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达尔文提出人类是猿类后裔的观点后，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发表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关于人格分裂的故事。《化身博士》展示了做好人的诱惑与做坏人的诱惑之间的心理冲突。这个故事表明，人类倾向于表现良好是出于人性，而倾向于表现不好则是由于内心的“猿”。然而，还缺少一个关键特征。攻击性在海德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但在杰科身上却受到压制，杰科的攻击性几乎都是被动的，很少看到主动攻击。

小说中的杰科是伦敦的一名医生，他优势众多，是富有的皇家学会会员，英俊、勤奋、有抱负、受人尊敬，而且是有道德的思想者。他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的人”。

他的另一个自我，海德先生，“脸色苍白，身材矮小，是怯懦与大胆的凶残混合体”。海德很容易发脾气，他随意殴打儿童，还在愤怒中杀了一个老人。海德“就不是个人！要说的话，就是个土栖动物”。他的手毛茸茸的，跳起来“像只猴子”，攻击时“就像猿一样愤怒”。

“这场辩论的条件，”用杰科的话说，“和人类一样古老而平凡。”这个故事描绘了人都会与自己的黑暗面做斗争，而这个故事的道理鼓舞人心。最后，杰科打败了海德，善良获胜。道理似乎是，只要我们足够努力，就能达到人性的理想标准。难怪这部小说引起了广泛共鸣，出版后6个月就售出了4万册。维多利亚女王和时任首相都读过这本书，它还为奥斯卡·王尔德和阿瑟·柯南·道尔的心理剧提供了灵感。人们认为这本书是“深刻的寓言”和“对人性深处的奇妙探索”。

善与恶的争论可能是“老生常谈”，但史蒂文森的故事为公众开辟了新天地。在这本书出版的14年前，即1872年，达尔文出版了《人与动物的情感表达》。而此时，史蒂文森正在接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挑战。《化身博士》暗示，人类良好行为的倾向是从过去更邪恶的非人类演变而来的。

当然，史蒂文森是对的。在当代，我们可以同意他的论点，承认几种方式，其中包括人类特有的善根植于生物学。人类的大脑允许我们对皮质下的情感刺激进行皮质控制。自我驯化解释了我们没有猿那么容易被激怒的原因。如果没有人类自我驯化的进化史，诱惑会更强，相应地，人们也更难抵制。此外，道德感官的进化增加了新的感觉来指导人类文明。如果人类只是比自我驯化的猿类更聪明，那么人类会变得更害怕冒犯他人，更愿意顺从，也更渴望帮助。

这些过程所产生的结果充斥着我们的生活，从篝火旁的轻声交谈到应对自然灾害时的全球主动帮助。人类的优点战胜了过去的野性，这种观点是合理的。我们已经进化成了非常善良、善于合作的物种，自私的冲动没有过去那么顽固。我们拥有比黑猩猩或中更新世人更好的抵抗诱惑的能力。我们已经拥有了很多美德。

然而，如果说史蒂文森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善恶进化的寓言，那么存在一个问题：这个故事不完整。在降低反应性攻击倾向的同时，主动性攻击应该成为主角。《化身博士》中遗漏了主动性攻击行为，这可能有些让人失望，因为它限制了小说对人性的陈述，但又不像人类社会进化情景中所遗漏的那样令人遗憾。然而，一个类似的失败是，进化人类学家很少关注主动性攻击。我们已经看到两个例子，都说明死刑在驯化人类、赋予人类道德感方面的重要性。处决只是人类采取主动暴力的诸多做法之一，这些做法渗透到人类社会，让人类的社会生活与其他动物的社会生活有着本质区别。

我已经解释了主动性攻击行为似乎应对美德负责。在本章和下一章中，我考虑了其对比性后果，主动性攻击应该对让人类成为特别暴力、专制的物种负责。主动性攻击为我们提供了一把解决人性悖论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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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式主动性攻击是一种特别重要的行为，也是本章中的一个常用语。这个短语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影响已大大超出了它的直观含义，因为它是一个更长、更笨拙的短语的缩写。

“联盟”表明在协作的暴力行为中有几股单独势力。“主动”也是根据其标准定义使用的，指的是一种“有计划、有意识的，而不是自发的，或与激动状态有关的”行为，并且“用于追求实现一个目标”。因此，在这个层面上，这一短语很容易理解：一群人联合起来发动蓄意的攻击。

我提到的进一步含义又增加了另一层意思。有计划、有预谋的攻击行为只有在它有合理的机会取得成功时才有意义：没有人会计划失败。因此，通常情况下，联盟式的主动性攻击行为会带有这样的暗示：攻击者之所以主动出击，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能够获胜。因此，“联盟式主动性攻击”这一短语所包含的隐藏信息是，存在着有利于攻击者的巨大的权力不平衡。除非攻击者知道自己拥有绝对的权力，否则他们不会计划发起突袭。

因此，更准确、更详细的短语应该是这样的：“联盟式的主动性攻击，权力严重失衡，对攻击者十分有利，他们确信自己会赢。”考虑到这样表述如此烦琐，我把它简称为“联盟式主动性攻击”。

战争暴力通常是以联盟式主动性攻击为主的。经典风格就是，一方突袭另一方，之后另一方也会同样出其不意地进行报复。单方互相侵略的事件继续发生。我会在下一章讨论战争的演变。

在政治系统内部，有效维护公民社会也取决于联盟式主动性攻击。国家用它来打击罪犯、恐怖分子、帮派或有权力的竞争对手。国家权力是社会的“基石”，没有它，国家很快就会陷入混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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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性攻击在人类、黑猩猩、狼和部分物种的生活中具有极大的影响，但在许多物种中，很少发生或根本没有发生过主动性攻击。这让它与反应性攻击表现出明显的不同。

想象一下，你正在乌干达基巴莱国家公园的热带森林中散步，没有什么比停下脚步，闭上眼睛简单聆听更快乐的事了。几乎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你都能听到莺和昆虫的颤音，布谷鸟不停地鸣叫，时不时还有犀鸟的叫声、疣猴的嘀咕声，甚至偶尔还有黑猩猩的吼叫声。入夜后，青蛙、蝙蝠和夜莺的叫声成了蝉、丛猴和猫头鹰的背景音乐。宁静似乎占了上风。“寂静柔和，夜色明媚，都是甜蜜和谐的点缀。”

天真无邪的人啊。只有在我们的耳朵听不太清楚的时候，树林里的咿呀之声才会带来慰藉。抚慰的声音大多是由男性发出的，绝大多数讲述着典型的男性行为：炫耀、捍卫领土、威胁邻居、召唤盟友、吸引雌性。他们讲述着武器和侵略计划的准备情况。人类听众可能会感觉很轻松，但呼叫者却并不轻松。睾丸雄激素分泌旺盛，男性大声叫喊、咄咄逼人。甜美和谐证明了反应性攻击的普遍性。

