、溺杀、殴打等其他一些手段。另外，也有将受害者交给邻近敌对群体的复仇者来处理问题的情况，就像发生在澳大利亚的那种情况。

武器也可能增加杀手的危险性，据说某次发生在雅诺马马狩猎耕种者中的死刑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人多次被某个同胞的自大和欺凌所困扰，但他们从未鼓起勇气阻止他。有一天，他们这群人鼓励这个恶霸爬到树枝高处采蜜。恶霸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放下了武器准备爬树。这群人发现，现在安全了，于是他们收起了恶霸的武器，只需等他下来就能轻松地杀死他。这段情节让人想起了一些有组织的犯罪可能发生的方式：计划了数周，直到受害者坐在副驾驶座位上，杀手在他身后准备动手。确保受害者在被攻击时处于无助状态的重要性，夸大了攻击者彼此分享其意图的重要性——通过语言制订计划[Steven LeBlanc，个人通信。20世纪90年代，LeBlanc在美国加州为一个传教士团体筹款时，从一个雅诺马马人那里听说了这个故事。]。语言，无论是手势还是口语，都使意图的分享变得十分复杂，能够让那些害怕、沮丧和愤慨的人设计周密的计划来反对暴君。

留给十分高效的杀人武器发展的时间，也不足以解释自我驯化的出现。假设智人确实出现在30万年前，而且这代表了平衡机制开始转向平等主义的时间，平等主义使我们作为物种是独一无二的。即便是这个较早的时期，也是在智人物种能很好地使用武器来打猎或将狮子从猎物身边赶走很久以后，这很有可能要追溯到200万年前。说明语言起到关键作用的另一论据来自跨物种的比较。我们没有证据表明黑猩猩或任何其他非人类动物可以预先决定杀死自己社群成员的方式、时间和地点。没有语言，这项任务似乎不可能完成。因此，我推断，推动新的政治制度起源的重要人类新事物是策划。共同策划的能力，而非制造武器的能力，无疑决定了典型男性首领和服从者新联盟之间的势力均衡何时发生变化。

共同策划的能力是心理学家迈克尔·托马塞洛所说的“意图共享”的实例，即“参与者彼此分享心理状态的协作互动”。人类擅长意图共享，这会在儿童1周岁左右出现，然而几乎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黑猩猩会这样做。托马塞洛认为，人类独有的意图共享的发展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可以做许多只有人类才能做的特殊事情，从使用数学、建造摩天大楼到演奏交响乐、组建政府。然而，如果不利于证明反应性攻击的选择引起驯化综合征这一假说是正确的，那么这些人类能力中没有一项如同让共谋者充分信任彼此、合作杀死恶霸那样特殊。如我将在第10章和第11章所说的，这种能力既可以驯化我们，又使多种人类合作成为可能。

意图共享和语言都是这个故事的关键部分。认知能力方面的这些重要进展是如何开始的还只停留在猜测阶段。我们甚至不知道这是不是偶然产生的。理论上讲，语言和意图共享可能就像已经讨论过的其他认知特征那样，是任意进化的。例如，人类、类人猿、宽吻海豚、亚洲象和喜鹊这一鸟类所共享的，在镜中识别自身影像的能力。野外唯一的镜子只是偶尔出现的静水潭，所以对镜中倒影的自我识别没有任何说得通的适应性解释。相反，自我识别能力恰好是由于心智提高而产生的，而心智提高得益于其他原因。语言最初的出现很可能也是如此。

即使语言起源的原因仍然很神秘，但其影响的重要程度表明，智人的起源是在语言能力向前迈了一大步的时候开始的。正如古人类学家伊恩·塔特索尔所说，语言的算法基础似乎相当简单，这表明其的诞生“差不多是瞬间完成的”。由于语言与象征性思维被联系在了一起，且对人类政治和社会行为十分重要的社会后果负有责任，语言很可能通过产生可见的效果来宣布其达到了复杂水平。在我们更新世祖先整整200万年的历史中，30万年前开始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神经和骨骼解剖学变化最为引人注目。[Tattersall 2016,p.164。这一资料为大量关于语言演变的文献提供了有用的简要介绍。另见Klein 2017，他认为语言发展速度极为缓慢，约在5万年前有了关键性提高；Corballis 2017将语言与其他更新世时期发展起来的心理能力联系起来；Buckner和Krienen 2013展示了更大的大脑如何产生语言能力等新兴属性；Hauser和Watumull 2017提出了让语言进化成为可能的人类的具体认知能力。]

因此，越来越熟练的语言能力的发展为人类驯化的最终解释提供了最佳依据。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所看到的，其结果远远不止反应性攻击倾向的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