然而，在这些旋律优美的物种中，几乎没有一个表现出主动性攻击倾向。

相对而言，主动性攻击如此罕见，除人类外似乎一度没有动物具有这种攻击性。1966年，康拉德·劳伦兹在英文著作《论侵略》（On Aggression）中称，进化阻止了动物们的蓄意自相残杀。他指出，在战斗中被打败的狼会翻身，将自己脆弱的脖子暴露给胜利者。胜利者就会停止发动进一步攻击。劳伦兹认为，狼为暴力进化提供了一般教训。关于暴力进化的一般教训，他认为，自然选择让物种抑制杀害同一物种的成员。劳伦兹认为，人类之所以能够以相对容易的方式杀人，是因为武器让我们能够在远处杀人，所以武装起来的人类不会受到屈服的抑制信号的影响。劳伦兹的说法表明，人类蓄意杀戮是技术进步的不幸后果[洛伦兹1966.（《论侵略》的原版于1963年以德文出版。）看到我们应该杀的人的脸，会抑制自身的侵略性，这一观点得到了部分支持（Sapolsky 2017，p.644）。然而，许多面对面的激烈残酷行为的例子表明，这种抑制很容易被克服。狩猎采集者的各种例子由Burch 2005（针对北极的伊努皮克人）和Zegwaard 1959（针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阿斯玛特人）给出。]。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毫无疑问，通过邮件寄出有毒的巧克力比亲手交给受害者更容易，扔炸弹比面对面射杀一个恳求放过的人更容易。

但后来人们开始密切关注野生哺乳动物。人们发现，与劳伦兹的想法相反，主动杀害同一物种成员的行为并不局限于人类。

在非人类哺乳动物中观察到的一种主动性攻击行为是杀婴，即成年动物故意杀死婴儿。雄性和雌性成年动物都会出现杀婴行为，但对两者会产生不同的生殖影响。劳伦兹的《论侵略》出版后不久，人们首次记录到灵长类动物中野生印度灰叶猴的杀婴行为。在野外很容易看见灰叶猴，因为它们的栖息地相对开放，群居，且很多时候都在地面。群体中有许多雌性，通常超过10只，但只有一只繁殖雄性。繁殖雄性并不固定，一只雄性打败了前一只雄性就能获得地位。雄猴与新的挑战者搏斗，保持其繁殖雄性的地位，直到最后被打败而离开群体。1969年7月，灵长类动物学家莫农特在焦特布尔的一个近沙漠环境中研究一个群体。已经成为新首领的成年雄性移民正独自坐在离雌性动物约10米远的地方。一只雌性动物走近它，给它梳妆打扮，但这只雄性动物没有理会它，而是注意着其他地方：

大约上午9点50分，雄性动物突然跳过来，出现在雌性动物的中间。它从蒂（幼崽的母亲）的腿上抓起幼崽，紧紧抱在自己右臂内，用嘴叼住幼崽的左侧，快速跑开了。蒂和另外两只雌性动物冲向奔跑中的雄性。蒂两次阻挡了它的去路，但没能夺回自己的幼崽；另外两只母兽也没能夺回。在这期间，幼崽一直在尖叫……大约跑了七八十米后，这只雄性动物停了一下，接着用自己的犬齿迅速咬向幼崽的身体左侧（咬出了一个6厘米长的伤口，幼崽的部分肠从伤口处露了出来），雄性动物又把幼崽扔在地上，坐在流血的幼崽附近。当蒂走近时，雄性动物大声吠叫，甩着头，龇着牙，盯着它。这一切不到三分钟就结束了。

这不是什么悲惨的事故，而是一场猎杀。

类似莫农特这样的观察越来越多，并引发了一场关于为什么会发生杀婴事件的讨论。这涉及一些关键问题。部分评论家确信，人类的暴力并非适应性的，因此也不愿意把任何特殊性暴力看作自然事件，即使是发生在猴子身上。这种思路表明，杀婴可能是少数不安个体的非适应性病态行为。另一些人则认为，如果杀婴确实是适应性的，那么好处一定归于整个群体，而非归于凶手。例如，杀死幼崽的雄性动物可能是为了群体利益，让群体数量减少，以便每只动物都有足够的食物。这种想法有一定的政治吸引力。对于20世纪70年代初那些希望有生物学理由的社会正义战士来说，这意味着人类行为可能是为了更大的群体利益而进化出来的。

主要的替代解释是，杀婴是一种自私行为，增加了雄性杀手成为另一幼崽父亲的机会。前一个雄性的幼崽死亡了，幼崽母亲会比幼崽活着时更早发情；杀害幼崽的雄性可能是雌性下一个后代的父亲。这个概念是1977年由莎拉·赫迪为灰叶猴提出的，名为“杀婴的性选择理论”，并在此后得到了大量支持。尽管如此，许多人还是觉得难以接受：人类判断为道德上令人憎恶的行为可能具有某种进化适应价值。

即使在学术期刊的抽象世界中，讨论的气氛有时也会恶化[Sommer 2000讨论了杀婴辩论。Bartlett et al.1993发起了对灵长类动物性选择假说的最后一次重大打击。Pusey和Packer 1994对其他物种的研究数据受到了Dagg 2000的质疑。]。20世纪90年代，灵长类动物学家苏珊·佩里和约瑟夫·曼森因为想解释发生在哥斯达黎加卷尾猴中的三起明显的雄性杀婴事件，而遭到了鄙视。“所有五位裁判员，”他们报告说，“用辱骂性和蔑视性的语言，敦促期刊编辑拒绝我们的稿件。”[Perry and Manson 2008，p.198.这本书是由苏珊·佩里自1990年起主导的对卷尾猴进行的研究，是灵长类动物学的经典之作。该书以高级观察和理论为基础，有助于彻底改变我们对这一物种的理解，该物种是新世界灵长类动物中大脑最发达的。该物种有迷人的文化怪癖，如有群体特有的问候方式和表示友好的方式，以及复杂的政治系统，但也有许多针对婴儿和成年个体的暴力行为。最早的关于它们杀婴的数据是由Manson等人于2004年发表的。]一位评论员将广泛赞赏杀婴的性选择理论比作二战前人们对优生学的热情，但是佩里和曼森的数据没有任何问题。年轻的科学家发表了他们的研究结果，类似的数据在不断积累，他们的研究也逐渐成为经典。

争论很激烈，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在美国，否认杀婴的观点成为伦理学家的眼中钉肉中刺。有时，那些支持适应性杀婴假说的人被指有右翼政治倾向。偏见指责大多数都不真实，但随着观察到的证据越来越多，泥沙俱下很快就变得不重要了。杀婴导致幼崽死亡的比例差异极大，在山地大猩猩种群中为37%，在查克马狒狒中为44%，在青长尾猴中为47%，而在红吼猴中则高达71%[Palombit 2012回顾了灵长类动物的数据。对35个物种中65个种群的杀婴行为进行观察，据此他再次表明，性选择理论在大多数物种中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但在某些情况下还需要其他解释。杀婴频率数据来自Watts 1989；Henzi et al.2003；Butynski 1982；Crockett 和Sekulic 1984。]。2014年，行为生态学家迪特尔·卢卡斯和伊莉斯·赫查德调查了他们在野外研究的260种哺乳动物，并报告称，几乎在一半的哺乳动物中发现了杀婴行为。卢卡斯和赫查德观察到，杀婴行为最常发生在雄性动物能从杀戮中获益的物种中。这通常是一种自私的生殖策略，雄性用来让雌性尽快进入繁殖状态。关于灵长类动物，在89个野生物种中，卢卡斯和赫查德发现有60个物种（67%）存在杀婴行为，包括黑猩猩和大猩猩。[Lukas and Huchard 2014.Lukas和Huchard发现，杀婴行为主要发生在社会性哺乳动物中，这些动物的繁殖被少数雄性垄断。“很大程度上，杀婴的进化由雄性竞争强度的变化决定……并密切反映了雄性内部和雌雄之间冲突强度的变化”（第843页）。他们在260种哺乳动物中的119种中（45.7%）发现了杀婴现象。]

在少数灵长类物种中（如黑猩猩），发生杀婴行为主要是出于性选择以外的原因。雄性黑猩猩如果遇到邻近群体的母亲，往往会攻击它们，并可能严重伤害或杀死它们的幼崽。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不太可能再次相遇，所以凶手成为母猩猩下一个幼崽父亲的机会不大。因此，传统的性选择理论并不适用。也许，杀手们通过恐吓雌性动物，让其离开该地区，可以为杀手群体留下更多食物，从而获益；或者杀手可能希望通过杀死雄性婴儿而获益，否则这些幼崽会在邻近群体长大，成为它们未来的对手。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来检验这种想法。

雌性灵长类动物也可能杀死婴儿。在狨猴和绢毛猴群体中最多有4只雌性。通常情况下，只有领头的雌性才能繁殖。如果低级别的雌性动物生育，其后代很可能被首领雌性动物杀死。这种杀戮对首领雌性来说是适应性的，因为额外的幼崽会争夺成年动物的照顾，从而危及它自己孩子的生存。

关于性选择假说方面的杀婴数据很丰富，这些数据足以说明这种行为是彻底的战略性行为。在最著名的物种中，如灰叶猴和狮子，观察者已经清楚地确定，雄性只攻击不可能是它们后代的幼崽；受害者足够年轻，死亡会增加其母亲在性和生殖方面的时间；杀手只在成功率很高时才会发动攻击，然后与雌性交配。任何可能是受害幼崽父亲的雄性都会试图保护自己的幼崽。因此，诸如群体中可能的父亲数量以及母亲保护孩子的能力如何等变量，都会影响到杀婴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这些因素不仅在不同物种之间有所不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物种内的不同种群之间也存在差异。杀婴率也相应地因种群的不同而变化。[Palombit 2012；Borries et al.1999。杀婴并不是主动性攻击的唯一背景。我在第2章就指出了，在实验室品系的小鼠和大鼠中，雄性可能会主动攻击同种动物。在一个品系（CD-1）中，19%的主导的雄性小鼠对能够攻击的下属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其攻击性行为被认定为“成瘾性的”，这向作者表明，这种攻击方式有进化起源（Golden et al.2017）。然而，野生小鼠似乎还没有被用于研究过主动性攻击行为。]

简言之，在众多灵长类动物中，出于各种原因，成年动物会利用自己的权力，故意杀死群体内的幼崽。大多数杀手都是成年雄性，但像在绢毛猴和狨猴中，或像在帕森和波姆等黑猩猩中，杀手有时也是成年雌性。自然选择倾向于故意以不同的方式攻击凶手自己种群的成员。杀婴行为强迫科学家面对一个事实：即使行为具有高度可塑性和环境依赖性，动物也会故意因为一己私利而进化。用进化生物学家乔治·威廉姆斯的话说，大自然也可能是个邪恶的老巫婆。[Boomsma 2016引用George Williams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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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半个世纪，适应性主动杀婴的发现首次表明，自然选择可以让哺乳动物故意杀死自己物种的成员，但这并未直指最令人不安的人类的做法。杀死无助婴儿的做法比成年人相互杀戮要简单得多，而且大多数动物做出的性选择杀婴行为在人类身上并不明显。因此，尽管杀婴的故事表明，有预谋的攻击行为可能受到自然选择的青睐，但几乎未能缩小动物行为和人类杀人行为之间的差距。[令人惊讶的是，Daly和Wilson1988表明，美国和加拿大的男性杀婴模式符合性选择假说的几个预测。大多数情况下，受害者的父亲是与凶手不同的男性，而其母亲与凶手有性关系，而且婴儿很小（通常不到两岁），婴儿的死亡有望让其母亲更早怀孕。然而，这种行为几乎不具有适应性，因为凶手通常会被逮捕和监禁。]

第二项重大发现让人们认识到，动物适应良好的进化心理可能包括杀害成年动物的倾向。黑猩猩就是早期哺乳动物的例子，它们有时会对相邻群体的成年猩猩发动致命攻击。

我碰巧看到了黑猩猩故意杀死对方的第一个暗示。事情发生在1973年8月13日。亚西尼·塞莱马尼是一位研究助理，在坦桑尼亚贡贝国家公园为珍·古道尔工作。深夜时分，他正跟踪三只成年雄性黑猩猩穿过茂密的灌木丛，它们分别是戈迪、斯尼弗和查理。三只猩猩正朝着一片枝繁叶茂的树林走去，它们将把那里当作自己过夜的窝，但在途中，它们奇怪地迂回了一下，转变了目的地。原来它们遇到了一只老年雌性黑猩猩的尸体。尸体还很新鲜，大概只死了一两天。雄性黑猩猩简略地检查了它的尸体，然后又回到了路上。[雌性死者未确定身份，但可能是卡哈马社区的成员，Wilson et al.2014。]

第二天，我和塞莱马尼一起跟踪这三只雄性黑猩猩。它们没再去看那只死去的雌性黑猩猩，天亮后不久，雄性黑猩猩在树上吃水果，塞莱马尼带我去看那只雌性黑猩猩。我们在干枯的藤蔓网下爬行了一段路之后，才到了扭曲的尸体边。它躺在陡峭的山坡上。灌木丛很厚，尸体不可能直接掉到它躺的地方。尸体左肩靠着一棵有弹性的树苗，姿势很不舒服，一定是它摔下去时把树苗压倒了。显然，它是在受到攻击时死亡的。它的左肢在最上面，死死地抓住灌木的茎，做着最后的挣扎，不让自己摔下山坡。手臂和身体直直地伸向下面，背上的刺伤似乎是黑猩猩的犬齿造成的。唯一合理的结论就是，它被一只或几只黑猩猩暴力袭击了。这一地区多年都没有豹子出没，并且它也没有被吃掉，因此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凶手包括戈迪、斯尼弗和查理，因为这些雄性黑猩猩知道它的尸体在哪里，并不太可能是前一天夜里偶然发现的。这一案件被“推断”为谋杀。

6个月后，谋杀倾向的线索得到了证实。这次的受害者是戈迪，是卡哈马族群的成员。1974年1月，它不幸单独被邻近的凯瑟克拉族群的6只成年雄性抓住。凯瑟克拉族群的一只青年雄性和一只无子女的雌性目击了此事，同一族群的雄性偷溜到戈迪身边，抓住它打了10分钟。它活着逃了出来，但情况很糟糕。再也没人见过它，它可能一两天内就死了。

接下来几年，类似的观察结果不断涌现。对于研究黑猩猩的学生来说，这些案例可以理解，且似乎很符合专门的群体间攻击行为。雄性黑猩猩会定期到其领地边界巡逻，通常列成纵队，静悄悄地，而且只会在有很多雄猩猩时才进行巡逻。比起强大的高级雄性，雌性和低级雄性更不可能去边界地区。在边界地区，巡逻队可能会爬上没有食物的树，花上20分钟向邻近族群的领地范围看。它们巡逻时会表现出恐惧的迹象，对意外的声音反应迅速。尽管如此，它们有时也会向邻近山脉推进1千米之远。它们悄无声息，朝着似乎发现落单陌生人的地方前进，但若它们听到了呼叫声，表明自己正在靠近大部队，它们就会冲回安全区域。

尽管这类行为让野生黑猩猩观察者有所准备，知道双方的互动充满敌意，但观察者在发现杀戮时仍然觉得很惊讶，因为除人类外，这种极端行为在其他灵长类动物中都是未知的。当然，这种行为仍具有适应性意义。每个受害者平均要面对8个攻击者，这足以解释为什么攻击者几乎没有受到伤害。几只雄性动物可以各自抓住受害者的手脚，让它很容易受到其他动物试图施加的伤害。受害者可能被当场杀死，也可能在几分钟的惩罚中被打伤、咬伤、撕裂，受很严重的伤，最终只能存活一会儿。

在我研究的族群，即乌干达基巴莱国家公园的坎亚瓦拉黑猩猩中，有一只陌生的雄性黑猩猩被8只雄性黑猩猩杀死，这揭示了权力极不平衡会产生的后果。深夜时分，坎亚瓦拉雄性黑猩猩在领地北部发现了这只陌生猩猩，不久后，它仰面躺在地上，四肢张开，身体正面有许多伤口，除了肘部周围，它的背侧没有受伤，攻击者似乎用牙齿咬住了其肘部皮肤，然后向后退，把皮肤撕裂了。它的胸腔也被撕裂了。一个睾丸躺在几米开外的地方，另一个则在它的背上。它正值壮年，体形巨大，强健有力，在为自己的生命而战斗时被杀死，而其他攻击者的身上并没有这么多伤痕。大卫·沃茨在基巴莱、比尔·瓦劳尔在坦桑尼亚贡贝国家公园拍摄的这种互动电视录像，如今已经能让观众亲眼看到，这些蓄意的杀戮有多么可怕、多么混乱，同时多么有效。[例如，《黑猩猩的黑暗面》，国家地理电视台出品，2004年，导演是Steven Gooder。]

不熟悉猿类的人类学家对这些情况毫不知情。同样，出于与杀婴行为相似的政治因素，这些实地数据再一次受到了强烈抵制。玛格丽特·鲍尔、罗伯特·苏斯曼和布莱恩·弗格森等作家认为，这些杀戮一定是受到了人类的干扰，例如，向黑猩猩提供额外的食物从而扰乱原始栖息地，这种做法曾在两项研究中发生过。理论上，伐木、狩猎及人类疾病的传入也可能让种群失去平衡，并致使新的奇怪的不适应行为出现。怀疑论者担心，如果证明黑猩猩的杀戮是一种自然行为，可能会对人们思考人类杀戮的方式产生连锁反应：将强化一种所谓的令人担忧的想法，即暴力与战争是进化行为。这种担忧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科学幼稚和政治偏见等的严厉指责会针对像我这样的报道黑猩猩的调查结果并认为这些代表适应性行为的人。怀疑论者的主要反对意见是，杀戮行为一定是人类扰乱群体间自然和平共存关系的非自然后果。

就像关于杀婴的辩论一样，这场辩论如今已经尘埃落定。联手杀害成年动物的现象并不常见，且这是黑猩猩的特征，与人类活动无关。2014年，灵长类动物学家迈克尔·威尔逊汇编了野外研究时间最长的关于18个黑猩猩族群的调研报告。结果毫不含糊地证明了，黑猩猩种群在杀戮发生频率方面的巨大差异。犯下杀戮罪行更多的是有更多成年雄性、数量更密集的族群。统计数据表明，生活在从塞内加尔到尼日利亚西部地区的黑猩猩亚种，证明比其他亚种的攻击性要小。然而黑猩猩作为一个整体，倾向于暴力的联盟式主动性攻击，而且其频率变化与人类的干扰因素没有关系。

相反，这种杀戮行为可以解释为一种生物适应，开始时它们往往并未受到挑衅，雄性动物走到边界地区，显然只是因为它们有时间和精力来做这件事。攻击者的成本很低，只要消灭了对手，就能给自己的族群带来好处。10年间，约翰·三谷和大卫·沃茨的团队记录了在基巴莱的努迦族群的雄性动物杀死或致命伤害了18个邻近族群成员的情况。随后，努迦族群将领地扩大到了大多数杀戮发生的地区。在贡贝，安妮·普西和同事已经证明，族群领地面积增大时，族群成员会得到更好的食物，繁殖得更快，生存得更好。杀死一些邻居，可以扩大领地，得到更多食物，生更多幼崽，同时也更安全，因为可能对你发起攻击的邻居更少了。

讽刺的是，狼也表现出了类似情况，也证明了联盟式主动性攻击的进化功能。劳伦兹提出狼在进化过程中会控制自己互相残杀，他大错特错了，因为事实证明，狼杀死其他成年狼的概率非常高。劳伦兹错就错在，他推测狼群内部的关系与狼群之间的关系相似。他观察到，通常在狼群内部，仪式化的顺从信号确实会抑制占主导地位的狼进行杀戮。但在狼群之间，情况就不一样了。

美国人对被重新引入蒙大拿州和怀俄明州黄石国家公园的狼群进行了仔细的研究。持续12年的调查显示，在公园内发现的155具狼的尸体样本中，估计有37%是被其他狼杀死的。据推测，狼群之间相互攻击是因为缺少领地，而非缺少食物。同样，在阿拉斯加的德纳利国家公园，研究人员主要用直升机监控野生狼群，在50只死亡的成年狼中，约有40%是被其他狼群的成年狼杀死的。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杀戮是由主动性攻击，而不是失控的反应性攻击造成的，但通过直接观察狼群之间的战斗，可以看出，它们有时是主动的。2009年4月，黄石公园卡顿伍德溪（Cottonwood Creek）的狼群的5名成员的行为就说明了这一点。这5只狼接近了另一个狼群的一只母狼，因为后者进入了自己的洞穴。当入侵者接近时，它们被这只母狼的配偶分散了注意力，它正在附近奔跑。闯入者追赶了母狼的配偶4次，每一次最远达300米，但每次都回到了母狼藏身的洞穴。最后一次，它们到达洞穴，向母狼发起了攻击，并杀死了它。它们还杀死了至少两只幼崽。母狼是被咬死的，头部、颈部、腹部和腹股沟都有咬伤；洞穴内的岩壁上还有血迹。袭击者在这一地区停留了5个小时，然后离开了。狼往往会从这种攻击中获益，以此来扩大自己的领地。

黑猩猩生活在大族群里，有多个繁殖者，在领地内分散睡觉，胡乱交配。狼生活在小族群中，睡在中心的洞穴里，而且是一夫一妻。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但两个物种杀戮的逻辑相同：找到毫无防备的受害者，大队人马可以进行保守的杀戮，杀戮者可以得到额外的领地。

这种杀戮行为很有效，但在动物界却很罕见，这似乎令人惊讶。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在大多数物种中，攻击自己物种成员的成本太高，因为自己也可能会受伤。只有少数物种碰巧生活在由个体组成的联盟团体中，这些团体可以定期找到另一群体中脆弱又落单的个体进行殴打，并且自己受伤的风险很小。到目前为止，哺乳动物的这些联盟只出现在社会性肉食动物和灵长类动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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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物种中，杀死其他群体的成年动物的联盟式主动性攻击很罕见，但在所有发生过的地方，这似乎都是一种自然的适应性行为，对凶手有利。这在狼、狮子、斑点鬣狗、黑猩猩、卷尾猴、各种蚂蚁和其他一些物种中都有发生。动物利用联盟式主动性攻击的方式与发生在人类身上的方式很相似，因此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问题。动物的群体间暴力和人类的群体间暴力是否可以用同样的原理来解释？流动的狩猎采集者成为证据的重要一环。他们表明，在突袭和伏击中，人类经常进行联盟式的主动性攻击，其风格与狼和黑猩猩的群体间暴力相似。

有些人认为狩猎采集者十分和平，联盟式的战斗几乎不可能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这种想法对于特定类型的狩猎采集者来说是正确的，也就是那些与农民或牧民（饲养牛、羊等流动动物的牧民）一起生活的人。经典的例子是坦桑尼亚的哈扎人和非洲南部的朱/霍安西人。他们与牧民生活在同一地区，也与牧民通婚，并且已经通婚了几百年。牧民在军事上优于狩猎采集者。虽然这两个民族之间有战争史，但近年来，两族人民都和平相处。如果这两族人员发生冲突（有时确实会发生），狩猎采集者会一如既往地惨败而归。近期的研究发现，这些地方很少发生群体战斗，原因似乎很明确：人们都很聪明，如果知道自己可能会输，那最好不要开战。[Lee 1979认为朱/霍安西人和非洲南部其他布须曼人群体代表了相对不受农耕文化影响的原始社会，而Schrire 1980和Wilmsen 1989则认为，与牧民互动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多种影响。Marlowe 2002回顾了这场辩论，并描述了哈扎人的情况。Lee 2014认为，狩猎采集者的暴力模式表明，人类是从和平背景进化而来的。他声称，狩猎采集者很少有东西可供争夺，因此他们可以轻易分散开来，避免冲突，考古学史前法医数据显示，几乎没有暴力的证据。他承认非洲南部的狩猎采集者群体“在殖民史上因战斗力而闻名”（p.219），但他认为这“主要是他们历史定位的一个假象”，因此理解狩猎采集者是否会有战争，与此无关。Chacon 和Mendoza,eds.,2007，或Gat 2015等的作品中记录了世界各地狩猎采集者的战争，其中的大量描述都很惨烈，与他的证据并不相符。]

为了评估在更新世期间，狩猎采集者在与他们的邻居更加势均力敌时，可能会怎么做，我们需要找到不同的狩猎采集者族群仍然并肩生活的现代案例，且附近没有农民或牧民。目前只有几个这样的地区：澳大利亚（包括塔斯马尼亚岛）、安达曼群岛、火地岛、阿拉斯加西部和北美五大湖区。每个地区都出现过同样的故事。相邻的群体之间往往和平相处，在民族语言社会尤其如此。然而，有时狩猎采集者也会相互争斗。他们在争斗时，通常以伏击、突袭和偷袭的形式发动暴力，主要技巧就是发动联盟式主动性攻击，目的是杀人。

在17世纪，澳大利亚人与欧洲人建立了联系，他们的传统生活遭到了破坏，在此之前，澳大利亚的所有人都是狩猎采集者。1940年的一项评估表明，澳大利亚有近600个不同的语言群体或社会。[Tindale 1940估计，在与欧洲人接触之前，澳大利亚有574个“部落”（民族语言群体）；Birdsell 1953认为，那里有25.1万～30万居民，平均每个“部落”有437～523人。]从北部和东南部郁郁葱葱的地区到中部严酷的沙漠，整个大陆每一个气候区都会发生群体间的冲突。人们偶尔可以直接观察到群体冲突。

1910年，在一本关注社会关系的书中，人类学家惠勒总结了这种情况：“这种战争中，常见的程序就是在夜深人静时悄悄潜入敌人的营地，在黎明时分将其包围。随着一声呼喊，大屠杀就开始了。”夜袭似乎是普遍现象。赫伯特·巴泽多详细介绍了这种逻辑：“侵略者知道，要消灭敌人，最根本的方法就是让他们措手不及，并在报复行为出现前杀死他们。因此，最好是在清晨时分偷袭他们，或者埋伏在敌人肯定会出现的地方，伺机发动攻击。”

类似的结论也出现在各个有狩猎采集者生活的地区，附近没有农民或牧民。在塔斯马尼亚，“战斗通常采取埋伏或个人战斗的形式”，而且“战争的完美之处在于埋伏和惊喜”。印度的安达曼群岛孤零零地在孟加拉海上，“战斗的全部艺术在于能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杀死一两个然后撤退。他们不会冒险去攻击敌营，除非有把握能够出其不意地将他们全部拿下。要是遇上顽固抵抗，或失去一名成员，他们就会立即撤退。进攻方的目的是杀人。”在南美洲南端的火地岛，“攻击的第一个信号是敌方箭矢的嗖嗖声，第一个动作是跑去避险，直到可以确定攻击的强度和性质。”极北地区的因纽特人也喜欢搞突袭。“突袭有两种基本类型：伏击和夜袭。阿拉斯加西部所有地区都有关于这两种袭击的报道，突袭和战斗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多地杀死敌人。”生活在北美五大湖区的人也不例外。“他们的攻击都是运用计谋、突袭和伏击。”

攻击由男人进行，通常队伍很小，大约5～10人，但偶尔也有报告说有多达几百名战士聚集在一起的情况。

狩猎采集者的群体间冲突发生的频率及其背景和死亡率，往往是被激烈争论的问题。一个学派认为，在农业社会之前，战斗和“真正的战争”都极为罕见。支持者认为，自古以来，游牧的狩猎采集者群体间暴力的发生率就很低，他们在遇到农民后，才不得不开始自卫的。这些学者倾向于认为，在农业革命之前，没有必要战斗：如果群体之间出现争端，一个群体总是可以转移到其他地方。支持这种观点的动机有时带有明确的政治性。例如，人类学家道格拉斯·弗莱写道：“人类学对结束‘战祸’的一个重要且普遍的贡献，就在于证明战争并非人性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辩论的另一方则认为，我们可以发现，其他灵长类动物总是把自己的栖息地填满，这使得群体间发生冲突时基本没有选择的空间。当竞争群体找不到空地时，就会打起来。如果人类群体能够经常找到空旷且资源丰富的领地，或者人类能够维护和谐的邻里关系而不受侵犯，那么情况就会令人惊讶。因此，所谓在农业革命之前，狩猎采集者群体一般都能和平相处，并可以转移到未被占领且资源丰富的土地的说法并不可信。此外，许多学者指出，考古学有证据表明，农业革命以前经常发生战争，其形式包括设防的定居点、盔甲，以及骨骼和头骨中表现出的巨大暴力创伤。最后，虽然狩猎采集者群体间已知的战斗死亡率差异极大，但很少是零。在12个狩猎采集者社会的标准样本中发现，群体间冲突死亡率的中位数为每年每10万人中有164人死亡，而20个小规模农业社会的群体间冲突死亡率的中位数为每年每10万人中有595人死亡。相比之下，自1960年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战斗死亡率一直低于每年10人，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则达到了每年略低于200人的最大值。2015年，世界各国国内的冲突死亡率平均为每年每10万人中有5.2人死亡。因此，狩猎采集者社会似乎经历了群体间战斗带来的巨大的死亡风险。[考古学证据表明，农业革命之前战争频发，LeBlanc 2003。狩猎采集者与农民的死亡率，Wrangham et al.2006。Knauft 1991提出，狩猎采集者群体间冲突的死亡率低于农民，这一观点得到了普遍支持。世界范围内的冲突死亡率，https://ourworldindata.org/war-and-peace。世界范围内各国的冲突，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VC.IHR.PSRC.P5。]

然而，关于战争频率的辩论与群体间的互动是否导致杀戮是不同的问题。2015年，政治学家阿扎尔·盖特在一篇综合评论中指出，辩论双方都认为发生了杀戮。这场辩论之所以令人困惑，部分原因是“战争”一词有时只被限制在特定类型的杀戮中。道格拉斯·弗莱写道，澳大利亚的狩猎采集者“不喜欢战争”，尽管他承认他们的杀戮发生率很高。杀戮发生在“争斗”中，而非弗莱所说的“战争”中[Fry 2006.弗莱一直大力支持移动狩猎采集者几乎没有战争这一观点（Fry 和Söderberg 2013）。Gat 2015对他的证据进行了严格审查。]。人类学家雷蒙德·凯利写了一本关于狩猎采集者的书《无战争社会与战争起源》（Warless Societies and the Origins of War）。尽管标题有些暗示，但作者关于“无战争”社会的重点是安达曼岛民，凯利明确承认存在很多群体间的杀戮。事实上，他在关于安达曼岛民的报告中称，“和平在外部战争中无法实现”（即不同民族语言社会之间的武装冲突，其中安达曼群岛占了11个民族语言社会）。“外部战争无休无止，”凯利继续说，“并构成了一种生存条件，确定了双方群体占领的领地边界。”比起前人，凯利更仔细地研究了原始资料。他报告说，群体相遇时，“只要狩猎队拥有出其不意的优势，就能发动攻击”。换句话说，凯利细致的工作清晰地表明，无论是否将安达曼岛民的民族语言社会之间的争斗称为“战争”，这些狩猎采集者都在利用联盟式主动性攻击的形式，以极似黑猩猩的方式相互残杀。

考古学家布莱恩·弗格森是“部落区”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该理论提出，在出现殖民国家之前，狩猎采集者一直是和平的。然而到了1997年，在关于过去的暴力和战争的著作稿件中，殖民化前的战争证据让弗格森写道：“如果有人认为暴力和战争是在出现西方殖民主义、国家或农业后才存在的，那么这卷书会证明他们错了。”[Ferguson 1997,p.321.Gat 2015指出，弗格森引用这句话之后，又说了一句话，似乎想要进行修正平衡：“同样，如果有人认为所有人类社会都受到暴力和战争的困扰，认为暴力与战争一直存在于人类进化史中，那么这卷书就证明他们错了。”盖特对弗格森的后续评论（p.113）是：“然而，第二个命题中的各种说法并没有被‘证明’。充其量，它们还未被证明，有待进一步调查。”我同意这一观点。]简言之，无论群体间的杀戮在流动的狩猎采集者中是否像在农民和牧民群体中那样频繁，但确实发生了，证据确凿，而且经常会有杀戮，几乎可以肯定主要是通过联盟式主动性攻击的方式进行杀戮。

世界其他地方的证据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美国西北海岸的夸扣特尔人或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阿斯马特人等复杂的狩猎采集者，都是利用船只进行掠夺性袭击，以获取头等战利品、摧毁村庄、捕获奴隶的。亚马孙河流域的孟杜鲁库族人或委内瑞拉的雅诺马马人[Chagnon 1997.查格农对雅诺马马人的研究经常被指认为带有偏见、不合法，或有其他错误。然而，其工作的准确性和真实性都经深入调查，得到了有力支持（Dreger 2011,Shermer 2014）。]等刀耕火种的农民会在自己的村庄里策划，然后步行数小时或数天，杀死一个或多个毫无戒心的受害者，然后逃跑，希望不必为自己的罪行进行辩护。从蒙古人到摩尔人，骑马的牧民会扫荡农田，随意强奸、杀人和掠夺。对抗性战斗肯定会在各个社会中发生，而且在那些有专门军队的社会中更为常见。然而，历史上突击队和军事指挥官的理想一直是以压倒性的力量进行突袭，打败、俘虏或杀死对手，而他们自己则毫发无伤，这正是联盟式主动性攻击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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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联盟式主动性攻击是如何在人类行为中变得如此普遍的。但有两个原因表明，这起源于群体间的攻击行为。

群体间的攻击是动物中最常见的联盟式主动性攻击行为。相比之下，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群体内部存在这种行为。[我偶尔见过黑猩猩之间的互动，一对雄性黑猩猩花时间让自己移动到某一位置，以便把对手逼到角落，并向对手安全冲锋。这种做法通常是在对手出现后才会发生。据我所知，没有观察者报告过黑猩猩联盟为对手设置陷阱，或去猎杀对手的情况。]

在黑猩猩群体中，有一些关于成年猩猩遭到谋杀的案例。迈克尔·威尔逊于2014年的汇编中记录了他观察到的5起群体内的成年猩猩被杀事件（另外还有13起事件被推断或怀疑是谋杀）。这些案件都是联合行动。其中有一起事件，从一开始就被明确记录为谋杀。然而，由于黑猩猩不会说话，因此它们不会像人类一样，在受害者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联盟式主动性攻击。[Boehm 2017认为，在黑猩猩群体内确实发生过联盟式主动性攻击，原因是偶尔对雄性的联盟式杀害可能是早有预谋的。但是，这一预谋并没有得到证实，而且受害者的地位各不相同，没有出现系统模式：受害者有年轻的，也有年老的，级别也有高有低。唯一看到被杀害的男性首领是皮姆，人们怀疑另一个男性首领Ntologi是因遭到联盟式主动性攻击而遇害的（Nishida 1996,2012）。]

灵长类动物学家斯特凡诺·卡布鲁、吉崎井上和尼古拉斯·牛顿-费雪详细描述了这次事件。

皮姆是坦桑尼亚马哈勒山国家公园M组中23岁的雄性首领。它做了一件让人惊讶又十分愚蠢的事，然后它的死期就到了：它突然咬了一只正在为自己梳理毛发的雄性的手，那是一只20岁的争夺其权力的对手，名叫普里默斯。这无缘无故的一咬，引发了一场一对一的战斗，这场战斗被记录在了视频中。至少有35秒，皮姆和普里默斯在森林中打滚，拳打脚踢，互相撕咬。最终，普里默斯挣脱了束缚，跑向大约30米以外的其他雄性动物队伍。它尖叫着，似乎在寻求支援，爬上树消失了。灵长类动物学家几乎有一个星期没有看到它。

随后，有4只雄性动物走近皮姆，另外两只也几乎立即加入了战斗。皮姆头上有个大伤口，手上也有个大伤口，已经在流血了。接下来的斗争很混乱。大多时候都是4只猩猩攻击皮姆，另外两只则通过威胁攻击者来保护皮姆，但这种尝试很有限。暴力冲突每次持续10～15秒，中间可能停顿超过1分钟。奇怪的是，最顽固的攻击者是一只年迈的前雄性首领——卡伦德，在此之前，它一直是皮姆最常见的伙伴，经常帮助它与其他雄性结盟。大约两个小时后，6只雄性全部撤退，爬上了至少10米开外的树。皮姆失去了行动能力，血流不止，不到半小时就死掉了。[Kaburu et al.2013.另见Wilson et al.2014；Boehm 2017。在野生成年雄性黑猩猩报告的其他致死的群体内攻击中，没有看到攻击的发起者（Pruetz et al.2017;Michael Wilson,personal communication;Nishida 1996;Watts 2004;Fawcett and Muhumuza 2000;Nicole Simmons,personal communication;Nishida et al.1995）。]

这几只雄猩猩没有参与皮姆和普里默斯之间的战斗，它们攻击皮姆时，普里默斯已经走了。因此，它们的攻击行为并不是直接支持普里默斯。但攻击也并不被动，因为它们没有参与最初的战斗，而是过了很长时间才参与进来。这次攻击无疑是联盟性质的行动，而且似乎确有预谋。卡布鲁和他的同事认为，最好的解释是，这是对社会主导地位的挑战，起因就是皮姆受伤，突然变得脆弱了。

因此，就局限性来讲，当个体有攻击机会，花时间决定是否加入斗争时，黑猩猩群体内发生的联盟式的攻击行为可以是主动的。然而，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攻击可能是有预谋的，即联盟故意寻找特定受害者进行攻击。这一局限存在的明显原因就是黑猩猩没有办法讨论以谁为目标进行杀戮。

当然，无论群体内促使联盟式主动性攻击发生的原因是什么，这种行为在群体间要普遍得多。

认为联盟式主动性攻击行为主要是在群体间互动的情况下发生的第二个原因是，比起群体内表达相同的行为，这对认知的要求更少。

群体内的激烈暴力需要艰难抉择，因为行动者必须决定是否加入联盟，来对付一个受害者，而它在不同时期可能会是有用的盟友。这就是像杀害皮姆这样的袭击事件让人惊讶的原因之一：在与邻近群体进行的战斗中，保持人数优势的好处似乎通常超过了消灭对手的好处。

此外，还有计划问题。如何选中目标？怎么知道谁会加入联盟？黑猩猩似乎没办法事先分享自己想攻击某个特定个体的意图。只是碰巧杀害皮姆的猩猩遇到了机会，即便如此，有4只猩猩反对它，也有两只并不反对。人类用语言解决了协调问题。谋划者信心满满，对某人的该死之处说长道短，然而直到联盟式主动性攻击发动的时候，仍然有很多因素无法确定。杀手们互相验证对方的承诺，以防有人变成叛徒。

简言之，要让群体内的杀戮成为成功的适应性策略，需要经过复杂的计算和细致的沟通。相比之下，群体间的互动程序就要简单多了——和朋友站在一起对抗敌人。

联盟式主动性攻击明显的进化路线是，首先它是对其他群体成员表达的，就像在黑猩猩、狼和其他哺乳动物中那样。在600万～800万年前，这可能就发生在我们的祖先当中，也就是人类与黑猩猩共享的最后一个祖先。但我们无法确定，这种行为可能出现得更早，或更近。后来，在智人属的更新世进化过程中，认知能力的提高，特别是足够的语言技能的发展，让群体可以更有选择地采用联盟式主动性攻击行为。在更早的进化时期，在联盟式的主动性攻击出现之前，攻击可能由个体单独发起，就像雄性灰叶猴那样。

因此，人类的联盟式主动性攻击可以被理解为对我们祖先情况最简单的表现。尽管这在人类这个物种中是独特的，但很可能源于群体间互动的初步认知背景。合理的设想是，在进化上，黑猩猩和人类对同族的杀戮与群体间的突袭有相同的起源。

神经生物学方面的发展最终可能有助于检验这一观点。早些时候，我们发现，在啮齿动物和猫里，反应性攻击与主动性攻击受大脑“攻击回路”中的不同路径控制。很明显，人类亦是如此，主动性攻击所受的约束与反应性攻击所受的约束并不相同。未来拥有未知的可能性。在2015年的一篇评论中，行为生理学家德·波尔及其同事提出了证据，证明进攻性（主动性）攻击是由对特定分子做出反应的专门类型神经元支持的。几年之内可能会发现，人类和黑猩猩的主动性攻击行为所依据的神经机制有多大程度的相似或不同。这些比较能为进一步理解此类罕见而激烈的行为的进化生物学意义提供极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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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前时期，联盟式主动性攻击不仅针对有过度攻击性的对手，也针对一切所谓的异类，并赋予善于使用它的人前所未有的社会权力。就像雄性灰叶猴可以把幼崽从其母亲那里抢过来，咬坏其而不担心后果，又或像一群黑猩猩可以撕开竞争对手的胸部而不受到伤害，所以，一群坚定的人类可以选定受害者然后发起攻击，同时保证个体不受到伤害和报复。人类主动性攻击的先进技能，使其拥有了其他灵长类动物所没有的专制形式。服从与主权就是有力的例证。

服从与命令是人类独有的一种关系。狗等动物能学会服从，但不会发号施令。服从体系由惩罚决定。在家庭或小团体中，惩罚机制可以是情感操纵或身体殴打，但在政治性大规模团体中，联盟提供了权力。给下属下达命令本质上是一种威胁，如果不服从命令，就要发动攻击行为。如果这种威胁仅仅取决于领导者的战斗能力，那就很少令人信服了。没有领导者会冒着反复斗争的风险，就算是一只黑猩猩首领也会尽可能避免战斗。而人类领袖不必亲自战斗，支持者联盟保证了领袖威胁的价值，而且对于支持者联盟而言，遭遇攻击可能带来的危险很低，因为他们可以将强大的力量施加到下属身上。知道这一点后，下属必须服从，否则就要承担后果。诸如中世纪的欧洲君主专制制度法庭、古代中国的皇帝、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统治者、黑手党家族，领导者的一个信号就足以让不敬的成员被处决。朝臣、奴隶、囚犯或不情愿的士兵只能服从领导者的命令，这向我们展示了等级制度权力最原始的力量。那些想挑战权威、逃跑、不服或开小差的人都会被杀死。

在民主国家，这个系统运作得温和了许多，你可能会认为它的成功完全出于自愿合作。但政治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观点令人信服，他指出，尽管民主国家的暴力程度比专制国家要低，但即使是良性的社会机构，如工厂、医院、学校，其成功最终仍取决于权力执行。破坏规则的人可以试着用谈判的方式来摆脱惩罚，但如果情况更糟，则会面临监禁——这是警察与其他监管机构联盟式主动性攻击的结果。即使是非暴力的国家，也要依靠绝对的武力来对付不法分子。

对大量土地享有主权也是人类所特有的。对主权的一种看法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同样有控制他们居住地的权力。然而，这种乐观的观点忽视了权力分配的现实。人类学家托马斯·汉森和费恩·斯特普塔特认为，实际上，真正的主权是“杀戮、惩罚与惩戒他人，而让自己免于受到惩罚的能力”，当然，这种能力集中在强者身上。“主权权力，”他们写道，“根本前提是决定生死的能力和意愿，是对那些宣称是敌人或不受欢迎的人使用过度暴力的能力。”1954年，亚当森·霍贝尔在调查法律功能时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在任何社会——无论是原始社会还是文明社会——法律的基本必要条件是由社会授权的代理人合法使用人身强制的权力。”

有时，潜在的暴力其实是故意表现出来的。东印度公司认为当地的王子对其做出的惩罚不恰当且无效，他们在整个印度殖民地建立了公共绞架并开设了新的监狱。君主制国家经常展示被处决罪犯的头颅或尸体。在许多没有法治的主权国家，暴力也显而易见，还可能包括海盗、土匪、罪犯、走私者、青年帮派、毒枭、军阀、黑手党、叛徒、恐怖分子。世界各地都有这种由边缘群体控制的黑社会，无论是四分五裂的后殖民地国家，还是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他们的领地通常很小，但和其他地方一样，“主权权力总是由其部署绝对武力的能力决定”。

在流动的狩猎采集者中，并不存在服从和主权，其程度和定居的民族几乎毫不相同，甚至可以说根本不一样。考古学家布莱恩·海登认为，家庭之间的等级关系始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即农业革命发生前的几千年，当时人类发现了一种方法来生产更多粮食。有多余粮食的人可以用这些粮食向需要粮食的人购买劳动力或商品，从而为生产尽可能多的粮食创造优势。其带来的成果之一似乎是忠诚。可以想象，富人用粮食购买忠诚，这样他就可以扩大以亲属为基础的联盟，创造长期的盟友忠诚。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暗示，人类从猿那里继承了暴力，但他的道德故事并未提及主动性攻击。联盟式主动性攻击产生了有罪不罚的现象，也带来了服从和主权的后果，这让成功的个人获得非人类灵长类动物无法想象的力量。对于无权无势的人来说，则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苦难。关于杰科医生与海德先生，更符合进化论的版本是，杰科是一个富有、英俊、勤奋上进、善良又充满合作精神的思想家，但同时，在追求顺从和主权的世界里，他也是个有预谋的杀手。

联盟式主动性攻击要对处决、战争、屠杀、奴役、欺凌、祭祀、酷刑、私刑、帮派战争、政治清洗及类似的权力滥用负责。它让主权成为高于生命的权力，让一种姓氏成为随意的统治体系，允许警卫让囚犯自掘坟墓。它让懦夫变成国王，将人民置于忠诚之下，给人们带来长期的暴政。自更新世以来，它就一直折磨着人类。在进化的道路上，它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善意，也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令人欣慰的是，对理智的人而言，主动性攻击是高度选择性的行为，它与环境有着微妙的关系。雄性灰叶猴不会随意杀害其他同类，如果潜在受害者有足够的防御能力，它们根本不会杀死它们。黑猩猩把主动攻击留到自己具有压倒性力量的时候。与牧民一起生活的狩猎采集者也不会轻易陷入战争。主动性攻击不是在个人愤怒和酒精影响下产生的，也不是因睾丸雄激素造成大脑皮质控制失败而产生的。它是个人或联盟经过深思熟虑的行为，考虑到了可能付出的代价。在没有付出代价时，主动性攻击很有可能会消失。

进化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证明了这一点。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中，平克详细记录了近几十个世纪、近几个世纪、近千年来暴力减少的多种方式。平克写道，几乎所有的不公正行为都源于联盟式主动性攻击。如果我们继续改善社会保护措施，受损程度会继续消退。但是，我们永远不该忘记，诉诸极端势力可能会带来的惊人潜力。人类尚未维持数千年和平，而在核武器世界，暴力发生的频率可能没有暴力的强度重要。